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这篇日记的豆列什么叫高人----就是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一语道破天机的人。
什么叫高人----就是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一语道破天机的人。
延安时期，***测问胡耀邦什么叫军事？胡回答了书本上解释的很多东西。主席说：“没那么复杂吗，军事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主席又问：什么叫政治？胡耀邦又洋洋洒洒说古论今。主席笑着说：“没这么复杂，所谓政治，就是让对手下来，咱们上去！
主席又问什么是宣传？胡又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主席不屑一顾地说：没那么复杂！所谓宣传，就是要让大家都认为咱们好，别人不好。
主席又问什么是爱情？胡又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主席笑了笑说：没那么复杂！所谓爱情，就是想一起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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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回忆孙健在天机的一段日子
1978年9月，当了三年多国务院副总理的孙健被组织安排到天津机械厂劳动。
天津机械厂是天津市机械行业著名的大型企业，是当时天津机械行业四大巨头之一，而四大巨头号称天津机械行业的“四大天”，因此，厂内、厂外都习惯的把天津机械厂简称为“天机”。
孙健的“娘家”是离天机不远的天津市内燃机厂，上边没有把孙健安排回内燃机厂劳动是有所考虑的。
1951年，孙健刚参加工作就在内燃机厂，从最初的翻砂工到后来的党委书记，孙健对内燃机厂太熟悉了，熟悉的了如指掌。孙健对内燃机厂的同事太有感情了，感情深的如兄如弟。这么熟悉的环境和这么有感情的氛围恐怕对孙健的“劳动”无益。
上边把孙健安排到天津机械厂劳动也是有所考虑的。
1937年，侵华日军在海光寺附近建了一座为华北驻屯军服务的工厂，当时叫丰田汽车制配厂。这就是天津机械厂的前身。
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到如今已颇具规模。天机是老企业，老工人多，管理正规，政治空气浓。看来，上边的考虑还是煞费苦心的。而实际上，粉碎“四人帮”一年多以后的1978年，人们的思维和思维方式已经悄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已经从盲目、单纯、狂热、迷信，变得理智、客观、冷静和宽容。天机的职工当然也不会例外，对于这一点，上边是始料不及的。
孙健刚到天机时是不允许参加劳动并没有人身自由的。其重要标志是吃住在厂不允许回家，也不允许和职工接近，当然更不允许和家属接触。靠近厂北大门的围墙里有一溜平房，厂保卫科就在这溜平房办公。按照上边的意思，保卫科腾出一间小屋作为孙健的起居室，并二十四小时“保卫”。这实际上是名曰保卫的一种监护或软禁。
对孙健的这种“待遇”当然也是缘于上边的意思。
1978年，和孙健同一批“送”回原籍的有三位原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分别是：吴桂贤、孙健和李素文。但三个人的“送”法不尽相同。据上边的人透漏，上边定的调子是：欢送吴桂贤；护送孙健；押送李素文。这当然不是简单的送法有所不同，而是表明上边对这三位重量级人物的不同态度。很明显，孙健属于欢送与押送之间的“送”。上边是这么个送法，下边的接收当然也得是对应的接收，因此对孙健采取二十四小时监护也就不奇怪了。
