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中国适合隐居的地方穷人隐居

原标题:王开东:感谢贫穷,穷人是傻,富人是坏?

这几天,河北寒门姑娘王心仪,考了707分,被北大中文系录取。本来这是一个励志故事,结果却成了一个鸡汤故事。

起因就是王心仪曾写过一篇“关于自己、关于贫穷、关于希望”的文章。

文章中写道:“尽管贫穷狭窄了我的视野,刺伤了我的自尊,甚至间接带走了至亲的生命,但我仍想说,谢谢你,贫穷。感谢贫穷,你让我领悟到真正的快乐与满足。感谢贫穷,你让我坚信教育与知识的力量。来自真理与智慧的光明,终于透过心灵中深深的雾霭,照亮了我幼稚而懵懂的心。”

据说这篇文章看哭了很多人。针对王心仪感谢贫穷,很多人怪话连篇,甚至口诛笔伐。对一个涉世未深的高中生如此刻薄,我觉得有点过分。不妨分析这件事。

第一,小姑娘这种感谢是真诚的。

在贫穷中锻造出来,考取了最高学府。她真诚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感谢贫穷。幼稚也罢,伟大也好,她有权这样做。

我们不是她,我们没有经历她的一切,怎么知道她内心的真实感受?

针对质疑,王心仪说:“我想传递的不是我个人的情况。我想告诉大家,每个人努力之后都会有成果,只要有一点点的能力我希望能帮到更多的人。”

第二,感谢贫穷,不是歌颂贫穷,这两者有本质区别。

感谢贫穷,感谢的只是贫穷对自己的磨砺,越磨砺,越光芒。史铁生也曾感谢生病,难道他是歌颂生病?赞美生病?

感谢只是修辞的需要,不是事实的需要。而且这种感谢仅限于精神层面,不是物质层面。也就是在精神上感谢贫穷对自己的锻造,但在物质上诅咒贫穷对自己的伤害。

或者精神上和物质上都感谢贫穷,因为走出来了,与贫穷讲和了,好了伤疤忘了痛,过去的一切都变得弥足珍贵。

其实这种感受具有普遍性。***《长征》诗,“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不就是感谢岷山的千里大雪?但三军历经苦难之后,这种“尽开颜”的喜悦也是发自内心的。

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中说:“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

这也是典型的感谢贫穷,感谢艰苦。这种感谢,还是从精神层面来说的。因为艰苦和贫穷锻炼了朱德,使他有了与苦难做斗争的经验和勇气,当然值得感谢。

王心仪说,贫穷可能动摇许多信念,却也让人更加执着地相信知识的力量。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艰难,更不是抱怨命运的不公,而是想让更多有同样经历的人从她的故事中获取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

之所以感谢贫穷,就是基于这样的语境。如果断章取义,对王心怡确实不够公平。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来了。公众为何如此不够宽容。对一个小姑娘穷追猛打?或者是,对于***来说,贫穷为什么不值得感谢?

这个话题更值得我们探讨。贫穷必然带来苦难,所以贫穷的话题源于世界文学的永恒主题——苦难哲学。

苦难是人类成长史的见证,也是人类生命史的见证。各种宗教和哲学都力图从苦难的价值和意义层面解释苦难,超越苦难,以拯救在苦难中挣扎的芸芸众生。

比如基督教提倡原罪说,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是有罪的,苦难相伴人生,人类经历苦难是自我拯救的必要手段。佛教则宣扬来世,认为人生就是受苦,现世是一个苦海无边的俗世,你无法摆脱今世的苦难,只能修福以获得来世的幸福。

无论是宗教还是哲学,毫无例外,都认为苦难不可避免。

自从我们的始祖被赶出伊甸园,我们就再也回不去了,我们在人生的苦难中呻吟流汗,直到耶稣用鲜血染红十字架。

存在主义哲学则认为,在苦难面前,人无法预料,也无法把握。人想干什么,说不出道理;人能干什么,没有把握;人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无法自主。人只能在冒险中抉择自己,这就注定了人只能处在永不停息,永不安宁的恍惚状态之中。

