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雀大厅十二人斗牛有没有控制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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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次小编认为王宝强离婚之所能受到大家关注，是因为王宝强和妻子马蓉的身份问题。众所周知王宝强草根农民出生，而马蓉却是校花。两人婚变之后，在网友们看来 马蓉嫁给王宝强不是因为爱情，直白的说是为了钱。然而各种消息传播，人云亦云，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陈刚在微博中说道：天朝人民都傻了，还是网媒人都疯了?盛大的奥运会期间，竟然让一个土鳖和花瓶的烂事抢占头条?关心王马婚变的媒体该休息一下了!让正能量覆盖九州，让中国女排战胜巴西的喜讯和奥运健儿的拼搏精神回归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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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央视解说陈刚发表的言论，网友们是态度不一，有的点赞，有的觉得陈刚炒作。
对此小编想说几句心里话：
首先王宝强婚变抢占头条这件事是王宝强想要的吗?我想不是吧。而陈刚老师却在微博中指责宝强是土鳖。请问王宝强哪里是土鳖，就因为他没文化，出生农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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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和他的《朱雀城》
黄永玉创作的长篇文学作品《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在上海《收获》杂志连载三年多，仍然“未完待续”，开创了《收获》杂志长篇连载时间最长的先例。《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第一部《朱雀城》已有单行本。去年冬天，我到上海参加第十一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曾经随喜文友们从淮海中路步行到武康路113号，参观巴金故居；在这个故居的游***务中心（在一楼），我见到黄永玉的《朱雀城》单行本。望着那么厚一本书，我就望而生畏。我也没有下决心买《朱雀城》，因为近年《收获》杂志我有藏本，想看看黄永玉的《朱雀城》就可以翻看杂志。
我老早就在太仓市新华书店人民北路1号店翻看过黄永玉著散文集《文明的碎片》，但我当时没有下决心买下这本书。我心想：黄永玉是沈从文的表侄，论写湘西风土人情，他写得赢沈从文吗？
黄永玉老来好像姜老自然辣，文学创作呈意识流状态，井喷一般。我佩服他，因为《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有很多插图，比沈从文的小说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的这个长篇图文并茂。沈从文的散文集有少量的插图，小说集则很少有插图（仅就我见过的沈从文小说而言）。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文化史专著，是文物研究著作，有不少插图，阅读时需要有比阅读沈从文的小说集更大的耐心。
黄永玉集画家、书法家、作家、诗人等等于一身。据说他的诗作和散文近年获得了若干文学奖项。我现在将黄永玉的有关资讯集拢来，以备我日后查阅。
2014年11月18日夜晚，起草于太仓县府街
黄永玉：世界因为有了我，可能会变得好玩一点
2013年10月24日11:54
来源：文学报 傅小平
　　携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来沪----
　　黄永玉：世界因为有了我，可能会变得好玩一点