天机的职工对这位身份特殊的“大人物”并不陌生。孙健曾是他们的局和市主管工业的领导，天机的许多职工都不止一次地见过这位黑黑胖胖的、长满络腮胡子的、工人出身的、没有架子的大人物。最令人难忘的是1976年7月28日那场毁灭性的唐山大地震。在地震刚刚发生不久，孙健副总理就风尘仆仆地赶到天津，并再一次来到天机视察灾情，慰问职工。
天机的厂房几乎都是日本侵华时期遗留下的，年久失修，哪禁得住如此剧烈地动山摇大地震的波及，砖头瓦砾，断壁残垣，一片狼藉惨不忍睹。孙健副总理冒着不时发生的余震，仔仔细细的逐厂房察看，心情沉痛，表情凝重。当他听说有职工和职工家属在地震中不幸遇难时，孙健副总理落泪了。
在厂篮球场，几千名职工紧紧地簇拥着孙副总理，他们认为孙健副总理就是党，就是政府，就是中流砥柱，有了中流砥柱也就有了主心骨。当孙健副总理代表党中央、***，代表国务院向天机的工人师傅表示慰问时，充满感情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天机全体职工的心，许多职工热泪盈眶唏嘘不已，有好多女工竟然哭出了声。
时隔两年多，孙健再次来到天机时，竟发生了如此天上人间沧海桑田的巨变。当年那个表情凝重神采奕奕的孙副总理一下子变成落魄得就连去食堂、到保健站甚至上厕所都有人寸步不离地跟着的准囚徒。人们亲眼目睹了政治风云地变幻莫测与翻云覆雨，不能不感叹政治的冷酷与无情。
天机的职工并没有跟着风头走，更没有落井下石。相反，他们力所能及地给予孙健更多的同情和关照。1978年孙健到天机时四十二岁，很凑巧，孙健的工资刚好四十二元。微薄的工资要供养孩子，赡养老人，捉襟见肘可想而知。吃住在厂的孙健就从自己的牙缝里省。天机的职工几乎都经常见到打五分钱老豆腐（当时老豆腐六分钱一大碗，五分钱一小碗）外加一个或两个馒头的孙健沉默不语表情严肃地从食堂进出。天机的职工是善良的、是有恻隐之心的，每当看到孙健来打饭，食堂排队的职工都会诚心诚意地让出一条通道，优先让孙健先打。孙健好像也不愿意在众目睽睽之下过多逗留，也就同样诚心诚意地说一声：“谢谢师傅”，然后匆匆离去。望着孙健离去的背影，看着孙健身后不远不近如影随形的“保卫”，人们感慨万千如鲠在喉，有心肠软的女工已红了眼圈。
孙健刚到天机时，上边给天机负责人交底：孙健属于尚未最后定性的“帮四人”，是党员，但不称同志，可以称老孙或直呼其名，不主动打招呼，不主动握手，不准和孙健攀谈、更不准问孙健在中央的工作情况特别是涉及党和国家机密的情况等，清规戒律一大堆。还有，人在天机劳动，但关系在市里等等。究竟为什么？上边没有公开讲明。据了解内情的人士透露，上边怀疑孙健曾给江青写过效忠信或劝进书。
1976年9月9日***主席逝世。巨星陨落，江河呜咽举国哀痛。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抓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当时，党和国家以及军队许多高级领导人出于各种目的，但更多的是考虑到江青是***主席夫人这一特殊身份，纷纷上书，要求江青当党中央主席，（江青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代组长）并表明了自己誓死效忠的政治态度和决心。这就是所谓的效忠信或劝进书事件。
笔者认为，对于写了效忠信或劝进书的人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些人大致分三种：一、确实是四人帮帮派体系中的死党、骨干分子；二、迫于四人帮的淫威和当时政治上的高压态势不得已而为之的人；三、跟风随大流的人。当然，即使是后两种人，也属于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或多或少地有政治投机的主观故意。因为，这种做法本身严重地违背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但是，政治上犯了错误与政治上背叛了党甚至反对党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京剧《杜鹃山》有一情节，雷刚要鞭打给地主老财抬轿子的贫苦轿夫田大江，理由是给土豪劣绅抬轿、做事都是坏人，都该打，甚至都该杀。党代表柯香挺身制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完美地处理了一场矛盾冲突。假如不分青红皂白，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不计结果的蛮干，势必把自己变成孤家寡人。柯香是很懂得这一点的。
