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图：***同志任政治局常委20年工作图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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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十四届一中全会结束后，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会见中外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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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廖洪辉（实习）、曾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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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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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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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n. all rights reserved胡富国_百度百科
胡富国，男，汉族，1937年10月生，长治人，1959年12月加入中国***，1964年9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曾任国家能源部副部长、委书记、副组长等职。[1]
胡富国为官清廉、爱民如子、刚正不阿。深受大地三千万父老乡亲的爱戴和敬仰，老百姓称其为“山西人民的好书记”、“老百姓的父母官”、“胡青天”。***元老、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等都曾对胡富国在山西或扶贫方面的功绩给予高度赞赏和充分肯定。现任会长。[2]
胡富国人物履历
1958.08----1960.10，山西省潞安矿务局煤矿学校采煤专业学习；
1960.10----1961.09，辽宁煤矿师范学院（1961年并入，现）数学系师训班学习；
1961.09----1964.09，辽宁阜新矿业学院采煤系煤层地下开采专业学习；
1964.09----1973.10，山西省（现）永定庄矿6号井技术员、207盘区采煤队、采煤1区党总支部书记（65.10为社教工作队队员）；
1973.10----1975.03，山西省大同矿务局煤峪口矿革委会主任、党委副书记；
1975.03----1980.03，山西省煤炭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
1980.03----1982.03，山西省煤炭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太原市西山矿务局局长、党委副书记兼古交矿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
1982.03----1988.05，副部长、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
1988.05----1990.01，国家能源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89年毕业于，获硕士学位）；
1990.01----1992.07，国家能源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
1992.07----1993.01，山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
1993.01----1993.09，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
1993.09----1994.03，山西；
贾庆林、回良玉和胡富国（右一）交谈
1994.03----1995.02，山西省委书记、；
1995.02----1999.06，山西省委书记；
1999.06----2005.05，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正部长级）；
2005.05----，任会长（2006年兼任晋商总会会长）。
2012年2月，任山西省名人联合会会长。[3]
***十三大代表，第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1]
胡富国个人生活
妻子：常根秀
胡富国和妻子常根秀育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4]
长子：从大学毕业后，分到国家工商总局工作，担任过处长，后到工程部任经理。中央决定西部大开发时，他放弃了收入高、待遇好的工作，主动要求去西部，整整奋斗了8年，现任陕西榆林市市委书记。
小儿子：考取中国矿业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因为父亲的坚持，改读采矿专业。大学毕业后下矿井工作。部长的儿子下矿井，一时让很多人吃惊。现任副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4]
胡富国相关事件
停止向欠煤款省份供煤
胡富国（左四）在万家寨引黄工程现场办公