　　黄永玉先生有一句让人莞尔的名言：“世界长大了，我他妈的也老了。”几十年如转瞬，这个从湘西沱江边走出来的孩子，今年已经90岁了。这一路走来，他遇见了很多寻常人几辈子都不可能遇见的、像是“天方夜谭”般奇怪的人和事。仿佛是和他开了个玩笑，时代把最丰富的经历压缩到了他的生命中，让他成了一个如此好玩的老头，成了“独一个”不可复制的传奇。
　　丰富如黄永玉者，寥寥数语很难说得清楚。但“好玩”一词用在他身上，却有别样意味。他这辈人经受岁月的淘洗磨砺，在苦乐博弈的生活里，不乐即死，只要活了下来，多少有几分幽默感。但黄永玉的幽默，正如有评论指出的那样，深到了骨子里，有着丰富的层次，对世事的洞见和随性的豁达。好友汪曾祺曾评价：“永玉是有丰富生活的，他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都是我们无法梦见的故事，他特殊的好‘记忆’，对事物过目不忘的感受，是他不竭的创作源泉。”
　　确如其言。这个只上过初中的老头，一生丰富的创作如生命之河流淌从不停歇。五年前，他暂时戒掉了画瘾，重拾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这个贯穿他一生的“文学梦”。几乎每天上午，他都会端坐在书桌前，在印有“黄永玉用“的竖行稿子上，用钢笔繁体字一行行写下“作品”。在10月18日上海图书馆举行的读者见面会上，策展人李辉风趣地介绍：“旁边坐着比我老的老头，他90岁了，血压比我低，每天工作10个小时，这个老头充满了活力。2008年他开始写小说，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看来我一百岁之前没有时间玩了。’”
　　“写作时，感觉沈从文和萧乾在盯着我”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好玩”成贴在黄永玉身上的标签。他似乎从未正面回应过“何谓好玩，如何好玩”，但他在很多场合都说，自己一生的创作，归结到一个字，就是“玩”。
　　他谈到自己在文革中成为“牛鬼蛇神”时，经历过一次“快乐的批判”：一位姓夏的老先生批判他“搞创作从来是玩”，要是玩是犯死罪，***毙也值。“他给我来的这几句话，要不是弯腰低头在大堂之上，我几乎要跑过去亲他一口说，乖乖，你个狗日的简直说到我心里去了，要不是在今天，我非请你上吉士林吃一顿不可。”黄永玉说，自己搞创作，木刻、绘画、写作过程中十分开心，完全跟玩一样，“我从来没有过一字一泪的庄严创作经历”。
　　话虽如此。如果真以为他的创作都是“玩”出来的，实是大谬不然。他同样说过，像他这样老一辈的人有个共同的特点，不会玩。“比如说沈从文，你跟他讲玩的时候，很难想象他会玩什么。钱锺书会怎么玩呢，他就玩到他的学问里就够了，包括我，我还是一个剪刀差，是属于中间的人物，我不会打牌，不会跳舞，也不会喝酒和下棋，什么都不会，现在玩音响还得按照朋友给我写的指示来按钮，出去一两个月回去又忘了，又得重新来。”
　　谈及小说这个他一辈子最倾心的行当，黄永玉说：“我也没有提纲，我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这么写的方法可能也有点意识流的。”“画画和写文章，对我来讲，都没有受过训练。没有受过训练有它的缺点，缺点恰好成为风格。我没有严格管我的老师，所以比较自在。”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行云流水般的文字，正如评论家周立民所言，实在不是那种匠人所能写出的，甚至也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滚出来的、流出来的、涌出来的。但黄永玉写得其实并不随意。“有时候写了几页了，觉得不对，这个门槛过不过去，要重写四五回。我感觉到旁边有些朋友在看着你，好像就有沈从文和萧乾，我会和他们对对口径。估计着他们看到会怎么想，有些地方我必须改写。”因为这样，他有时候一天可以写七八张纸，“有时候一天才想了一句，那一句搞来搞去搞不清楚，要搞很久。”
　　如此这般“玩”出来的小说，有着颇为不俗的面貌。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朱雀城》分为上、中、下三卷，共计80余万字，描写了1926年到1937年前后10年发生在朱雀城的故事。小说生动还原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湘西丰富多彩的生活景象，细致刻画了朱雀城、朱雀人的各个侧面及其所经历的重要历史事件。其中涉及到的人物有90个之多。这些人物如有评论指出的那样“有一种古老的教育培养，作为朱雀城的底色而形成庄严的人文秩序”。
