，却枝繁叶茂，金秋时节还能结出累累果实，且枝干向南自然倾斜，大约与地面成四十五度角。站在这北方的枣树下，参观者们莫不以为它深情留住的，是文天祥那一片至死不忘南方故国的魂魄......
人们能够普遍地记住文天祥，并视其为一种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象征，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从赣州起兵勤王，到北京英勇就义，所经历的一个个惊心动魄的事件，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场面，尤其是他遭际的种种难以想象的艰难与困苦，他都及时地用诗歌记录下来，收集在《指南录》、《指南后录》、《吟啸集》等诗卷中，让后人得以在热泪潸然中想象与触摸。我想，他是一位极富有角色意识的人，但与人生舞台上一般自醉于小趣味的小角色不同的是，他以全部的身心，去始终自觉地塑造了一种舍身取义、正气浩然的大角色，并让其附丽于诗歌而光耀于史册。每每读到文山公最后写于狱中的感怀之作《正气歌》：'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我就想起了另一位伟大的乡贤，即二十世纪的一个有着***党籍的'文天祥'，也在狱中写下了《清贫》、《可爱的中国》......理学的正统性，在很大的程度上，其实也就是对中原文化的依附性。在中央集权制度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环境中，它有利于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民族危亡、抗敌御侮的非常时刻，它更能激发起世人以恢复社稷江山为己任的爱国精神。但是正统的另一面便是极端的排他性，往往表现于滞缓与保守，可平日里你看不
出来，它是一个在绿茵茵的草坪上雍容而又闲适地打着高尔夫球的阔佬；一旦社会发生起深刻的历史变动，天下股掌于中原文化的固有模式有了转捩，或者近代工业化正叭叭地敲打着小农经济的核桃壳时，宛如大腹便便的雌鱼在河里下籽一样，它就大批地产生着乘高头大马、举起棍棒去弹压新观念新秩序的***，还有面容矜持得仿佛前五百年后三百年的事情都已洞晓一遍的一堆堆看客......而这，正是江西及赣文化自近代以来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方面代表性的人物，莫过于江西奉新人张勋了--
后人提到他，多称其为'辫帅'。民国B经好几年了，他不但自己刮得一片瓦青的脑袋上留着一条粗大的辫子，而且麾下的五千多官兵也都留了辫子，世人笑称为'辫子军'。他在安徽督军任上，由时任总统的黎元洪专程请到北京，本是要让他调停总统与靠着***杆子掌握了北京政府实权的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冲突，他则假凤虚凰，金蝉脱壳，用武力裹胁只有十二岁的溥仪战战兢兢坐上了金銮殿，随后他长辫下甩出一身蟒袍拜倒在地，领着一班遗老遗少，高呼万岁，捣蒜似地磕头。当天，他发布'上谕'：改民国六年7月1日的这一天，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中央设议政大臣、内阁，各省督军改称巡抚或总督，而他本人为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后人回眸这段仅仅十二天里便成了一枕黄粱的历史花絮，大概都会视其为那鼻子上抹了白粉的小丑们上演的一出复辟闹剧。
但'辫帅'的脑海如一口锃亮的铁锅，搜刮不来半点油星似的小丑意识。张勋绝对以为自己是个解社稷于倒悬的伟丈夫，上演的是一出风云变色、江山注目的正剧。有材料表明，复辟失败后，段祺瑞达五万人的'讨逆军'，向驻扎在天坛的'辫子军'发动了强大进攻，张勋在京的亲友们担心他的命运，劝其早日解除武装，到外国公使馆请求保护，他神色凛然地答道：
'本人图谋复辟，非为一己之权势利禄，实欲赌出个人的生命，扭转乾坤。且国家元老徐世昌、副总统冯国璋及各省督军等都早已表示赞同，本人只不过是付诸实行而已。至于共和政体之前途大不可为，段祺瑞本人恐怕也从其自身的痛苦经验中知道得很清楚了。故诸君与其致力于张某生命财产之保护，倒不如力劝段氏赞成复辟。只要段祺瑞赞成复辟，张某既不要政权，也不要兵权，但愿洁身远引，退居泉林，虽死无憾。'
在此期间，消息不断传来，段军已节节逼近张勋在南河沿的住宅。他却声色不动，一本初衷。不但自己决心一死，也不准携来北京的妻儿离开他，大有一家人共赴黄泉之意......(《近代史资料》总第三十五号《张勋与佃信夫》)
这类拘古不化的死硬派，在江西还有一个很突出的胡思敬。此人为宜丰人，字瘦篁，晚号退庐，寓居南昌。清光绪年问先后做过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御史。民国成立后，'岁出游无定止'，与蜷伏于各地的图谋复辟人物暗中联系。在'辫帅'穿了一身蟒袍的日子里，他被授予副左都御史，可未等到职复辟已成泡影。胡思敬一生著述颇丰，有《退庐文集》、《退庐诗集》、《戊戌履霜录》、《九朝新语》、《国闻备乘》等。后一部书，是在京都十年的从政生涯中，他利用'趋职之暇，时有所纪'的成果，其中'见而知之者十之七八'，不啻于一部现场的目击纪实，其史料价值显然为一般的野乘稗史所无法比拟。如同要感受维新中坚们那救亡图存的强烈忧患，盛倡革故鼎新的战斗激情，后人们应该去看看浙江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广东人梁启超的《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湖南人谭嗣同的《仁学》，福建人严复的《原强》......而想要了解，与此同时守旧派又尤其是保守官僚们，对于戊戌变法的不满与攻击，后人们倒必须看看胡思敬的《国闻备乘》--
盛宣怀办洋务三十余年，电报、轮船、矿山皆归掌握，揽东南利权，奔走效用者遍天下，官至尚书，资产过千万，亦可谓长袖善舞矣。
本朝最重科目......江西人嫁女，必予秀才。吉安土俗，非士族妇人不敢蹑红绣丝履，否则哗然讪笑，以为越乱。新翰林乞假南归，所至鼓吹欢迎，敛财帛相赆，千里不赍粮......今不然矣。诸生焚弃笔砚，辗转谋食四方，多槁死。翰林回籍措赀，俗名'张罗'，商贾皆避匿不见。科举废，学堂兴，朝局大变，盖不独江西为然也。
凡文士轻率浮躁，好为大言，建奇策，欲以功名自见，用之不慎，皆足以误国殃民，其失职无聊者尤可惧也。陈宝箴以信用梁启超而败，翁同铄以信用张謇、文廷式而败......当新政盛行，各督、抚奉承新事，奔走急急不暇，其实皆三五少年狡狯之技。天下兴亡，不亡于长***大剑而亡于三寸毛锥。吁，可怪矣!
近世倡革命者，恒借君主专制一言为口实，其实诬也。总管太监李莲英有养子四人，日福恒、福德、福立、福海，各捐郎中，分列户、兵、刑、工部候补，亟请于孝宗谋实授。一日，刑部尚书葛宝华入见，孝钦以福海托之，宝华日：'与以小乌布 则可，补缺当遵部例，臣何敢专?'孝钦默然，不敢言破例
也。鲁伯阳进四万金于珍妃，珍妃言于德宗，遂简放上海道。江督刘坤一知其事，伯阳莅任不一月，即刻罢之。是用人之权，君主不能专也......孝钦初兴园工，游百川、屠仁守先后入谏，几罢者数矣。李鸿章等虽善迎合，不能不借海军报效之名，掩饰国人耳目。是用财之权，君主亦不能专也......
从讥讽盛杏荪办洋务，到痛惜科目盛景不再，从抨击朝臣延揽不当，到不厌其详辩君主专制之诬......举凡那些令古老的中国终于有了虎虎生气的日子，对胡思敬来说，都像是有条绳索勒在了他的脖子上。他的又一部《戊戌履霜录》，书名便满透着沁骨的寒气。这绝对是个没有掺水的原装汉人，可也绝对是个清腐朽王朝的铁杆保皇派。
赣人崇尚节义，重视名分，忠于朝廷。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流风所布，深入后人。'wen革'的狂风暴雨里，在一个群情几近脱缰野马的中国，不但靠边站的陈云放在江西，被打成了'第二号走资派'的***也放在江西。政治上如蛋一样毫无防御力的邓公，在赣人中却安然无恙，日后得以三度出山，在祖国的高原大水间写下他生命最精采的华章，这或许不能不说是谙熟赣地民风的周恩来当初的一番深谋远虑。
赣人再加上性格上的'倔'，其负面影响便是历史因袭沉重，不谙时务的变化，却极其敏感于'异端'的蛛丝马迹，并努力将其歼灭于萌芽状态，宛如'wen革'初期的中学生，谁能够发现更多的阶级敌人而又下手力气最大最狠，谁就是***的好孩子。还记得八十年代中期，不少省市在努力抓着非国有经济的成长，在江西则几乎是一块空白。人们满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去为老区脱贫。自然，这在政治上，远比花心
血在个体户、私营老板和外商身上保险，也能让从江西出去的老同志们感到欣慰。但在江西的整体经济力量没有得到根本改观、新的经济增长点没能培育出来之前，所谓老区的脱贫，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缘木求鱼，治标不治本......
来自北方的声音，总是在赣地的山水间得到最快的回响，而其他的一些地方，那声音或许会拐个弯，视当地的情况过滤一下，或修正它，或筛减它。据说有一年，要在农村开展新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各省市中有三种情形：一是广东、山东等省鉴于本省实际情况，打算延迟一年后进行，这一延迟便拖过去了。二是上面布置后，即开始搞第一期'社教'。三则是江西和少数几个省，在别人搞第一期之时，已经开始搞第二期了，而且在一些农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幅标语，早就赫然写在了墙上......
赣地难开新的风气，难拓新的境界，身心俱在一天天地老去，却嗅不到自己老去的气味；即便偶尔有点失落，但一看到别人的新与年轻，犹如时下一个头发蓬松卷曲还漂染成棕***、身上是一款低胸露大腿的迷你裙的女子，心态便一下有了平衡，脸上也煞是端庄起来，俨然以为在贞操观上自己高尚得有资格去做后者的姥姥。只有在新的风气绕开了江西，沿湖南、湖北和福建、浙江两厢，抵达了中原，又和沪上冉冉而来的吉光片羽相汇合，蒸腾起闪耀着金箔一般光芒的强劲的季候风，并再度返回南方时，在赣地，才能听到一串串无形却结结实实存在的锁链砰砰落地......
