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很少
这又是一本不太可能出版的书，之于我，这种经历已经是第二次了。奇怪的是，我似乎并没有特别的不快。一是因为我可能早已经习惯了中国对思想著作特别苛刻的出版环境。更为重要的是，我对这本书本身的价值发生了深刻的怀疑。如果有可能重写此书的话，我肯定会做出重大的修改甚至推倒重来。但我也知道，即便如此，在最后一刻等待我的，仍然将是彻底的绝望。当然，这不是对自己的绝望，而是对人类思想及人类认识能力的一种终极的绝望。如果喜新厌旧是人类天性的话，今是昨非就是所有思想的本性。
《奇迹的黄昏》的绝大部分写就于2004年。就其主题而言，是我前一本同样未能出版的《中国的变局》修订本。《中国的变局》完成于1995年，那时我还是一个三十岁的年轻人，中国改革本身的面貌和结局也远远没有清晰的呈现出来。十年之后，当我重新落笔的时候，中国的情况几乎天翻地覆，而我自己也已经进入越来越迷惑的不惑之年。所以，说是对《中国的变局》的修订，但实际上却几乎是完全的改写。
多年以来，中国问题一直是我的思想职志。中国问题的巨大复杂性一方面给我带来了空前的精神折磨，另一方面却使它具有无与伦比的知识吸引力，成为一个思想黑洞，让我们不断地飞蛾扑火。对我个人的精神生活而言，这本书的大部分意义可能就在于：在不断的折磨与扑火之间所获得的那种生命的张力。当然，对中国人在中国改革中的命运所寄予的深切关注和同情，可能是本书的另外一个精神源流。中国改革是一场滔天的洪流，所有中国人的命运都为之巨变。无论是幸运儿还是失意者，也不管是登峰造极的英雄还是命运凄惨的弃儿，都是这场巨大历史活剧的一部分。他们的命运值得我们去关注、去同情、去感同身受。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是献给他们的。
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我无法站在那些现实主义者的立场上来评价这场改革。所以其中的批判性在所难免。在群星闪烁的夜晚，我时常仰望星空无限感慨：自诩为无所不能的人类为什么就发明不出一种人人都幸福、人人都快乐的文明？这种肯定会被智者讥讽为幼稚的慨叹，在我这里却始终挥之不去，如影随形。或许，这个问题只有上帝才能回答。但这同时透露出一个相当残酷的事实：人类离真正的智慧还有何等遥远的距离。或者，这根本就是一段不可逾越的距离。如果读者有机会读到这本书，我特别希望他们不要忽略了本书的这样一种精神气质。
就在我写作这篇序言的时候，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坚决捍卫自由市场的林行止先生宣布改宗：从一个自由主义者变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相信，中国绝大多数弱智的自由主义者都会为此惊奇得张大嘴巴、跌碎眼镜。作为一个早期的自由主义者，我非常能够理解林先生心中的那份煎熬和彷徨。只不过，我不会像它那样随便抓住一根稻草，就开始自我的精神救赎。
最近几年，在朋友闲聊的场合，我反复唠叨的一句话是：世界是上帝创造的，知识和逻辑是人类发明的，其中永远隔有一堵神秘的无知之幕。换句话说，我们根本无法达成对这个世界的完全理解。而这种不完全理解，实际上将我们置于了一种完全无知的状态。就像人类所面临的唯一确定性是死亡一样，思想面临的唯一确定性则是无知。对于一个以思想者自我期许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洞悉了这一结局更加不堪的呢？对于我来说，这几年几乎已经陷入不能写，不能说的境地，因为我知道一写就错，一说就错。
人类因思想而生，也因思想而死。所以，我特别羡慕那些纯粹的某某主义者，无论他们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也无论他们是年轻的追随者，还是年迈或故去的祖师爷们。不是因为他们“知”着，而是因为他们“生”着。虽然他们之中绝少有人意识到，他们的“知”不过是一种信仰，但是也正因为这样，他们的生命却变得盎然。他们因思想而生，因思想无限展开的可能性而生。而在我自己这边，却是另外一幅黄昏景象。思想之门因我对思想的绝望而逐渐闭合，生，也变得如此沉默和萎缩。如果可能，我愿意匍匐在主的脚下，任其主宰和驱策，成为它的一部分，并最终达到对生命和世界的全部理解。但是我知道，主的门不会向我打开。因为我们是异教徒，理性主义早已经将我们放逐到了不能返回的地方。事实上，自启蒙时代以来，我们就被所有的确定性放逐了，它任我们在无边无际的可能性中游荡、飘浮，像一群孤魂野鬼。然而我了解，这就是我们的命运。
最后，我要感谢我所有的读者，尤其是我的太太，正是因为他们持续的关注和鼓励，才使我在对人类思想极度悲观的状态下完成了此书。要感谢的人有很多，包括我的父母，我所有的朋友，他们对我的养育和友谊都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源被包含在本书之中。这本书同样献给他们。
2008年仲夏于南京
1978年12月15日，一批白发苍苍的文革幸存者，在经过了一场长达36天的马拉松式的政治辩论之后，重新夺回了对中国***的主导权。在紧接着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这批老人将那些被他们称作极左分子的文革受益者们，决定性地驱逐出了中国的权力核心。几天之后，华国锋——这场政治角逐中的最大输家，以无可奈何的姿态代表他的对手们（这多少是有点荒诞的画面）宣布：中国***的工作重点将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随即，290名代表起立、鼓掌。这就是被史家几乎一致公认为中国现代史上重要转折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此时，无论是那些失意者，还是那些随声附和的鼓掌者，甚至包括这个进程的实际导演者***本人及其同事们，恐怕都没有想到，他们启动的这场变革将如此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后代，并彻底改变中国的面目。自此以降，中国的这一段现代史被称之为“改革”。
