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为何更能深刻地剖析经济危机？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
内容提要：马克思经济学比现代主流经济学更容易发现经济危机，这主要源于其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在社会哲学观上坚持矛盾冲突论，从而发现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不一致性；二是在研究方法论上采用平均主义分析，从而更适合使用统计材料和历史材料来考察宏观经济的周期性
&本文发表于年第2期，原题目是
马克思经济学为何更能深刻地剖析经济危机？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社会认知之比较
内容提要：马克思经济学比现代主流经济学更容易发现经济危机，这主要源于其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在社会哲学观上坚持矛盾冲突论，从而发现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不一致性；二是在研究方法论上采用平均主义分析，从而更适合使用统计材料和历史材料来考察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且，正是由于坚持利益冲突的社会哲学观以及采用平均主义的研究方法，马克思经济学充分认识到自由市场经济内含的冲突性，并从收入分配角度揭示了经济危机的内在根源；相应地，它提出的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本措施就是，改变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预测普遍失败，即使在经济危机出现后还试图以&强制性的市场出清来帮助经济&破坏性重建&&来美化它；二是现代主流经济学迄今开不出应对经济危机的有效措施，即使重新搬用的凯恩斯主义补偿性财政政策也是治标不治本的。事实上，仅二百年来的经济发展史已经明白无误地显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呈现出周期性的特性；例如，从1834年到现在的170多年中，美国就出现过35次大大小小的经济周期和危机。而且，每一次危机的来临都会对整个经济发展的进程造成阻碍：大量商品卖不出去，大量生产资料被闲置，大批生产企业、商店、银行破产，大批工人失业，生活水平迅速下降，信用关系破坏，整个社会生活陷入混乱。那么，为什么这些现象没有引起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重视，相反，现代主流经济学不仅在理论上否认大规模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而且刻意抹杀西方社会不断爆发的危机史实呢？与此相反，马克思经济学自始至终承认经济学的存在：以贸易自由化、减少政府经济干预、财政紧缩、企业私有化等为核心的自由资本主义不可能维持持续而稳定的扩展，相反，经济每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一个大的停止和动荡；同时，它努力揭示经济危机的实质，并由此提出治标的措施。布劳格说，&马克思对经济周期的分析（就）领先于它的时代50年。&
那么，为什么马克思经济学积极关注经济危机，并特别热衷于经济危机本质的探究呢？显然，这些不同涉及到两大经济学分支的社会哲学和研究思维上的差异。一般地，马克思经济学说具有这样两个鲜明特点：一者，在看待社会现象的基本观念上，它不承认基于力量博弈而形成的均衡世界是合理的，而是将之视为一种由特定力量操纵的异化状态，因而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目的不仅要认识世界，而是要改造世界；二者，在分析社会现象的基本路线上，它不局限于对现实的实证描述，而是遵循着一种从本质到现象的基本路线，因而马克思经济学将&应该是什么&和&是什么&结合起来，这更容易发现现实社会中问题所在并进而挖掘改进现实的有效途径。显然，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不仅有助于对早期资本主义的宏观社会制度进行深度剖析，这正如马克思本人已经所做的；同时，也可以用于对具体的微观制度进行分析，这正如当前社会现象所迫切需要的。事实上，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思维方法上的深刻及其对人们头脑和心灵的塑造，在1999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发起的&千年第一思想家&的评选中马克思就位居第一，同年，英国广播公司进行的同一命题的全球网上投票中马克思也是位居第一。在2002年由英国路透社发起的&千年伟人&的评选中马克思仅以一分之差略逊于爱因斯坦，而2005年英国广播公司发起的&最伟大哲学家&的评选中马克思则以近28％的得票率位居第一，远高于位居第二的休谟所获得的12％得票率。
不幸的是，尽管马克思经济学的现实分析如此深刻，提出的改革思维也是如此有效；但是，自边际革命以降，与马克思经济学相对立的新古典经济学就逐渐取得支配地位，而马克思经济学则不断被边缘化。尽管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很少对经济危机有足够认识，并越来越蜕化为基于特定引导假定的解释性学说，但是，由于它长期受到政府、工商业的青睐而处于主流地位，以致在金融危机来临前，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很少关注更不要说积极预测经济危机这一问题，他们往往根据所谓的理性行为和实证分析来憧憬长期繁荣时代的来临；即使有一些学者看到了经济危机的潜伏，但也因处于非主流地位而无人理睬。而且，这种主流化倾向在近20年来的国内经济学界越来越明显。究其原因，功利主义和媚俗主义的盛行，使得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国内学者也越来越少，而绝大多数局限于个人利益的算计；结果，关注社会问题的马克思经济学及其研究思维就逐渐被束之高阁，以致真正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学者也越来越少。正是由于这种功利主义的学风以及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导致国内经济学界也陷入严重的盲目乐观状态并对金融危机产生集体失语；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 &股市过万点&、&房价10年涨5倍&之类的雷人言论在经济学界甚嚣尘上。
显然，当前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为我们提供了更深刻地认识马克思经济学及其研究思维的重要机会，因为它再次确证了马克思研究思维的合理性及其对经济危机认知的深刻性。事实上，马克思经济学近来也正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回头审视马克思学说及其分析思维，马克思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病理学家&的重新获得认可。一个明显的标志是，对早期掠夺性资本主义进行深刻批判的《资本论》重新风靡欧洲：如柏林的卡尔－迪茨出版社2008年前10个月就卖出1500多套《资本论》，是2007年全年销量的3倍，更是1990年销量的100倍。事实上，不仅越来越多的政界人物如法国总统萨科齐、德国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等开始阅读《资本论》，并公开表示自己同意马克思的部分观点，而且，一向对马克思学说采取批判态度的天主教会也开始有了转变。例如，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斯说:&长久以前，马克思就窥探到了资本主义的运转之道&，教宗本笃十六世则赞扬马克思有&绝佳的分析技巧&；甚至梵蒂冈最近也开始对马克思经济平反，认为马克思当年对&社会异化&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人道关怀&，而&这种人道关怀在今天的经济和政治决策中仍缺乏考虑&。因此，本文就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社会哲学观、分析方法以及由此对危机的认识观等作一比较分析。