但这时，却有可能失去发展的最好时机。比如，到了九十年代，面对各省市的经济效益总量中，国有经济的成分不断下降，非国有经济成分持续上升的局面，江西的上上下下才像一只睡醒了的鹌鹑一样，从过浓的意识形态的晨雾中，急迫地扬起
了脑袋，骨碌碌地睁开了眼睛。然而，当别人的非国有经济已像一头头壮硕的大鸟在市场上扑扑抢食时，要在这有限的资金、人才、技术和产品市场上，哪怕是塞进去一只鹌鹑的脚，对江西也不会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 (三) 所谓包容性。
宋明理学，加上之前的孑L孟之道，两千年以来，一代代的士子文人勾索微言，阐述大义，注前人未注，疏后人难疏，可谓穷极心理，皓首牖下，乐此不疲，前赴后继。再有，宋明理学本身也有这股劲头：虽不能用两副线圈一根铁棍去发现电磁感应，朱子却能够以阴阳五行去格尽天下万物，陆九渊更是号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于是，便给了很多人，至少像我这样国学根基不过是一根豆芽菜的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一个这样的印象，它们大概囊天括地，丰宏得当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可终有一日，在对赣地历史命运的一番思索之中，却突然发现自己有了对老祖宗的大不敬之心，所谓的包容性，在始作俑者那里就是一片海市蜃楼，其实理学是很狭窄的，它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排斥自然科学，而作为理学老巢的江西，对于自然科学家的冷漠与鄙视，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一个饶有趣味的例子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是在明万历年问到的南昌。与欧洲早期或171后殖民主义者们那种目空一切的优越感不同的是，他处处谨小慎微，不敢造次，对排他性极强的中国社会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当然视传教为头等重要的事
业，却又看到这时在中国'不但不是收获季节，而且连播种季节都不是'，尚只是筚路蓝缕的拓荒阶段。专制政体最怕朋党结社，'假如我们聚集很多教友在一起祈祷开会，将会引起朝廷或官员的猜忌'，如果不顾一切去'公开宣讲福音'，'其结果是将失去目前已受洗礼的少数教友'。利玛窦为自己第一步所设计的公共关系形象是，尽力介绍有可能让对方接受的科学技术，因'这些工作及其他类似的科学工作，我们获得中国人的信任与尊重'，'就是在这些科学的工作上，我们也尽量把天主的要理与教会的规律渗入其中'......(余三乐：《利玛窦在江西》)
在南昌，一位西方人让中国人在一片瞠目结舌中第一回听到了另外的声音：地球是圆的，在这个硕大无朋的球上不存在一个可称是中央的国家。利玛窦绘制了好些幅世界地图，在图上画出了中国的位置，又用玄武石制作了几架非常精致的日晷。中国古代虽然早就会制作日晷，但因为没有地球的概念，标不出纬度，不管是放在昆仑山上，还是放在吐鲁番盆地，那斜面一律倾斜36度。利玛窦做的日晷下方注有'此只适用于南昌'的字样，其斜度恰好与南昌的纬度--29℃相符。在这之前，南昌人大抵只是在《滕王阁序》里知道，自己生活的城市在地理位置上是'星分翼轸，地结衡庐'。此外，l596年9月的一天，这位神父还为南昌人准确地预报过一次日蚀。
神父将日晷和世界地图作为礼品，先后送给了江西巡抚陆万陔、南昌知府王佐和建安王、乐安王两位皇亲。接见中，巡抚大人问起利玛窦日后的去向时说：'何不留在这座最出名的城市，我们住在一起呢?'他答道：'我当然十分高兴留在这里，假如你给我必要的许可。'巡抚当即表态：'那就务必留在这里，你已经得到了我的许可。'两位皇亲均邀请他去王府作客，回赠给他高级的丝绸和银器。一时间，他的名声传遍全城，社交圈子滚雪球似地扩大，总见各种人带着礼物来拜访他，他也一一回访，
乃至于'我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而有些时候又不得不上顿接着下顿地赴宴，'幸亏我有一个健康的胃'，'神圣的宗教日课，也只好等到夜间念了'......(《利玛窦书信集》)
这一切，却并不意味着利玛窦公共关系策略的成功。他送出去的那些日晷，大概只成了官员们案头上把玩的小摆设，城里城外的风水先生依然抱着罗盘在行堪舆之术，南昌拒绝了他送来的科学思想。相反，这座城市不怒自威、潜移默化地改造着他，他穿了一件深紫色绸质的长衣，衣襟、袖口上镶了浅蓝的色边，腰间两条带子一直***地垂到脚上。当他也乘一顶自己买的绸绒遮盖的轿子，去和士大夫和官员们见面，在互相一次次的打躬作揖后，常常得正襟危坐，听着后者滔滔不绝地宣讲理学经典...
南昌人欢迎他，他的名字并像一个难以破译的神秘谶语处处为人们所提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神父那颗一头金发覆盖下的脑袋。在一次官员们为他摆设的宴会上，'我与他们打赌，任意写多少中国字于一张纸上，彼此不必按一定的程序，只要念一次，我就可背出它们来，一如所写的程序一样'。'我念完了一次，就如他们所写的同样又背了出来，他们都惊奇不止，像是发生了一件大事。我为使他们更惊奇，我又将它们倒着背出来，感觉毫无困难，从最后一个回到第一个字一字不漏。这样更使众人大惊失色......'(《利玛窦书信集》)
如此神奇的一手'绝活'，倘若移用到以苦读经书为基础的科举场上，那还不如海湾战争时美国蝗群似的'爱国者'导弹，在伊拉克的夜空上肆无忌惮地玩起焰火游戏?士子们，自然还有他们的家长们，络绎不绝地带着厚礼来登门求教，非要拜师不可，神父多半以尚未找好房子正式定居下来为由，加以婉言拒
绝。陆万陔的面子则拒绝不得，利玛窦将自己的记忆法，用中文写了一本《西国记法》送给他，以便巡抚大人回家后，教授日后也想一跃龙门的儿女。
在这座当时文风极盛、牌坊林立的城市里，每个月总有几天规定的日子，士大夫们会聚集一起，举行有关实践各种德行的讨论会。利玛窦大概也应邀参加过，他看到他们一个个温文尔雅，风度翩翩，讲起话来振振有词，频频机锋，仿佛人人都提领了宇宙和人生的法则。可在他悲天悯人的心怀里，犹如一盒潮湿了的火柴，西方的科技思想不管如何划上去都擦不出一丝火星来的南昌城里的这群精英，却缺乏真正信仰的光明，那'德行'不过是茫无目标地徘徊着的一场大雾，他们本人则是一群离开了牧人的迷途羔羊。在公开场合，总是显得宽容与谦恭的这位神父，私下里却写下了他颇为尖刻的真实看法：
因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是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明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利玛窦中国杂记》)
原在广东时已经认识、其后到了北京又碰到的徐光启，可能使利玛窦对中国人的看法，有了一一定的改变。真是一个鲜明的比照，在南昌三年，几乎除了一本薄薄的《西国记法》，利玛窦成了一只下不了蛋的母鸡，在这座城市里什么也没有留下。1601年终于如愿以偿，他作为第一个被允许在京都定居的欧洲人，在重逢了最早的上海人徐光启之后，穿着翰林院官服的后者，
一下慑服于他满腹的科技经纶，先随他学习了外文，两人探讨的问题在宗教之后，日愈深入到天文、历法、数学、兵器、水利、经济之中，两人还一起翻译出《几何原本》，并付诸刊行。余秋雨先生在《上海人》一文里注意到，这时，离鸦片战争那惊醒国中上下一片昏然的炮火，还有漫长的二百三十多年光阴。
上海人的举世精明，打老祖宗那里起便几近天衣无缝。同样是在政坛上伏满凶险的明朝做官，与解缙、严嵩一样，徐光启日后也做到了礼部侍郎、礼部尚书的高官，可他既不像解缙那样恃才傲物，又不像严嵩那样以媚取宠。他'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一边周旋于保守的社会现实，一边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余秋雨：《上海人》)，除翻译而外，他写下了《测量异同》、《勾股义》、《农政全书》等科技著作，仕途上又始终受到皇帝的重用。解缙的结局是被投人大狱三年半之后，在雪地里醉酒冻死，年仅47岁；严嵩最终儿子被斩，家产抄没，本人在87岁高龄上，孤苦伶仃，寄食墓舍，老病而死。而徐光启不但得以善终，还备受恩隆，崇祯皇帝'缀朝一Ft'，以示哀悼，灵柩又运回原籍安葬，得以给日后开埠的上海，留下一个国人皆知、中西文化合璧的'徐家汇'......
宋应星的遭际，却是典型的自然科学家在江西的遭际。
宋应星，江西奉新县人，大抵上与徐光启生活在一个时代，即明万历至崇祯年间。要说在中国科技史上的地位，前者至少与后者比肩而立：他有《天工开物》、《野议》、《谈天》、《论气》、《思怜诗》五种著作，其中《天工开物》一书，广泛、详细地记载了当时农业、手工业的先进技术，挖掘了一些已经失传的技术，并保留了大量的统计数字。理论上也有突出成果，在建树了一个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大框架下，作者明确提出'种性随水土而分'，这是世界上关于物种变异的最早的科学论断。作者又认识到各种金属自有不同的活泼程度，以及利用这一差异来分离金属的方法。尤为可贵的是，他感觉到了'质量守恒'的原理，并对其作了初步论述，在这一百三十多年后，一个叫拉瓦锡的法国人才最终确立这一原理。在物理学上，作者提出声是气中之波的见解，船舵所激起的水流使船体旋转......它们比起现代力学来当然显得简单，但倘若没有它们作为驿站，后人就抵达不了现代力学。看来，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个案，赣人如果不在一棵树上吊死，敢于换一种活法，那么，无需多久便活了个山青水绿，而且一不当心，就走向了世界!汤显祖因得罪权柄，久试不第，虽34岁上考中进士，也做了个iJ、iJ,的六品主事，却又言事遭贬，就此决意走进清丽而又不无凄婉的'临川四梦'中，由此而享誉千秋，这些年来还有了一顶'东方莎士比亚'的雅冠。
宋应星考场官场上命运也颇为潦倒，万历四十三年(1615)，全省一万多人参加的乡试中，他考到了第三名，可这年他已经是29岁了。以后屡屡赴京会试，前后五次，无一不无功而返，不得不在当了加年举人后，悄悄地去本省的分宜县里做了一名教谕，大概相当于未设教委前的一名正科级的县教育局局长，官职不大，却是个能做学问的闲差，闲下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以文学著述自娱'。这一'自娱'的结果，便有了《天工开物》巨著。此书不知怎的竞流传去了国外，在日本德川时代以后的学术界有着重大影响，有专家高度评价道：'作为展望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技术全貌的书籍，是没有比它再合适的了。'在欧洲，十九世纪法国的东方学家将此书译成了法文，更名为《中华帝国古今工农业》；而在当代英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除引用此书的大量资料外，又称宋应星为'中国的狄德罗'，后者是法国十八世纪的著名科学家与百科全书主编......