从1976年9月9日***主席逝世之后到同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之前，在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期内，江青专挑孙健副总理不在场的时候，在不大不小的范围，公开讲过几次：国务院有个副总理叫孙健，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从中，我们可以分析出两点：一、当时，孙健副总理并没有也不情愿给江青写什么信；二、江青在大施淫威企图逼迫孙健就范。江青的话当然都会一字不漏地传达到孙健副总理的耳朵里。据说，就在孙健顶不住压力行将动笔的时候，华国锋主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孙健副总理应该是躲过了一劫。可事实上，上边根本就不相信孙健没写那个东西，就凭江青咄咄逼人的讲话你能不趋炎附势俯首称臣？！就凭你孙健小娃娃，（当时孙健四十岁）没娘的孩儿，（周恩来总理和***主席先后去世）你能顶得住？！你越是否认，上边越是恼怒。看来，在劫难逃是定数所然，是非个人的力量所能规避的。这就是上边对孙健采取那个“送”法的直接原因。现在我们敢说了，假如在那种背景下真地写了，也并不是什么天大的事。违心说过的话，违心写过的字，甚至违心做过的事，你雷刚就一点没有吗？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必要知道当年是谁充当了那个事件的雷刚。
1979年的春天对孙健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经过1978年那个冰天雪地的寒冬，和煦的春风悄悄地吹到了孙健的身上，尽管有些姗姗来迟，但似乎显得更为弥足珍贵。就在那年的春天，结束了长达半年的监护，孙健自由了，孙健可以回家了，孙健可以劳动了。那年的春天，孙健被分配到天机汽油机车间总装班组参加具有实际意义的劳动。
总装班组有七十名工人，担负车间发动机生产的清洗、分装和总装。工人出身的孙健与工人们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很快就和总装班组的工人打得火热并且得到总装班组工友们的关照。
孙健的生活是清苦的，也是简单的。他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什么个人爱好，有活儿干活儿，没活儿时就找一个角落安安静静地读书看报。
孙健虽然可以回家了，但并不经常带饭，即使带饭也很一般，一般到还不如总装班组其他工人所带饭菜的水平。他依然经常去食堂打五分钱老豆腐外加两个馒头解决午饭问题。按当时的价格计算，孙健一顿午饭只花一毛三分钱。尽管当时物价水平低，一毛三分钱吃一顿午饭正餐还是属于较低的消费水平。显然，孙健还是被经济上捉襟见肘的窘况所困扰。年轻的班长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征得车间领导同意后果断地调整了孙健的劳动岗位。孙健的劳动内容变了，可以在两个岗位看到孙健忙碌的身影，一个是发动机箱体电加热后镶嵌轴承，另一个是用清洗机清洗发动机零部件。这两个岗位都是在比较热的环境中工作，按规定，每天可以享受两毛五分钱的高温补助。两毛五分钱在当时也是钱了，可以在食堂买一份甲级保健菜，这可不是一般人所能享受的高级待遇。从此，天机的职工就很少再看到只打老豆腐的孙健了。大家看到的是喜滋滋的孙健端着小炒，在回班组的路上，一边走，一边还时不常地瞥撇四周，趁人不注意美美地吃上一小口的动人情景。再顾家吝啬的孙健也不得不把这两毛五分钱花掉，高温补助当日有效，过期作废。