胡富国主政山西前全国各个省几乎都欠山西的煤款，甚至其中一大部分明里暗里成了死债、无头债。山西通过各种渠道，甚至通过中央协调催款，中央方面敷衍多于实施。在这种情况下，胡富国毅然决然向全省煤矿企业下达了命令：停止向欠煤款的地区及单位供煤。这时，中央“关心”起山西了，一方面安抚山西，一方面“协调”欠款省份还款。在象征性地给山西还了一点煤款后，供煤又继续了。[2]
妻做的棉袄才能挡寒
胡富国1937年出生在的一个穷苦农民家庭。母亲生了11个孩子，因为家贫，只养活了胡富国和两个妹妹。母亲得了病，只买了17元钱的药，家里就再也拿不出钱给她治病了。母亲早逝，是父亲一手把胡富国和两个女儿拉扯大的。
1964年，胡富国从阜新矿业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大同矿务局永定庄矿任技术员。之后胡富国和老家长子县的姑娘常根秀订婚。常根秀原是化肥厂的工人。，工厂精减职工，常根秀回乡务农。胡富国和常根秀结婚后，把妻子带到，让她在矿上的幼儿园做幼教。妻子是农业户口，全家只有胡富国一个月20多公斤的口粮，常吃不饱。
工作之外，常根秀还有一个大任务----给丈夫送饭。胡富国在大同当矿长时，常把铺盖搬到矿井口。常根秀心疼丈夫在食堂吃不好，常常提着篮子给胡富国送饭。有一次她来送饭，不见胡富国人影，一问才知道，他去了食堂。胡富国正在饭堂排队打饭。原来有工人向他告状，说食堂的服务员不给工人打肉菜，只给矿上的干部吃。当时是上世纪70年代，肉的供应比较少。胡富国听了，立即端了饭盆奔食堂。他穿着黑棉袄，腰上扎着一根绳子，脸上胡子拉碴的，往打饭的工人队伍里一站，跟普通矿工没啥区别。
胡富国把饭盆递给一位女服务员，指着肉菜说，我要那个。服务员抬了下眼皮，看了看眼前的这位矿工，说：“不卖。”胡富国立刻把食堂的负责人叫来，喝道：“工人在井下，干的是最累最危险的活，肉菜怎么就轮不到他们吃了?”他坚持要食堂负责人辞掉那个女服务员。服务员被辞三个月后，胡富国又嘱咐把她安排到另一处去上班。他说，娃还小，不能因为犯了错就一辈子没了工作。
1975年，胡富国任山西省煤炭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1980年兼任山西省西山矿务局局长，这在当时已经是不小的官了。常根秀是个贤惠女人，跟着丈夫来到太原。有关部门几次提出给常根秀安排个正式工作，都被胡富国婉言谢绝。胡富国对妻子说：“，那是旧社会。咱不能搞封建社会那一套，如果自己都做不好，哪有资格去管别人。你就受点委屈吧。”
妻子理解丈夫，到煤管局的招待所做临时工，当了名服务员。她负责一整层楼的清洁工作，给几十间客房铺床叠被，擦桌拖地，还要清洗厕所。当时，他们已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胡富国是那种一心扑在事业上的男人，别说做家务了，人影都整天见不着。四个孩子的衣食住行全是常根秀一手打理，在单位拖地扫地，回到家给四个孩子做饭洗衣，常常吃晚饭时，累得端着碗直打瞌睡。
到了深夜，孩子们睡了，常根秀还要在灯下飞针走线，给孩子还有胡富国做厚的薄的棉袄棉裤。山西的冬天很冷，胡富国常常到矿上去，天寒地冻的，穿着妻子做的棉袄才能挡住寒气。胡富国当了省委书记之后，还穿着妻子做的棉袄。在北京上中央党校，他仍是一身黑棉袄。党校的同学，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听了胡富国历数妻子做的棉袄有几大好处后，不禁啧啧称奇，还写了文章《省委书记的黑棉袄》，刊登在《》上。
副部长夫人烧锅炉
1982年，胡富国调任副部长、党组成员，1986年任党组副书记；1988年至1992年任能源部副部长；
胡富国（右五）和著名歌唱家谭晶（左五）等
1990年至1992年兼任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胡富国进京当副部长，举家迁往北京。常根秀原想，该安排个好工作了吧。可胡富国跟她说，“你到煤炭部家属宿舍区工作吧。”常根秀一问，原来是在机关的洗澡堂烧锅炉。常根秀叨叨两句：“我跟你一辈子，也没沾什么光。”胡富国歉意地笑了笑：“烧锅炉除了脏点热点，没啥不好，离家也近。”常根秀在这个岗位一直工作了十年。副部长的妻子烧锅炉，这事一直没人知道，直到新华社记者偶然发现此事，并写稿登了报。胡富国与朱幼棣是忘年交。朱幼棣在考入前曾在矿上做过技术员。所以，每次采访胡富国后，都要聊一会儿。有一次，两人聊天时，朱幼棣偶然问起常姨做什么工作，胡富国摆摆手说，说出来丢人，烧锅炉的。朱幼棣大吃一惊，出于职业的敏感，立刻说，采访一下行不行?胡富国坚决地拒绝了，说，不能写，写出来丢人现眼，会笑我没本事。朱幼棣把这事记在了心里。当他闻听胡富国出国考察，觉得机会来了，急忙给常根秀打***：“您在哪里?锅炉房。好好，我去看看您。”
这锅炉房也就六七平方米，摆了三个大锅炉后，余下的空间刚容人转个身。因为烧的是煤气，所以小房间里一氧化碳的浓度非常高，常根秀只得每天站在门口。夏天极热，冬天站在门口吹寒风，滋味也不好受。更不容易的是，为了这份工作，给孩子做午饭晚饭成了大问题。因为每天洗澡人多的高峰时段有两个，一个是中午一两点，一个是晚上六七点，所以，做中饭和晚饭的时段，就要待在锅炉房，把热水烧得足足的。常根秀有时能在上班前把饭给四个孩子做出来放在锅里，有时来不及做，几个孩子就胡乱吃点干粮，或者到外边的小摊上凑合一顿。一位副部长的夫人竟然工作在如此辛苦的岗位上，朱幼棣大为感动，拿出相机准备拍照片。常根秀不好意思地说：“身上的工作服太旧太破，等我换件好一点的。”她拿出挂在门后的一件衣服套上，然后高高兴兴地照了相。
从1982年到1992年，在烧了整整10年锅炉后，常根秀因积劳成疾，要做大手术。妻子被推进手术室时，胡富国紧紧握住她的手：“你要平安地出来。”他的声音有些哽咽，“4个孩子，我没操过心，都是你一手拉扯大的。我让你做了7年又脏又累的招待所服务员，到了北京烧锅炉，挨冻受热又10年。这辈子，我最对不起的人是你啊……”
术后，因为健康的原因，常根秀在工人的岗位上退休了。胡富国从来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夫人找份好工作。