　　或许在写作中，黄永玉会时时想起表叔沈从文对他说的话：我们两个是时代的大筛子筛下来的，上面存下来的几粒粗一点的沙子。“没有浪荡掉，没有让时代淘汰。经历过这么多事。所以我也一方面要赶快写，一方面还要认真地、很严肃地来写它。又要认真又要轻松。”某种意义上，黄永玉做到了。小说看似东拉西扯，没完没了，不讲什么规矩，然而在奇思妙想之中，却能看出良苦用心，就像周立民说的，用现代精神意识融合中国古典小说的写作传统，又打破了艺术体裁之间的成规戒律，体现了一往无前的“先锋”精神。
　　“狼才需要成群结党，但狮子不用”
　　毫无疑问，黄永玉的“好玩”、“先锋”正在于他的自由。即使在禁锢的年月，他也不曾感到过不自由。“因为自由不自由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给的。我创作的任何作品，只有极少的情况下，是人家命令我做的。包括大跃进的一些作品，我都不是如实描写，而是加入了我的艺术处理表达出来的。我做出来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就是‘自由’了。”
　　何以能保持这种自由、达观的人生态度？黄永玉的回答是，这大概和他的人生经历有关。“有人问我‘文革’期间，我居然玩得挺好，这是什么道理。我说，小时候在凤凰，三天两头看杀头。今天这个人在哭，明天那个人在叫，再后天，行刑到一半，被杀的人指着自己右脖子跟刽子手说‘这儿再补一刀’。我们经历了那么多残酷的事情，对人的生死已经不是那么在乎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人忠告我说，你要显得沉痛一点，否则要吃苦头的。我是个独立的个体，不依附于任何人，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来欺负我，但任何人也都不会把我欺负死。所以，我什么都往好处想，很乐观，把不正常的日子也要往正常里过。”
　　而唯其自由，黄永玉才得以真正做到特立独行。他办画展从来不请领导人或者艺术界的名流来剪彩。很多年前，他的一些很有名气的学生到美国去写信回来，说他们要成立一个“黄永玉画派”，他回信臭骂一顿：“我说狼才需要成群结党，但狮子不用。画画就要独立思考，自己创作自己。如果你需要靠这个来壮大声势，那艺术的力量就减弱了，你就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画家。”
　　某种意义上，黄永玉属于那种把自己活成了一部历史的人，看似一点正经都没有，但这不正经里，渗透着强烈的个人生命的历史感。他用“湘西人的刁蛮和豁达”，应对命运多舛。而他的自嘲，一如他的讥讽或宽谅，隐含了深层的人生智慧。
　　在很多场合，黄永玉要给热心读者签名。他边不急不缓地签名，边说这是“盲目崇拜”，“我都替人家着急，有很多运动员玻璃橱里都是奖，以后怎么办？拿那么多奖。人不能完全为了纪念活下去。一辈子收集纪念品，满房子都是纪念品，以后拿它们来干什么。要工作，自己有创造性，不要太多的纪念品，尤其不要把纪念品变成终身的事业”。
　　同样很多时候，他会听到各式各样的恭维。有人问：1980年，你画了中国第一枚生肖邮票“猴票”，非常著名。他回答，著名不是因为我的画，是因为猴票印得太少了，别的生肖票印得多，配不上套，猴子就贵了。有人赞他著作等身，请他回忆一下创作生涯。他说自己第一次发表作品，是在老家的古椿书屋里，“以前遭过火，火烧以后就修了现在这个房子。新房子修起来，我就用毛笔在墙壁上题了几个字：我们在家里，大家有事做。把墙壁写脏了，我爸爸生气，给我屁股上来了几下。这是我第一次稿费，就是屁股挨几下。”有人问他代表作是哪些？他说天天画，太多了，哪有代表作？偶尔也有人批评他的国画不正宗，他开玩笑说，谁要再说我是中国画我就告他。
　　面对任何境遇，黄永玉都能做到应对自如、百无禁忌。他的名片上书“享受国家收费厕所免费待遇(港澳台暂不通用)”。因为他曾在深圳遇到一位银行副行长，拿出来的名片上头衔后有括号“(无正行长)”。他为自传体小说取名《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是想跟莎士比亚的《温莎的风流娘们》配个谑对，开个小玩笑。“读者当然明白，主旨和其中的‘下水’跟那出杰作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他自言个人趣味比较“低级”，“讲话往低处讲，不往高处讲”。他的举动却满是“高级”趣味。有一回，他去潘家园。在一个小店里看到“自己”的画，一摞一摞地摆在那里。“我看见他在卖，还要我买，不认得我。旁边一个老头认得我说，他就是黄永玉。那个老板有点害怕。我就拍拍他的肩膀说，有饭大家吃，不要紧。”至于为什么“不要紧”，黄永玉解释道，因为他做我的画，肯定想方设法要像我。“但我随便地飘两笔，那是我的，你不能随便，你要认真地学我的随便，那可不容易。第二点呢，这个画卖得便宜，让大家都有我的画，暂时买不了真的，弄张我的假画挂挂不也很好？假就假吧，有饭大家吃。”