二、社会哲学观的差异
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对经济危机的认识如此不同，首先在于两者在有关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关系的社会哲学观上是不同的。一般地，对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西方社会历来存在两种看法：一是认为两者基本上是和谐一致的，这产生了西方社会的乐观主义思潮，并形成了斯密、李嘉图、马歇尔、凯恩斯乃至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路线；二是认为两者基本上是矛盾冲突的，这产生了西方社会的悲观主义思潮，并形成了西斯蒙第、马克思、霍布森以及当代激进经济学的研究路线。前一观念主要源自启蒙运动时期兴起的理性主义，它认为，人类一旦成熟并使自己受理性引导就会走向光明，进步会把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福利提高到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高的水平；后一观念则主要源于社会大众对稀缺性物质利益进行争夺的历史和现实，它认为，人类绝大多数时期的物质资源因有限而无法满足全体人类的需要，如果没有国家公权力的干预，利己的人们之间产生的无休止的争斗会引导人类社会进入霍布斯的野蛮丛林。当然，前一观念又可进一步区分两种亚类：一是主张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是自然和谐一致的，从而主张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这往往被称为先验的乐天派；二是认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虽然不是自然和谐的，但可以依靠人为的努力达到和谐一致，从而产生了适度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往往被称为务实派。正因如此，在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对待资本主义制度的态度上，就存在着三种主要的社会哲学观：乐观派、悲观派和务实派。
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斯密、李嘉图、萨伊、巴斯夏等早期古典经济学家都是个体利益自然一致的先验乐观主义者，而继承这种哲学观的现代经济学流派则包括新奥地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新古典宏观派（理性预期学派和货币主义学派）、供给学派以及法和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宪政经济学，等；而魁奈、穆勒、劳德代尔、凯里等则是个体利益人为一致的务实主义代表，他们承认资本主义存在经济震动乃至危机，但又认为可以通过微调加以解决，新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以及在斯堪的纳维亚和奥地利出现的强调社会平等、民主参与的新组合主义等继承了这种思潮。此外，那些认识到经济危机并认为除非经受大的制度手术否则难以克服的马尔萨斯、西斯蒙蒂、马克思以及凡勃伦等人则是悲观主义者：其中，马尔萨斯是极端悲观主义的代表人物，西斯蒙第在某种程度上则是一个温和的悲观主义者；而马克思则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持悲观主义态度，而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则持乐观主义态度。在悲观主义者中，马尔萨斯学派退化为原教旨的社会达尔文之宿命主义，西斯蒙第学派则朝务实派转化并成为小资产阶级改造现实的理论先驱；马克思则发展出了一个系统的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的学说体系，并为后来多种经济学派所吸收主义。
显然，尽管基于利益人为一致的务实派和基于利益相互冲突的悲观派一般都主张国家干预，但两者所强调的国家干预之着眼点、方式和强度等方面都是不同的：务实派着眼于人们之间的互惠合作，希望通过合作性组织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它拥护一种基于教育和积极激励的自助制度，而不是主张强制性的收入再分配；而悲观主义则否定人类形成长期合作的可能性，认为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冲突必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调节，尽管政府的干预不可能实现双赢的结果，但却可以有利于某一阶层或社会的整体福利。正是基于两类不同的哲学观和政策主张，对早期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改造就存在两种基本路向：一是主张，只有把整个资本主义整个儿推翻，才是通向为实现一种更好的社会状况而进行彻底变革的唯一道路，这主要以法国和德国的学者为代表；二是强调，尽管在劳动大众被排除在普选权之外的情况下所能采取的政治行动有很多局限性，但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在采取一些实用的步骤来改良社会状况，这体现了英国的传统。例如，作为改良主义代表的穆勒就特别强调要扩大普选权，马歇尔也以资本主义制度的可塑性为由而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制度进行辩护，从而成为以英国为主的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即使凯恩斯遇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缺陷的总暴露，但他还是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是可塑的，只需要在具体机制和政策上进行调整就可以了。罗宾逊夫人在《马克思、马歇尔和凯恩斯》一书中就指出：&马克思是在设法了解这个制度（指资本主义）以加速它的倾覆。马歇尔设法把它说得可爱，使它能为人们接受。凯恩斯是在力求找出这一制度的毛病所在，以便使它不至毁灭自己&。
可见，正是社会哲学观上的差异导致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对待社会经济现象的基本视角上产生了不同：西方主流经济学基于静态均衡和动态均衡的观察视角，而马克思经济学则基于矛盾冲突的观察视角；相应地，马克思经济学也就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更容易正视社会制度内在的一系列缺陷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危机。一般地，人们也往往把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这三位在经济学说史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视为针对资本主义制度分别持乐观主义、悲观主义和务实主义这三种思潮的代表人物。究其原因，他们生活于不同的历史时代，看到了不同的社会现象，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认知。