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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籍拍卖二十三年中的趣闻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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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韦力老师、中拓晓堂老师、右主持人韩悦思女士　　日，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古籍部创始人和前总经理、中国古籍拍卖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拓晓堂先生，携手中国第一藏书家、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韦力先生，在北京雜書舘展开对谈，畅聊中国古籍拍卖二十三年中的趣闻趣事。　　拓晓堂先生主持古籍拍卖二十多年，开创了中国古籍进入拍卖市场的先河，确立了古籍善本每年春秋大拍的惯例，是给古籍拍卖立规矩的人。韦力先生浸淫古书三十年，私家藏书当世无两，多年致力于中国古籍文化的传承，并于版本学有极深的造诣。拓韦两位先生，分别以卖方和买方的身份，在中国古籍拍卖二十余年的历史中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一部事业史，两个小人物。两位既是角力的对手，又是切磋的朋友。谈笑间，中国古籍拍卖的一个个精彩片段呈现在观众面前。　　筚路蓝缕开创中国古籍拍卖市场　　在分享的过程中，拓晓堂先生，悉数了当年从国家图书馆转行到嘉德拍卖行的各种原委和细节。开古籍拍卖先河的大事，在他的讲述里风轻云淡。历史学的学科背景，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工作经历，加上走出安稳的工作环境、去尝试新鲜事物的勇气，让拓先生和当时新成立的嘉德拍卖公司“一拍即合”。　　1993年5月份，嘉德公司刚刚成立，业务还都没有开始。国际上对瓷器和书画已经有了成熟的拍卖市场和惯例，但是对于古籍拍卖，国内并不太了解。刚开始时，还被很多人质疑，到最终被市场和学界接受，一条道路走得并不平坦。　　拿韦力先生来说，他最开始对古籍拍卖就是抵触的。韦先生起初担心，古籍一旦通过拍卖的形式进行交易，藏书人就会失去“儿”的乐趣。但后来他发现，古籍拍卖自有其新的价值和意义，于是渐渐“深陷”其中，成为他购入古籍最主要的渠道。　　古籍拍卖的三大意义　　拓、韦两位先生谈到，中国古籍拍卖市场的重大意义，可以总结为三条：　　其一，拍卖以价格彰显价值，推动全社会重新重视古籍的保护和发掘。由于历史上的特殊原因，古籍曾长时间被轻视、践踏，大量珍贵善本一度“烂贱如泥”。古籍公开拍卖之后，受高成交价的鼓励，很多深藏在民间的古籍善本重现得到重视、保护和发掘。　　其二，拍卖建立了公开的古籍价格标尺。以书肆、古旧书店为主的旧交易方式中，价格是个“暗箱操作”、“见人下菜碟”，有时同一部古籍向不同买家开价能相差十倍，***双方在砍价上相互博弈，耗费了大量成本。拍卖兴起后，历年历次拍卖的成交纪录都可以公开查询到，为古籍价格建立了参照系。　　其三，拍卖促成流落海外的中国古籍大量回归。近代以来，直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古籍一直大量外流，诚为一段痛史。拍卖市场建立后，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购买力增强，古籍在国内拍卖的成交价屡创新高，召唤了大量散落在海外的中国古籍在向国内回流，扭转了中国古籍外流的历史。　　