　　但在京城的黄宅门上，黄永玉则“公然”贴出告示，本人不吃软，不怕硬，不签名，不题字，不送画。对讨字求画者，他也有规定，求字画一律以现金交易为准，严禁攀亲套交情，更拒礼品、旅游纪念品做交易。他说，钞票面前人人平等，不可乱了章法规矩。按尺论价，铁价不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纠缠讲价即时按原价加倍，再讲价者，放恶狗咬之，恶脸恶言相向，驱逐出院。黄永玉孤傲不逊如此，画界人士提起每每赞叹不已。
　　“从容地，慢慢地，站在人生边上说”
　　然而黄永玉到底是谦逊的。他的谦逊，就像美国女作家所说的那样，并非是假意谦虚，而是求实。而他的求实，则源于他的清醒和自得。
　　黄永玉谈到，写作《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用的是类似福楼拜的写法，不是太紧张，而是从容地，慢慢地说，站在故事以外说。“我更喜欢那种自己不投入到里面去的文学，像契诃夫式的，沈从文式的，这些东西就是比较客观冷静的。人家以为一个作品激昂慷慨的，你一定就激昂慷慨。不是的！写作的人，无论处理战争，处理谈情说爱，还是处理其他一些东西，一句话就是要冷静。”
　　正因为冷静，他有平常心，能客观地看待自己。黄永玉说，他搞创作不是替天行道，也不为打出一个伟大的主义，一种号召，他只是像沈从文说的，不去超过什么，而只是完成。有人拿他跟齐白石相比。黄永玉回应道：齐白石的修养、成就，他的一切，自己都不可以比。“我没有什么可以得意的，比如画画，画完就后悔了。人家以为我十分得意，其实我一辈子是在不得意的作品中一步步进展。我没有自己画完以后不遗憾的画。我常常想，下一次会好一点，但是下次所有的条件不同了，使尽力气，画完了还是不行。”
　　他正是这样认识世界的。在黄永玉看来，世界本身有顺有逆，到了逆境的时候，要用欣赏的态度来看它，站高一点，像上帝一样看自己，看自己的处境。“所有的苦难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也不是从近五十年、近百年开始的，五千年前就有了，只是老祖宗没有留下印迹，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你要懂得怎么欣赏它。既然什么事到了欣赏的时候，事就好办了。比如说文革时，拉我们去批斗，你能反抗吗？或者斗你的时候你做一次完全不同的演讲？不可能的。那你怎么样呢，当你像上帝一样的站在高空看看自己的样子，就会感到特别好玩，我就是这样的。”
　　步入晚年，黄永玉仍然忙碌着，于北京宋庄、湘西凤凰、香港和意大利四处住所间来回帮忙。他喜欢开红色法拉利跑车，收藏古典家具，盖湘式民居，爱照相机，爱与艺术相关的事物，他的思维跳跃敏捷，充满活力。当有读者说他“年轻”，他笑着说：“这词儿用得就不像话了！我唯一的要求，就是等我死的时候，请大家务必弄清楚我死透了没，不行就胳肢我一下。”他也为自己的一生做了“概括”，那就是作为《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卷首题词的五个字：“爱、怜悯、感恩。”
陈冲：“老顽童”的意识流----聊聊黄永玉新作
■《朱雀城》发布了巨量的信息，百样俱全、无所不包，可是到了我这个接收者这里，都不是信息。举例来说，爷爷从北京回乡，请人吃饭。这顿饭，从筹备到吃完，由第27页写到了第45页，共约一万五千字，其中这顿饭的菜单，占了整整半页。这样一个菜单，您说能有多大信息量？这其实只是个关于小说写作的常识：作者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兴趣，兴之所至，想到哪儿写到哪儿，还得考虑考虑读者的兴趣嘛。
　　■黄老先生说过一句“硬”话，相当于那份菜单中的扣肉：“世界长大了，我他妈也变老了。”这不仅是一句至理名言，更是一句哲人的谶语。人老了，总难免怀旧的倾向，这很正常，更没什么不对。可是世界已经长大了，老先生老太太“怀”出来的那个“旧”，怎样和这个已经长大了的世界和平共处，而不是互相掐架，就成了一种历史的考问。　　