首先，斯密生活在资本主义蓬勃壮大时期，因而他主要称颂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的益处，认为在竞争性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将会完美地融合为一体，共同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繁荣，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会不断提高。其次，马克思时代，失业、贫困、收入分化、污染、社会论理的堕落等已经随着经济增长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愈益严重而深切的问题，马克思也亲历了1857年和1866年两次经济危机；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并认为这些问题将导致资本主义的最终灭亡，问题的解决只能靠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最后，凯恩斯（以及马歇尔）则生活在资本主义为了挽救自身而进行变革的时期，此时，资本主义制度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下不断得到改良，失业保险、福利制度、最长工作时间以及最低工资限额等相继推出，因而凯恩斯寄望于用经济政策的手段来缓和资本主义的病症。在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庸俗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看不到资本主义制度内含的冲突性，而是坚信无形的手可以促使社会的协调；或者低估资本主义制度内含的冲突性，相信通过适当的法律规章就可以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
三、研究方法论的差异
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对经济危机的认识如此不同，还在于两者在研究社会现象时所根基的研究方法是不同的。一般地，马克思经济学把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来研究，从而发展的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这一路线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为社会事物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相反，现代主流经济学则把经济学当作自然科学来研究，从而继承和壮大了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这一路线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割裂开来，要么热衷于纯粹的逻辑推导，要么局限于现象的实证。正因如此，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主流经济学之间无论是在事件预测上还是在实践指导上都存在巨大反差：马克思经济学在人类历史上作了非常成功的预测，对人类社会制度的改造也发挥了根本性的指导作用。里昂剔夫就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长远分析&这一记录的确令人印象深刻，它包括财富日渐集中、中小企业迅速消亡、对竞争逐渐施加限制、技术不断进步并伴之以固定资本日显其重要性。最后，同样重要的是，经济周期反复发作，其强度不会所有减弱。这一系列在现实中得到印证的预言，无人能及。反观现代经济理论的所有精华，也实难发现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那么，马克思这一系列成功的预言对现代经济理论有什么意义呢？&&希曼教授在其著作中对他们的态度有很好的表述，&马克思为我们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最具综合性、给人印象最深的范式。所以，马克思经济思想之于现代经济理论的意义变成了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因此，这里继续就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主流经济学得研究思维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认知差异作一比较分析。
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根植于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是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宏观社会经济现象，从而采取了平均主义的分析方法，并以平均数为基准来分析个体的竞争行为和要素的流动；显然，尽管这种平均主义方法很难得到精确的均衡状态，却可以剖析经济现象的变动趋势。一般地，诸如工资、利润、地租、利息等宏观经济现象的变动趋势根本上都与社会力量结构有关：例如，只要工人阶级的谈判力量强大了，工资就会提高。显然，正是由于平均分析不能得出单个要素的边际贡献或份额，而且，这种份额也不是固定或可计算的，而是社会力量进而是社会制度的函数；因此，包括马克思经济学在内的古典经济学就着重于通过社会制度分析来探究每个人份额的现实限度，并分析社会制度改变对各自份额的影响。而这种分析显然需要结合历史的、社会的和法律的等知识，因而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几乎都是社会科学通家，他们热衷于基于平均分析方法来考察经济现象的历史变动，并借助制度分析来探究这种平均出现的深层社会结构原因。一个杰出的代表就是马克思，因为在马克思的社会哲学观中，社会中的个体利益是对抗的，而每个人的应得份额则是马克思所关心的；这种应得份额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该事物的本质，是要通过制度变革实现的理想状态。为此，马克思经济学就致力于对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关系进行深刻地揭示，并由此来挖掘经济活动的一般趋势，从而发展出了一跳社会改造学说。
另一方面，现代主流经济学则承袭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则是既定社会结构下的个体行为和微观现象，从而采取了边际主义的分析方法，并以个体的最大化为基准来探究市场资源的配置；显然，这种边际分析方法认为，每个人都会理性地消费和生产，从而使得整个社会也可以由理性导向一种精确的均衡状态。一般地，个体的应得份额就与他所作出的边际贡献确定：例如，根据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原理，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一种生产劳务将继续使用到再增加的最后一单位劳务等于其成本之点，同时，竞争条件也保证企业家必须对他所使用的生产要素支付一个相等于它所创造的产品价值的数量。问题是，边际分析所基于的是理论上的计算理性和逻辑推理，它并不是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真实辨识的，特别是在多要素的共同生产的过程中个体的边际量更难以确定；因此，这种分析主要还限于理论上，不但得出的均衡状态往往是不现实的，更不能对现实中各种不均衡状态进行探究。