古籍中的铭心绝品　　拓韦两位先生，浸淫古籍善本拍卖一行二十余年，对于市面上流通过和没流通过的古籍善本都如数家珍，对很多古籍本子和它们背后的故事也极为熟悉，他们讲述这些故事时流露出的情感，让人颇为动容。拓晓堂至今还对宋版《文苑英华》念念不忘，此书为南宋宫廷旧藏，雍容丰美为他多年来经眼的古籍之冠，二十年前拍出后至今再无音信，惹得拓先生像丢了自己的孩子一样遗憾和心疼。　　韦力作为中国第一藏书家，他的书斋“芷兰斋”中所藏古籍、稿本、书札、碑帖、印谱，数量之丰、档次之高，可谓琳琅满架。他强调古籍的体系性，很难选出少数几种来“代表”，如果非要挑出“心爱”，他介绍了清代大藏书家、版本校勘学家黄丕烈的亲笔批校本，以及宋版书《施顾注苏诗》。《施顾注苏诗》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部书，刻于宋嘉定六年，是现存最早的苏东坡诗集的刻本。此书历代流传有序，名家递藏，从清初著名藏书大家宋荦，到纳兰容若之弟揆叙，再到大藏家翁方纲。翁方纲在乾隆四十年得到这部书，高兴之至，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苏斋”，此后每年十二月十九日苏东坡生日这一天，他都会请很多名士到家里共同祭奠这部书，在书上写跋语和题记，称为“祭苏会”。晚清时袁思亮用三千两白银买下此书，这在当时可算是天文数字。　　“假货”？“托”？“结账”？解析拍卖三大难题　　主持人抛出一般的古籍拍卖的几大难题，比如如何辨别真伪的问题和怎样解决“托儿”的问题。但在执掌嘉德古籍善本部二十余年的拓晓堂先生来说，这些问题似乎并不难解决，拿辨别真伪来说，拓先生觉得，辨别古籍真伪并不是十分难的问题，难的是，难的是人心，要心正才能谈***。拓先生理直气壮地说，通过嘉德卖出去的古籍，虽不敢保证价格是最合理的，但一定是对的，这个“对”就是对来源有考察、藏品成批次的。再说“托儿”的问题，或许有个别地方存在这种情况，但拓先生的原则是，要让古籍善本在拍卖场上以适当的价格出售。如果因为人为的因素把某部书价格炒得过高，那么后续同等品质古籍的交易价格就会受影响，市场无疑会被搞乱。当然，拍卖时偶然因素很多，就算没有虚假操作，也会有某些古籍成交价与实际价值不符的情况出现，但这是无法避免的正常现象，这种不到最后时刻不知道商品能以什么样的价位成交的现象，也是拍卖的魅力所在。所以，嘉德古籍拍卖，既不会帮助卖家请“托儿”，也禁止卖家自己参与抬价。很多大名鼎鼎的藏品原主，甚至都不会亲自到拍卖现场，正是因为相信嘉德和拓先生的运营水平。　　提到虚假交易，拓韦两位先生还提到很多年前一个趣事。当年，韦力先生对拍卖一事还不甚看好，其中一个担心就是担心虚假交易。拓先生为说服韦先生，自请“考试”，即请韦先生拿出几件藏品，交给嘉德拍卖，看实际操作情况如何，好给嘉德古籍拍卖打分。结果韦先生不仅给出了高分，还一发不可收拾，二十年如一日地通过嘉德购买古籍。这也是作为藏书家的韦力先生唯一一次出售自己的藏品。　　文化传承是有能者当有之义　　前面提到，大陆古籍拍卖市场的兴起，对海外界和古书经营界也产生了震动和吸引，让很多散落在海外的中国古籍，在更能理解和体现古籍价值的中国市场价格召唤下，向国内回流。拓晓堂先生带头的嘉德古籍善本部，把赴海外征集拍品当成非常重要的工作来做，二十余年间，促成了大量海外古籍善本的回流。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宋刘仕隆宅刊本《钜宋广韵》，日本五山时代覆宋兴国军刊本《春秋经传集解》和明弘治年间华燧会通馆铜活字印本《会通馆校正宋诸臣奏议》等等。　　拓晓堂先生和韦力先生，不只是古籍圈儿里的***人，还一直在从事古籍版本方面的研究工作。对两位来说，对版本研究通透些，自然有利于在***古籍时不看走眼，同时没有古籍善本的研究做基础，古代书画作品和其他传世文物的价值就没法估量。用拓先生的话说，古籍善本的拍卖流通，是其他古文物拍卖的基础。除了在工作和市场上的实用价值，做古籍和研究，也是希望能够传承和发掘传统文化。