在一个皇帝与朝臣、骚人与隐士都能够名垂史册的中华帝国，宋应星的名字，却只有夏夜里巡弋于草地上的一粒萤火虫的光亮，稍稍不注意，就一下忽略过去。除明末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与清康熙年间陈梦雷撰修的《古今图书集成》提到《天工开物》，并加以参考和征引，作为正史流传下来的《明史》中， 不见宋应星的名字。官方主修的《四库全书》里，也未收录该书。
个中的原因，当然与赣地的缄默、麻木有关。宋应星在分宜做了四年教谕后，又做过福建汀州府推官和安徽毫州知州，总在任上伺弄着几分'自留地'，又总是任期未满就想着回故园一门心思'自娱'......他的生平简要在族谱里有所交代，他所做过的官职在地方志中应有所记载，可对于l637年初版、以后两百年间又翻刻两次的《天工开物》，在任何一个朝代的地方志中，却未留下一个字的痕迹。直到民国初年，一个叫罗叔韫的中国人，在日本的一家古钱店里，惊喜地搜寻到一部该书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的翻刻本，赣人才并无赧颜地逐渐知晓，早在两百多年前，自己的一个老祖宗，就已经写出了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百科全书。
无论利玛窦也好，宋应星也罢，在理学家们的眼里，他们的那一套即使不视为邪说，也是不入流的'奇技淫巧'。他们膨胀着自己，升腾着自己，俨然像原子弹爆炸时的蘑菇云一样俯瞰着大地，那密匝匝聚涌的乌云中，伦理之理与物理之理、心理之理混为一团。在欧洲大约也有四个世纪，人们的头脑里笼罩着这柱蔽日的蘑菇云，但在十六世纪后，沉云就给驱散了，廓清了，而此时在东方，人们还大梦不觉地走在思想的暗夜里--
以朱熹作总代表的理学或道学，不承认宇宙间各种事 物有它们力所不能及、无从解释的地方......似乎人类应有的知识，都在他们的确切掌握之中。这种态度无疑的已受当日皇权万能的影响，即此一点已与科学精神背驰。如是理学家或道学家所谈及的很多事物(抽象之事与具体之物混为一谈)，只能美术化的彼此印证，不能用数目字证明。(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在某种意义上说，当公元1644年3月18日的这一天，崇祯皇帝面如纸色地跑到万岁山(今景山)，吊死在寿皇亭前的一棵海棠树上时，一个大明王朝也跌扑在了王学上。当王学在明后期日愈走向空虚、贫乏和简陋的绝境，当朝野上下又被它抽干了智慧和活力，恍若立冬后墙上挂着的一只风干了的板鸭，那怎么挡得住身披黄甲、好似蔽野的黄云一样压向京城的李闯王部队，以及随后不久多尔衮的铁骑裹起的草原上年轻的风，还有他闪电一样划过长天的利剑呢?
人清后，江浙、湖南、安徽一带的文人们，纷纷怀疑起往日不可一世的宋明理学，实学思潮为之萌动。湖南的王夫之，世称'船山先生'，埋头于衡阳的船山里挥笔如雨，写下了总结历史经验的《读通鉴论》、《宋论》。江苏的顾炎武，学界称之为'亭林先生'，满怀亡国之恨，回到家乡昆山组织义军，与清军奋战四个昼夜。失败后带着两匹马，换着座骑，先后游历考察了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在漂泊不定的旅途中，写出了著名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凡120卷，200万字，这是一部典型的经世致用之作，上至治国安邦方略，下到地方经济的发展，行行页页蕴含着他对天下苍生的关切。浙江的黄羲之，也亲自深入浙江四明山里策动抗清，失败后写出的《明夷待访录》里，以士林中空前的勇气，尖锐地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当然，朱熹、陆九渊、王阳明是中古时期的思想家，但他们与上面三位应该不是一个档次，后者可称是中国首次出现的具有民主色彩，并能像彗星一样照亮历史潮流的近代思想家......实学思潮驱动了考据学在这些地方淹袭一时。所谓考据学，大有对宋以来的圣贤之说先统统加以颠覆，尔后一一考证真伪利弊之意，它无据不引，无证不用。赣地的文人们却与此相反，还在那里读圣贤书，写八股文，吟唱酬和，坐而论道，空谈心性。他们大抵都能写一手龙飞凤舞的毛笔字，十有七八，作的诗词也颇为行云流水，可在近代，赣地就是出不了一个科学家。看看当代，人才分布不均，尤其是高层次人才分布之悬殊，是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客观事实。以当今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两院院士为例，华东地区有近两百名院士，其中上海有l07名，加上南京，两地占到了总数的79％，而江西仅有两位，只占总数的1％。溯其源头，在很大程度上，与近代洋溢着科学精神的考据学在江浙一带勃勃兴旺、在赣地却是个空白有关。
我充分注意到黄仁宇先生的'不能用数目字证明'这几个字。数字是工商业界的语言： 数字是一切科学实验的刻度； 数字是现代化那巨大的花篮上随处可见的彩带；数字是警戒一幢理性社会大厦质量与安全的眼睛。因此，不仅仅是理学与数字无关，几百年后我们这块土地
上，'大跃进'和一个个车水马龙般的政治运动，也与数字无关。虽然'大跃进'也得要一级级往上报发射'卫星'的数字，可这是高烧谵语中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伪数字；虽然政治运动事前总会下达个百分之五到十的'阶级敌人'指标，或者事后总会有个冤假错案计有若干的统计，但它们从血里火里爬出来，又从青春、爱情、事业的废墟中钻出来，与其称为一个个数字，不如称为一串串高昂的沮丧，一笔笔常叹息的学费。
能否就此判断一下，理学与后两者，隔着几百年的时光之河，在冥冥中有些什么联系?现在还难说清楚，我有所察觉的只是，你可以注意，在当代人里，又多在官员中，不必知道朱熹、陆九渊、王守仁诸先生，却有可能在谁的身上悄悄地散发出一股理学家的气息：搞上层建筑如鱼得水，搞经济基础盲人摸象。抓软指标热火朝天花样迭出，抓硬指标灰灶冷锅技穷末路。善作大而化之的政治评判，畏惧丝丝入扣的科学分析。若有政绩，便在政绩中气礴云天地拔高数字；若有问题，便在问题中决不手软地打压数字......
在其精神之美的巅峰期猝然西去了的王小波先生，生前孑L孟程朱的东西都读过一些。对理学所谓的包容性，他的看法是：
......如果说，这就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那我就要说，这点东西太少了，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再如i后来的职阳五行。这么多凄蒂人，研究了两千年，要在太过分......我个人认为，我们民族最重大的文化传统，不是孔孟程朱，而是这种钻研精神，过去钻研四书五经，现在钻研《红楼梦》......四书也好，《红楼梦》也罢，本来只是几本书，却硬要把整个大千世界都塞在其中，我相信世界不会因此得益，而是因此受害。(《我看国学》)
(四) 所谓'存天理，灭人欲'。 理学总给我这样一种印象：一方面'主静，主敬，慎独'，
念之顷，必谨而察之'，既合传统修身的'克己复礼'之方式，也有'wen革'期间老少中国人'斗私批修'、'狠斗私心一闪念'的意味。这该是一片细浪轻吻的沙滩，秋水与心境同澄明，白鹤与君子共起舞。这该是一片桃花源般的土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知贪婪犹如不知魏晋，处处沉静似云，人人恬淡如菊。如此说来，理学精粹，便是'藻雪精神'四字。
另一方面，'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燧，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龚自珍全集?平均篇》)。这该是一片高高莽莽的丛林，因为密不透风阳光难以射入而显得幽暗、森严，只见世世代代，数不清的人影纠缠一起，漫漶一起，野兔一般乱嘈嘈地冲撞，豪猪一般风嗖嗖地搏击。人们不知道这片丛林最终将要被金蛇似的闪电所击中，熊熊燃烧起愤怒的雷火，只忙着将一对对欲望的巨足，踩进满是水洼的草地，尔后红黄紫青的功名，便像水一样丰沛地射出来......
天理与人欲，大约在理学的巨擘那里是互为冰炭的，否则'存天理，灭人欲'这句话，不可能犹如天宪，成为近千年来指导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而人群中，圣贤总是凤毛麟角，因此人欲便成了眼下灭不尽的***嫖娼、盗版影碟、伪劣商品。而且，在封建社会极少生存与机会的选择，整个价值系统均指向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式的科举和仕途上，人欲就更被肥皂泡似的放大了。要再撮合起天理与人欲，于一块理学那高明广大的匾额上，这调料便一定是虚伪。
' 明代，是理学登峰造极的时代，也是江西科举兴盛的时代。'四方出仕者之众莫盛于江西'，'天下之大，士之出于学校者，莫盛于江西、两浙，吉安又江西之盛者'(杨士奇：《东里文集》卷三)。通俗一点说，赣地是天下读书人最多的地方，据方志材料记载，吉安府'环吉水百里之疆多业儒'；广信府'下逮田野小民生理裁足，皆知以课子孙读书为事'；南昌府'市井
多儒雅之风'......而天下读书人里，赣地又是想做官、官也做得多如牛毛的地方，所谓'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对于一茬又一茬的士子来说，这不但是他们在寒窗下销魂蚀骨的信条，多半也是他们以黎民为草芥的骄横人生风景。
由士而仕的结果，大批江西籍官僚为各级统治机构的有效运转自然起了积极作用，但由此产生的副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取得官职的现任官员数量大大增加，他们的恩荫子弟，也像潮热的夏夜里滋生出的蟑螂一样爬满了各地。两者在政治上享有特权，经济上豁免去赋役，且广占田产。仅一个严嵩，被抄家后发现，其'广市良田，遍于江西数郡'，在南昌、新建、宜春、分宜、萍乡、新余、清江、新昌八县，共有良田二万七千多亩，此外隐漏或***乘机侵吞者无法统计。其家人、乡间豪绅的严年，则'富已逾数十万'......有专家认为，江西科举之隆，造成了江西的'官祸'之烈，明代尤甚。在衮衮诸公的如雨花翎下，赣地百姓的赋役之重、生活之苦，农民起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在全国均很突出。
顺便提供一组数字。就在千年古村--流坑所在的乐安县，l996年全县财政收入四千余万元，全县拿工资吃饭的有八千多人，其中副科级以上干部八百多人，加上一般干部超过了两千，倘若说每年每人的薪水总计约五千元，这就意味着一年的财政收入仅够给干部们发工资。在国民党时代，全县的行政机构是财政、民政、教育三科，外加一个保安团，拢共吃官饭的不过百把人。而现在全县竟有了科级以上单位七八十个，即便是缩在县委招待所一侧、门口长年冷冷清清的县标准计量局，也有七八号人，在行政设置上，与农业局、林业局等大局别无二样。
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因为人们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领域分得越来越细，需要更多的人民勤务员设卡放哨；还是一种熵效应，其实官越多，带来的问题也越多?诚如l997年《嘹望》周刊第四十四期《论坛》里提到的当今一则民谣所说：'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上坎多地不平，世间官多不太平。'一个最新的例子是，l997年12月初的《南昌晚报》披露，该市刚建起的一家'垂钓俱乐部'，号称投资逾千万元，占地面积三万平方米。内中设有垂钓宫、海鲜楼、接待楼、歌舞厅、停车场等设施，一次可容纳600人同时持杆垂钓。如此豪华的去处和不菲的钓价，自然令工薪阶层望而却步。ll月29、30日两天，据记者在现场统计，来此垂钓休闲的公车达七十余辆，有带***、情人的，有带家人度假的，有带客户来深化感情的，没有见到一个是骑自行车或徒步前来的。记者调查后发现，这些公车多是政府部门、执法部门、金融部门的，也有少数企事业单位的。公车钓鱼与公款吃喝当然结伴而行，钓至中午，男男女女的'姜太公'们进海鲜楼美餐一顿，餐毕，送上来的***里，既写上这顿餐费，又打人了鱼款......