1990年春天，《》在头版发了一篇新华社特写《副部长夫人烧锅炉》，报道了时任能源部副部长的胡富国，妻子却在能源部家属院负责给澡堂烧锅炉的事。当天晚上，总理打***给胡富国：“老胡啊，我今天看了报纸才知道你的夫人还在烧锅炉。”胡富国说：“谢谢总理关心，我是个农民的孩子，***已经对我够好的了，不能所有的官都让我一家人当了。”将近20年过去了，有记者专程探访了前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和他的夫人常根秀。
夫妻和一所乡村小学
1992年7月，胡富国出任山西省副省长、代省长；1993年春，在上，全票当选为山西省
胡富国和夫人常根秀与晋剧演员合影
省长；1993年9月始，任山西。胡富国刚到山西时，到山区考察。回来的路上，看到崖下有几眼破窑洞，他临时要求停车，要上去看看。原来这是桥峁村小学，一至四年级，25个学生，就在一间破窑洞里上课。窗户上没玻璃，课桌都是用石块和泥垒的。胡富国看着眼前的情景，流下了眼泪。他问原吕梁，这样的学校多吗，原吕梁地委书记说：“农村的学校，不少还是这个样子。”胡富国临走时，对老师和孩子们说，我一定要让你们搬进新教室。回到太原后，他召集有关部门，拨出专款，作出了两年内解决全省中小学校危房问题的决定。胡富国把在桥峁村小学看到的情景跟妻子说了。常根秀去买了25个书包，每个书包都装着铅笔盒、作业本、铅笔、橡皮，然后托人给那个学校送去。学校则托人给胡富国捎来一双鞋，鞋里有双针脚密密的鞋垫，是孩子们的母亲共同做的。此后学校还送来了孩子们在新校舍前升国旗的照片。之后的8年里，胡富国夫妻一直和桥峁村小学的孩子和老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常根秀不时托人送文具给孩子们。
省委书记给工人唱戏
胡富国在山西八个年头，经手修建了太旧高速路、水利枢纽、发电厂三大工程，被我省的父老乡亲称为地上、地下、空中三条大通道。
修太旧公路的那些日子里，常常下了班后，胡富国说，走，工地上看看去。他一共去了36次工地，常根秀原想病退成为专职妻子后，能好好照顾丈夫，如今反而更见不着他了。有一天，胡富国出门上班时，她问他晚上是否回家吃饭。胡富国说：“回来 ”晚饭做好后，左等右等他也没有回来，一直到晚上8点多常根秀才打通***。原来胡富国从太旧公路现场办公后，临时决定去机场上北京。***接通时，胡富国正坐在副总理的家里汇报工作：“副总理，我为太旧路而来，现在碰到困难，过不去了。”邹副总理劝说：“不要急，你们要有信心，要为山西人民把事办好，国家会支持的 ”
1993年春节，胡富国从北京请了山西老乡等，到工地上慰问演出。数千名工人一齐喊：“胡书记，唱一个。”胡富国说：“。”工人们不依不饶，掌声经久不息。胡富国一高兴，说：“唱歌，我的确不会，太旧高速修成后，我给你们唱戏 ”“好 ”工人们一片欢呼。
5万人先后苦战3年，终于在1996年6月建成了我省第一条高速公路，这也是全国第一条山区高速公路，还创下了当时三项全国之最：工期最短、造价最低、质量最优。。在太旧高速路完工后举行的劳动模范表彰大会上，省委书记竟然粉墨登台，亲自唱了一出山西上党梆子。以往有演出，都是领导坐在台下的，何曾见过一个省委书记上台给工人演戏，工人们把巴掌都拍红了。有些工人看着笑着，都落泪了。
太旧公路使得封闭的山西终于有了与外界相连的畅通大道。沿太旧高速路上北京，只需要5个小时。一时间，坐长途汽车逛北京城成了太原人的新时尚。太旧高速路修建中，有8名工人血染路面。胡富国下令修建太旧烈士纪念碑，年年亲自去献鲜花。他说，太旧高速路修好了，老百姓把功劳都算到我们头上了，可是，这8名工人，把性命都搭了进去。
大妹去世妻子瞒着他
山西穷，是因为没有水。胡富国决心上马引黄的万家寨水利枢纽，年引黄河水26亿立方米。引黄工程在重重困难和干扰中动工。1997年5月底，一位中央领导到工地上视察。恰在此时，胡富国的大妹妹和丈夫因车祸双双去世。常根秀闻讯，一边强忍悲痛处理后事，一边嘱咐家人对胡富国封锁消息，不要影响他工作。
处理完大妹妹和大妹夫的后事，常根秀累得病倒，住进了医院。送走领导后，胡富国赶往医院去看妻子。他一进病房，常根秀就痛哭失声。小儿子哽咽道：“爸爸，你一定要挺住。大姑和大姑夫，因为车祸，在5天前去世了。”这句话像惊雷一样炸开，胡富国两眼一黑，顿时晕了过去。15分钟后，胡富国才醒来，眼泪大滴大滴地从脸上淌下来：“家里困难，妹妹为了供我读书，读完高小就辍学，出嫁后她不断帮助我。临死却没能见最后一面……”
万家寨水利枢纽终于完工了。它是黄河上仅次于的大工程，与几乎同时完工，但当时媒体鲜有报道。万家寨水利枢纽对于山西至关重要，至今，仍是太原的生活和工业用水的有力保障。
是胡富国向中央要来的。中央原本打算在江苏修建一个燃煤发电厂，胡富国力争，说把山西的煤运到江苏，成本太高了，不如建在阳城。国家计委的一位处长来现场考察，胡富国不仅亲自去接，还为处长拎包。有人笑他 “有损官格”。胡富国不以为然，说：“如果人穷还端着架子等天上掉馅饼，那不是要饿死吗?”阳城电厂建成了，它不仅缓解了晋煤外运的难题，还成为了山西的利税大户。
常根秀有一次坐大巴走太旧公路时，听到乘客在议论胡书记。一个说：“一走太旧公路，就想起胡富国胡书记。”另一个说：“胡书记说实话、办实事，打下了咱山西经济发展的基础。看看山西现在赢利的电厂和煤矿、畅通的高速公路，看看维系山西人生命的水利工程，如果没有当初胡富国卖命努力，如果没有胡富国把数百家军队办的煤矿清理出去，山西的煤炭市场哪能有今天这样好啊?但是，胡富国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可是老百姓的心里有杆秤 ”
常根秀闻言，鼻子一酸，用手背悄悄抹去眼泪。这话一定得讲给丈夫听。
沧海桑田情依旧
1999年6月，胡富国调离山西，8月出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当时组长是。卸任省委书记胡富国坐火车离开山西那一天，火车站前的广场上聚集了几万名前来送行的父老乡亲。送别的人们不愿离去，他们流着泪喊：“胡书记，给我们讲几句。”胡富国被人扶上了一辆吉普车的车头，有人递上了话筒。他站在车头上演讲。数千人流着眼泪鼓掌，一遍遍高喊：“胡书记，你是我们的好书记。”“胡书记，常回家看看。”