韦力先生不无深情地说，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挺有意义的，而这个意义让我快乐，所以才能往深了做下去。我个人更推崇黄丕烈，向往这种走自己的路，并快乐着的人。二位先生补充道，其实古籍一方面可以说是国家集库保护的一个补充，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正是因为古籍能分散到不同民间藏家手中，才使古书得以流传下来。将来，只要这些古籍还能传承下去，中国的传统文化就不会丢。　　除了做版本的研究工作，韦力先生还一直在从事古代藏书楼的寻踪工作。十几年来，他走访了浙江、常熟、扬州、镇江、苏州、宁波、南京、湖南、广东、山东等地著名的藏书楼，如曝书亭、潜采堂、采衣堂、文宗阁等。他记录实地寻访经过，拍摄藏书楼照片，探访藏书楼的故事，等等。目前在中国，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从事这项工作的，恐怕只有韦先生一人。韦先生说，虽然还有很多藏书楼保存完好，但绝大多数已经踪迹难寻，他就是要做这种抢救工作，在古代藏书楼的踪迹消失之前，把他们的样子和故事保留下来，让后面的人不忘中国文人传承下来的藏书文化，感知历代藏书家的拳拳之情。　　小贴士：　　哪里能买到最好的古籍？　　古籍善本开始走向拍场，标志着它彻底变为了一个商品。拍卖的好处在于***双方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对于古人来说，由于得到古书的资讯非常艰难，其过程极具挑战性，而今天的过程已经演变为靠金钱来说话，藏书的过程在于钱的多少，因此其中的乐趣与人文情趣也减弱了很多。　　从竞买会到拍卖会 古籍价格一路走高　　1993年在中国书店的第一场古籍拍卖，严格意义来说并不算拍卖，因为并没有拍卖执照，所以被人们称为竞买会。真正意义上的古籍拍卖会是1994年秋天的中国嘉德拍卖，从最初的一家，演变为现在全国的30多家，古籍拍卖的走俏原因在于字画瓷器等门类的价格太高，与之相对，古籍就显得便宜许多。　　什么决定古籍善本价值　　“三性九条”：三性指的是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历史文物性，善本的“三性”指书籍应具备较高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　　善本的“九条”则包括：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明代刻、抄写的图书；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在印刷术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术发展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精校版画、插画的刻本；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的亲笔题记等。　　附&二十年的惦系：宋本“文苑英华”　　编者按：从1995年到今天的二十年间，中国嘉德资深专家、古籍善本部总经理拓晓堂的心底，始终惦系着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宋周必大刻本《文苑英华》。近期，拓晓堂专门撰文记述了这段廿年的牵挂。　　《文苑英华》史称为宋四大书之一，编辑成书于宋雍熙三年（986年），宋李昉、扈蒙、徐铉、宋白等奉敕编纂。全书一千卷，收文上起自南朝梁末，下迄唐末五代，以唐代作品为多。全书录作家2200人的约两万篇作品，可视为《昭明文选》之后的文献巨著。　　古人常说人生百年，这是天假。人的一生真的不知有多少年，或长或短，而二十年肯定不是短时间，尤其是在人生的壮年时期，那是多少梦想成真、最有生活质量的时间段哪。