明中叶以后，是理学愈演愈烈的时代，却又是文人们普遍地失去了价值维系的时代。在宦官和锦衣卫的协助下，皇帝们总在文人里盘点着一个个诏狱与弃市的脑袋。明成祖时期，仅仅在北京一地，锦衣卫就有十四五万名便衣特务，而遍布全国的特务机关及人数，远比京师为多。这一大规模的特务专制统治，一直延续到明帝国的灭亡。专制制度的酷虐，使文人们长达近三个世纪的内心经历，堆积着不堪重负的苦难与折磨，他们活得卑微而又空洞；同时，理学精神是百年老酒浸泡下的一根虎骨，灵魂总在呷着这酒的他们、其人世之心一定蠕而必热、热丽必举、举而必坚，坚而必久。反差如此巨大的生存理想与生存境遇，空
前地扭曲着他们的人格，蹂躏着他们的人性，在他们身上形成一种如果不能好好地活着，那就堕落地活着犹如罂粟花一样妖艳开放的能指，以生命之轻来释放生命之重。
于是，纵欲主义像暮色一样不可阻挡地降临了，'一个时代纵欲主义的盛行，自然不必把责任归结到文人们身上，但是在明代这一特殊历史时限下，恰恰是文人们将纵欲主义，从一般的政治腐败现象推演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不夸张地说，明代文人正是那个时代一面'欲望的旗帜''。(费振钟：《堕落时代》)有论者以为，明中叶以后的士大夫们的行动方式及其特点，
用两个字可以概括，即谄和讦，很少有人超出此两字范围。而在谄和讦上，江西的士大夫里最具典型性的人物，自当是严嵩。还在礼部右侍郎的任上，他奉命去祭扫世宗父亲的陵墓，回来后禀报说：臣去的时候，一路阴雨绵绵，祭祀的那日天空却一下晴朗起来。更神奇的是，在枣阳采碑石的时候，一只只洁白的鹤鸟在半空中飞舞，令臣感动极了，真是天神眷爱啊!明世宗本来就迷信道教，信神信得邪乎，满心欢喜之下，当即将他的官连升两级，做了'留都'南京的吏部尚书。
此后，眼看着满朝官员取悦于皇上的手段越来越丰富，有献白鹊、白鹿、灵芝等'祥瑞'之物的，有献诗赋与宫廷歌乐的，严嵩后来者居上，充分运用起自己的强项--在对于皇帝心绪与意图的揣摩、把握上，他绝对是个杰出的一D理学家；对于以文字为原材料，编织起一种热而柔软却又无形的物质，像一方在秋阳下晒过的丝绵，暖暖地贴向世宗的心褶上那些最敏感的部位，他绝对是个高效率的施工者--为皇上写出了一篇篇斋醮时祷告神灵的表文，即所谓青词。于是，严嵩不久由南京调到了北京，先做礼部尚书，加封太子太保，又任内阁首辅。世宗并赐给他一方银印，上刻'忠勤敏达'四字。搞到后来，唯有他写的青词，才能让皇上满意，史称'青词宰相'。
严嵩先后构陷过不少人，其中有曾经上书弹劾严氏父子的朝臣叶经、杨继盛等二十余人，也有他因索贿不成便横加谋害的王抒......但他最怀有嫉恨之心的，乃是内阁里的同乡夏言。嘉靖一朝的内阁，可谓整个一个溜须拍马的班子，如果说浙人张璁、赣人桂萼，首先以水浪般波动的长舌点燃起了谄焰，夏言也因善制'青词'曾获世宗欢心，位居内阁首辅后让一大批士大夫们发现，他们所处的时代并非建功立业的时代，而是一个需要谄谀的时代；那么，在严嵩手里，谄焰漫漫，紫烟团团，已将这个时代烧成一片文人灵魂的灰烬。
大约在道德的堕落者间，彼此最愿意区别与强调的东西，就是谁是道德的高尚者，夏言仿佛摆出的就是这一架势。他人阁早，名望重，对严嵩这个接班者视如宵小。平时办理公务，从来我行我素，只求皇帝批准，不和严嵩商量。据说，后者几次下帖子请他吃饭，他都不来。最后总算答应了一次，严氏父子等了老半天，他来了，入席后什么话不说，只喝了半口酒便告辞了，严嵩深以为奇耻大辱。夏言掌握了严氏父子大量的劣迹，是欲擒故纵，还是时机未到?反正在他要向世宗举报之前，严嵩几次带着儿子世蕃，登门求情，本不打算与后者照面的他，在家人受贿重金之后，在自个的床头，接受了这对父子大约一定会动之以乡情的磕头求饶。
乡情可能是无价之宝，却也可能一文不值。夏言本以为由此能将这个老乡制得服服帖帖，没有料到的是，后者利用能经常接触皇帝的机会，屡屡攻讦前者'专横'。不久，因为收复河套地区兵败，追究起责任来，是夏言支持了御史曾铣的主张，世宗一怒之下，杀了曾铣，又罢了夏言的官。收束起殿下一张'大快朵颐'的脸，严嵩在皇帝耳边拾掇起往日的是非恩怨，世宗又生一念，不如干脆杀了夏言......夏言当然不是人民的好'总理'，但在两个赣人间比起来，人民更痛恨严嵩，京城广布着一个民谣日：'可笑严介溪，金银如山积，刀锯信手施。常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得几时!'由此即可见一斑。
前面已经提到，明朝由'江西帮'主持朝政的局面，从永乐初，一直延续到了成化前期，大概是l404-1468年左右，前后达六十余年。但赣人在中央决策层影响的灰飞烟灭，是在严嵩终于倒台之后；就是在严嵩所处的明世宗嘉靖朝，大概在1521年后的四五十年里，赣籍士大夫布列朝班的状况，依然令人为之瞩目，除四位内阁首辅里有三位是赣人外，有人统计，先后在中央任职的赣籍要员还有：吏部尚书5人，该部侍郎7人；礼部尚书5人，该部侍郎7人；刑部尚书3人，该部侍郎l5人；工部尚书4人，该部侍郎7人。如果再算上都御史、副都御史、翰林学士、国子监祭酒，赣籍要员们可以编成一个连了。
据此，人们便有理由反引出一个推论，要在一个政治上异常酷虐的朝代中苟且偷生，而且还能够官运亨通，江西的士大夫们唯有一个可能--那便是表现得比一般文人们的堕落还要堕落，或者说在丝毫不以理学为道德屏障，却以其为一块玫瑰色的遮羞布上，表现得分外无耻......
只能由历史学家们来证实或者否认这个推论。在赣历史的人物长廊中，既有令我们翘首令我们自豪的文天祥、方志敏这般光耀千秋的伟大乡贤，也有让我们唏嘘令我们沉思的解缙、罗隆基这样悲音绕梁的谔谔之士，再有那些逆历史潮流而动或者像瘴疬一样毒化时代风气的大奸大伪......赣文化才能比较清晰地凸现出它的正面因素与负面因素，并如一块多次淬火、不易碎裂的铁，坚韧而又恰如其分地镶嵌于当今赣人的心理框架上。即便是走出了黑暗的封建王朝，在人们的生存空间获得了较大的改
善后，只要仍缺乏现代大工业的历史，层层叠叠的村落与乡村中国投影下的城市铺满了大地，小农经济患均不患贫的目光分割着心灵的天空；只要仍缺乏对权力的制约机制，一种担心失去眼前权力、向往更大权力的永恒焦灼，造成一个畸型的心理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性中美好的一面渐渐地枯萎老去，而阴鸷的一面却海绵遇水似的丰满开来......互不提携，彼此戒备，勾心斗角，寻机倾轧，便作为文化积淀的一部分，总在官场上划出一条习惯性的轨迹--
1938年7月间，国内正是一派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高潮。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在南昌郊外的梅岭办了一所'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自称要将其办成赣省的'民主橱窗'。延聘为该院导师的有许德珩、罗隆基、王造时、雷洁琼、潘大逵等著名学者，又请蒋经国担任院军训总队队长。
比起有些人不过蜻蜓点水，甚至仅挂个空名，蒋经国却是全副身心地投人了工作中。每天天边还是鱼肚色，他就领着千余名学员出操锻炼，强健体魄。随后主持朝会，由许德珩先生或是他本人训话，大多是关于抗战的胜利消息、日寇的残暴罪行，有时也讲国际形势。他口才好，课前准备充分，讲得具体生动，鼓动性强，成为最受学员们欢迎的一节短课。毕竟在赤都呆了多年，布尔什维克的那一套工作方法，于他可谓轻车熟路。他又组织学员们下乡劳动，一边了解社会，一边帮助农民抢收抢种，无论割禾、插秧、脱粒、捆草，他都干在前面。看那不徐也不疾的架势，还有他矮墩墩的结实个子，像上了一层黑釉般光亮的脸膛沾上的点点泥水，真是和当地的农民无甚差别......
突然，蒋介石发来一个电报，召他去了重庆。这一去半个多月不见音讯，正预备将个人仕途从此系在这位太子的码头的部下们，一个个忐忑不安，莫不是这码头说飞就飞了?蒋经国终于回来的次日晚上，任军训总队副队长的喻松，实在憋不住了， 一进了他的卧室就问：何以去了这么久?
他告诉喻松：不知道什么人捣鬼，将我在赣的情况，添油加醋地造了一册厚厚的动态，送到老头子那里去了。一见面，老头子将那册动态往地下一掷，'你在江西做的好事，你自己看去!'随后就满脸灰青而去...... 喻松又问：那动态里说了些什么呢?