显然，正是由于两大经济学所采取的基本分析方法是不同的，两者的主要研究方式也就存在差异。一般地，基于平均主义的分析方法，马克思经济学注重对具体经验事实的观察和调查，注重对各种影响因素的考察，并主张从人类历史的演化过程中发现未来的发展趋势；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把经济问题视为动态的，关注如何创造财富、提高生产率，从而提高福利水平等问题。相反，基于边际主义的分析方法，现代主流经济学注重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应用，把人类社会想象成物理世界那样的均衡状态并为此提供解释，从而强调想象力的训练；事实上，新古典主义把经济问题视为给定数量的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关注任何考察范围内存量的细微上升所带来的变化。正是由于分析方法和研究方式存在如此的差异，从而也就得出了有关经济危机的不同论断。一般地，那些具有深厚的历史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功底的经济学家往往更能够认识到经济危机的潜在性，早期对此提出告诫的如劳德代尔、马尔萨斯、西斯蒙蒂、马克思等都是如此；相反，那些抽象思维能力很强而热衷于数学推理的经济学家则几乎都否认大规模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如早期的李嘉图、萨伊、穆勒和边际效用的先驱古诺、杰文斯、瓦尔拉斯以及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大都如此。事实上，数理经济学大家萨缪尔森也曾对宏观经济作过多次推测，却很少有多少是对的。例如，萨缪尔森基于理性建构主义而历来看好计划经济，认为1990年苏联的人均收入会追上美国，即使到了苏联解体前两年的1989年还认为其经济前途无量，在1985年苏联的经济已经困难重重，但萨缪尔森还是呼吁，不要被其不足之处所误导，任何经济都有它的矛盾，重要的是效果，而苏联的计划制度历来是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基于理性数理模型之所以难以对经济发展作出准确预测，关键在于，人类社会现象是复杂多变的，它源于人类的社会心理活动，这根本就不是数理逻辑所能刻画的；一般地，经济学模型只能抽象地表达一些简单的社会现象，因而绝大多数的经济问题都是不适合用纯粹的数学逻辑来表达的。
正是看到理性模型的这种缺陷，弗里德曼等人开始在经济学中大肆发展计量分析，试图通过对各种数据之间的回归分析来为经济变动提供预测；但问题是，计量模型也仅仅显示过去数字之间的初步联系，反映特定时期事物发展的总体趋势，而根本无法解释事物之间内在的因果关系，无法解释事物现象背后的结构因素。例如，即使经济学根据世界粮食产量的减少而预测粮价会大幅度上升，但也根本无法确定粮食会上涨到什么程度，更不能预测粮价何时将达到某个价格水平，而简单地预测粮价上涨则根本不需要现代经济学的复杂数理模型。同样，在早期房价上涨中，一些学者不断鼓吹房价降上涨到某一价位，但从来没有预测到准确的房价水平，更没有预测最高位的时间；而在目前房价下跌中，这些学者又出来预测房价将进一步下跌，但跌到何种程度以及何时到达底部的预测却充满了巫术性。正因为基于过去经验事实的统计分析来进行未来预测隐含了其他因素不变的假定，这种预测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此，迄今为止的资料表明，基于逻辑实证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预测方面基本上被证明是非常失败的。
可见，由于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使得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主流经济学得出了不同的社会认知：马克思经济学更擅长于揭示现象背后的问题，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则往往把视野局限于事物的表层。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存在明显缺陷：一方面经济现象是复杂多变的，另一方面使用的方法却是静态的边际分析；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以工具理性为基石来建立人的行为准则，并以数学化的工具打造成一个自洽性的理论体系。更为甚者，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还要将这种封闭系统来创造出来的知识应用到社会中，并由此设计一系列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制度；在他们眼里，人类社会的发展应该且必然会朝他们模型设计的方向发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一个稳定的均衡。例如，如剑桥学派的伊特韦尔就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家往往坚持，&如果这个世界与他的模型不相像，那这个世界就太糟了。&但显然，现实世界确实与主流经济学的理性模型相差甚远，糟糕的经济危机就是明证，但主流经济学不但无法预测它，更无法解决它。为此，英国一些经济学家谢拉.道（Sheila Dow）、彼得.厄尔斯蒂（Peter Earl）、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杰弗里.哈科特（Geoffrey Harcourt）、杰弗里.霍奇逊（Geoffrey Hodgson）、斯坦利.梅特卡夫（Stanley Metcalfe）、保罗.欧默罗德（Paul Ormerod）、布里奇.罗斯威（Bridget Rosewell）、马尔科姆.索亚（Malcolm Sawyer）、安德鲁.提勒考特（Andrew Tylecote）就联合上书指出：&经济学家的受训面太窄，只关注数学技术和建构不依赖经验的形式模型，这是我们这一职业失败的主要原因。在许多主流经济学学术期刊和院系中存在的为数学而数学的研究追求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缺陷&，正是&这一不大关注现实世界的对数学技术的偏好，让许多经济学家偏离了至关重要的整体性观察的轨道。这导致经济学家们无法对经济学分支领域的过度专业化及进一步探讨损害大局观念形成的原因之动力进行反思&；尽管&模型和技术是重要的。但考虑到全球经济的复杂性，我们需要范围更宽广的模型和技术，它们应当更注重事物的本质，关注历史的、制度的、心理学的和其他高度相关的因素&，而&我们缺乏一种将心理学、制度构架以及历史先例的丰富知识都蕴含其中的专业智慧。这种缺失在那些给政府、银行、商家和政策机构提供咨询意见的经济学家身上显露无疑。否则，他们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潜在不稳定性那些非量化警告早就该予以更多的注意&。
四、危机根源观的差异
基于不同的社会哲学观，在对经济危机的根源认知上也存在三类主要的差异。一是乐观派继承了天然和谐一致观点而发展出萨伊定律，它不承认大规模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而是认为经济波动只是暂时的和偶然的，因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从而经济总是处于均衡状态；同时，由此衍生出古典的货币面纱论，它把货币视为覆盖于实物经济之上的一层面纱，只是充当商品交易的媒介，它对实物经济并不产生任何积极的影响，因而经济的均衡与否完全取决于货币信用之外的各种实物因素。二是务实派继承人为和谐一致的观点而发展出多种经济波动理论，它又可分为实物冲击和货币冲击两个视角。就货币冲击而言，诸如：维克塞尔的累积过程理论认为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之间周期性的背离导致了经济波动，熊彼特的非常信用理论认为周期性的非正常信用带来了商业循环，霍曲莱的纯货币商业循环论把经济活动的周期性变动归咎为信用本身的内在不稳定性促发的银行信用的周期性扩张和收缩，米塞斯、罗宾斯和哈耶克等等倡导的货币的投资过度周期理论则认为生产危机源于货币量的增加使得投资品增长速度超过消费品增长速度而产生的经济结构失衡。就实物冲击而言，杰文斯的太阳黑子理论认为太阳黑子对农业的影响会波及到工业和整个经济而造成经济波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连续但不均匀的技术革新和发明会导致经济上升和下降，凯恩斯的心理理论则认为人们乐观和悲观预期交替引起经济周期的繁荣和萧条，诺德豪斯、希布斯以及弗雷和库内德等人的政治周期理论强调政治人物为了获得胜选交替地执行扩张性和紧缩性政策而造成经济的扩展和衰退，卡塞尔、司匹托夫等提出的非货币的投资过度理论则把经济变动归因于新发现（如领土开拓）、新发明（如技术变化）、新市场开辟（如人口变动）等非货币因素，此外，一些新凯恩斯主义者还在这些理论基础上进行了翻新，如西莱夫的创新周期理论、霍尔的市场结构理论和谢尔的混沌理论，等等。