然而，从1995年到今天的二十年间里，我的心底始终惦记着一本书，就像一位父亲无意中离去了自己的心爱女儿一般，令他在漫长的生活里无休止的惦系。这本书就是宋周必大刻本《文苑英华》。天赐见时易　　1995年初，我去香港公干。其中约办的一件事，就是与吴子健先生碰面。他请我到府上小坐，说有些古籍资料让我看看。我如约到半山吴先生的公寓，豪华阔大，但是屋里的地上和桌子上都堆满了书籍资料，一望便知吴先生是读书用功的人。吴先生依他的爽快和达观，笑言乱乱乱。我也从吴先生的话中了解到他已经常居美国，香港不时回来小住而已。我记得还没有坐下，吴先生便递给我一本书让我看。打开一看，心中暗自一惊。这是一本世人未曾知晓的复制本宋周必大刻本《文苑英华》（以下简称《英华》）。我问怎么回事。吴先生告诉我，这是香港中文大学校庆，王南屏先生出此书为底本，影印四百五十部，是为校庆贵宾纪念。吴先生问这本宋刻原本可否参加拍卖，低价如何。我虽未在此之前见到这本书，但这部书对我来说确实太熟悉了。　　《英华》史称为宋四大书之一，编辑成书于宋雍熙三年（986年），宋李昉、扈蒙、徐铉、宋白等奉敕编纂。全书一千卷，收文上起自南朝梁末，下迄唐末五代，以唐代作品为多。全书录作家2200人的约两万篇作品，可视为《昭明文选》之后的文献巨著。南宋宁宗庆元初年，身居相位的周必大致仕，退居林下，组织力量对《文苑英华》进行全面勘补，并亲主持完成刊刻。《英华》自此始有刻本。此本开本宏朗，刻成后进呈内府，内府用黄绫装封，一派皇家气息，庋藏于南宋皇家藏书楼“缉熙殿”，书内钤有“缉熙殿藏书印”印记。当年千卷巨帙，每十卷装为一册，共计百册。刻成56年后，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内府曾检查书品，在书册上钤有木记，木记内容为“景定元年十月初六日装褙臣王润照管讫”。宋宫大内旧藏宋版书记载装褙人姓名，存世者仅此一例。这部当年千卷巨制，于今世存不过十余本而已。且此书宋刻宋印，开本扩大，宋宫原装，大内，数百年间世人无缘一睹芳容久矣。故此书素为界视为国之重宝。《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中，此书辟为洋洋数百言的辞条，可见分量之重。　　我第一次看到这部书，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偶然机会。记得那在1988年，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到北京图书馆，那时我在北图善本组工作。顾先生点名要看几部书，其中就包括《英华》。由于当时善本书库技术上留有问题，正在翻修，从文津街搬迁到新馆的善本书，临时存放在白石桥新馆基本书库的十七楼。我奉命到书库里调取藏书，而后送往在北图馆长任继愈先生的办公室，顾先生在那里看书。这使得我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这部宋本《英华》。这部中国古籍善本第一豪华的书，给我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89年之后，我有机会应约参与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蜀刻唐人集》，为其中的《丁卯集》、《新刊权载之文集》两部撰写后跋。这两部书民国年间都是著名藏书家陈澄中先生的旧藏，从而接触到了陈澄中藏书，并对其藏书进行了考察。知晓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国家高层决策，在国家经济非常困难情况下，动用库帑，两次从海外购买陈澄中藏书回国的传奇故事。那时学界都以为陈澄中先生的藏书全已回归大陆。　　谁曾想，竟然能够再次遇到陈澄中先生的藏书，而且是这部国宝级的善本书《英华》。吴先生给我的这本复制影印本内，赫然看到了“荀斋”、“祁阳陈澄中藏书”等熟悉的印记。