　　“路灯当然是一下子就全亮了的。但是陈杲总觉得是从他的头顶抛出去两道光流。”这是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夜的眼》的开头两句。前一阵为了写《先锋不可持续？》，重读了这个短篇小说。读了也就读了，不料拿到黄永玉老先生的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时，又记起了这两句话。三大本的《朱雀城》当然是一下子就全出齐了，但宣传时却总在强调它是绵延了多少多少年的一道光流。写了多少多少年，又在《收获》上连载了多少多少年。我不知道人家写了多少年，倒也罢了，不知道人家在《收获》上连载了多少年，就不能不深感愧疚了。不过，说白了，也就那么回事。被逼无奈呀！您圣明，物价不断涨，工资却雷打不动，河北的工资水平据说在全国排倒数第六……不说了，家丑不可外扬。总而言之，钱不富裕，花起来就抠门，书，不是特别想看的，或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不买；刊物呢，是倒过来，免费赠阅的，看看，否则就不看。好在从网上看东西不要钱。也有要钱的，要钱就不看。一些与《朱雀城》有关的文章，都是不花钱从网上看的。其中的一部分，就是那种既像宣传又像评论的文章。这种文章有一样好处，既有介绍，又有评论；但也有一样不好处，就是如果你能从它的介绍揣度出那应该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常常会跟它的评论对不上号。这回就是这种情况，于是有了某种有话想说的冲动，一点鼠标转到了买书的网站。这是我花钱的又一原则----凡是可能会写批评文章的书，一定要自己花钱买。一看书价，八十二块八，就有点犹豫了。万一文章写不成，亏得可不轻，即便写成了，不够长，也亏。不过再一看，人家原价是138元！仗着是会计出身，一拨拉算盘，对了，您可能不知道，早年会计们的心算都是在假想的算盘上进行的，六八四十八，六折呀！怪不得实体书店没活路。两天后，物流快递就把书送来了。三大本，正文1188页，838千字（据版权页），毛重四斤六两。幸亏是送货上门，否则自己拎着上四楼，得好好喘一阵。
　　所以，一个字还没看，就有了一个评论：黄老先生九十高龄时出了这么厚重的一部书，真是大喜事。可喜可贺！若要再加一个“可”，我认为应该是“可敬”。但是我看不出有何“可悲”之处。据介绍，这部书，黄老先生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开始写了，“因为种种原因”，直到八十多岁才得以续写。所谓“可悲”，我猜大概就是指没能当时一口气写完，或后来的某个时候早早续写。这里面，有一些客观的限制是肯定的，但是否就是悲剧，却不一定。至少有两点。一是不见得能写这么长，二是即便写了这么长，印出来也没这么厚重。那时候纸不好。此外，印刷技术也会影响到插图的精美。
　　虽然有不少介绍，但是我没有看到有介绍实指本书的开头部分用的是六十多年前的原稿。作为文本，是当年的原稿，还是后来重新写过的，大不一样。我在12岁时写过一篇小说的开头，虽然原稿早已不知去了哪儿，但当时想写什么，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也记得那个故事开了个头很快就编不下去了的原因。现在我完全有能力把那个故事从头编到尾了，可是如果真把它写出来，拿去发表的时候，是不是也能说这是一篇我写了64年的小说呢？我估计我是不会这样干的。
　　带着这样的疑惑开始阅读，读到第119页，看到了一点亮光。这一页上有这样一句话：“你刚才到我那儿去了，我去赶场转来才听到，不好意思得很……”遂以为，这个“不好意思”，有泄漏天机之嫌。在上世纪40年代，中国大陆上，“不好意思”只有“害羞”、“忸怩”一类的意思，要到改革开放以后，港文化强势北上，才有了“抱歉”、“对不起”的义项。我对这事儿是一直耿耿于怀的，放着现成的、含义也更确切的“抱歉”、“对不起”不用，偏要用什么“不好意思”，大街上走路一脚把人家的鞋踩下来了，原该说声“对不起”的，却说“不好意思”，算个啥？从语义上讲，“不好意思”里面并没有多少自责的义项，即使加了“得很”也一样。今年以来，我们的出版界发动了一场“词语语法大革命”，部队出操似的要求整齐划一。这期间，我恰好有两个集子在两家出版社等候出版，发回来的校样，真让我汗流浃背，无地自容，原来连写带不写地写了六十年，人家一动真格的，竟然给查出了那么多的词语、语法错误，连标点符号都给改了不下百处。直到有了一个发现，这羞愧之心才略有缓解，原来我文章中引用的鲁迅的话，也没能逃过编辑的纠错，照改不误。怪不得鲁老前辈的文章被从教科书里撤下来了，不懂语法啊。鲁老前辈尚且如此，区区我侪出点纰漏，也就用不着太不好意思了。然而，就是在这样一场严肃认真不走过场的词语语法大革命里，作为港式道歉用语的“不好意思”竟然毫发无损，真有点让人匪夷所思，直到恰巧看了一篇这部小说的宣传文章，方才若有所悟。这篇文章是专讲这部小说所写的那个地方，即朱雀城----湘西凤凰城----种种独特之处的，独特的山水，独特的民俗，独特的民风，独特的……或者也有独特的方言俚语，香港人把“不好意思”用作道歉语，说不定就是从湘西传过去的。