胡富国秘书的日记，详细记录了胡书记离开山西前的行程。日，胡富国离任省委书记的前一天，他来到太旧烈士纪念碑，再一次献花篮。8位烈士的家属也赶来了；他们拉住胡富国的手，流着泪说：“胡书记，你要调走？你不要走！”中午，胡富国和烈士家属一起吃饭，他事前已让女儿从取出5000元，饭桌上给8位烈士的家属每人封了红包。他每年都拿出自己的工资，让妻子出面给8位烈士的家属送慰问金。“去了北京，就不能年年见面了。”他说，“你们要把孩子好好养大，让烈士的在天之灵有个安慰。”
1999年8月，胡富国到上班。上班的第三天，大女儿来看父亲，在办公室转了一圈后，女儿出门去了，再回来时提了一大包东西，拖鞋、卫生纸、毛巾、毛毯，一样样放在该放的位置，一边嘱咐父亲，中午休息时换上拖鞋舒服点，睡觉记得盖毯子，别着凉。
2005年5月，胡富国退居二线，任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会长。离开山西几年后，胡富国和常根秀来到。胡富国怕人认出，特地戴了副墨镜。在城墙下，几个三轮车夫觉得此人面熟，问：“你是不是胡书记?”胡富国不得不摘掉墨镜，这时，周围的百姓全都围了过来，他们围着胡书记说个不停，把一条街堵得满满的，还有人兴奋地鼓掌，高喊：“胡书记，常回家看看！”听说胡书记要上城墙，他们又不由分说，把三轮车抬上了城墙，要让胡书记和常根秀坐他们的车，在城墙上转一圈。收费口为胡富国敞开了大门，几百名群众跟着胡富国上了城墙，簇拥着他。
胡富国任免信息
1999年，胡富国被调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
日，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举了新一届领导机构，胡富国当选山西省名人联合会会长[3]
胡富国人物评价
胡富国老书记是扶贫协会一个非常好的领军人物。他对扶贫事业的一腔热血的心，对我们像孩子一样，对任何事情都非常感兴趣，当然这个任何事情必须是对扶贫事业有利的。他每天想的都是如何为扶贫事业做好事。在我们跟他的接触过程当中，真觉得我们应该像胡书记那样，他都已经年过古稀了，还这么热情地奔跑。他心里想得就是，只要你为穷人办事，我就给你磕头，我就给你烧高香，我就祝你长寿平安幸福。所以，胡书记做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评）[5]
．新华网．[引用日期]
．新浪财经．[引用日期]
．中国新闻网[引用日期]
．网易[引用日期]
．新浪网-财经．[引用日期]胡耀邦下令搜查政治局委员家 ***震动中南海
来源：综合
作者：深圳新闻网
　　1985年3月，胡耀邦在北京中南海散步。
　　核心提示:那是1985年，一份涉嫌一名政治局委员儿子案件的请示报告送到了父亲（胡耀邦）面前。报告写道:侦查人员因不能进入首长驻地而无法找到当事人，也无法取证，以致案子长期搁置。报告要求:搜查涉嫌人居住地，以便找到嫌疑人和与案件有关的线索，完成对整个案件的侦查工作&&中央办公厅安排公安人员在那位领导到中央书记处开会时，前往其家进行搜查取证。办案人员当天就从当事人房间的床底下搜出大量人民币现金，面对用麻袋装着的赃款，公安人员带走了当事人。
　　重建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
　　20世纪80年代，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在搞改革，他们首先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
　　1984年2月父亲在南京视察时，曾有几分担忧地对外交部的一位领导说:戈尔巴乔夫先搞政治体制改革，我不知道这个冒失鬼最后结果会是什么样子。一开始不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就触及上层建筑，搞得好不容易，搞不好很危险。因为老百姓什么实惠也没有得到。而且，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是很大的。
　　对此，父亲的体会比别人更深刻。
　　用父亲的话说:改革困难，不改革就更困难。
　　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可以积极稳妥地循序渐进，但无法逾越。
　　日至22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简称中纪委）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纪委成立之前，父亲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就根据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组织起草了关于党内生活准则的草稿，共有12条:
　　1.一切重大问题须经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反对“一言堂”，反对个人崇拜）；
　　2.如实反映情况（要讲真话，不许讲假话）；
　　3.党内不允许搞宗派（要搞***）；
　　4.有话摆到桌面上，不搞阳奉阴违（坚持原则，言行一致，表里一致）；
　　5.坚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
　　6.思想上理论上的不同意见，只能民主讨论，不能压服；
　　7.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
　　8.保证党员的申诉权利；
　　9.党内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
　　10.禁止无原则的歌功颂德；
　　11.党员之间是同志关系，不能搞特殊；
　　12.党员必须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