于是我惊问，这是民国时期号称“南陈北周”的“南陈”陈澄中藏书，王南屏先生虽是上海的著名家，主要是中国古代绘画，此书怎么会转在王南屏先生手里？吴先生不知其中原委和流传经过，王南屏先生已赴道山，现在其后人手中。我对吴先生讲，这是一部重要的古籍善本书，将是中国古籍善本拍卖场里的重量级拍品。吴先生问我如何定价，我说可以参考宋拓《淳化阁》。1994年，美国佳士得拍卖会出现一本宋宫旧藏的宋拓本《淳化阁帖》，我当时虽注意到了，可惜那时我初入拍卖行业无能为力，后被美国知名的收藏家安思远先生竞拍得到。当时这部拓本估价十万美元，成交价差不多也是十万美元。这本拓本就是若干年后在北京故宫展览，后来又为上海博物馆巨资购回的四本《淳化阁帖》之一。那时的与美元汇率大致八比一，因此我建议的此书估价为80到100万元。吴先生以为合理合情。大体商定后，吴先生答应将此书送往北京。　　此事二十年后回想起来，说见到此书非常难，好像不是那么回事，犹如天赐一般，反而有点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感觉。八百多年间，此书犹如深居后宫的公主，有几人能成为有幸的一睹芳容者？明人胡惟新曾叹曰：掌之中秘，不可得见者。说的就是此本。我真的感到了什么叫幸运。人间别时难　　吴先生将这本《英华》送到了北京，那时候我是在民间第一次接触到如此高等级的古籍善本书，兴奋之情自是难以言表。我拿到这本书以后，立刻就寻找了国内有关的专家来鉴赏。包括我的前辈丁瑜先生。丁先生是我在北图善本组工作时的同事。他是王重民先生的门下掌门，北图的研究员，也是国家文物委员会古籍组委员，最要紧的是他在六十年代曾经亲历国家第二次购买海外陈澄中藏书事，曾经涉知此事者，今已世无几人了。在北图工作时我曾经就此事专门请教过丁先生，所以知道丁先生对此事稔熟，也一定有兴趣。当丁先生看到此书时，高兴非常，滔滔不绝的讲起了往事。于是我顺势就请丁先生将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写出来，丁先生没有推辞接受了下来。于是就有了后来情意文辞并茂的《荀斋携港藏书回归知见杂记》一文。丁先生的这篇文章后来成为北图、上图和嘉德合编的《祁阳陈澄中旧藏善本古籍图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序言。　　兴奋过后的难题也来了。当时的环境，文革过后不久，文化断档，社会中人对古籍善本书认识和了解程度极低。再者拍卖形式在中国也是刚开始起步，社会与国家还没有对这种文物交流的认识。因此这书谁来竞买就成了一个问题，更何况近百万的估价，在当时也不是一个小数目。许多年以后，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大道至简 上善若水》，介绍丁先生几十年的往事，文中说道：“1995年某拍卖公司上拍一册宋版《文苑英华》，起价100万元，上拍之前请丁瑜先生。他认为，此宋版书与北图旧藏为同书散出之本，应参拍竞购，而最终此书被印尼人以121万新加坡元拍走”。那我真的不知道丁先生曾主张国家参与竞拍之事。但是结果这本国宝级的善本为海外的收藏家购去。为此丁先生在文章中深切的说道：“此次嘉德公司从海外征集的23种陈澄中藏书，就是他当年携港之剩余部分，内中宋元佳刻、黄跋毛钞居其太半，均为罕见珍本。惟望这批善本 ，勿若《文苑英华》昙花一现，而能留之乡梓，此乃国家文化学术之福祉也”。　　如此说来，我当时的忧虑有点多了。就这样轻易的拍卖转手，又出流海外了，真是让人感到别时难，又别时易。苦乐两重滋味，一时并存。　　　八十年的公案　　关于这部宋刻本《英华》存世究竟有几册，多少卷的问题，从清末开始，就存在一段数不清理更乱的公案。这段公案与一位著名的藏书家有关，这就是在《英华》上下功夫颇深的傅增湘先生。傅先生在他的《藏园群书经眼录》和《藏园群书题记》中，对存世的这部《英华》有过多次叙述和记录，认定这部千年巨著的周必大刻本，仅存十四册，一百四十卷。　　