孙健的工作有些热，也有些累，还有些脏。孙健干过翻砂工，是天天和铸造打交道的工作。铸造行业是工厂里最热、最累、最脏的工作，和铸造行业比，孙健根本就不在乎总装班组的这点热、累、脏。再说，总装班组的工人也不能让这位当年的副总理热着、累着啊，于是就经常出现在脏活累活前孙健和工友你争我夺抢着干的动人场面。
当时，天机在生产管理中还不能做到均衡生产，反映到总装班组就是前松后紧。一般上半月几乎没有正式活儿干，而到了下半月就得加班连点。否则就完不成生产计划所规定的生产任务。在计划经济时期，生产计划就是指令，就是政治，是非常严肃的硬性规定。孙健在总装班组的几年就是和工友们一同摸爬滚打的几年。
由于生产前松后紧的特性，上半月工人们就有了休养生息的条件和理由。读书、看报、甚至聊闲天也就在所难免了。随着工友们和孙健不断熟悉，特别是当时政治环境的不断宽松，人们也就敢向孙健提出一些感兴趣的问题，孙健也敢谨慎的、有选择的回答一些不碍大局、不很敏感的提问以满足工友们的好奇心。有人问：“老孙，你当副总理时挣多少钱（工资）？”孙健回答：“和现在一样，四十二块（钱），只不过每天有一点补助。”又有人问：“国务院副总理算几级干部？”孙健答：“中央取消了行政级别，我也不清楚。我知道两点：第一点，原先国务院副总理的行政级别也各不相同；第二点，国务院副总理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范畴。”还有一次，不知怎么了，竞越了半步“雷池”，孙健在回答提问时提到了他曾亲自主持的一次冶金部生产汇报会议。
孙健副总理在国务院分工主管工业和交通，冶金工业部属于工业序列，当然是孙健副总理主管的范围。会议时间定在午夜一时，不知是因为时间上安排不开，还是特意选择午夜时分的安静。参加会议的主要有冶金部和部属司局级负责人，多数是全国各大冶金企业的军代表和主要负责人。与会者已经提前三分钟进入会场，正襟危坐表情严肃，会场安静得有些?人。
会议正点召开，孙健副总理精神抖擞地坐在主席台，不怒自威，开始点名：鞍、（钢）本、（钢）首，（钢）包、（钢）武、（钢）太，（钢）攀枝花……（攀枝花钢铁公司）。被点到名企业的军代表离座站起，垂手立正，敬军礼，响亮地答：到！孙健绘声绘色地讲，工友津津有味地听，工友们看到的是已完全沉浸在对往事回顾中的孙健，充满了敬意，也充满了遗憾。
随着工友们和孙健进一步熟悉，特别是政治环境的进一步宽松，孙健已然受邀参加工友们午休时间的扑克牌大战。
说孙健没什么个人爱好并不准确，个人爱好是可以培养的。闲暇下来当普通工人的孙健对打扑克产生了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浓厚的兴趣。开始是工友邀请他，没几天竟变成他喊工友了。午休时间一到，只见兴趣怏然的孙健开始排兵布阵吆五喝六了。“明山，今天该你去食堂给大家买饭了。宝起，你还磨蹭嘛？怎么，让我们给打趴下了，不敢玩儿了，草鸡了？！”
玩的是“大跃进”，六个人同时玩，三人一拨，输赢划道作记录，以免牌局散后都以胜利者自居，说不清楚。孙健和总装班组的工友十分投入地玩儿大跃进，风起云涌硝烟弥漫，赢了洋洋得意，手舞足蹈，输了则垂头丧气，互相埋怨。啪啪地拍桌声，互相戏谑对方的“便宜话”和不时传出的不知为什么引起的哄堂大笑，把没有参战的工友吸引过来了。他们有男工，有女工，有年轻的，有年长的，把牌桌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有了观众，参战双方更精神了，这就是所谓“人来疯”。就好像两个人打架，没人看、没人劝自己都觉得没意思，一会儿就偃旗息鼓各自收兵。一旦有人围观，再有人劝架，十有八九，小架变大架了。本来那么多人观敌?阵就已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加上观众又分出了两大派，有向着灯的，有向着火的，更是把小小的牌局弄得火药味十足，像是世界大战似的。对方叫板：“老孙，咱不玩儿划道的，咱玩儿谁输谁站着的，敢吗？”孙健毫不思索脱口应战：“那有嘛不敢的，我们是海河的路子，你们是墙子河的路子，不在一个档次。我们倒是想站着呢，有那个可能吗？有那个机会吗？”墙子河是当时天津的一条污水河，黑汤、白沫，臭气熏天。孙健的嘴可是够厉害的。可是打牌不是嘴厉害就能赢的，它需要手气、水平、配合、竞技状态等一系列因素。刚说完大话，以海河自居的孙健等三人被“墙子河”战胜，同时站立起来，红头涨脸狼狈不堪。把对方美得都乐出鼻涕泡了。