显然，继承上述两类思维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具有这样的特点：要么继承和信奉萨伊定律，宣称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一种自动、及时地自我改正的能力，从而回避的经济危机和社会两极化问题；要么把经济波动视为由于其他外在扰动因素产生的短期的生产过剩，这或者是信用、利率等因素造成了的货币供给波动，或者是固定资本的大量更新以及新投资的急剧增长。但与此不同，马克思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持悲观的看法，并从生产和分配领域来探究经济危机的根源。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经济危机的直接表现就是生产过剩，但这不是源于货币的和非货币的投资过度，而是源于群众的购买力不足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群众的购买力又源于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的两极分化，两极分化导致穷人购买力不足和富人储蓄过度。马克思写道：&人口的最大部分，即工人人口，只能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扩大自己的消费&，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过剩就是由于这个事实而产生的；为此，马克思进一步把收入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归咎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因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周期性爆发的必然产物。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大生产本身蕴藏了两大最基本的矛盾：一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二是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两大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造成生产和需求之间的脱节，从而爆发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反过来又对资本主义制度构成挑战。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认识逻辑可以表示为：资本主义分配制度&&收入分配两极化&&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两大矛盾累积&&触发因素&&矛盾爆发&&骨牌效应&&经济危机。
马克思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深入到分配制度来探究经济危机的起源，与它采用的平均主义分析思维密切相关；究其原因，平均主义方法更适合使用统计材料和历史材料，从而从宏观经济角度把握经济的周期问题。事实上，那些采用平均主义分析方法的很多早期学者如马尔萨斯、西斯蒙第、霍布森、斯皮索夫、朱格拉、米切尔等都认识到了生产和消费的脱节，并将经济学危机归咎为消费不足，而消费不足又根源于分配问题。例如，人本主义经济学的先驱西斯蒙第九将危机的根源归结为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将生产过剩归结为大量小生产者的破产和工人阶级贫困所造成的需求不足，即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使得不断扩大的工人阶级的购买力日益下降。至于矛盾的根源，西斯蒙第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引起的扩大再生产造成的：由于大机器的引进造成了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工人不得不忍受十分低微的工资，而资本家的生产规模也不再取决于需求而是资本数量；工人只能实现工资这部分价值，而资本家和地主不可能消费全部剩余价值。正是从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出发，西斯蒙第特别重视分配问题，他认为，消费不足就是由于资本所有者和工人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均造成的；因为财富分配所得收入必须和人口的增减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否则社会便陷入灾难之中。
可见，正是由于坚持利益冲突的社会哲学观以及采用平均主义的研究方法，马克思经济学充分揭示了现实经济利益之间的不和谐性，并从收入分配角度揭示了经济危机的内在根源。马克思写道：&危机好像就只有由不同部门生产的不平衡，由资本家自己的消费和他们的积累的不平衡来说明了。但实际的情形却是，投在生产上的资本的补偿替换，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不生产什么的阶级的消费能力；劳动者的消费能力也一方面要受工资法则的限制，一方面要受这个事实的限制：他们不过在他们的就业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的时候方才能够就业。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人民大众的贫困和他们的受着限制的消费，但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冲动，却是不顾一切地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的限制。&事实上，无论是经济史还是经济学说史都告诉我们，大的社会经济危机根本上都是由收入分配拉大造成的：收入分配拉大导致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下降，结果就产生了产品的过剩和需求的不足这种脱节现象。相应地，要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就要改变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并通过再分配等措施防止收入分配的不断拉大。但不幸的是，根基于利益一致的社会哲学观以及边际主义的研究方法，现代主流经济学要么不承认大规模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要么将之归咎为不可预测的偶发性冲击。事实上，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就存在两个基本流派：新古典宏观牌和凯恩斯主义流派，前者主张实行自由经济体制，以市场的力量来解决其内含的各种问题；而后者则主张对市场进行国家干预，通过灵活变动政府支出来烫平经济波动。显然，无论采取何种方法，现代主流经济学都是对问题出现后的事后解决而不是进行事前的&防微杜渐&，它也根本不是从收入分配体制等方面来追求危机的根源，而仅仅是从偶然的触发因素来对问题进行强制性解决；正因为这些措施是治标不治本的，因而尽管西方国家周期性地实行各种政策来应对经济危机，但经济危机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爆发。
五、如何认识当前的经济危机
