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日本战败前与蒋介石单独媾和的阴谋（下）
1944年以前，日本在军事上占优的情势下以战逼和，在与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中层层加码，提出种种极为苛刻的条件。时过境迁，形势大变。1944年下半年起，日本战争机器崩溃的征兆已日益明显，无奈之下只得主动开始向中国乞和。
那么，日本的乞和活动是由谁主导的？出面执行乞和计划的怎会是一位对华谍报界曾经的泰斗级人物？这场所谓的乞和，其背后隐藏着怎样恶毒的阴谋？战争后期，蒋介石怎么也会有意与日本单独媾和？大汉奸缪斌怎么会成为日本和蒋介石都属意的传声筒？主张乞和的小矶国昭内阁因何下台？急病乱投医的日本同时开辟了几条乞和的渠道？最终，日本的乞和为何失败？本期节目，李涵为您讲述：日本战败前与蒋介石单独媾和的阴谋（下）。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日，汪伪政权的前高官缪斌来到东京，充当日本与蒋介石之间单独媾和的传声筒。但在面见日本首相小矶国昭之前，缪斌提出要先见一见日本皇亲，东久迩宫稔彦亲王。
第二天，缪斌前去拜访防卫总司令官东久迩宫稔彦亲王，他属于日本皇室有影响力的成员。东久迩宫问道：“你是小矶首相接到日本的，为何要首先会晤我?”缪斌称：“重庆方面认为，日本除了天皇以外，没有人值得信任。由于我不可能见到天皇，便希望将这个问题向殿下提出，并请求您将我的口信转达给天皇陛下。”缪斌强调：“美军在占领菲律宾之后将登陆冲绳。到了决定性的时候，苏联将侵入满洲，而重庆方面愿意日本保留天皇制。”会面后，东久迩宫觉得缪斌看上去并非江湖术士，他还觉得，以前中日双方和平交涉的彻底失败出于日本想要分离重庆与美国，使和平工作成了日本想当然的阴谋。而缪斌的工作正相反，目的在于取得日美间的和平。
缪斌的活动在日本高层引起了争议。当东久迩宫将缪斌的话通告给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后，梅津的回答是：“中国人讲的话哪儿能当回事!”在缪斌赴日前后，蒋介石通过使者又向在上海的日本最高将领冈村宁次传了话：“中国与美国不可能分离，但中日两国提携对东亚非常重要。所以，我有意在适当的时候为日本讲话。能拯救日本的只有我。”
但冈村宁次并没有理睬蒋介石的话。日本的“中国派遣军”中专门从事秘密谈判的今井武夫也以缪斌品质低下为由反对与缪斌接触。日本外务省则以汪派政权已得到“国际承认”为借口，反对缪斌所带来的取消汪氏傀儡政权的提案。日本陆军、海军和外相都怀疑缪斌是否与重庆有联系，指责缪斌没有委任状，怀疑他是个江湖骗子或掮客。他们还认为，盟军方面将取得胜利，蒋介石没有理由与日本进行和谈。而重光葵外相正在全力以赴请苏联出面议和，对其他的渠道根本不予理睬。
东久迩宫与缪斌防空壕前会面
3月21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召开，主题便是讨论缪斌带来的“和平方案”。内阁一些人提出，如果按照这些条件去做，一旦南京汪伪政府取消改为留守政府，而与重庆方面的谈判又不成，犹如泼出去的水，局面将不可收拾，而改编成立的留守政府又将由缪斌一伙人所控制，局面更坏。还有人提出，既然小矶内阁与重庆方面乞和的决心这样大，不如甩开缪斌居间人，直接与重庆方面接触，从正面进行谈判。
与会人员还提出了对缪斌的不信任和日本不能单方面撤军的理由。有的人甚至对缪斌的身份及和重庆的关系提出质疑。外相重光葵更是公开声称，首相撇开外相直接从事外交活动侵犯了外相的权力，因此首相如果违背他的意见一意孤行的话，那倒阁也在所不惜。就这样，会议开了40分钟就散会了。一时间，小矶内阁骑虎难下，进退两难。小矶国昭无奈单独向裕仁天皇上奏，天皇表示反对。第二天天皇下令：“尽早将缪斌遣返回国！”二天后，小矶内阁辞职。
随着小矶内阁的垮台，缪斌也被赶出了日本。缪斌回到上海后，到处吹嘘自己受到日本人的热情招待，拿着与皇族东久迩宫及其他日本高级官员并肩合影的放大照片到处招摇。1945年5月25日，他收到重庆方面“停止关于所谓和平撤兵谈判”的电报，缪斌的活动就此告终。
没过多久，日本战败投降。缪斌又立马变了一副嘴脸，大讲自己怎样到日本促其投降，为国民党政府不惜奔走，是有功之臣。不仅如此，他还到处大讲和蒋介石的关系如何如何，蒋封了他什么职务、交给了他什么任务，等等。缪斌作为臭名昭著的汉奸，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缪斌不识时务反而大讲特讲，无疑等于让蒋介石下不来台。尤其是蒋介石背着盟国单独派人与日本媾和这件事如被抖搂出来，蒋介石将无法解释，颜面尽失。因此，抗战一胜利，缪斌作为汉奸首先被捕，并于日作为一号汉奸被处死。