总起来就是一个意思，即我在赣亲近、包庇***。这以后天天有党国元老上门来进行教育，戴季陶、于右任、居正、陈果夫......谈党的缔造艰辛和伟大勋业，三民主义的要义和当前的时局。最后是陈立夫来，他开门见山说：根据你父亲的意思，这次你得加入国民党，否则不能回江西。
蒋经国正是在临来前办好的加入手续。喻松自有几分惊讶，不过是在区区江西的政坛上，一副无疑的蒋家血统，再加一张决非一般意义上的国民党党票，也不能保证他率性而为，高枕无忧。喻松注意到，直到这扇'民主橱窗'最终关闭，他都是少找人，少讲话，一副郁悒寡欢的样子，再没有恢复往日的勃勃朝气。(喻松：《和蒋经国相处的日子》，载《江西文史资料选辑》总第十四辑)
一个曾武装到了牙齿的国民党，竞雪崩一样地坍塌在了1949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但在成了中国历史的胜利者--***内，有没有人亦是内战(内耗)内行，外战(经济、文化或其他方面的工作)外行呢?建国后，在江西的官场上，都自认是这块红土地上最功不可没的赣南派和赣东北派，还有挟中央正统与号令而来的南下派，彼此问或明或暗时骤时弛地摩擦了十几年，这早已成了江西老百姓眼里公开的秘密。
如果说这一摩擦，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又受经过战火考验的老一代本人身上的党性所制约，尚没有对赣地经济造成强大的冲击；那么，当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剥离计划经济、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地方特征后，而党性这两个字，似乎也在一些人的眼里，高蹈于朴素的日常生活，只华丽高贵为党课上的一个专用名词......这时，在举国风集影从的跑道上，赣经济表现出的疲乏与迟钝，在一定的程度上，正源于某些头头脑脑十个手指伸出去了，却攥不紧一双拳头。有人说，在江西的这块地面上，三个单位里，便有两个单位的头头间磕磕碰碰，甚至鹅争狗斗，派性总和这块土地上的稻米一样丰收。
一个宜粗不宜细的例子是，深圳开发之初，像许多省市一样，江西也在那里买了几百亩土地，开始是用于出口去香港、东南亚的猪群的中转之地。猪即便是赶去了纽约的大街上，也还是猪，放在深圳的猪同样不会增加含金量，这是人们都知道的常识，显然在等待足够财力的同时，人们还在等待着决策。人们以为这个决策不会很难，因为对于一个封闭的内陆地区来说，几乎再没有比在深圳设置一个开放的窗口更火烧眉毛的事情了。可人们的想法肤浅了，领导们正忙于比这事更火烧眉毛的事情。几年过去了，套用一句前文引用过的形容江西的话，是深圳这个年轻的城市，那肌腱脱兔般活跃的双臂在做着有力的扩胸运动，在铲平的山丘堆高的河谷填实的海滩上耸立起一幢幢难以思议的高楼，它们在落日的余烬中串起一条城市美丽的天际线，闪动冰棱般的光芒，有着令人眼盲的晶莹。在这之中，你以看画展般的斑斓心情，一一找到诸多省市具有各自建筑风格的大厦，却找不到属于江西的大厦。让你的心头终于涌上暮色一样暗淡的是，有人告诉你，那原来购下的几百亩地，现正处于城中心的寸土寸金地带，可江西却在地价低迷时将它们卖了，现在在这里八面风光站
起来的，当然是别家的楼宇...... 内耗所耗掉的事，多是机会不再的大事；内耗热衷于耗去的人，也多是能干大事的人。
南昌曾有一位从名噪全国的共青城起家的前市长，起家之初放过鸭，人又长得胖，老百姓称他为'鸭司令'，或者'胖子市长'。听说他无所谓，今天打响了全国走向了世界的共青城的拳头产品，就叫'鸭鸭'牌羽绒服，没有昔日的'鸭司令'，便走不出现在温暖了天下的'鸭鸭'。人长得有碍观瞻不要紧，反正有色心无色胆，亦或是在党的教导下这两样一块儿免了，只要努力让城市美丽起来就行。他能吃能睡也能干，在任几年问，在市政建设和引进外资上下了极大的力气，大概是在他那一双肉板厚厚的手里，个头在长高、衣服却太紧太小的南昌，第一次站在鳞次栉比、贯通全城的立体交叉桥上，有了几分现代城市的气息。这几分气息还很稚嫩，颇像透过二月的风寒冒出的米粒般大小的鹅黄柳芽，但却给了市民一个城市将要在新时期的春风中柳丝一样婆娑起舞的希望。这气息还很实用，起码在有几年里，跑过不少大城市饱尝了塞车之苦的我，唯有在这片故土，车轮吱溜溜地转得欢畅......
他那一身肉总像占了别人的指标，要不肉多，腐败也多，否则便难解释关于他的告状信，为什么总在有关部门的头上盘旋。据说这状告得挺专业，平时隔三岔五哼哼唧唧在半空中作常规演习，提醒人们不要忘了阶级斗争。但只要一有他将被提拔的动静，就一批批地从云端里俯冲下来，让人们异常严峻地感到会讲中国话的赫鲁晓夫，或者作了整容术的王宝森，不声不响地来到了南昌市。
一片狂轰烂炸的结果，他像一块被撂荒了三年的地，从48岁，到50岁，这本该是一个有作为的男人翻金堆银的土地。这三年中，体重没有少去半斤，脑门却光秃得可以为家中省去 几度电费。一根根沤着热血的青丝，雪花般无声地落在了纸上，大概他是国内第一个自己要求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查自己的领导干部。当事实证明他无愧是一个好同志时，一个本适合他更好干事的位置却无法等他，早已安排上了另一个好同志。
内耗在江西最突出的特征有两个，一是'空手道'，一是'心理倾轧'。
所谓'空手道'，整人不需要什么真材实料，大抵都玩虚的：告你贪污受贿，那几百万元的数字能让你拖起来被***毙几遍，可你在什么事情上贪污，系何人行贿于你，那一片泄洪般的义愤中却扑朔迷离。说你腐化堕落，玩弄女性，那份被描述的疯狂，让妇联的同志们看了，真会恨不能将你剁成肉馅做成包子推去人民广场上卖，但一涉及到时间和地点，它们就成了千丈危崖下似乎在又似乎不在那里的一只黑匣子......
当众多这样的举报涌来的时候，一位逻辑推理能力再出色的同志，也可能像一个不会游泳的孩子，一下掉进了那片泄洪般的义愤之中。在关键的火候上，或许只有一件如是的'揭发'，平时浓眉下有着睿智的双眼的一位领导，也会毫不犹豫地将你像叛徒一样地剔出来，除了得保证那幽蓝火焰的纯度，他更不能让这火焰冷下来......
当然，'空手道'徒们不可小视，看他们出拳总打在人的软肋，以及对出拳时机、节奏的运用上，便知道这些人在权术上有过相当精湛的训练。但若说他们有多高明，那也是违心之言。在中国将'改革'两个大字刚写上时代的旗帜时，他们的这一套路，有人就玩开了，在许多地方留下了一个个令志士落马、让英雄热泪满襟的'黑洞'。仅仅在最近四五年间，电脑就从286跳到了686。打此过去十几年了，他们的套路却仍没有一点更新
问题只是在于，当在许多地方，'空手道'徒们已经基本下岗，那一个个吞噬民族伟力的'黑洞'，多半已化为了历史陈迹的时候，在江西的官场上，他们却还有不可忽视的能量，尚没有形成足够的压力让他们下岗j相反，与许多中国人一样，每天曙光初照，他们便去公园、小河边打太极拳，做香功，以颐养天年。用完早餐后准时上班，在岗位上他们多半给领导以好同志的感觉。即便是在'胖子市长'一类的好同志，终于心力交瘁地从那'黑洞'里爬了上来时，他们也依然是个好同志。
所谓'心理倾轧'，内耗并不一定就是权力倾轧，或者仅仅为着一己的私利，它可能表现为一种颇为广泛的社会心理，对与自己无切身利害关系的远距离人物，进行集体无意识的糟践。在江西，尤其在南昌，最容易在市民中得到相信与传播，并让他们身上的每一根神经末梢几乎都像海葵一样颤动着兴奋的，莫过于是关于某一社会知名人物触礁沉船的消息。近几年来，这类消息中，如北方突袭而来的寒潮，以尽可能大的面积摇撼着城市的，首推江铃汽车集团老总孙敏的传闻；而最新的，则有关去年新上任的南昌市市长。
前者，已被'抓'过两次，'外逃'了一次。曾令我目瞪口呆的是，一天晚上快十一点了，一个***打到我家里，劈头第一句话就是：你听说了吗?孙敏被抓起来了!'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昨天还见过孙敏的我，犹如当年听说林副统帅外逃，忙压下一手的冷汗问：孙敏是什么时候抓进去的?对方告，是在深圳香格里拉酒店，江铃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刚刚开完双方进行一系列合作的新闻发布会，满面春风的孙敏一走出会议厅，就被检察官们铐走了......事后我思忖，给我打***的是人中之龙的记者，竟然也说得如此斩钉截铁，俨然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周恩来在萤光屏上亲眼看到那架专机消失于北方边境线上，由此便可
以想见，就是在没有恶意的人们中，经无数唇舌忙碌地催肥，谣言也可以丰润为碧绿的事实。
后者，发生在1997年五六月间，街头巷尾汹汹在传：刘市长在上海锦江饭店嫖娼，被警方查获。他之所以像打湿了羽毛、可晃几下水珠便甩个一干二净的禽鸟，是一位他为其当过秘书的高层领导保下了他。我一听就笑了，在中国，迄今被揭露出来的中高级干部搞腐败的，有几个没有搞女人?而搞了女人的，又有几个是像一般嫖客一样半是亢奋半是胆颤地去饭店、乃至发廊嫖娼?虽少有周北方气派(据报载，周在香港和内地共占有六套豪宅，其中在港岛半山富人区所购置的一套公寓便值2800万港元，相当于首都钢铁公司一个效益好的分厂全年的利润)，但弄上几套几十、上百万元藏娇的'金屋'，以圆满实行一家多制，在腐败分子中还不竹竿打枣俯拾皆是?凭着这个逻辑，我很是义务地为市长同志洗去身上的污水，但效果有限，仍有熟人这般坚信。我不禁喟叹了，老百姓们对于腐败的痛恨，一边硌硌切齿得将好人也可能搭了进去，可一边，又只是以自己可怜的生活经验，去大大缩小了真正腐败分子的腐败......
自然，'空手道'徒们会躲在后面窃笑，那酿成一片山火的第一颗烟头，肯定是他们扔下的。但对于热衷于相信与传播的一般人来说，这种'心理倾轧'表现有极大的盲目性--
1995年8月，一天晚上的黄金时刻，在江西电视台的本省新闻联播中，头条新闻是中国***江西省第十次党代表大会隆重召开。紧接着，便是江铃汽车集团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今日在江西宾馆举行了江铃B股认购协议的签字仪式，根据该协议，福特将拥有江铃总股本的20％，成为其继国有股之后的第二大股东。第一条消息的政治分量是不言而喻的，第二条消息
的经济分量也是不言而喻的，两者排在一起，应该并非出自于编辑的匠心，而是它们共同蕴涵着一个事关江西未来的跨世纪主题。 大抵不会再站在农业社会那块被风化了的青石板上看世界了，省党代会上，一个可谓睡觉时也睁着一只眼睛的夙愿，就是加快江西的工业化进程。
建国后，考虑到江西是国家重要的粮仓，当时担任国家第八机械工业部(即农机部)部长的陈正人，又是井冈山下的遂Jll县人，且做过第一任江西省委书记。在这两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下，1959年，中央决定在江西创建一个拖拉机厂，一个为洛阳、天津、江西三家拖拉机厂配套的齿轮厂，再改造一个生产柴油机的老厂，总投资一亿数千万元。六十年代初，每年调出大批优质粮食、生猪以及其他农副产品给上海的江西，通过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杨尚奎的口，向华东局提出，是否能从上海拨给江西一些工厂，以带动江西落后的工业?与杨尚奎，还有陈毅等人，长征时期坚守在赣南打了三年艰苦游击战的陈丕显，正做着上海市委书记。从赣南的战地黄花弹壁杜鹃开始，便被杨尚奎昵称为'阿丕'的他，赞同了这一想法，并大力促成此事。不久，华东局决定，一次由上海搬迁二十多个工厂到江西。
如果这也能算上的话，五十年代初期，还在南昌创办了一个直属中央、制造军用飞机的三二。厂，这些大约就是江西工业化的基本班底。此外有些年，毛*主*席准备打仗，而且决意将狗日的国民党由福建前线引至江西广阔的腹地上来，打它个意气酣畅。被称之为二线的江西，大致城里有几根冒烟的烟筒，乡下有几台突突爬在田里的拖拉机，不致于还是一个鸡鸣晓雾、炊香薄冥的农耕社会，好像中央对江西便不再有什么大的投入。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计划经济江河日下，基本上为计划经济所支撑，设备、工艺及产品多是十几年一贯制的江西
工业，逐渐陷入了聒雀向晚乃至风雨飘摇的境地。正是在这样的时候，像一名拆下身上的肋骨去做最后一把剑的悲壮勇士，江铃第一个在赣地站了出来，站在了无可依仗、风险起伏却也最能表现胆略与个性，最能刺激男子汉血脉如庐山云雾浩荡而起的市场经济之中。这个建厂十五年来连年亏损、亏损额相当于地方投资3．5倍的小厂，不过几年后，便成了国内汽车工业的一匹黑马：江铃五十铃轻卡，在国内同类车的市场上占有量达到了60％，工厂子1989年进入全国五百家最大工业企业，从l992年起，利税一直稳定在同行业的第六位。在江西的经济大海里，更是开来一艘航空母舰，在高峰的l992年，江铃集团的利税，占到了全省预算内国营企业总额的40％，而在南昌，则达到了80％。打我了解江铃集团起，我就以为这不是一个一般的企业，而是以高技术高投入高回报的特征，并与国际上汽车行业里第一流的大公司结成战略伙伴的境界，标志着江西本土，由近代一种类似'***'的状态中，回归到中国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进程。
它的企业品质，将对本土众多企业，将自己置于市场经济与国内外同行业的前沿领域里背水一战，弃旧图新，具有难以估量的激励作用。它的企业文化，将以辐射出的现代大工业的火辣辣气息，科学精神及如同瑞士钟表匠的'要做就要做最好的'雅致追求，将使层层叠叠分割着我们心空的小农经济目光，像霉了的糊墙纸一样纷纷落去；让那些凭着权力的勾针，像女人编织毛衣一样编织起种种关系，几近成了一个个小宗法社会的角落，变得门可罗雀、冷雨敲窗起来；当然也让我们这座在不少方面'不精致，不严格，不讲究，穷凑合，得过且过，随意邋遢，以至于'混'成为一种风气，与乡村文明的遗习相合'(杨东平：《城市季风》)
的城市，不是靠着每年为评国家级卫生城市必搞的举城突击一类的一阵风，而是在一串串有奔头也有情趣好似雨花石一般光彩的日子里，让民性民风真正地雅致起来......