　　中纪委成立时，父亲建议将此列为第一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时任中纪委第二书记的邓颖超称赞说:这个12条准则很好，是耀邦和中组部同志为我们全会做了一项很好的准备工作，是我们今后进行工作的有力武器。
　　全会经过认真讨论修改，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后12次易稿，最后由父亲签发，经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于日公布。
　　他后来在中南海与西班牙***总书记卡里略谈话时说道:“我们自己的经验是，政治思想上不一致是难免的，组织上保持统一和团结，有时比弄清政治上的分歧更重要。要保持团结，当然就得有保持团结的愿望，还要有保持团结的基本规范。比如，一定不要随便给人家扣帽子，更不要随意把谁打倒。一个同志有不同意见，甚至犯了错误，即使犯了严重错误，也不应简单地开除他的党籍。简单地采取组织措施，没有成功的经验。”
　　1981年，在首都各界庆祝中国***成立60周年集会上，父亲再度提出健全党的民主生活，严格党的组织纪律的问题。他指出:领导者要和普通党员一样，参加组织生活，遵守党纪国法，联系党内外群众，不能因为担任领导职务而成为特殊党员。父亲说:凡属重大问题，都必须经过党委的集体讨论，做出决定，不能个人说了算。党委的决定，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任何党员都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内的任何个人直至中央领导人，不受打击。
　　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了坚持原则，他常常直抒己见，既不怕得罪老朋友，也不怕与党内老革命家的意见相左。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酝酿中纪委领导班子入选时，不少老同志对一位老革命家提出的副书记人选有不同意见，认为他对自己要求不严格。“文革”前，***甚至在一份有关他的调查报告上作过严厉批评，为此还把他从某个工业部部长的岗位上拿下来，下放到东北一个大型企业工作，直至“文革”。“文革”结束后，老同志们仍常能听到对此人的此类反映。因此，了解情况的老同志们坚持认为，该同志不适合担任这个职务。
　　这位老同志本人也表示:自己确实有这方面的毛病，可以不担任这个职务，到地方工作。
　　实际上，父亲、陶铸与该同志在延安时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感情十分要好，还戏称为“桃园三结义”。然而，党的组织工作岂能搀杂私人感情，为此，父亲曾四次代表老同志和组织的意见向老革命家汇报。
　　父亲担任***中央总书记后，即对负责组织工作的领导说:“所有干部的调动和提拔，都由中组部调查、审核，提出建议后不要报我，直接拿到书记处会上讨论。”父亲言行一致。从1977年12月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到1987年1月辞去总书记的九年多时间里，他没有私自提拔或调动过任何一名干部。
　　1986年，政治体制改革再次被提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在6月间指出:“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为了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父亲十分重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强调健全法制，保证多数人的民主，并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研究透，急忙上马不行。于是，便集中力量搞一个能和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相比美的“精神文明建设决议”。
　　为了端正党风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家长制作风在党内陋习难改，“以人治国”、“以言代法”，遗患甚多，为害多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同时，父亲着手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出了“以法治国”，并十分赞同在新修订的党章中写上:党的组织和党员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父亲认为，端正党风不仅是党员干部的事，党员干部的子女也应为之努力。然而，一些干部子女利用父母职务的方便，不法经商牟利，在群众中引起了越来越大和极其不良的影响。
　　那是1985年，一份涉嫌一名政治局委员儿子案件的请示报告送到了父亲面前。报告写道:侦查人员因不能进入首长驻地而无法找到当事人，也无法取证，以致案子长期搁置。报告要求:搜查涉嫌人居住地，以便找到嫌疑人和与案件有关的线索，完成对整个案件的侦查工作。
　　不知道父亲有没有注意到，当时竟无人对这个报告作出批示。他却毫无顾忌地批道:各级领导机关理应协助公安人员依法办案。
　　有关部门还是考虑到了那位领导的身体，为了避免突然情况而引发意外，中央办公厅安排公安人员在那位领导到中央书记处开会时，前往其家进行搜查取证。办案人员当天就从当事人房间的床底下搜出大量人民币现金，面对用麻袋装着的赃款，公安人员带走了当事人。
　　执法的严肃无情，一下子震动了整个中南海，也第一次震动了中国领导的最高层。
　　在那几年的“严打”中，违法的干部子女有的被绳之以法，有的锒铛入狱。找父亲求情通融的***为数不少，父亲的沉默得罪了不少长期有着很好关系的同志。