转天中午，不服输的孙健照样急急火火地攒局，他要报头天的一箭之仇，把丢失的面子捞回来。对方的三名队员正在兴头上，牌瘾很大，却故意装出不屑一顾不愿奉陪的样子，成心气孙健他们。对方说：“还有嘛可玩儿的，不早就分出公母了吗！”工人把一决雌雄诙谐地说成一决公母。孙健一点不生气，笑眉笑眼地说：“要不怎么说你们是墙子河的路子，偶尔赢了一小把就不敢再玩儿了。”对方不爱听了，急赤白脸地反驳：“谁不敢玩儿了？谁不敢玩儿了？！”孙健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玩儿可以接着玩儿，不过对方又提出了新挑战：咱今天玩儿牌，输了不能光站着，还得往脸上贴纸条，站一回贴一张，省得有人说刚站起来，就站了一回。对方这么讲是有所指的。头一天，孙健他们不走运，几乎站了一中午，快到点了，回家吃饭的工友陆续回来，有人看孙健站着就逗他：“老孙，怎么站着呢？”人家孙健脸红心不跳，大言不惭地回答：“刚站起来，那么寸，头一回就让你看见了。”这一贴纸条，而且是站一回贴一张的，看你孙健还能伶牙俐齿不认账！这还真是将了孙健一军。输了罚站，倒是说得过去，罚站外加脸上贴得乱七八糟的纸条实在有失体统。唉！瘾大脾气就得小，再说，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还说不准谁往谁的脸上贴纸条呢。
今天的扑克牌大战，孙健他们三人的手气出奇得好。这就意味着对方根本就没有翻身的机会，频频地站起，脸上贴满了横七竖八的纸条。当然，孙健的脸上也有寥寥可数的几张，不过和对方相比就不算回事了。对方有些急，还有些怀疑，像是发现了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他们纳闷：怎么好牌都到了老孙他们手里，我们怎么就不吃食呢？“吃食”是打扑克牌的术语，是指用大牌压住对方后有权再出一次牌。一锅牌又到了残局，对方甩出两个二，高喊：“我就不信，‘对蛤蟆’还能不吃食？！”一般地说，到了残局阶段，“对二”十有八九得吃食倒牌，可真是邪行了，孙健横刀立马，一边出牌一边调侃，气对方：“你想吃食，你做梦！我让你吃屎。”话出牌到，“对三”重重地砸到“对二”身上。对方都被孙健他们打傻了，真是?呆呆发愣
。突然，对方有一队员醒过味，大叫：“不对呀，我出了俩三，你们拨的徐万出了一个，就应还剩一个三，老孙怎么还有俩三？”人们恍然大悟，原来向着老孙的观众把已经出过的大牌又偷偷地“顺”出，悄悄地塞给了孙健。人们这通乐呀，乐得眼泪都出来了。对方气得不轻，把脸上的纸条三哗啦两哗啦地呼拉下来，攥成团，狠狠地拽向孙健他们三个人。大家又是一通大笑。
&我敢说，孙健打扑克牌的时候是他最快乐、最开心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无论是大家，还是他自己都把烦恼的事忘得一干二净，起码大家忘了孙健当过副总理，而孙健本人也不会记起。
孙健在总装班组和工友朝夕相处了近七年，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1985年也是一个春天，孙健的问题清楚了，解决了，同时也就调走了。工友们依依不舍，许多女工眼圈又红了。
1997年11月孙健因患肺癌在天津病逝，那年他才六十一岁。天机汽油机车间总装班组的工友们哭送他们的老孙。
孙健副总理安息在天堂，他应该感到欣慰，因为一个那么大的领导，却有那么多普普通通的工人朋友，而且他的那些工人朋友一直在怀念他，怀念他们普普通通的工友--老孙。
&&作者：田学龙
&2007年9月13日定稿于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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