一些学者认为，包括当前金融危机在内的现代经济危机已经呈现出与马克思时代的经济危机以及1929年大危机根本不同的特性：以前的经济危机表现为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而现代经济危机则表现为生产不足和消费过度；相应地，现代经济危机不再是由收入差距拉大引起的，而是源于特定的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等外在因素。例如，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就把当前泡沫世界的&原罪&归咎于美联储纵容了20世纪90年代末所创造的股票泡沫，以及所衍生出的资产依赖型的美国经济。这种观点主要建立在这样两个事实基础上：一方面，发达国家普遍地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并逐渐完善，使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和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大大缓解了因贫富两极分化而导致的社会冲突；另一方面，凯恩斯经济学创立的宏观控制理论和罗斯福新政推行的国家干预政策使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波动幅度大为减小，而且还有了可控性。在这些学者看来，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已经具备了克服危机的&免疫力&，因而针对早期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经济学在解决现代经济危机方面就显得无能为力；相反，运用现代经济学提供的信息-激励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来逐渐完善监管制度，就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外来冲击以及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经济危机。问题是，现代经济危机的根源果真已经发生质的变化了么？它可以通过缓和收入分配之外的措施得到根本解决吗？
一方面，就现代经济危机的根源而言。现代主流经济学者往往把这次金融危机归咎于次贷问题带来的外来冲击，而次贷问题有源于房价的不断攀升、利率的上下波动以及对风险监控的缺失；但显然，这些只是这次金融危机的触发因素，而非危机的根源。只要根源不除，即使没有这些触发因素，也会存在其他因素最终将这种潜在的危机激发出来，格林斯潘就认为，这次危机迟早都会发生。显然，如果我们对此作一深究的话，那么，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而房价上升等都是收入差距拉大的必然结果；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些危机爆发前期各国的基尼系数变化状况就可以明白了。例如，日本在1980年以前一直被神话为&增长且平等&的典范之国，它的基尼系数稳定在0.26左右；但在1983年以后，日本的基尼系数开始恶化，在1991年危机爆发时基尼系数达到了创纪录的0.38。日本学者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中就指出日本社会正在&下流化&而成为&下流社会&：随着日本社会的个人所得、学历、生活需求等差距越来越大，日本社会的中产阶级正出现&上流&与&下流&的两极分化；其中，跻身&上流&的凤毛麟角，沦入&下流&的却源源不断。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事实相对应，日本房地产价格也处于历史峰值，中产阶级为了购买房产不得不节衣缩食，M型社会飞速确立；相反，随着1991年经济&泡沫破灭&，日本陷入了长期的发展停滞，房价在3年内下跌幅度达到了40%。再如，尽管香港一直是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经济体之一，它的基尼系数似乎很少低过0.5的；不过，香港地产达到峰值的1997年也是其基尼系数的高峰期0.53，而在危机爆发后的3年内房价整体性跌去了70%。
另一方面，就西方社会应对危机的主要措施而言。一般地，二战之后，西方国家采取凯恩斯的相机抉择的政策来缓和经济波动，在经济萧条时就采取宽松财政政策，通过扩大政府公共支出来弥补私人消费的不足；但是，这种政策却产生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问题，为此，西方国家转而倡导一种包括分期付款、贷款消费、信用卡购物、次级房贷等在内的透支消费方式来弥补有效需求的不足情形。在短期内，这种方式有助于填补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不仅可以满足低收入阶层的短期消费问题，也有助于企业主的经济扩张；正是由于这种消费方式的流行，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基尼系数在不断升高，但美国居民的个人消费增速却不仅没有收缩，反而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事实上，由华尔街的那些金融专家设计并推出的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和债券，几乎都有助于刺激&透支消费&，并为相关的金融大亨提供了&绕过生产过程而赚钱&的途径；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对其内在的风险往往视而不见，相反，为了获得短期的利润往往刻意抹杀这种风险。显然，这根本上符合资本主义的逐利本性，马克思就写道：&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然而，&透支消费&毕竟是靠透支&未来&来支撑&今天&，它可以推迟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问题；而且，正是由于它推迟了矛盾的爆发，从而掩盖了本国的经济扩张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因此，以&透支消费&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方式只是把当下不断潜伏的小危机累积起来而延迟到未来总爆发，这使得整个经济、金融体系更加脆弱；在这种情形下，任何一个微小的次贷或欺诈问题都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成为危机总爆发的导火索。
因此，现代经济危机根本上还是源于收入分配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而现代社会中存在的一系列&透支消费&制度尽管可以推迟经济危机的爆发，却不能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甚至还会是经济积累得更严重。事实上，这次经济危机的爆发根本上就在于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而造成的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Baker就指出：尽管美国的GDP自1980年到2005年以平均3.1%的增长率增长，但增长的收益主要为最富裕的10%家庭所享有，而且尤其不成比例地集中在1%的家庭。正因如此，经济危机的发源地美国近年来的基尼系数就在有条不紊地攀升，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的时候美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1的高水平。增长的不平等性在美国社会也为政策辩论所广泛承认，它们主要将之归咎为全球化和技术增长的结果。一般地，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主要国家的收入差距之不断拉大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一者，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在全球追逐利润，它大量流入发展中国家而为富人获取巨额利润的同时却造成了国内的普遍失业，从而强化了发达国家自身的社会贫困化趋势；二者，各国为了吸引企业入住和资本流入争相在降低税收上竞争，导致政府从公司获得的税收不断下降，从而提供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越来越不足。结果，经济全球化并没有让所有的人从浪潮中获益，反而是富者更富、穷人更穷，中产阶级日趋消失就是发达国家近年来的一个明显现象。一般地，资本流出比例越高，公司税收越低；那么，社会收入差距就会越大，潜含的经济危机也就越严重。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表格中略见一斑。