　　即使这样，在日中央机关端正党风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父亲仍然严肃地指出:“要办案子，不能讲空话。至少是用90%的精力解决已经发现的和以后要发现的案件。现在我们的&原则&太多了，教训人的话太多了。老是讲那么多原则，中央讲原则，到省上也讲原则，甚至支部里也讲原则，哪来这么多原则呀？中央讲了原则，其他人就要办事，解决具体问题。要从具体案子抓起。今天上午书记处议了一下，有几个干部子弟已经抓起来了，可有些该抓的还没抓。为什么不抓？没什么含糊嘛！过去我们许多事情就是议来议去，照顾过来照顾过去，干扰过来干扰过去，该办的事情没有办。小平同志指出的&手软&，至少已经讲了六年了&&我在上午书记处会上就提出来，新犯的罪加一等，立即通报，没有这一条还行？”
　　建立“第三梯队”
　　许多同志都认为，父亲在纠正党风、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方面做出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而最值得称道的是在改革中大力推进干部年轻化。
　　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干部问题上，父亲曾主张“多换思想少换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看到一些思想僵化、观念陈旧的干部，虽经反复教育，还是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更不能坚决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于是提出了“既换思想又换人”。在解放大批老干部、让他们重新出来工作的同时，父亲认为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是一个战略问题，并在工作中十分注意把年轻优秀且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选拔到重要岗位上来，以确保党的改革开放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
　　1980年5月父亲说，中央书记处11个书记加起来718岁，年龄太大了，确实需要解放思想。那时，他就积极主张选拔一批50多岁、40多岁的人进领导班子，把担子压给他们。
　　父亲还说:***1949年当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是56岁，周恩来当总理是51岁，少奇同志当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是50岁，小平同志1956年当总书记是52岁，他们的“天才”也是压出来的。搞四化也是“战争”。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有步骤地进一步实现了党的领导干部的新老合作与新老交替，选出的348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112人年龄在55岁以下，他们当中有王兆国、田纪云、乔石、***、李鹏、李瑞环、胡启立、尉健行、张万年、李铁映、宋健、邹家华、罗干等。最年轻的***，只有39岁。
　　为了进一步推动干部制度改革，父亲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三梯队”的概念。他明确指出:“为了使国家能够长治久安，使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有连续性和继承性，必须从现在开始搞好第三梯队的建设。”
　　父亲解释说:“我们党内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是第一梯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靠他们运筹帷幄；考虑到第一梯队的同志都年事已高，为了使他们集中精力考虑大事，我们党搞了第二梯队，这就是现在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第一线上工作的同志。第二梯队的许多同志也不年轻了。所以，我们下决心搞第三梯队，就是要选拔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在整党中，父亲提出:整党要和建设第三梯队结合起来。他说:要选拔四十五岁左右、三十七八岁的同志担任领导工作，这些同志有知识、有精力，有好胜心，虽然经验少一些，老框框也少。实践证明，提拔的中青年干部大都比前任干得并不差。小平同志、陈云同志都很关心这项工作，经常催问。这个问题要经常讲，一级一级地讲，支持青年同志上台工作。
　　1984年底，父亲在江西视察时又说:现在我们的干部队伍里有三代人，第一代人的主要任务是安度晚年；第二代人的重要的任务，也是他们的责任，是帮助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为了使这项工作完成得更好，我有几点希望:祝愿第一代同志（即第一梯队的同志）能长寿和保持革命晚节；希望第二代（即第二梯队）的同志能支持和扶埴第三梯队的同志；第三梯队的同志则应该全心全意地投身到工作中去。我希望我们三个梯队的同志能够紧密合作，并肩战斗，使我们的党和党的事业能永远兴旺发达，以胜利的姿态迈入21世纪。
　　厉行机构改革
　　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仅是1982年一年里，关于干部年轻化的问题，父亲就讲了九次；关于机构改革和废除终身制的问题，讲了五次。
　　1982年1月，***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时，***严肃地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是不能得到人民赞同的。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人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他大声疾呼:这次精简机构最关键的问题是选拔比较年轻的、德才兼备的干部进入领导班子。
