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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桐是海门人吗
崔桐(年),字来凤,号东州,明正德年间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在其编修的明《嘉靖海门县志》里称自己为“邑人”(本县人),因此人们都公认崔桐为海门人。研究余东历史的著名学者李茂富先生证实崔桐“出生在余东镇殷忠村”并且至今余东镇“十八弯港内有明代礼部右侍郎崔桐的故居”(李茂富《崔桐其人其事》《凤城古巷》)。但提起余东,有人又说新中国成立前“余东一直属于通州”,更有一些作者根据文章需要决定余东归属,一会儿在这篇文章中说“崔桐是海门余东人,而又在另一篇文章中说“余东从未属过海门”。那么家住余东的崔桐为什么称自己是海门人呢?
明《嘉靖海门县志》里有一幅《海门新旧县总图》(见图一),此图随志书成稿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是崔桐附着在志书里的重要图示资料,为我们完整了解志书的记载提供了重要证据。由于此图是示意图,虽然与今天的比例地图不能完全吻合,但其基本方位还是一致的。此图名为“新旧县总图”,即包括了两个部分:一是“旧县”;二是“新县”。
一、旧县。所谓“旧县”:一是指县治在“礼安乡”(图一中“海门县礼安乡没江”处)时的海门县,其时间为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至明正德七年(1512),前后存续了122年;二是指以旧运河为界的县域界线,我们从图一中可见到其时与通州的分界线,在曹严?以西是以旧运河(图一中标为“旧运河”)为界,河南为海门县,河北为通州地。那么这条作为通海间界河的旧运河我们能否在今天找到其位置呢?笔者对照史料记载可以确定其位置。从图一中看这条旧运河的东西走向大体是直的,那么我们可以在这条旧运河上找到今天的两个点,然后连结起来,就是当年的旧运河在今天的位置。下面先找这两个点:
1、新寨铺:即图一西端旧运河南的“新寨铺”,《嘉靖海门县志》对新寨铺的方位记载为“在县西十里接洲界”。根据《嘉靖海门县志.四迁县治图》(见图三)新寨铺西侧是通州的利和铺(利和镇)。根据考证,利和镇旧址位于今二甲镇南海村南部,“隔河即水流镇”(见《南通地名掌故?二甲利和镇》)。所以水流镇是当年利和镇的一部分。
2、吴陵巡检司:即图一东部旧运河南的“吴陵巡检司”。《嘉靖海门县志》对吴陵巡检司的方位记载为“在县东七十里人和乡”。“吴陵”即今六甲镇一带,“巡检司”是政府设于江河口的检查站,根据考证:吴陵巡检司“就在现在的六甲镇东南”的头甲镇(见邹仁岳《六甲城隍庙析疑》)。
找到了新寨铺和水流镇两个点,从其北侧划一条线(见图二),就恢复了当年的旧运河原样。这条旧运河穿过了今天的余东南侧、四甲北侧。其南侧就是海门的“旧县”。
二、新县。所谓“新县”:一是指即县治在余中场时(图一中“海门县新迁余中场地”处)时的海门县,其时间为明正德九年(1514),至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前后存续了31年。二是指以新运河一线为界的县域范围,根据上面已确定的旧运河位置,下面我们分步来确定新运河的位置。先来确定“新县治”(余中场县治)的位置,根据《嘉靖海门县志》“吴陵巡检司在县东七十里”“新寨铺在县西十里”的记载(也就是说县治的位置:从头甲向西七十里,或从水流镇向东十里)可以确定“新县治”的位置在今四甲二桥村一带(见图二);再根据“新县治”的位置确定“新运河”的位置,据《嘉靖海门县志?山水》“自儒学东,北入十里,东入余东便仓四十里”(“儒学”是县治内的学府;“余东便仓”,也称“江家便仓”,即后来的包场镇)的记载,就能确定“新运河”的位置:约从今四甲二桥村向北至余合村(余中街东侧),沿通吕河向东至包场新南村,再向南至包场宏升村就是当年的“新运河”(见图二)。“新运河”东西向(余合村至新南村)一线向南就是海门的“新县”。所以“新运河”成为海门和通州的新的分界线。
三、为什么说“新运河”是新的分界线。作为一个县的县志,它记录的是“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中国《地方志工作条例》),古今都是如此。在《嘉靖海门县志》里,在记载“通州地”上的海门“新县治”的同时;还详细记载了“新运河”、戴青山等自然标志和设施。这就说明这个地方是海门地。在《嘉靖海门县志?山水》里对“新运河”是这样记载的