打我认识孙敏起，我便以为他不仅是一位有着良好学养、精通企业管理、善于资本运作、目光前瞻又步履踏实、能警醒于顺境更能不惊不喊地咽下逆境的高素质企业家。这个生在杭州，长在成都、上海，上大学读研究生又在长春和北京的外地人，实在有着昭示赣人的意义：他如一粒蒲公英的种子，随命运跌宕的风，吹到了这片因酸性过重而显得板结的红土地上。他扎下了根，以泥鳅般翻滚的心智，崛起了一座葱郁的林子。在这之后．无论是他家庭的海外背景，还是凭着他在汽车工业界大噪的声名，他比别人更方便离开江西，比许多想做官的人更容易坐上某把重要的椅子。他的决定，却是做一个赣人，并做一个职业企业家。
我想，即便日后他没有经受住革命的考验，真有被'抓'或是'外逃'的那天，但从八十年代迄今为止的江西当代史，会忘记很多曾紫气干云的官员，却会为有孙敏这样一个人物的存在而幸甚。倘若他被'抓'或'外逃'的那天，像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中华永远兑现不了的和平演变阴谋，那么，孙敏和赣地再多有几位、乃至一批这样的企业家，当然还得有深情地站在他们后面的好书记、好省长，就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对一个素为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农业省或是老区的江西，作出一项全新的形象设计。
犹如号称江南三大名楼之首--飞檐斗拱、流丹鸣鸾的滕王阁，一夜之间突然消失在赣江之滨，一个震惊，当时在我，也在江铃广大职工的脑海里久久耸立，驱之不去：这艘巨舰的舵手孙敏，而且三年前，当选为党的全国十四大上江西唯一的一名企业家代表，却被搁浅在省党代会和那个事关江西未来的跨世纪主题之外!
南昌市出席省党代会的代表，先是由市委常委召开常委扩大会，对有61个候选人的名单进行圈选，圈选的结果，孙敏名列倒数第一。此后又举行市党代会进行差额选举，由61个候选人里选出正式代表50名，圈选中倒数第一的排名，预示着孙敏在正式选举中落选便是必然的了。
可以肯定地说，出席市党代会的同志们，有相当一个数目，是来自本市各行业的优秀市民，绝对地想选出能够担负起振兴南昌腾飞江西重任的代表。他们应该清楚，一座城市有一批好的企业家，才会有好的效益。而在南昌，也在整个江西，一部分企业家是昔日依附权力之下冒出来的，他们在对上级绝对持之以端恭的同时，对风诡云谲的市场却往往束手无策。此外，因为非国有经济的异常弱小，南昌在九十年代又未能形成一批饶有建树与影响的新生代企业家......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肯定并宣传孙敏这样的企业家，对于一批职业企业家的诞生与成长，有着无需晓喻的意义。结局却是，同是一个孙敏，省党代会上可以选他做党的全国十四大代表，市党代会会上会下不会有一点非组织活动发生，却让他落选于省党代会代表。由此看来，在历史传统与个人素养上远缺乏民主熏陶的中国，今天你还不能对民主这两个神圣而又可爱的字眼太较真。
之所以重提这件发生在两年前的往事，是因为这段距离--由61名未进入50名以内，不但具有研究当代江西的个案价值，而且，看起来这成了总是一往直前的孙敏回首往事时的一段滑铁卢，其实却是在种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传闻的茫茫大雾下，一片典型的心理倾轧的沼泽...... 这不是孙敏的尴尬。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两年后的今天，
江铃汽车集团以65亿元的总资产，超过20亿元的年销售额，以及与福特公司联合开发出的'全顺'商务车，被引为全省大型国营企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龙头老大，省委、省政府制定的'名牌战略'中的第一张王牌。我正写作此文的一段日子，从省台到市台，从有线到无线，从报纸到广播，到处可见孙敏的镜头或是他的讲话，其频率密集的程度，好像'wen革'中有几年去看电影，那银幕上不是阿庆嫂、柯湘，就是西哈努克......
这是南昌城的尴尬--这片土地上经济发展滞后结果的最直接承受者，就是老百姓了。手头刚刚有一个材料，在最近的一次有关调查中，南昌市民中，88．6％的被调查者，月均收入在800元以下。30．4％的人，月均收入甚至在300元以下。但愿这是杞人忧天，有一位经济学家告诉我，按照眼下的发展态势，江西的工资水平，将有可能掉至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70％以下。
在南昌有两点很容易引起外地人注意。一是人们的肝火特别旺，稍有个小摩擦，便能在一阵河东狮子吼中，倾泄出一片咒骂，假设能够从那弹跳的唾沫中截下一滴，移去金鱼缸里，大概刚刚还翩翩浮游的金鱼，一下就得翻了肚皮。诸如'河佬'，即在水里淹死的人；'路皮'，即在马路上被车撞死的人j再有就是咒骂对方，还要骂醒对方的先人来：'我操你屋里祖宗八代!'四川骂人话里有一句叫'我l3你先人板板'，先人板板就是祖宗牌位。两下比较起来，在骂人至为恶毒的话里，南昌话比起四川话来，更为直接，更为粗俗。
因昔日安贫乐道日子的失去而来的不平衡感，因市场经济喧嚣而来的躁动感，因空间被分割得越来越碎的压迫感，因环境总难有序产生的厌烦感......使南昌人总处于一种感慨活得很累、但又说不清楚为何而累，想找个地方发泄却又找不到、即使
找到了又不知发泄什么的状态。于是，众多的人都不满，尽管比起过去，该满足的地方也不少。众多的人觉得自己吃了亏，尽管在生活中占便宜的时候也有。他们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漠视别人的切身利益。一边对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拍手称快，一边又视自己为南昌人里最完美的一个中国人......
滞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够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堆闪耀各种颜色的碎玻璃渣般的心理状态。我想，在这之中，一定有一种口袋里少了人民币的心理症状，倘若钱包丰满了，再粗鲁的人，往往也会表现得特有教养。
二是去农贸市场转转，最典型的可能是工厂生活区比较集中的早晨集市。这里，不乏为一把青菜，甚至几根香葱讨价还价的人。如果你再和靠近省市党政机关宿舍的墩子塘菜市场比较，便会发现，这里不见甲鱼、桂鱼、海鲜，甚至也没有八九元一斤的黄鳝，诚如一个小贩所说：贵一点的东西，谁会拿到这里来卖?这里差不多是南昌市的贫民窟了......
每每看到统计部门报出来的数字，说职工的收入每年又增长了若干个百分点时，我相信不仅仅是我，有很多人极盼看到一个在工资水平上与其他省会城市相比的数字。可以说，只要有权力的资本化与公款报销制度存在，就不会有什么人能比普通市民那样，对呼唤这座城市的发展和振兴更急迫的了!然而，又常常是部分市民中，一种以传统人格的非现代意识为背景的'心理倾轧'，像纷飞的箭镞，在射向那些拂去'孔雀东南飞'的浮尘，几近寡妇守节一样为这块土地尽忠尽力，以现代意识的钢钎与铁锤，在中国色彩缤纷的城市里，一刀一镂地要雕刻出我们这座城市新的性格、新的感觉的战士。
但值得注意的是，'心理倾轧'有可能是一架社会情绪的释放器。若社会上存在的不公不平之事司空见惯了，而百姓们只能干瞪着一对无奈的眼睛的话，他们的郁闷，便在不断加进自己想象的口头传播中得到正义的纾解。若城市的不如意局面持续太久，百姓们那无动于衷的脸上，堆积着一层层薄暮时灰色雾气的苍凉，他们忙碌运转的唇舌，便不啻于在掠取一次小小的精神宴会。这宴会上，潜意识的刀叉，雨点般地解构着多少年里被称之为'英雄城'的这座城市本有的庄严：既然在许多方面，南昌都鹅行鸭步久居人后，那就叫更多的官员更多的老板，如被虫子蛀空了的篱笆一样一片片地倒下，南昌至少能以腐败分子麇集而名列前茅，更以***败斗争坚决而名闻全国......