　　几天之后，父亲也在宣传口精简和改革机构座谈会上讲了话。这个讲话系统生动地阐述了中央的精简和机构改革精神，父亲说:“粉碎&四人帮&已经五年零三个多月了。五年多来，我们做了许多事情，解决了大量的问题（当然也还存在大量问题），如果不算小账，算大账，最重要、最有深远历史意义、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大概有三件:第一件，粉碎&四人帮&，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第二件，三中全会，真正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第三件，去年的六中全会，正确地总结了我们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的功过，同时也调整了中央的领导班子&&经过两年多的考虑，党中央又决定从1982年开始，干另外一件事情，一件比较新鲜的事情。这件事情是我们建国初期基本上不存在的，也是***、周总理、少奇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解决好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干部体制根本改革的问题，是我们组织路线的问题。干部制度根本改革的问题包含的内容很多，现在看起来恐怕有四个最主要的内容:
　　“第一，我们五中全会提出来要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这个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小，确定这条原则，是一件关系到党的政治生活的根本改革，牵扯到我们能不能长期安定团结的大事。假如我们党的一个有功的人，一个贡献最大的人，只能上不能下，干党的主席，干国家主度，干一辈子，干到最后一口气，这怎么能不产生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呢？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怎么能建立起来呢？你当一辈子，当一辈子领袖，下面谁敢向你提意见&&要区别&革命到底&与&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第二，机构一定要精简，这是针对我们的机构臃肿提出来的。这个问题，解放初期没有，解放前更没有，这是我们三十几年来积累起来的。长期以来，我们党内有一个错误思想，一说要加强领导就要加入，把加强领导与增加机构混为一谈。我们是个干部国，我们的干部有2000万，差不多等于整个罗马尼亚的人口。在北京的党政军机关就有60万干部。官僚机构办不成事，一个部部长有十几个，一个人发一篇言要五分钟，就差不多得两个小时，不让谁讲就是不民主。一个文件盖几十个章子，哪里有这样办事情的！
　　“第三，就是坚决实行退休、离休制度。现在全世界都有离休、退休，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没有。我们是包起来，一包到底，职务也一包到底，这个问题愈来愈严重。我们这个党是个老党，也是个大党，解放以前的老干部，现在是很简单的四个数目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即1927年以前的老干部，现在剩下600多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即1927年到1936年的老干部，现在还剩下18000多人；抗日战争，即1937年到1945年的干部，还有42万多人；解放战争的干部，191万。合起来二百几十万。这中间，解放战争时期的，年富力强的还有不少人，可能还有百分之五六十；抗战以前的，相当大一部分，都是60岁以上了，可是退休的很少。干部的终身制问题，***生前是想到过，他不是提出他退居第二线吗？他不当国家主席了。后来过了一年，他又提出我们党内要搞名誉主席。他是自己准备当名誉主席的。可是后来他自己违背了自己的想法，到1966年，他老人家73啦，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与在回头来看，假使他老人家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把小平同志扶上台，62岁当主席，然后小平同志让我们50岁左右的人&&当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呀，副总理呀，部长呀，那样岂不为美！可他没有这么做，结果&文革&一搞就是十年，到&文革&的后期，没有办法了，就急急忙忙挑了那么几个造反派，像王洪文，搞什么老中青三结合。现在我们的领导班子老化了&&我们现在新干部提不上去，盖住了。小平同志两年前用了这么个词，就叫&盖住了&。后来那个文件发下去，下面的同志不懂，什么叫&盖住了&呀？盖住了就要揭盖子才行。我们的制度把它盖住了呗！我们的习惯势力把它盖住了呗！盖住了，我们的干部队伍就会老化&&我们的副总理也是人数又多年纪又大，多而老。我们29个省市区的第一把手，9个是70岁以上的人&&”干部制度改革改得动改不动，关键不在中央，中央已经定了一定要这么搞，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几百万老干部。我们有200多万建国以前的老干部，我们大家一起来为这个改革坚决奋斗！大家把这个问题想远一点，想深一点。我们革命革了几十年，晚年再给党做一个最大的贡献。
　　我曾亲耳听见父亲多次深恶痛绝地说:“我们党的许多事情，都坏在干部终身制上”，“&文革&最后搞成那个样子，也是终身制造成的”，“老人政治最要不得！”