表一、公司税率的下降趋势
1980年税率%
2007年税率%
1980年税率%
2007年税率%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Tax Database, TableⅡ.Ⅰ&，网址：.
表二、最富1%占有全国财富的比例
&&& 资料来源：Atkinson, A, B, 2003,
CESifo Economic Studies 49(4): 479-513.
显然，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给我国提供了诸多警示：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调整我国的收入分配，从而提高国内的有效需求来预防会应对时下的经济危机。究其原因，根据边际消费原理，一个人收入越低，其消费倾向就越低；因而当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时，那些集中了大部分收入的一小部分富人将其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就很低，而那些具有较高消费倾向的穷人却因没有收入而无力消费，结果就导致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下降。事实上，近20年来来我国的收入差距一直在持续扩大：有资料表明，我国当前的基尼系数已经比改革初期扩大了1倍，甚至超过了0.5，这远高于发达国家0.3～0.4的水平；而且，收入差距的扩大明显影响了国内的有效需求水平：有资料表明，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5.4%，不仅比发达国家低了30个百分点，也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最低点，比历史最高水平1985年的52%低了约17个百分点。当然，尽管我国近年来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不断增加，收入差距已经比很多发达国家严峻，基尼系数甚至处于全世界最高之列；但是，我国却不是这次经济危机的发源地，这又如何理解呢？显然，这就与我国目前的需求结构有关。
事实上，尽管根据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经济危机根本上源于有效需求不足；但是，一个国家的有效需求往往由不同的来源所构成，这些不同来源的轻重又使得经济危机带上不同的特点。一般地，一个国家的有效需求有两个基本来源：一是内源型需求，这主要反映一个经济总量较大的大国的情形，此时，国内收入分配变化成为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二是外源型需求，这主要体现对一个经济总量较小的国家的情形，此时，国外市场的需求冲击将成为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显然，这次经济危机之所以首先在欧美主要经济大国爆发，主要就是源于其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而内源型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则是国内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同时，像冰岛这样的小国不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而且基尼系数长期处于全球最低行列，但也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其关键就在于冰岛是需求外源型小国，从而欧美大国的需求变动对其经济波动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相反，迄今为止我国属于有效需求外源型大国，它严重依赖于国外市场，从而国内的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波动还没有形成严重影响，因而处于国际性经济危机的第二链条上。然而，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日益增大，有效需求必然会日益依赖于国内需求；特别是，当外国市场因经济危机而不断收缩时，有效需求就必须逐渐转移到国内来；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收入分配状况将对经济波动产生根本性影响。因此，为了及早防止全球性经济危机向我国的蔓延，乃至最终从根本上缓和经济危机的隐患，就有必要对当前日益扩大的收入分配状况进行调整，不断提高国内的有效需求。
因此，我们说，中国不是不会出现金融危机，但确实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滞。一般地，这种时滞主要有两个影响因素：一是外源需求的减弱，二是内源需求的断层。就前者而言，尽管目前金融海啸会造成外源需求的减少，但这种减少是短期的；究其原因，人们可以推迟需求却不能取消消费，而且，在消费力下降的情况下更加会转向便宜的产品。显然，我国低劳动力成本创造的廉价商品在目前还是西方社会乃至全球所无法比拟的，因此，从长期来说，这次金融危机不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反而可能巩固和提升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笔者在2008年为《广东地方税收》写的评论员文章就预测了这一点，2009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显然证明了这一点。就后者而言，尽管当前国内收据的持续扩大会导致需求的不足，但这种需求不足往往不会突然爆发；究其原因，中国人具有为未来以及子孙而储蓄的良好秉性，从而不会像西方人那样突然发现没有货币消费的问题。显然，中国社会这种高储蓄特性会造成社会需求的长期疲软，但这种需求具有某种可持续性而不会突然中断，即使面临世界性经济危机这些储蓄依旧能够支撑消费；而且，这种储蓄往往会投入到再生产中，从而成为支撑和促进经济不断增长的根本性力量。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社会具有先天的抗经济危机的文化因素，这是我们需要珍惜的。
六、简短结语