(五) 在粗粗对江西人文环境作了一番展析后，不仅仅是我，大概还会有不少的读者，都有了如是的一个印象：在很多方面，江西只是一个缩小了的中国。
儒、墨、老三家，是站在中国文化入口处的思想始祖。老庄颇有仙风道骨，闲云野鹤隐逸山林。墨家在侠客的剑光镖影外，有时还有就事论事的工匠气息，前者月暗星稀中潜入江湖，后者41'41'风尘去了民间。儒家一脸的忧国忧民，个人品行煞是正派。可谓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于是进了庙堂。当西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举国成为了政教合一的大一统格局，春秋战国以来一个诸子百家自由争鸣的年代，便被偏偏喜好音乐和辞赋的汉武帝给擦了屁股。儒教有了古往今来天上人间尽在彀中的神话色彩和霸主面孔。一个最大的擅长是叫人们的脑袋变得像糟了心的萝卜一样的漫漫长夜，让千余年后的人们发现，除了少数几个民间郎中、工匠和读书人，扁鹊行医，黄婆纺纱，蔡伦造纸，张衡发明浑天仪和地动仪......从汉代到近代，'全中国那么多聪明人，都在闲着：人文学科弄完了，自然科学没得弄。'(王小
打程朱学派变儒教为道学，又在赣地的山川I精气间，与南禅化了的陆王学派相依相折为宋明理学，理学便成了在'仁义道德'、'礼义廉耻'等酱黑色的汁液里腌制国人灵魂的一口大缸；又是在中国思想史的身上，血糊糊地割去早期儒家朴素的唯物主义、人本思想，却让知识分子们浑然不察并变得玄空起来虚伪起来的精神烟土。从此，知识分子大抵上失去了柏拉图在《申辩篇》一文中所提到的一个功能，即应该是一群牛虻，不停地在叮咬着、刺激着古希腊城邦国家这头举止笨重的牲口。相反，却通过丰沛不衰的科举制度，成了国家机器的流水线上走着的一批批现任官员或候补官员。在流水线外呼吸的人们，也少有一颗自由的心，他们主动或是被迫地裹胁于一种无形的'君臣之势'。汤显祖果敢地从流水线上退了下来，做起了'临川四梦'。宋应星终于从'君臣之势'里拔出脚，躲进了《天工开物》。除此，在近三百年气数的明朝，既想挺直思想的脊梁，又想挺直人格脊梁的知识分子，便只有步李贽先生的后尘了--
他有着二十多年坎坷仕途，又和泰州学派的学者时有来往，该学派逆宋明理学之狂潮，以为天下大'道'莫过于人生穿衣吃饭劳动。就这么两者耳濡目染下来，他就入木三分地看清了官场下水道似的肮脏和道学家们丑陋的嘴脸。李贽的一个朋友的哥哥，既是官僚又是颇有声名的道学家，他在写给后者的一封长信里，毫不留情地鞭挞了对方的虚伪，大意是：你和众入一样买地置房，读书做官，遍寻风水，以求后代有福。这都是为自己打算，没有一点替别人作想的意思。但是一开口谈起道学，便娓娓动听，你为众人，众人一体。其实你所说非你所做，你所做的你一定不说......口称道学的你，既无传道之意，更无重道之行。比
起一般百姓来，他们做什么就说什么，做生意的就求货达三江，种田的就望风调雨顺，那是何等的痛快! 倘若不信，可以去图书馆里那多得似夏草一样的经史子集中翻翻，像这样清清爽爽又酣畅淋漓的大实话，竞成了王朝中国的稀世之音。
万历十八年(1590)，李贽将写给这个官僚的一些信辑成《焚书》一书刻印出版。后者发动其门生攻击他为'妖人'、'左道惑众'、蓄意'造反'，他无半步退缩，又继而写出进一步清算宋明理学的著作《藏书》，激昂恣肆之下，书中直指两程、朱熹为欺世盗名的伪君子。当地统治者给年已74岁的他加上了'有伤风化'的罪名，他不得已由南方的麻城，躲到了北方的通州。不久，便有密报给时任内阁首辅的沈一贯，沈重弹'有伤风化'的老调，明神宗即下旨逮捕李贽。入狱之后，李贽沉疴日重，当听说要遣送他回福建原籍，自觉一介病躯挺不过这万水千山，又想偌大一个中国，无论去了何处，都容不下这区区两书......万历三十年(1602)3月15日这天，李贽要求剃头，剃完头后，趁师傅出去一会儿，他抓起剃刀自刎而死。在这之前，他留下了'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的诗句。
在王朝中国里，历来多的是张勋、胡思敬这样阻挡历史潮流的人物，即便是在戊戌变革干柴烈火的湖南，又因新旧冲突最剧而震动于世。一大批具有湖湘文化相对封闭性背景的耆宿绅儒，其谤声毁言，恰似湘厨那弹雨般飞进油锅里的红辣椒。当时也是乡绅、晚年却在白色恐怖中加人了***的杨度，便十分不齿于维新派的民权之说：'又论西洋各国倡为人人有自主之权之说，夫人人有权则父亲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兄不能使弟，夫不能使妇，朋友不相为，至于人人无自主之权矣。'(《论湖南应办之事》)
取保守立场，在中国历来无多少信仰的色彩、主义的光芒，不过是因为他要保守的东西，系其安身立命之所。有人统计，在百日维新期间，往日里养尊处优、尸位素餐、现遭裁撤的官员，约在五千至一万人内。而废除八股取士一举，更是涉及到了全国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仅这两者加在一起，便能'不谋而同心，异喙而同辞'，折腾出一个'自是谣诼大兴，亦遍于天下'(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中国了......
江西堪称是中国的袖珍版本之处还很多--比如警怵于异端。
从胡风到遇罗克，从张志新到顾准......九年前，我曾写过'wen革'后期发生在江西赣州，以后在胡耀邦任总书记期间亲自过问并获得平反的一桩特大冤案：两名年轻女子，因反对林彪、怀疑'wen革'，也不满于'凡是派'，先后惨遭***杀。同时，在曾广泛同情、声援她们的干部群众中，有近五十人被判刑，总刑期加起来达到五个世纪；有六百多人受到刑事、行政或党纪处分(见拙作《中国的眸子》，刊于《当代》l989年第三期)。在这部作品里，我感叹道：'回顾新中国艰辛曲折的历程，祖国并不缺少任凭鹰隼啄去血肉也要高举爝火走向高加索山上的志士，也不乏在令人窒息的长夜中一双双能够透过如浆夜色看到熠熠星光的眸子。但是，残疾了的历史，总是要以尖刃湮灭这样的喉咙，总是要以黑布蒙住这样的眸子。'
、遨释1葑滑疑端黼辫忑姆蕊《舔一怒蕊媳飞妁默恕愿、也几乎天然地来自无数多的国人，甚至在这之中还包括莜祝为'异端者'的亲人。最典型的是顾准，举家唯一没有和他'划清界限'的，是他年已九十的白发老母。然而至死，又是他的妹妹和时任公安部代部长的妹夫，禁绝了他这个孝子和母亲的见面。在弥留之际，顾准仍深爱着与自己划清了界限的亡妻及子女，他
也体谅了将一幕人伦毁灭的悲剧推至极处的妹妹、妹夫，长吁道：他们也是坐在火山口上呵!
再有八十年代初，几十年间的革命大地上，兵戈气、火药味尚未散尽，犹如一片劫灰之中，一枝轻橹蓦地摇出了一个杏花江南，冷不防之间，邓丽君登陆了，以絮语式的浅浅霜花、蒙蒙月色，倾诉式的情人旧札、故乡黄昏，乃至娇喘式的歌吟，风靡了千千万万的年轻人，成为那个年代尚不多的时尚之一。对此，并不是少数人深怀着一唱灭城、再唱亡国的忧虑，向风涛深处那个'水深火热'的孤岛，投以愤怒的一瞥。也不是几位老干部，再添上了一个灯红酒绿、外国广告乱贴的深圳的印象后，在彼此间喟叹：风风雨雨几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
祖籍江西奉新的美国纽约大学教授、美亚研究学会会长熊蚧博士，l994年7月回赣考察并进行学术交流时谈到，赣人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缺少协作精神，容易产生内斗。如果在内斗方面设立一个诺贝尔奖，赣人可能是该奖项的得主。我感到一阵惊讶的是，去年6月我在美国洛杉矶时，走访了一位来自上海的朋友。他对我讲了一番与熊玢博士几乎一个版本出来的话，唯一不同的，只是将赣人改成上海人。他告诉我，在他的社交圈中，没有上海人。在他开的一个小公司里，没有办法时，宁可用不太听话的黑人，懒散惯了的墨西哥人，也从不用来找他时总是满脸滴着蜜糖的上海老乡......细想想，也不奇怪，'横看成岭侧成峰'，'只缘身在此山中'。在柏杨先生以《丑陋中国人》参与写作的那个总版本里，太多的作者，都用过一个令世人熟悉的经典浅喻：一个中国入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只虫。
比如所谓的'怀旧'。 在眼下怀旧正日益变成一种社会时尚的时候，在一些赣人的怀旧里，常常眷恋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安贫乐道，自然还有--举国政治激情愈是高涨，赣地愈是自傲于世的革命历史。在相当多的国人那里，怀旧，有时也是一个误会0 毋庸讳言，当今不少中老年人里，精神上有着一个'苏联情结'：
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柯犬、高尔基等文学大师的笔下，我们熟悉了俄罗斯那寥阔、空旷、令人略感忧郁的草原，沿岸都是白桦林的静水深流着的湖泊。蓄着胡须的男人们，一半像农民，一半像先哲，笑声善良而又爽朗。女人们能歌善舞，年轻时几乎个个粉白黛绿，鬓影眸光，来了客人总是先捧上面包和盐。卓娅与舒拉、马特洛索夫、古丽雅的道路，像蓬蓬的风一样，鼓满了我们青春日记的帆；《三套车》、《卡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像碧绿的长青藤，抚慰着多少'老三届人'干裂的心壁上的寂寞与忧郁。
我亦如此。即便是苏联，在世界的版图上已化为了历史的陈迹之后，比如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也曾想起一部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大概是因为其中有几秒钟的裸体镜头，当年在国内它还得内部放映，可恰恰是在战争中难得的'静悄悄'里，导演选择几个正当花季的女兵洗澡的镜头，展示了脱下粗笨的军装后，她们的身姿有着何等的美丽，这分明是青春与和平的美丽；她们的肩膀其实只有鸽子胸脯敞的柔软、然丽这扮柔软，却敢于面对灏泄应与火的鼬铁......近年里，国内有制作单位赴俄罗斯拍了一部多集的电视专题片，内容是访问该影片的演员和导演，显然这会是一部非常有看头的片子。可惜迄今我无缘看到，只是在一张发行量很大的晚报上，读到了有已经看过这片子的一位先生写的短文，其中的一段照录如下--
现在，令人百感交集的是，当年的社会主义苏联已经不存在了，这里的黎明已不再静悄悄。莫斯科在急切地追寻着现代化，红场上到处都散发着商业化的气味，整个社会为着金钱而运作。这难道是当年女兵们愿意为之献身的社会吗?摄制组难能可贵地专程赴俄罗斯访问了当年饰演女兵的演员和导演，他们对当年拍摄这部影片依然充满了真情，表现出难以抑制的激动。虽然他们无法讲清对当今社会是爱还是恨，但他们无不流露出对前苏联的留恋......
暂不去说比起俄罗斯来，今日之中国，在追寻现代化上表现得更加坚定也更加急迫，***广场上散发出的商业化气息，大抵也不会弱于红场。那一个问号，同样能够赫然掷向长眠于我们这片热土下的千万先烈......要说的只是，其字里行间，弥漫着作者、也似乎弥漫了这部影片演员与导演浓浓的怀旧意味。可我读出来的，却是一个误会。 历史，早钻出了一个黑黢黢的巨大蚕茧：
在前苏联的大地上，曾长期磐石般地压着一片'难以忍受的重荷'。一边是耀武扬威的庞大军事机器，一边是瘦骨嶙峋的国民生活。大地上不乏'那些把自己置于革命之上的人，那些想加快革命进程、想使明天在今日就提前来到的人，那些想做好事却干了坏事的人，那些想促使时间和进步的轮子转动得更快一些的人，他们完成了他们想办到的事吗?数以百万计的人毫无意义地牺牲了，数以万计的有才华的生命过早地死去了......'''他们是多么优秀、纯正、精力充沛的人呵，这些将壮阔的浪漫的理想主义带进了坟墓的早期的革命者!他们是歌手、牺牲者、盲目的狂想者、革命的烈士。'以上引言，均见于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
更砰砰叩响我心门的是，在前苏联的著名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里，有这样一句话贯穿于始终--道德就是讲真话。毫无疑义，唯有经历了没有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而必然形成的全民性撒谎的年代的人们，才能对道德作出如此简明如此深刻却不无悲凉的定义......