正如《存在主义简史》一书的作者让·华尔所说:“剧烈的苦闷的体验把我们暴露给自己,我们看到自己暴露在这个世界上,孤独无依,没有救助,没有躲避。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被扔进这个世界……我们存在着,但是,我们找不到我们所以存在的任何理由,因此,我们是没有本质的存在。”

在苦难之中,家是唯一的避难之所,但家在哪里?我们的精神家园、灵魂故乡、生命的避难所在哪里?现代人似乎无家可归。

如果一个人对现实失望,一般只有四条路可以选择。

从时间的层面上,一条是回到古代去。

如中国古代的孔子、墨子和庄子。他们都对现实生活感到绝望,孔子怒斥现实“礼崩乐坏”,所以希望回到“郁郁乎文哉”的西周去。

墨子贬斥现实为“交相恶”的乱世,他要人们返回到“禹汤”时代去。

庄子则诅咒他的时代为“仅免刑焉”,所以希望回到“结绳而居”的草莽时代。这是典型的薄古非今的思想。

柏拉图有他的《理想国》,莫尔有他的《乌托邦》,康博内拉有他的“太阳城”,中国的陶渊明则有一个“桃花源”。他们都有家可归。

回到古代或者奔往未来的理想,鼓舞着这些对现实不满的人去从事破坏和创造。如果这两条路不愿意走,那么,余下的还有两条路。

这就是空间的层面,一条路是上天,一条路是入地。也就是白居易所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

基尔凯郭尔选择“上天”,把希望寄托在天国,故对上帝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从审美境界到道德境界,再到宗教境界,一步步把自己交还给上帝。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地下室手记》,最大的成就就是塑造出了一个“地下人”的形象,并对他的内心作出了准确的描绘。《地下室手记》是写一个“入地”的人。

这个精神极度敏感,内心极度矛盾、混乱,行动上软弱无力的人,总是不停地对一切忍让,像受尽了一切侮辱和损害的苍蝇。最后,终于躲到地下室里去了。

地下室人以个体化的狂欢在争取自由的平等,无可挑剔,可是当他进入了恶意的狂欢状态之后,他就已经脱离了崇高的边境,滑入了邪恶地带。

卡夫卡则屡次宣布要与人类划清界线,躲避到“洞穴”中去,因被布洛德劝阻而未果,可布洛德留得住卡夫卡的身体却留不住他的心。

卡夫卡曾说过,他和动物待在一起,要比和人待在一起让他感到更亲近些。相信越来越多的现代人有着与卡夫卡相同的体验。

在《变形记》中,卡夫卡让格里高变形为甲虫,是把人置于这种生存状态下产生的极度变异。其实这也是卡夫卡自己曾经的梦魇,他逃避现实,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洞穴,一张桌子,一盏灯,过隐居的生活。卡夫卡和格里高是交织的、融汇的一体。

多年来,宣传苦难哲学的人并不鲜见。

现实中,中国的庄子、古希腊的第欧根尼、荷兰的大哲学家斯宾诺莎、印度的释迦牟尼都主动追求清贫的生活,将物质欲望降到最低,甚至对自己苛刻到残忍的地步,这是主动对苦难的承担。但这样的人毕竟还是特例,是少数精神贵族的自觉超越。

文学创作中,中国传记作家,不断地宣扬传主历尽磨难,终成正果的人生历程。客观上消解了苦难的杀伤力,要知道,文学中的苦难主题比宗教对苦难的阐释,更具有灵魂的震撼力。

因为这种过度阐释,苦难成为了励志者的***、道德标签和行为艺术,苦难在文学叙述中的功能发生了变异,变成了一种炫耀的资本,一种成功的牵引力,一种道德上的特权。文学中的苦难书写推波助澜,塑造了一个个受难英雄的神话。

书写历史的苦难只是为了躲避现实的苦难,把苦难与民族、国家意志等宏大叙事等同起来,某种程度上,反而否认了个人苦难的意义。公众之所以警惕苦难原因即在此。

孔子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孟子更是直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佛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在这两大圣贤的眼里,苦难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现实遭遇,而成了一种观念、一种哲学、一种文化。