从1978年的那个冬天到现在，中国改革已经走过了25年。无论是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主题，还是作为一场范围广大、无所不在的实验，“改革”都是这25年无可争议的核心价值。而就其实际的动员范围和对中国普通人生活的深入程度，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的革命可与之媲美。虽然它表面上远没有毛式革命那么浪漫和富有戏剧性，但它对13亿中国人的裹胁力量却丝毫也不逊色。也正是因为这种力量无形但却强大的钳制特征，中国改革似乎还远远没有得到清醒的反思。25年，正好是一代人的时间，历史也匆匆赶到了另一个纪元的开端，当我们还未来得及仔细咀嚼这场不断向前的改革风暴的时候了，中国的种种现实已经在不断提示我们：该是我们解构“改革迷信”的时候了。
从今天开始回溯，中国的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一下几个阶段。
从1978年中国***十一届三种全会，到1984年中国正式开始城市改革，是中国改革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一时期，以农村改革为轴心的中国改革激活了中国农民巨大的创造热情。短短几年之中，中国农民凭借他们争取到的毫不起眼的自由，迅速缔造了神奇的经济进步。这是一种从无到有的进步，其与旧时代物质极度匮乏的记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将这几年经济上的进展放在一个更长远的历史之中看，或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其对中国日后改革所形成的强大推动力则无论如何不能小看。因为正是这种从无到有在个人效用上的强烈对比，使中国人第一次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改革的魅力。这一点，相信任何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都会感同身受。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真空中突然坠落的普通中国人，第一次发现了世俗生活的巨大吸引力。与此同时，被紧紧禁闭了30年的国门徐徐打开，伴随着深圳、珠海等第一批经济特区的建立，中国与外部世界被人为割断的联系开始恢复。特区的建立为中国改革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这扇窗门一经打开，就再也不曾合上。这个在中国自己土地上建立的“外部”世界，为注定要具有强烈开放特征的中国改革创造了一个顽强的生长点。后来的历史证明，特区所具有的这种独立地位，不仅使它获得了某种抵抗意识形态干扰的天生免疫力，而且也使其屡次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蓄势头的发祥之地。特区的建立与生存在中国的改革和中国的开放之间制造了一种特殊的张力，中国人不仅可以借此看到外部世界，也可以借此“体验”外部世界。事实上，在中国普通人那里，特区的生活方式以及物质丰裕一直是中国改革合法性的另外一个重要来源。特区对中国改革合法性的掩护作用一直到90年代中期才开始逐渐衰落。
成功的农村改革（包括乡镇企业的初步生成）以及对外开放格局的基本确立，是这一时期中国改革的一个基本特征。它不仅为后来若干年的中国许速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示范和物质上的基础，也为中国改革提供了稳定的合法性资源。我们甚至倾向于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能够在80年代末期摧毁性的政治风暴中幸存下来，完全维系于这两方面所取的初步但却显而易见的成就。
显然，这是一个共赢的时代，每一个中国人都在这个进程中获得了经济上初步但却至关重要的改善。在这个时期，中国农村与中国城市的收入差距迅速从2.5倍缩小到了1.8倍、考虑到农村人口在中国的比例，以及城市人口生活品质的绝对改善，中国人的欢乐情绪是在是其来有自。很多人喜欢用帕雷托改进来描述中国的改革，在中国改革直到今天的全部历史中，1978年到1984年这几年，无疑是一段最完美的帕雷托改进。走出***时代充满乌托邦色彩的精神世界，改革，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对改革的乐观情绪相互感染，并在中国社会中被普遍的确立起来。人们对改革的迟疑烟消云散。这种乐观情绪透过一个个在中国城市中悄悄流传的关于“万元户”的故事中被清楚的表达出来。对今天的年轻人而言，这种故事在当时的刺激性并不亚于今天的比尔·盖茨或者巴菲特。何况这是一个发生在一个几乎从未有过财富概念的中国呢？这些故事虽然多少带有人们的嫉妒情绪，但更多的则是透露出了中国人对个人前途的憧憬和自信。人们对改革所带来的乐观未来深信不疑，似乎一切都将水到渠成。许多人甚至认为，他们要做的，便是坐等改革的奇迹在自己身上发生。
受到经济进步以及由此产生的普遍的民间乐观情绪的影响，中国***内的政治格局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以毛的旧部及思想信徒所组成的传统左派的彻底失势，使一个以***为中心、以胡耀邦，赵紫阳为前台人物的党内改革派集团迅速成形，并影响日增。中国***内第一次形成了一个实力强大，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取向的改革派。在这个时期，改革已经成为主流，改革精英分子不仅在党内掌握了主动，在中国民间也声誉日隆。当时一句妇孺皆知的顺口溜“要吃粮，找紫阳”生动的反映了中国民间对这批改革精英的支持和期望。毫无疑问，这是改革派在一路顺风的鼎盛时期。与此同时，与***有着政策分歧的另外一些党内精英似乎还处于集结阶段，这批人经常被外界习惯和简单的称为“保守派”。此时，这批人很难有力量阻挡***的改革，也无法推出他们的前台人物。准确说，中国80年代被称为保守派的党内精英，实际上是在生存在***改革的缺陷中，其派系边界也是随着社会问题的逐渐暴露而变得明晰起来的。所以在***的改革还没有露出关键的破绽之前，这批精英分子很难找到发挥的舞台。在80年代早期，显然还不是这些人表演的合适时机。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保守精英的基本经济主张是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