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相比，马克思经济学有这样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在社会哲学观上坚持矛盾冲突论，相信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不一致性，从而努力探究经济现象的成因来挖掘其背后的社会问题；二是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平均主义分析，相信现实收入分配体现了社会力量之间的对比，从而努力使用统计材料和历史材料来考察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事实上，正是由于坚持利益冲突的社会哲学观以及采用平均主义的研究方法，马克思经济学充分认识到自由市场经济内含的冲突性，并从收入分配角度更容易且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危机的内在根源；相应地，它提出的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本措施就是，改变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相反，正是由于坚持利益和谐的社会哲学观以及采用边际主义的研究方法，现代主流经济学相信人类的理性互动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从而沉迷于技术问题而不太关心现实；结果，主流经济学就逐渐放弃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而进行形式主义的理论训练，从而丧失了判断与理解时间问题和复杂情况的直觉能力。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在重大的经济转型和危机面前束手无策，比如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1989年及其后发生的东欧剧变。同样，数理经济学模型也没有让我们理解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特别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热衷于基于理性的边际分析，不断地根据认为设定的参数来进行金融衍生品的创新，但这种日益复杂的金融市场却因越来越远离了人类的生活经验而变得越来越脆弱；以致一旦遇到较强的外来冲击，这个水晶球就破裂了，这也正是2007年以来爆发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的根源。事实上，即使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阿罗等都承认，&在总量方面，理性行为假设通常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为了维护和保障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比较它们的研究思维、分析方法以及对社会发展的具体认知，特别要从马克思经济学中汲取营养。
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姚开建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绪论。
朱富强：&理论目标、研究思维和引导假定的设定--兼评两类不同的参照系：马克思经济学的&理想状态&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抽象假设&&，载《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5期。
朱富强：&从本质到现象：比较制度分析的基本路线&，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3期。
Richard Owen: &Vatican thumbs up for Karl Marx after Galileo, Darwin and Oscar Wilde&, &The Times&, October 22, 2009.
例如，马尔萨斯认为，潜在的人口增长和食品供给之间将会呈现越来越大的差距，从而必然导致社会的贫困化和矛盾的加剧；但是，马尔萨斯又认为，困扰社会的罪恶与苦难不应该归咎于当时有缺陷的人类制度，而应归咎于人类极强的生育能力，因而主张通过强制方式减少人口增长率。相反，尽管西斯蒙第基于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认为社会利益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是，他认为，可以通过抑制资本主义发展而回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小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来克服物质争夺的危机。正因如此，马尔萨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不是收入分配不均的缘故，反而认为改善劳动者生活将刺激人口增长而导致社会贫困，因而其解决之途不是从分配入手；而西斯蒙第则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要求政府进行干预并采取积极措施来保障大众的社会福利，同时，他也强调对人性培养的重要性，从而发展多元化的人类需求，等。
米尔斯：《一种批判的经济学史》，高湘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53页。
罗宾逊：《马克思、马歇尔和凯恩斯》，北京大学经济系资料室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4页。
转引自繁人都重：《制度经济学回顾与反思》，张敬惠等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参见杨文进：《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体系与内容的重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参见杨文进：《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体系与内容的重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转引自繁人都重：《制度经济学回顾与反思》，张敬惠等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9页。
&全球经济危机的&女王难题&&，。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版，第562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61页。
&房价下跌偏离度同基尼系数相关&，。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39页。
赵磊：&金融危机的根源并未超越马克思的逻辑&，。
Dean Baker, 2006, Increasing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post-autistic economics review, 40(1):18-22,http://www.paecon.net/PAEReview/issue40/Baker40.pdf.
事实上，冰岛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主要在于金融业的发展，以高利率与低管制的开放金融环境来吸引整个欧洲的储户；结果，冰岛欠世界350亿英镑（也即，每个冰岛人欠11.6万英镑），以致其高水平的需求是建立在寅吃卯粮的基础之上。
朱富强：&认清形势、树立信心，化危机为转机&，《广东地方税务》2008年第11期。
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转引自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
(责任编辑：admin)
------分隔线----------------------------
孟捷教授的著作《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通过区分生产关系的两重功能，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