《藏园群书经眼录》己巳（1929）十二月记：　　《文苑英华》“存二百三十一至二百四十，记十卷一册”；　　同上，庚申（1920）四月记：　　“存二百五十一至六十，二百七十一至八十，即二十卷二册”。按：此系傅增湘先生在宝应刘翰臣家所见，其中傅增湘先生于庚午年将其中第二百五十至二百六十一卷一册，收归藏园。　　《藏园群书题记》卷十八《校本文苑英华跋》记：　　“嗣于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见宋刊本一百卷，为内阁大库旧物，……其后数年之中，又得见宋刊残本四帙，余幸分得一帙十卷”。　　“馆（京师图书馆）藏之百卷为卷六百一十至七百，……卷二百六十一至七十之帙为余所藏（己卯1939年九月）”　　同上书《范履平临叶石君校本文苑英华跋》：　　“适闻文友堂书坊收得校本一部，乃商之书坊主人魏经腴，长期假我，…先后置余几案者三年。昨岁七月，校订之功告成，乃举以返之”（庚辰1940年十一月）。　　由此可见，傅先生所见实为十四册，共一百四十卷，分别为：　　京师图书馆一百卷十册，卷六百一十至七百；己巳见十卷一册，二百三十一至二百四十；庚申见二十卷二册，二百五十一至六十，二百七十一至八十；庚辰见返文友堂书坊一册，此册傅先生没有记录卷帙。　　此乃傅先生所谓世间仅存宋刻本《文苑英华》的十四册，一百四十卷。值得注意的是傅先生著录的文友堂魏经腴所收得一册，没有记录存卷，留下了导致后来出现问题的端口。　　1955年中国政府从香港收回陈澄中先生的藏书中，其中有一册宋刻本《英华》，为卷二百九十一至三百。这里就出现了差错，学界将这一册定为傅先生所说的仅存十四册之一。于是199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著录宋周必大刻本《文苑英华》条，将存世的这十四册卷数定为二百三十一至二百四十，周叔弢先生捐赠；二百五十一至六十，傅增湘先生捐资；二百七十一至八十，国家购回陈澄中藏书；卷二百九十一至三百；卷六百一十至七百。至此内阁大库直接拨京师图书馆十册一百卷卷六百一十至七百，内阁大库移送，计一百三十卷，十三册已归北京图书馆所有，而其中傅增湘著录的一册卷二百七十一至八十，不见海内外书目著录，称“下落不明”。学界显然是误将傅增湘先生未著录卷数的一册，与国家购回的陈澄中藏本混为一谈了。　　95年当我拿到这本宋刻本《文苑英华》时，核对其卷帙，为卷二百一至二百一十，发现其与《中国大百科全书》所称的下落不明的一册卷数不吻合。这给当时的学术界提出了一个难解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这一册里，内有傅增湘先生的题跋，藏园经眼录和题记中均未收录，摘录如下：　　按此书为内阁大库之物，宣统三年清查阁书，移送学部，都十册，自卷六百一至七百，凡一百卷，今存北平图书馆。此外为淮阳颍川君得四册。此四册中，近时归秋浦周君叔弢者为卷二百三十一至二百四十；归藏园私箧者为卷二百五十一至二百六十。此册颍川君本以寄余，缘其二百七卷首损失三叶有半，别易一册。此册遂归经腴。经腴属写生郑姓影摹残叶补入，字画精雅神妙独到，宛如无缝天衣，不见补缀之迹，亦足异矣。曾取明刻本校之，此十卷中改定凡八百五十七字，其余馆中及周氏所藏，余咸得假勘。闻颍川君尚存留一册。盖天壤所遗只此百四十卷矣。其内府诸印，余藏宋内府写本《洪范政鉴》亦有之。此必为蒲叔献蜀中初刻进御之本。故纸墨精丽如是。经腴其善宝之，要当敝？自珍，慎毋明珠暗投也。庚午（1930）七月。傅增湘记。　　此行文中所谓经腴者，即文友堂主人魏经腴。由此题记与庚辰傅增湘先生题跋相参，知傅先生必见此本。傅增湘先生所谓天壤之间仅存十四册，十三册已在北京图书馆，此册在外，当属第十四册。然而其卷数与《中国大百科全书》著录不符，因此我当时怀疑是否卷数著录有误？于是在当时的嘉德古籍拍卖的宣传折页上提出这个看法。此事直到1996年春夏之交，北京图书馆的李致忠先生赴台湾参加学术会议之时，偶然在中研院历史与研究所发现了一册宋刻本《文苑英华》，卷帙为二百七十一至二百八十，正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所称不知下落的一册。