　　我用了十天时间，读完了三大本中的第一本----上卷。一开始读得还算顺畅。黄老先生的语言之好，真是没得说。那感觉，就像是前一句还没读完，后一句自个儿就接上来了。可是读到一百多页以后，麻烦来了。现在想，这麻烦的根儿，就在那个被刻意宣传的“独特”之处，不过事在当时，直接想到的却是信息问题：读了两天多，倒回去一想，得到的信息量趋近于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闹过不少“热”，其中之一就是“信息论热”。让人略感遗憾的是，凡是被“热”过的那个东西，总是“热”过以后反而变得不明白了。比如“萨特热”以后，萨特反而变成一个不明不白的怪老头了。“信息论热”也一样。“热”过以后，信息场似乎就变成信息发布者的乐园了。其实满拧。信息论的出发点和归宿，其实不在于信息的发布而在于它的被接收。它的研究重点，除了信息从发布到接收的效率，就要算从接收一方来看什么不是信息了。比如，已知的不是信息，看不懂的不是信息，甚至不感兴趣的也不是信息，当然虚假的、接收者不相信的更不是信息。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那个让编报纸的政治家们头痛的问题：一天几大版的报纸，原以为发布了海量信息，岂不知到了看报的人那里，却被认定为信息量几乎为零----当然，报道王菲和李亚鹏离婚的消息除外。《朱雀城》发布了巨量的信息，百样俱全、无所不包，可是到了我这个接收者这里，都不是信息。举例来说，爷爷从北京回乡，请人吃饭。这顿饭，从筹备到吃完，由第27页写到了第45页，共约一万五千字，其中这顿饭的菜单，占了整整半页。都有哪些？给咱《文学报》省点版面，不再照抄了，只引书中一个叫柏茂的对菜单的评价，叫做“通俗易懂，老少咸宜”。什么意思？就是当地人请客时席面上常见的菜。平常的如油炸花生四喜丸子干烧鲤鱼之类，最“硬”的一道菜也就是个扣肉，这样一个菜单，您说能有多大信息量？所以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边读边想，作者能为80年前的一顿饭拟出这样一份详尽的菜单，还真是难为黄老先生了，而印在这里，占了半页，却又不能给读者多少特别的感觉，信息的发布与接收是何等地不对称啊！
　　这其实只是个关于小说写作的常识：作者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兴趣，兴之所至，想到哪儿写到哪儿，还得考虑考虑读者的兴趣嘛。
　　不过，到耐着性子读完了上卷，我对此也有了更理性的认识。说到底，这还是那个“独特性”惹的祸。在湖南，湘西有湘西的独特之处；在湘西，凤凰城有凤凰城的独特之处。没人怀疑这个，正如所有人同样都知道，很多地方都有那个地方的独特之处。问题是“独特”本身并没有一个恒定的价值，不同的独特性具有不同的价值阶位。老话说：三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是几千年农耕社会造就的普遍现象，并不稀奇。所以，一个小地域的所谓的独特的民风民俗，往往只不过是一种“说法”，细究起来，说是“独特”，“略有不同”而已。民俗还比较具体，民风就更加抽象。说某地民风彪悍，可能那地方确有一些人不拿人命当回事儿，死上几亿不打紧，但多数正常人还是知道惜命的。苏州的民风肯定不彪悍，但“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一场武斗，照样打死成十上百人。所以这个独特性也不是率尔就能以意为之的。若是做学问，研究小地域民俗民风，自有一套科学的方法，若是做小说，顶多只能做到“传神”。这个神是精神的神，不是神奇的神。第203页上，写到了一个叫老祥的人，“有人讲，老祥喂了只大老鼠在棉衣里，讨来饭，自己吃也喂老鼠吃。”奇是很奇，但小说里写到这类奇事，大多只具有搜奇志怪的意义，不具有刻画文学形象的意义。实际上也没人认为老祥是《朱雀城》里被刻画得很成功的一个人物形象。按黄老先生的自述，他写这部小说，唯一的原则就是“要规规矩矩照年份写”，其他的就“文无定法”了。