:“嘉靖辛卯(1531年)县东河没于江,知县赵九思浚……”。如果这是在通州土地上,为什么通州人没有开挖,而是由海门知县赵九思(1530--1532年任海门知县)组织开挖,这不是抡占别人的地盘吗?其实这是经过巡按御史(据《明史》记载,巡按御史是“代天子巡狩”可以“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立断后而实施的。当时海门的江坍十分严重,“飓涛盆作……官民之居荡然一墟”,于是惊动了京城,“正德七年……巡按御史江良贵行县”“谋迁焉疏其事以”(见《嘉靖海门县志?建置》)。于是江良贵一面按排落实县治的搬迁地----余中场,一面按排坍民的安置地----余东场。所以清《康熙通州志》有海门“迁于余东场界地”之说。在这块“余东场界地”上还有几个很重要的标志性构筑物,也可以证明这是海门县的土地:
1、戴青山,其位置在图一的新运河与旧运河间,《嘉靖海门县志》是这样记载其方位的“筑于王灶境”,“王灶”即王灶和镇,在余东西北的今正余镇(原王浩乡)王灶和村。邹仁岳同志2001年载文证实余东“城外原有座戴青山”(《古镇余东----千年等一回》余东地方史的资深研究者李茂富指出,戴青山在今余东老街西约一里的戴青山村境内。
2、开福寺,其位置在图一中的新运河一线南侧,《嘉靖海门县志》是这样记载其方位的“唐时建,今迁县东四十里”。2005年邹仁岳和李茂富都分别载文证实开福寺在今包场镇“1966年才彻底撤除”。
3、余东城,由于明《嘉靖海门县志》里缺少集镇的记载,于是我们在清朝初年的《顺治海门县志》(成稿于1656年)里寻找到了关于余东城、吕四城和戴青山等的记载。如果说明《嘉靖海门县志》里还有“借迁”“寄居”之类的说法,在《顺治海门县志》里已没有这种说法了。这说明崔桐写《嘉靖海门县志》时,“余中场县治”和“余东场界地”归入海门还没有例行正式的批准手续,而到了清初这些地方早已是合法的海门了(至于何时批准的手续,未见记载,但也无需追究)。清《顺治海门县志》关于余东城的记载是这样的:“余东城,一名凤城,明嘉靖年御寇围筑,今已半圮,高不过丈,惟砖瓦,四门各有瞧楼,尚完旧观”。说明当时的余东城面临江塌的凄凉景象。
也许有人要问,通州少了新、旧运河间的这么多土地,是怎么消化解决的呢?实际上这不是通州的土地,而是余中、余东两个盐场的土地(属淮南盐场通州分司管辖)。当时海门南部在江坍的时侯,北部盐场的沿海滩涂反而在不断向外涨积,特别是明永乐年间两次围海后,海滩涨得很快,而政府对盐场的管理是以盐为标准,对土地管理比较松散。盐场既然北边有不断增加的土地,南边的土地既然巡按御史作主安置海门塌民,所以盐场也就不多说了。那么海门为什么不增加“乡”或“里”呢?问题是此后的海门仍在不断坍塌,历任知县不断提出豁免钱粮奏本,所以能够在原有的“市、乡、里”上收到税赋就不错了,更何况“迁于余东场界地”的居民本身都是失地的塌民,但他们都有原塌地的身份,能按额交赋就很好了。
综上所述,海门“新县”的划界时间,应为明正德七年(1512),即从巡按御史江良贵“行县”“谋迁”算起。此时余东即属海门。所以崔桐在嘉靖十五年(1536)编修《嘉靖海门县志》时理顺成章成为海门县的“邑人”了。
海门市区秀山新村104幢204室&
李元冲()
图一:海门新旧县总图(县域图)(资料来源:明《嘉靖海门县志》)
此图上南下北、左东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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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明代“新、旧运河”在今地图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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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明《嘉靖海门县志?四迁县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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