　　他曾由衷地感叹:“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多伟大呀！他亲自指挥了美国的独立战争，亲手建立了那个国家，亲自参与了第一部宪法的制定；但他只当了一届总统，为以后历届领袖做出了榜样。所以，美国只有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才能打破总统连选两任的法律。”父亲分析说，“这可能也是美国能够在经济上保持高速发展和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
　　父亲还对我说过:“我希望我们国家也能有华盛顿”，“我一定只干一届，到70岁就退下来，成为党内首先自觉退下来的一个！”
　　他还设想:“今后我们党要做个规定，70岁以上的同志一律不再担任高级领导职务。”
　　父亲曾多次公开明确表示，他将在觉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退出领导岗位。
　　父亲说:“我们同志里面造成这么一种舆论，谁可以退，谁绝不能退，一退就不得了啊！当然，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想问题不能这么想，我们党不能靠几个人。从更长远的观点看，要新老交替，从政策上、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辞去总书记职务
　　1986年12月初，合肥市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闹起了学潮。随之影响到上海，进而波及北京。开始是部分学生对学校的伙食有意见，有些是对学校的治安管理不满意；后来，也有少部分人将这些具体问题与民主、自由联系起来。
　　***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专门讨论了学校和学生的情况，并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研究讨论，认为:第一，全国的政治形势是好的。第二，现在出了一些问题，目前是学生当中，前一段是工人当中（沈阳上街游行），但不影响全局。第三，要善于引导，学会引导，不要一下子顶回去，也不要放任自流。
　　父亲对于少数人闹事，一直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说:“一部分青年受骗，经过教育以后，觉悟过来了。少数人闹点事，有一部分闹得对，因为我们自己有官僚主义；另外，由于有极少数人对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相当仇恨，这个不要紧，这是极少数人，成不了气候。”
　　父亲对青年总是充满了希望。这也许是因为父亲长期做青年工作，对青年和学生有偏爱；也许是因为他为人做事的一贯宽容大度。
　　他说:“广大青年学生是好的，他们纯洁、爱国、向上，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和希望。”
　　这次学潮在1986年底基本得以平息。然而，日，***在与父亲及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严肃指出:“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他认为，“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
　　***认为: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反对不力。这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误。
　　日，父亲给***写了一封《向小平同志交心》的信，请求免去自己的总书记职务。
　　1月16日，***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18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2人；中央书记处书记4人；中央顾问委员会负责人17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人2人；以及其他有关同志。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向会议报告了党中央一级的党的生活会议的情况。会议对父亲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通过了公报，决定接受父亲辞去党中央总书记的请求，继续保留他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一致推选赵紫阳代理党中央总书记。
　　之后，***中央在半年的时间里先后三次下发中央文件，向全党通报了父亲的错误和他的检讨。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的决定，我是在中华医学会听了传达中央文件才得知的。那会儿，我心里竟泛起一丝快慰。因为在六年总书记的任上，父亲几乎只属于党，属于人民，属于工作，属于勤政殿。如今卸任，那是命运又把慈爱宽厚的父亲还给了我们。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父亲要秘书告诉家人，谁都不要去看他。他身心疲惫地在勤政殿休息、思考。
　　两个星期之后，那是中南海冰封湖面的一个黄昏，夕阳晚照中，父亲带着一些文件、书籍离开了勤政殿，迎着湖畔凛冽的寒风回到了家。当他踏上小院的走廊时，身后那扇通往中南海的小门，悄无声息地轻轻关上了。一个政治家的政治生涯就这样默默地画上了句号。父亲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实现了自己退休的诺言。
　　（摘自《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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