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比4万亿计划更具含金量的政策，恐怕非哥本哈根峰会前中国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减少40％至45％”莫属。这一出乎意料的减排幅度在传统领域引发了清洁化商业革命的同时，还缔造了“今天你减排了吗”这种泛社会化热潮。但在全民热情持续仅半年多后，这一雄心壮志却有可能变成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苗头出现在5月4日。当天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通知》，祭出十四条强力措施。其中，“十一五”的前四年，钢铁业已经淘汰了8000万吨的落后产能，现在则要再淘汰3500万吨的产能，而完成时间只有一个季度。6月8日，财政部、发改委联合出台了总计20亿元，专项支持合同能源管理的补贴政策。这背后，是中央政府将支出800多亿元节能减排资金(去年一整年仅为400亿)。在此前后，据本刊了解，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了数次国务院会议，责成有关部门落实节能减排任务，“完不成节能目标的，要视情节给予处分”。
　　这一系列紧凑的变化背后，是中国雄伟目标的前半段――“十一五”期间完成能耗降低20％正遭遇极其严峻的挑战。发改委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告诉《环球企业家》，在接下来半年内，中国还有1亿吨标准煤的节能要完成。1亿吨标准煤是什么概念?在“十五”期间，按GDP年均增长率7.5％来计算，需实现节能5.6亿吨标准煤。为达到这一目标的重要措施之一“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在整个“十一五”期间计划的节能量也仅为1亿吨。这意味着，接下来半年要完成一千多家高耗能企业用4年时间完成的任务。
　　据本刊了解，作为中国设定的第一个节能目标，“十一五”计划早在2007年初即按省份进行了***，每省的节能目标由地方和中央相互协商得出。但大多数省份对“单位GDP能耗降低”还没有明确的概念，普遍低估其难度。在最初申报时，吉林省甚至提出降低30％。到2008年，发改委进行了中期调整，将前期申报的不可行的目标进行下调，其中吉林省被下调8个百分点。
　　此外，年耗能量18万吨标准煤以上的企业(共计1008家，来自钢铁、有色、煤炭、电力、石油石化、化工、建材、纺织、造纸等重点耗能行业)也被要求直接与发改委签订协议，领取节能1亿吨标准煤左右的任务，占整个节能目标的18％，这被称为“千家企业节能行动”。
　　尽管在省市和重点企业两个维度都有详细的划分。但事实上，中国单位GDP能耗过去4年累积下降了14.38％，这样2010年就面临着下降5.62％的任务，这在下降最快的2008年(下降了5.25％)也没有达到。更让人沮丧的是，2010年一季度，能耗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快速上升，上升了3.2％。“由于要救市，尤其要把就业提升上去，真正成熟的还是传统行业。”气候变化组织中国区总裁吴昌华向《环球企业家》解释能耗上升的原因。
　　不降反升的数据令决策层震惊。下半年的任务***已经来不及，也没有意义。上述发改委人士分析，国务院的十四条铁令也不能保证能耗目标达成，只能是尽力通过行政手段去推进。
　　“实在不行就使劲关(小火电厂)。”北京节能环保促进会会长王维城向《环球企业家》指出，虽然很艰巨，但政府总归有中国式解决方法，不会给自己留一个尴尬的结局。这确实是最便捷、成效最显著的节能途径，但随之而来的企业关闭、工人下岗等社会问题却无法视而不见。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对目标完成持质疑态度，“某地发改委的人告诉过我，肯定做不到，但是将来(下一次任务***)报上去的数字一定是完成的。”何祚庥告诉《环球企业家》。
　　“十一五”能耗任务的遭遇还可能有更为严重的暗示――由于传统能源的消耗与碳排放正相关，这是否意味着2020年40％至45％碳排放削减目标也难以完成?这到底是多大程度上的一个难题，需要回溯到目标确立之初。
　　据何祚庥称，之所以选择单位GDP能耗降低20％，是因为决策层看到中国单位GDP能耗是发达国家的几倍，有削减的空间。但何祚麻提醒说，与发达国家情况不同的是，中国正处于重工业化阶段，能耗实际可下降的空间非常有限。
　　对耗能压缩空间的乐观在去年也传递到了碳排放上。在哥本哈根峰会前，中国的“减排”概念是针对区域污染物COD和二氧化硫，不包括二氧化碳。但国际通行的指标――二氧化碳排放有70％来自石油、煤炭等传统能源的使用。对于能够便捷掌握社会能源消耗数据的中国政府而言，由能耗到碳排放指标的转换，不过是乘以某个系数即可。所以，哥本哈根峰会决策层根据国际通行标准，正式承诺了单位GDP碳排放目标。
　　2009年2月，何祚庥在《科学时报》上撰文，以数理测算来论证这一减排目标的艰巨。比如，他通过计算得出，如果将应关闭的火电机组全部关闭后，减排量仅占2020年所需减排量的1／20至1／30。按照现有的规划，到202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将占一次能源的15％，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但即使如此仍有4亿至10亿吨碳排放的缺额。
　　但考虑到还有10年时间从容布局，官方更乐观的相信，不会重蹈“十一五”的覆辙。“2020年的目标，是从节能、提高能效，发展可再生能源、发展核能，增加森林碳汇数几个方面进行过充分论证的。”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告诉《环球企业家》：“国家提出一个目标，绝对要经过充分论证，不可能拍脑袋拍出来的。”
　　据本刊了解，减排的三个主要路径已在高层中间达成共识：节能、利用可再生能源、增加森林面积。其中节能的贡献率高达80％。在“十二五”、“十三五”期间碳减排目标可能像单位GDP能耗目标一样按省和企业进行***。
　　人大环境学院副院长、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区首席代表邹骥对这一目标进行过数理测算，他给《环球企业家》的结论是可以完成，但关键在于要付出的代价――若减排40％，增量成本为零，减排45％的增量成本约为每年300亿美元。
　　不过这也意味着，在一个更具挑战性的目标面前，意味着是一个倒逼产业结构调整的好机会。国家发改委一位官员指出，高能耗产业不可避免的要被压缩，而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将获得更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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