他说，“我也没有提纲，我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这话可信。比如，写到第201页时，显然是想到了要写写当时当地的几个奇人，小说里叫“朝”人，其中就包括老祥。这几个人物，都与小说的情节线无关，想到了，就写在这里，以后也不再提到。老祥在棉衣里养大老鼠，是否确有其人其事，无可考，只是“有人讲”，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讲的，亦付阙如。这一段写在了这里，这时的狗狗四岁，也不等于是狗狗四岁时听说的。是否有人对四岁的狗狗讲这些，讲了，四岁的狗狗能不能记住，并且在八十年以后想起来，都难说。若让我猜，我宁愿相信是黄老先生“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的结果。他刚好写到这儿时想到了这几个人，就写在这儿了。黄老先生自己说：“晚上睡不着了，就想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写上去，……不写出来好像可惜了。”
　　您瞧，凡是黄老先生能想起来的，包括半夜睡不着时使劲想啊想啊才想起来的，都写在这儿了，而且是写到哪儿时想起来的，就加在这儿了。连黄老先生自己都说：“这么写的方法可能也有点意识流的。”对这样的小说做文本分析，是有难度的。所以，我这篇读后感写成了这种模样，毫无理论色彩，倒像意识流，实在不能怪我，至少不能全怪我。
　　不过，若要理论地对待这部小说，其实它应该被视为两个文本。第一个文本，它是一位老艺术家的自传体小说，艺术成就到了黄老先生这个份儿上，他要写一部小说，说说自己的事儿，写什么什么有理，怎么写怎么有理。只要出版社肯出，就出了，决定首印两万九，就印了。是不是真印了这么多，或者卖不卖得完，都与文本无关。我们无论看或不看，也都不妨碍对黄老先生表示祝贺和敬意。一位画家写了本小说，写得有点不合一般写小说的法度，不必也不该苛求。您也瞧见了，有些小说家，那小说写得远远到不了黄老先生作画的水平，不是也客串玩起了书法吗？那“墨宝”，竟能卖到几千几万一尺，书法家协会不是也没有跟他较真吗？那“墨宝”究竟算书法还是算写字甚或干脆只是临帖，谁说得清？
　　第二个文本，就是用高考判卷的方式对待这部小说，隐去作者的姓名和与其相关的一切“背景”，就文字说文字，就文本论文本。经过这样的“端正态度”之后，您可能会发现，这还真是个值得批评家们认真对待的文本。而且，从这种态度出发，无论做出什么样的评价，至少那评价会是有意义的。最起码，它会是对文学的某种发言，不是娱乐八卦。
　　在现有的评论中，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最多的，只是对凤凰城的“独特”的强调，甚至只是对那里的在民俗学意义上价值并不很高的民俗民风的强调？***很简单，这是一种思潮。这部小说为什么恰恰是现在这个时候得以出现？就文本而言，它无关作者的年龄，只与当下的思潮有关。这是一种什么思潮呢？如果用一个四字成语来概括，我以为最好的概括就是----言不及义。
　　站在这个角度看过去，我们立刻就会看到那个人为的割裂。一个九十高龄老人的一生，与之相对应的那个时间段，正是一个充满了剧变的时代。即使他这九十年里足不出村始终务农，他的一生经历，时代剧变的影响也会强过他那个村的民俗民风的影响。从实际文本看，《朱雀城》里，绝对不是没有此类涉及时代变迁的笔墨，虽然所占的比例不高，但却始终主导着小说的情节线。随手举个“高端”的例子，在第295页，写到滕老先生批评***搞的农民协会，清清爽爽写道：“你砸庙打菩萨做哪样呢？你把我们湖南的大藏书家、学问家叶德辉杀掉做哪样呢？上千上万的珍本书……这一散失，洪水汤汤，哭不回来了。”他认为这是因为里面没有读书人，“要是里头有个把读书人管管就好了”。可是，另一个叫田三大的接着说：“里头读书人不少，不过……读书人发起狠来，做出的浅薄幼稚动作，比起不读书的，疯狂多了----十分十分之可鄙讨厌！”以此和那些爱国主义的伪历史相比，让人怎能不对黄老先生肃然起敬？而这些所谓的评论偏偏对此视而不见，只去把玩那些凤凰城的民俗民风。难道他们忘记了，《朱雀城》虽然三大本，可是它只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三分之一呀！到第三大本结束时，小说的主人公狗狗/序子，已经离开了朱雀/凤凰城，到了沅陵，到了常德，到了长沙，渐行渐远了。您设身处地替黄老先生想想，后面那六大本，显然不能再写民俗民风了，他会写些什么呢？