当初，小矶急于通过缪斌这样的人物向中国乞和而丢官弃职，说明日本在战局上的多重危机，已经到了慌不择路的地步。时至1945年，随着盟军的反攻，日本的丧钟已经敲响，上上下下都在谋求出路。
1945年4月7日，铃木贯太郎接替小矶国昭任日本内阁首相，东乡茂德出任外相。此时，欧洲战场上的德意法西斯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太平洋上的日军也节节败退。为了尽快在中国摆脱困境，铃木内阁于4月下旬决然抛开南京伪政府，要以“异常坚定的决心断然进行对重庆的工作，以求停战”。
这次乞降活动是通过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和国民党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之间进行的。其实，早在1944年11月汪精卫在东京病死之后，南京伪政府的大小头目已鱼走鱼路，虾走虾路，利用各种手段和重庆方面取得联系。
1945年2月，伪军事参议院院长杨揆一会见今井武夫，向其介绍了由何柱国派来的一个名叫吴树滋的人。吴树滋是杨揆一在保定军校的同学，来南京前，吴树滋受重庆方面的指令而与日方接触。不过，当时因小矶内阁正专心于“缪斌工作”，今井与吴树滋的联系与会谈只能私下进行。
到了5月，日本的乞和念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迫切，今井于是把与吴树滋的联系向日本政府作了汇报，日方随即责成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具体负责这项工作。日方认为，现在要直接同重庆方面的要人进行会谈，即使不成功，也有可能从该项工作中寻求其他的门径。于是，今井武夫加紧了同何柱国的联系。
5月中旬，吴树滋奉令向日方非正式提出中国方面的原则，大致内容是：
一、日本无条件地从山海关到广州的中国本土上全部撤兵。
二、日军今后经中日协议的条件，从满洲撤出兵力。
三、中国不妨害日军在中国以外战场上的行动。
以上条件同日本于日提出的条件基本相近。事后吴树滋向何柱国作了汇报，今井也积极准备同何柱国直接会谈。
6月中旬，吴树滋通知今井到河南沈丘何柱国的驻地进行会谈。7月4日，今井一行从南京乘机出发，当天连降大雨，制空权又被中美空军掌握，其座机差点成了中美空军的猎物。今井冒着被击落的危险不远千里乞和的行为，与抗战开始时日军的傲慢和狂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7月9日，今井一行辗转来到河南沈丘新集站第十五集团军驻地，与何柱国进行会谈。
会谈中，今井认为已和吴树滋谈过的问题不必再重复，于是提出：“日本希望两国直接和平谈判，对此中国方面是否有接受的打算？”还说：“日本以维护国体、保全国土为绝对条件，这点若不被采纳时，则决心继续交战到底。同时，对于‘满洲国’和南京政府的处理，想努力做到不违背对他们的道义关系，但想知道中国方面如何设想。”今井像个生意谈判场上的老手，一开始就把价格提得挺高。
何柱国在回答时，一开始便拒绝了中日两国单独和平的可能。其答复要点为：一、在 《开罗宣言》发表 以后的今天，日华单独和平无论如何也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日本如果希望同中国和平，那么必须同时要把世界和平作为不可缺少的重要事项。希望日本政府妥善处理，早日结束战争。
二、日本如果有什么要求，中国可以把日本提出的问题转达给盟国。蒋介石同意日本天皇制度继续存在，并对各国首脑说明这一点。
三、战后日本要从满洲以及海外撤回兵力。朝鲜、台湾、库页岛等必须让出来。以上这些事已经盟国协商完毕，所以没有再度更改的余地。
此后，今井和何柱国又进行了三次会谈，双方僵持不下，毫无结果地结束了。这次会谈，今井确实认识到日本大势已去矣。
会谈结束后，今井武夫回去向冈村宁次复命，又向大本营提出了详细的书面报告。由于美军飞机轰炸日本本土，日本政府一片混乱，大本营虽然注意到了这次会议的结果并加以研究继而利用，但由于日本政府各省机构已经瘫痪，该问题遂被搁置。
会谈结束后，何柱国被召回重庆，向蒋介石汇报会谈情况，时值中美英三国 《波茨坦公告》 即将发表，再与日本进行讨价还价谈判已无意义，于是停止了该项工作。
在日本的乞和洽降活动中，还进行了对何世桢的工作。1944年底，在日本朝野上下纷纷寻找同中国乞和门路的人当中，近卫文?（曾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 的亲弟弟水谷川忠?便是其中一个。
1944年12月，佐藤贤了升任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在赴中国上任之前，水谷川忠?访问了佐藤，向其讲了通过何世桢向重庆方面进行乞和的事。