1997年《文献》第一期发表国家图书馆李致忠先生的文章，宋版《英华》存世数量至此可知为一百五十卷十五册由此学术界才知晓，五十多年来所谓仅存十四册一百四十卷的著录是错误的，实际上应该是存十五册一百五十卷。　　历经从1911年内阁大库移送《英华》十册起，历经八十余年的宋刻本《英华》的存世公案，至此学界才真正搞清其存卷，画上了句号。难说文姬归汉　　我常在想，也许这本《英华》的命运不好，回归也不逢时，注定了要漂泊在异乡。当然这么想也许有点狭隘，也许它注定要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使者，尚未完成使命，这将是未曾完结的故事。　　这本宋刻本《英华》拍卖之后，以一百四十三万元成交，创造了一个神话和记录。会后我曾经与购得此本的委托人交谈过。他是一位新加坡华人。在交谈中，我得知这本书又被海外人竞投所得，心中自是一种莫名的遗憾，千辛万苦从海外征集所得，如今又将漂流域外，自恨国人不识。这种心情不只是我一人，丁瑜先生事后在一篇文章说道“然此书最终并未珠还合浦，回归故园，令国人深以为憾”。但是在交谈中，我得知他不过是一位代理人，真正的出资人是马来西亚的一位华人。我问道，他懂中国古籍善本书吗？对曰不懂。我很担心，问道那为何要竞买这本书呢？对曰，出资人与马来的总统是好朋友，而马来总统当时计划要访华，他可能将此书送给总统，把它当做国礼赠送中国政府。我听此言，心中顿时一乐。心想这可是天大的好事，郁闷之情随之烟消。可是人算不如天算，马来政局发生了变化，当任总统下台了，这事因此搁浅了。而此书自此也再次离开了我的视线。　　通过这本《英华》，我得到了一个启示，那就是虽然国家曾经两次购买陈澄中先生的藏书回国，但是陈先生的藏书并未全部回国，还有可能留存。于是从那时起，我就一直通过香港的关系，四处打听和寻找陈先生及其后人的下落。功夫不负人那，竟然真的找到了荀斋陈澄中的后人，并将其所藏宋元名刻二十余种带回国内，终为国家图书馆收藏，续写了一段新的故事。此系后话，日后***。　　此事已经时过二十年了，但在这二十年里我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这本宋刻本《英华》，就像丢失了孩子的父亲一样，那种心情难以忘怀。既然命运让它漂泊异乡，只能在心中默默的祝福它，依然受到荣宠，依然平安无恙。就像汉时的蔡文姬，远出异域，她是命中带有使命的，何必一定要归大汉朝的故地呢？　　陈红彦：文苑英华（善本故事）　　被称为宋四大书之一的《文苑英华》，成书于雍熙三年（986年），宋李昉、扈蒙、徐铉、宋白等奉敕编纂。全书一千卷，收文上起自南朝梁末，下迄唐末五代，以唐代作品为多。全书录作家2200人的约2万篇作品，分赋、诗等38类，各类中又分若干门目，因选材、体例与《昭明文选》相类，时限与《文选》相衔接，可视为《昭明文选》的续作。编修时讹误较多，体例亦嫌驳杂，后又几经勘校。南宋宁宗庆元初年，周必大致仕，退居林下，闲暇亲自组织力量，对《文苑英华》进行全面勘补，并亲自主持完成刊刻。《文苑英华》自此始有善本。《文苑英华》从成书至定本梓行的过程，周必大在校刻之《文苑英华序》中多有交待，收在其《平园序稿》卷十五中。　　《文苑英华》成书之时，板印初兴，韩、柳、元、白之文，尚未甚传，而此书于柳宗元、白居易、权德舆、李商隐等或全卷收入，令唐人诸集多趋散佚后，成为后人的赏鉴、辑佚、校勘、考订之依据。《文苑英华》所辑文献丰富，清修四库全书，不仅76家唐人文集，多辑自此书，全唐诗、全唐文及严可均全六朝文，亦多取资于此。而且书中所收诏诰、书判、表疏诸篇，足以订载籍之是非，补史传之阙漏，自清代以来，治唐史者已多取材于此。此书可谓著作之渊海，史料之府库。　　周必大刻《文苑英华》是此书第一个刻本，也是宋代唯一的刻本。此本开本宏朗，刻成后进呈内府，内府用黄绫装封，庋藏于南宋皇家藏书楼———缉熙殿。当年千卷巨帙，每十卷装为一册，共计百册。