我想，经历了'反右'、'wen革'等一系列运动的中国人，饱尝过短缺经济滋味、每月只有三两油半斤肉半斤饼如今养活一条狗也不够的中国人，不会去怀念这样的年代。我们怀念的只是不惧脚下层层的苦难与血泪，俄罗斯人民决意朝着符合人性的生活进发的探索精神和英雄气概，还有俄罗斯民族的灵魂中那宁静、睿智而又沉雄、博大的美，好似划破昏暝的极地光一样，将升华与深邃着我们这代人的精神。
林子一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或许，国人中有人脖子上有一块'通灵宝玉'，而这块玉落在了那个旧年代的废墟里，但他们以自己的怀念，误会成了别人的怀念。那位已经去了孤灯黄卷：里打发日子的戈尔巴乔夫，当年绝对没有崩天裂地的能量；前苏联的灰飞烟灭，也决不是叶利钦登上包围国会的坦克车上振臂一呼的结果。一个卢布的购买力一度惊人地贬到九千分之一的动荡年代，倘若是换到别的国家，即便不内战一场血流成河，也得至少十年军事管制。可俄罗斯人民就这样咬着牙和平地挺过来了，到l997年，通胀率已跌入30％以下，而国家进入了国际竞争力排行榜的前五十名。倘若我们真认为今天的俄罗斯，乃是俄罗斯人民自行选择的结果，如同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一样，便不会轻率地评说别人在'流露出对前苏联的留恋'......
' 怀旧，倘若被误会成了守旧，我便想将一句话写在这里-- 我们不一定都会去赞赏红场上那到处散发出的商业化气味； 我们却绝对拒绝当年***广场上那狂飚突起的红色海洋。 比如'官祸'。
我忘记在哪篇文章里看到过的一个统计数字：在唐朝，全国平均四万个百姓养一个吃'皇粮'的；在清乾隆年间，为四千个百姓养一个吃'皇粮'的；到了国民党时代，是四百个百姓养一个吃'皇粮'的；到了今天，则是每三四十个人里就有一名干部。这个统计数字是否准确，可暂存疑，但因为昔日计划经济的政治逻辑就是无限政府，官员们自然在政府无孔不入的一切领域中大大地膨胀开来，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官员们一多，办事就难，若没有关系，你就得出入动辄便是'荣国府'、'宁国府'这般侯门深似海的大院。不经过七八道高高的门槛，不让你从骨头缝里也充分领略权力那沉甸甸的分量，你就难盖上那个印。官员们一多，还有一个被天下百姓看麻木了说倦了却依然遍及天下的吃喝风--
九年前，我在《人民日报》上发了一篇杂文《美食家的自白》，大概说了一些老老实实的话，在该报文艺部主办的这次杂文征文活动中，被评了个一等奖。文中，我有如下大意的话-- 我察觉，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在许多方面都是粗疏的，重直感而轻理性，似宏观而又少微观，但有两个方面是极严密、极系统的。
一是吃道。各地有各地的菜系：粤菜、川菜、湘菜、鲁菜、淮扬菜......各地有各地的小吃：昆明的过桥米线、镇江的小笼汤包、宁波的汤团、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成都的夫妻肺片......前者不厌其精，后者不厌其详，令洋人们见了目乱五色，吃了 咂舌不已；
二是官道。古代官吏有九品，始于魏晋。各品之间官俸自不相同外，对各自的官服、带、冠、鱼袋、笏等，也有严格的规定。以唐为例，三品官服为紫色，腰环金玉带，头顶三梁冠，胸佩金鱼袋，手持***笏。降至六品了，对不起，服色为深绿，腰环银带，头顶一梁冠，胸佩银鱼袋，手持竹木笏......荦荦大端，不一而足。这深厚的传统到了今天，便是从工资、津贴、住行、***，乃至到逝世后追悼会的规模，放在大厅还是中厅，讣告登不登报，能登的话是登在一版还是四版......这林林总总，无不和一个人的级别有关系。
莫非是吃道渊源于官道?莫非是官道弘扬了吃道?这就成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古老命题了。但从两者如此相似来看，我相信，历来为官者，多半是与美食有缘的。世事更迭，秋风又是。没有料到的是，我的这一看法，依然没有如前苏联似地黄叶西去--
近年来从中纪委到各地省委，三令五申，金牌如火，坚决制止公款吃喝，制止党政官员出席与公务有关的宴请活动，强调工作餐只准四菜一汤，或者实行分餐制......还有从南到北，处处不胫而走的顺口溜，这民间文学不要署名，不要稿酬，无须经过谁的审读，因而也无媚俗之嫌。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谈吃喝风的，诸如：'X
X不怕远征难，干杯万盏只等闲。白酒啤酒腾细浪，生猛海鲜走肉丸。三杯下肚心里暖，一日不喝心里寒。更喜茅台五粮液，'***'过后尽开颜'...... 这张嘴巴，一般都长在坐上首的人的脸上。也许，起初它还有几分紧抿深沉，但在两边的嘴唇水浪般波动地逢迎下，它很快便浅斟低笑了。一杯酒下去，它已经作亲切平易状了，于是，
次官民同乐的时刻便来到了：箸杓来往，星流雨急，杯盏叮当，妙如天音。两瓣红唇，一开一合，宛如花间彩蝶，视物幻变姿影，嚼肉时生猛状比疯狼，吮汁时轻巧犹如水蛭......
当喝得每人脸上都是一片血色黄昏时，两边便都获得了一种醺醺然的心理满足：被请的，在以牙签剔去牙缝里残屑的同时，还在心里琢磨着，权力正怎样地改变着世俗的生活：以眼前的酒桌为例，只要我带着权力而来，哪怕我有着一副美洲豹的胃，就不能称我为饕餮。讲庄重些，我是代表党和政府，去祝贺去鼓励，去提出希望去听取汇报的，在这里'革命就是请客吃饭'；讲粗俗些，我去了，不是我肚皮里装进了什么，而是我从自己人人仰望的面子上慷慨地拔下了什么，我往那上首一坐，就像是一道最丰盛的菜肴往席上一摆，顷刻间，令众人目光与四壁一道生辉，兴致和脾胃共同大振......
请客的，或者称之为买单的一方，犹如破了皮的包子，满是闪闪油光的额头下，眨巴着一双不再那么恭谨的眼睛。对着被请的，他也在心里思量，当今的权力，在红灯绿酒、曼舞轻歌中怎样地被改变着，什么衙门高筑，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什么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权力并不是一个全身铠甲、刀***不入的家伙，它具有人性的全部弱点。因为看到了某种可能性的前景，他兴奋地鼓起一对如甲亢般的大眼，唤着：***，我们的领导同志难得有这样松弛的时候，你还不陪他唱一支歌?于是，在卡拉0K声中，十个指儿春葱似纤细的玉手，一下攀上了被请者的肩头......
几十年前，毛*主*席同志曾经这样教导过我们，大意是小生产者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每日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资本主义的倾向。当今，在中国的大地上，从气象万千的煌煌大都，到巴掌本敷遐恩臻((舔将农繇碡毽媳级赢濑一天、投蕉一艇悉i箜生 演这样的场面。
吃道仍在不断升级，别人请当然去吃，别人未请，就自个儿变着法子吃：干部会、业务会、表彰会、现场会、讲习班......屡屡有消息见于报端：一个县的财政收入，一年不过几千万元，但一年的招待费加起来，就近千万元。一个村子，因为土地征用，有了百万元的卖地收入，半年下来，村干部们便吃掉了三十多万元。l997年6月3日，新华社又发一条消息，河北省临漳县万人评选'吃喝大王'，被评上的是两个前后任的党支书，村里穷得盖不起学校，他们却把村民的提留征购、计划生育罚款等，吃得只剩下一堆自条、欠条。
我是在《南方周末》上鄢烈山先生所开的专栏里转读这条消息的，针对还不是千夫所指，而是万人所指的两个家伙，受到的处分不过是'留党察看'，鄢先生有理由问道： 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一分子的'党员'，其底线究竟在哪里?中国人民，中国***，就那么短缺'先进分子'吗?
真不知这样的情况，已经疯狂到了怎样的程度，在国家和地方的统计局，未见有每年所谓招待费的统计数字，但要找个感觉并不太难，人们可以注意一下，在自己的视野所及之内，有多少基本上一日两餐都忙得无须回家里去吃的'公仆'，其伙食开销自然无需他出，这也就是新民谚里'三条基本不动'之一的'工资基本不动'是也......
即便耳朵里早已木然的我，对此也不能不瞠目结舌，那就是吃光了国内的，就去吃国外的：今年以来，在杭州有澳洲空运过来的'皇帝蟹'，之所以号称皇帝，大概是几公斤一只，身架庞大，八面威风，每斤价格要一千多元。在广东，则有新加坡空运来的'金龙鱼'，这是一种名贵的观赏鱼，卖到了几千元一斤。有外商进来看了，一下大跌了眼镜，恍若这不是在绅士楚楚、仕女翩翩的高级酒楼，而是一脚踏进了瘴气弥漫的野人群落......金龙鱼还飞去了东北，厨师们挠头抓腮，'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好在当今已是个信息社会，他们不耻下问，在长途***里学来了这种鱼的烹调方法。无疑，能有如此胆魄，消受此类鱼蟹的，只能是老食客了；而吃了不觉心疼，吃完该唱歌就唱歌，该跳舞便跳舞，那买单者付的账，十有八九，该是'人民公社'的银子。
我觉得，已经很难用缺乏党性、贪图享受、脱离人民群众一类常态下的话，来评说某些人了。按理说，再好的东西，也总有吃腻了的时候。就是吃不腻吧，可单是别人买，肚皮却是自己的。胆固醇、高血压、心脏病，就算凑在一起，也闹不了'暴乱'，可腆着一副怀胎六月似的大肚子，弯下腰来系个鞋带，或是去车间田头，要和群众促膝谈心，话话年景与家常，那双腿却簌簌地摇晃，一颗心也跳得怦怦地像要飞出去，这场面有多尴尬，这滋味有多难受?那张嘴却止不住地要吃，一到了酒桌上，它就津液漫漫，牙磨霍霍，开合似电，吞吐生风!一个心思也禁不住地要去思忖，要去策划，能够以个什么名义，再找个什么地方去吃吃......
在中国，现在还得加上放眼世界，除了实在啃不动的桌子外，四条腿的东西，还有什么可以引入咱们源远流长的'食文化'?似乎是天下荒年，全世界的人们都在蝗虫般地抢吃，自己再不吃，明天就没有吃了。也像是在那牙床的摩擦声中，不但味觉上获得了极大的刺激，还在心理的背阴处，一个平常看起来各方面循规蹈矩的人，获得了一种正在突破什么、凌虐什么的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