但苦难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尽管苦难的确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人的精神品质,增强人自我实现的能力,使得一个人可以最大限度地摆脱生命的庸常。

但苦难转化为创造的动力是有条件的,苦难并不总是导致伟大,相反,在很多情况下,它使人的自尊毁坏、心灵蒙尘、良心失去、伦理丧失、人性沉沦。

现在,很多富贵子弟往往很拼,寒门子弟却有不少人变成了“寒门富二代”,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用父母的搬砖来垫高自己的生活水准,这何其反常但又何其常见。

苦难并不总是导致伟大。我们常常认为正是因为遭受宫刑的奇耻大辱,司马迁才发奋完成了彪炳史册的《史记》;正是因为惨遭抄家,内心惨痛,才导致曹雪芹伟大的《红楼梦》的诞生;甚至认为鲁迅的成功,亦来自其家门的不幸。

狄马说:“实践自然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由于历史经验的不可重复性,有人获得了实践的检验权,别的实践就没有了检验的机会,但谁能保证它不是真理?”

谁能告诉我们,司马迁不受宫刑,就写不出《史记》?曹雪芹不抄家,就创作不出《红楼梦》?鲁迅家道不中落,就不能成为中国的文学魂?这显然是把特殊的历史情境当成了普遍的创造规律。

一个很显然的例证就是,古代受宫刑的多了去了,但《史记》只有一部;抄家的多了去了,曹雪芹只有一个。真正的成功者是靠自身的才华和努力,坚韧不拔的意志,远大目标的专一,而不仅是苦难本身的孕育。否则就没有办法解释那些一帆风顺的大文豪们,譬如泰戈尔,譬如歌德。

除了学会证明之外,我们更需要学会证伪。所有的砖头,都经过刻苦的摔打,痛苦的切割,艰苦的烘烤;但不是所有的砖头,都有机会去构筑长城。经过苦难磨砺过的人,他们人生的走向亦然。

那么,这么多圣哲颂扬苦难的目的何在?背后究竟有什么心理和动机?

从事实上来说,幸福人生,我们只需祝福,苦难人生才需要我们体贴。我们不仅需要锦上添花,更需要雪中送炭。

从人类的潜意识来看,苦难哲学实际上是对人类苦难人生的一种理性思考,是悲天悯人的一种情怀,它传递给我们一种生命力量的延伸,唤醒我们内在的力量,告诉我们上帝没有并抛弃我们的意思。

一切的苦难,都是上帝对我们的考验,只要我们咬紧牙关,我们终究会穿越人生的暗夜如水,到达一个金银澄碧的精神领地。那个地方,桃花盛开,阳光灿烂。

但这种文化和悲悯极易被某些群体利用,既然你们感谢贫穷,既然贫穷对苦难的人是一种馈赠,那么就让你们贫穷下去吧。

事实上容忍和鼓励贫穷是有罪的、不道德的。所以挣脱出贫穷的人应该感谢的不是贫穷,而是自己的奋斗和不懈努力。

这不该是一个人的故事,这应该是整个社会的出路思考。社会要给穷人改变命运的机会,要打破阶层固化,让更多的寒门多出贵子。而不能以感谢贫穷这种鸡汤来麻痹民众。

正如周国平先生说:苦难磨钝了多少敏感的心灵,悲剧毁灭了多少失意的英雄。人天生是软弱的,惟其软弱而犹能承担起苦难,才显出人的尊严。”

没有人去思考,王心仪这样的贫寒子弟,为了这个所谓的尊严——很多人天生就拥有的这个尊严,他们究竟付出了多少?

王心怡挂上了北大女生之名,其实还只是一个高中生。她感谢贫穷,可以理解,毕竟她战胜了贫穷,并从苦难中走出来。甚至一切贫穷之中的人,都可以感谢贫穷,让自己获得一种信心和勇气。

但其他别有用心之人,如果鼓吹我们感谢贫穷,不是傻蛋就是坏蛋,不是无知就是无耻!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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