何世桢，安徽望江人，美国密西根大学毕业，曾任国民党第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1939年9月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汪伪国务院参赞。当时，何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保持密切联系。当时也有传闻，称何为重庆情报机关的人员。在当时日本需要向中国乞和的情况下，日本方面对此不仅不加以追究，反而加以利用。
1944年秋，何世桢把重庆国民政府派来的徐明诚介绍给水谷川，徐把重庆方面的条件向日方提出：
一、日本由天皇亲自执政。
二、惩处满洲事变以来的战争负责人。
三、日本军队从中国全面撤兵。
四、只有在日本同意实行上述三条件后，重庆国民政府允许同日本进行和平谈判。
水谷川和特务组织“满铁”经济调查局的土井章一起，向近卫文?报告这次会见的谈话。在近卫的指示下，他们又两次向当时的外相重光葵报告。因当时小矶内阁正通过缪斌进行联络，重光葵认为暂时不再将此线索提出，主张暂时观察一下形势。为今后便于联络，重光葵命士田丰参事常驻上海，见机行事。
1945年春，日本政府方面和重庆方面的联络没有新的进展，紧接着小矶内阁因“缪斌工作”而辞职。5月，今井特意到上海，通过土井章与何世桢见面，今井急切地说：“结束以往的一切经过，为了日华和平，希望排除万难同重庆政府谈判。”
但何世桢反应冷淡，他说：“到今天，为时已晚，无从着手，但不问成功与否，我想考虑一下。”显然是在敷衍。
今井和土井章看到联络的事一时难有结果，便把联络的事委托给上海陆军部的堂本中尉。这时，由于日本在军事上日暮途穷，军方解除了对重庆进行联络乞降的禁令，今井在等待着何世桢的答复。
土井章回到日本国内后向水谷川报告，并在得到他的同意后拜访了内阁书记官长道水久常和大东亚省次官田尻爱义两人，转告情况，以促使政府下决心。但就在这时，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日本乞和的希望也在原子弹的爆炸下化为灰烬。
1945年5月，法西斯德国战败投降，轴心国阵营崩溃。铃木内阁成立后，加快了同重庆联络的步伐，企图尽快乞和以保存实力。6月中旬，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在大连会见冈村宁次，转达了日本政府的想法。与此同时，铃木内阁为尽快地联络，派出前首相近卫文?到苏联，请求苏联斡旋停战，又秘密派遣河相达夫到中国，直接探寻蒋介石的真实意图。
7月中旬，河相达夫与外务省的永井洵总领事和参谋本部的山崎重三郎中佐一同来到北平，准备会见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河相等到达北平后，通过各种关系好不容易与接近司徒雷登的傅泾波取得了联系。但此事被日本华北派遣军知道，由于军方的反对，没能达到目的，因而他们一行不得已离开北平，经上海到南京。
在南京，河相将此事向冈村宁次汇报时抱怨：“华北军不理解他的任务的重要性，暗中妨碍他的行动。”7月底，美、中、英三国发表了 《波茨坦公告》 后，尽管日本宣布拒绝 《波茨坦公告》，铃木在谈话时也表示日本“要向战争之完遂迈进”，但内心十分恐慌。河相一行又抱着期望从南京赶到北平，经过种种努力，于8月11日总算见到了司徒雷登。但为时已晚，司徒雷登对他们只说了一句话：“日本应从速接受 《波茨坦公告》。”
在同盟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日本天皇裕仁于8月14日决定接受 《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这样，日方进行了一年的乞和活动也告结束。
日本向来十分重视军事上的情报与政治上的谋略工作，它的乞和谋略与其谍报工作一样，是其战争进行与结束战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即通过谈判活动起到摸清对方底牌，利用矛盾分化对方阵营的作用。1944年以前，日本在军事上占先、国民政府失利的情势下以战逼和，在与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中层层加码，提出种种极为苛刻的条件。时过境迁，形势大变。日本主动乞和的过程使疲于奔命于“和谈”的今井武夫从内心发出“对于历史车轮飞速地转动和现实世界的严峻，感到不寒而栗”的感叹。
选自《纵横》2015年第9期 戚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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