　　所以，我说的“言不及义”，并不是小说本身言不及义，而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所做的扭曲的解读。说它是一种思潮，是因为它表现在社会生活文学艺术的很多方面。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中，让文学从直接为政治服务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即使是天经地义的事，做过了头，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所谓的“去政治化”，也有可能被用来达到某种政治的目的。那些虽未平反但毕竟改正了的右派们，有了“重放的鲜花”，而在其后，我们也看到了另一类“重放的鲜花”，周作人、胡兰成纷纷成了大师，而张爱玲则差不多成了文学的女神。很自然，有了这一面，就会有另一面，比如鲁迅的作品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逐出教科书。不管这种事是以什么样的理由进行的，它的实际结果明摆着：教科书里减少的，不是晦涩难懂的文字，不是语法不正确的文章，而是也只是作为民族魂的批判精神。言不及义的“义”，指的就是这个。先锋写作是舶来品，在它的原产地，很多先锋作家一辈子从事先锋写作，并没有不可持续的问题，偶尔会有两栖型的，但很少有“转型”的，为什么一旦到了中国，先锋写作就成了某种不可持续的写作，变成了一块敲门砖，靠它成了名，很快就不再在那个先锋的江湖上混了？原因无他，中国的先锋写作被抽掉了“义”。人家那种以现代哲学为思想资源的、形而上地对世界的再认识、再批判，到了我们这里，就只剩下了某种超现实的形式，从而变成了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规避。现在则是南美作家的不正常的极度蹿红。南美确有不少好作家和好作品，但总不能说只有他们才代表着全人类文学的最高成就吧？其实南美作家的作品，在南美乃至欧美的读者中，大多数都是“及义”的，是现实主义的，是有批判精神的，只不过所用的表达方式，是与那里的文化相匹配的，带点儿我们觉得属于“魔幻”或“神秘”的色彩，而被我们真正看中，特别想“拿来”的，正是这个被抽掉了“义”以后的形式，又由于中国并没有与这种“魔幻”或“神秘”相匹配的印第安文化、黑人文化、混血文化，结果就变成了某种虽然奇形怪状，但恰好可以用来规避现实社会生活的东西。为此，我们翻译了大量的南美作品，包括一些二流乃至三流的作品，懂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的人不够用，就从美国人翻译的英语译本转译。那么，是不是该翻译的都翻译出版了？不是。巴斯多斯是所谓“拉美文学爆炸”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可是直到这位以“反独裁作家”闻名的巴拉圭人去世，他最重要的作品《我，至高无上者》也没有被译介到中国来。这恐怕不是偶然的疏忽，所以我对于是否现在有了译本并不乐观。
　　黄老先生说过一句“硬”话，相当于那份菜单中的扣肉：“世界长大了，我他妈也变老了。”这不仅是一句至理名言，更是一句哲人的谶语。人老了，总难免怀旧的倾向，这很正常，更没什么不对。可是世界已经长大了，老先生老太太“怀”出来的那个“旧”，怎样和这个已经长大了的世界和平共处，而不是互相掐架，就成了一种历史的考问。把一些内战中死了很多中国人的地方称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终归是过眼云烟。即如我住的这个地方，总有人喜欢称之为“燕赵大地”。“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是韩愈说的，自然权威。但同一个韩愈在同一篇文章里又说：“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又过了一千多年，又有了另一种说法来形容这块燕赵大地上的民风：“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高阳县的布鬼子。”当然，这是造谣诽谤。我在保定时，就听过一位保定作家澄清此事：不是狗腿子，是勾腿子；指的是摔跤中使的一种绊儿，摔跤比赛，保定人总是得冠军，就因为会使这种绊儿。然则燕赵民风依然彪悍不减当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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