刻成56年后，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内府包背臣曾检查书品，在未发现问题的书册上钤有木记。据国家图书馆现存的十三册看，木记内容为“景定元年十月初六日装褙臣王润照管讫”（各处时间略有不同）。宋版书记装褙人姓名，仅此一见。　　近一个世纪以来，凡有关记载此书存世状况的文献典籍均称原千卷大书，现存世仅有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一百三十卷十三册（卷二百三十一至二百四十、二百五十一至二百六十、二百九十一至三百、六百〇一至七百）。这十三册中十册为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接收内阁大库拨交，三册为藏书家周叔弢、傅增湘先生或捐赠或转让而来。十三册上均钤有“缉熙殿藏书印”、“内殿文玺”、“御府图书”三枚南宋皇宫藏书的印章，我们借此得窥宋代藏书印面貌。明代此书曾是文渊阁插架之物，后经晋藩收藏，有“晋府图书之印”、“敬德堂章”、“子子孙孙永宝用”、“晋府书画之印”等印。入清后书归内阁大库。递藏关系非常清晰。此书还保留了宋代的蝴蝶装原有装帧形式。为我们研究宋代的装帧留下了宝贵资料。　　1995年，嘉德秋季拍卖会上这部书的另外一册出现了，书原藏著名藏书家陈清华之郇斋，近代著名藏书家傅沅叔跋于其上。当时文化界、新闻界和收藏界引起极大轰动。然此书最终并未珠还合浦，回归故园，令国人深以为憾。后国家图书馆李致忠先生有文称：“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尚有宋版《文苑英华》十卷一册，恰为此帙中所缺之卷册。”（1997年《文献》第一期），宋版《文苑英华》存世数量至此可知为一百五十卷十五册。千卷巨帙，今仅此而已。　　唱春莲：施顾注苏诗（善本故事）　　宋代施元之、顾禧《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即世间所谓《施顾注苏诗》的宋嘉泰淮东仓司刻本，流传至今有存二卷本、存四卷本、存十九卷本及宋景定三年郑羽补刻的存三十卷本等多部，不见全本传世。由于其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的珍贵程度，自清以来令历代藏书家及学者为之追捧，即使吉光片羽，终当希世之宝。这其中，黄丕烈收藏两卷残本的故事最为典型。　　黄丕烈，乾嘉时期著名的藏书大家，嗜藏宋版书，因收购宋本百余种而名其藏室“百宋一廛”，自称“佞宋主人”。嘉庆十六年（1811）冬，黄丕烈与同好潘奕隽出游，顺路造访周锡瓒。两人早知周氏藏有宋刻《施顾注苏诗》第四十一、四十二两卷，内容为苏东坡追和陶渊明诗。而为苏诗作注的施元之、顾禧，又深得宋代大诗人陆游赏识，亲为该书作序。此书至清代，宋刻原本已经流传稀少。因此，二人商量趁此机会一睹此本风采，潘奕隽还极力怂恿黄丕烈购为己藏。早在三年前，黄丕烈为拥有两部陶渊明集新筑“陶陶室”时，就想将这部和陶诗并储其中，以成“宋廛盛事”，只因当时财力不足，未能遂愿。如今，潘氏建议正合己意，于是决定以议价欲购为由，将书借出。还是在康熙年间，时任江苏巡抚的宋荦藏有一部宋刻残本，经请人补缀残卷，自己又摭拾遗诗加入其中，重新镂版刊行。此时，黄丕烈找来这部重刊本，两本仔细比对，发现新刊本中注语内容多有残缺，已非原本风貌，相比之下，周氏所藏二卷存本既为原本，又卷帙完整，实属难得，购求之心更加强烈。　　七十高龄的周锡瓒收藏这两卷东坡和陶诗已有四十年，一直认为该书已有重刻本，自己这区区两卷宋本不过寻常之物，未予特别珍视。经黄丕烈借校勘核之后，方知此书“虽寻常习见之书，而为绝无仅有之本，当珍之重之。”认为黄丕烈是“藏书又能读书者”，“以书归之，胜于余之徒藏而不能读者远矣。”于是慨然出让。　　得到这部宋刻珍本后，黄丕烈心爱有加，将书重新装帧，特制木质书匣存放。同年腊月十九，恰值苏东坡生日，欣然登门寻访潘奕隽，准备共同为东坡生日修拜祭之礼。不巧，潘氏赴友人之请不在住所。静夜寂寥之时，想起早年京城著名藏书家翁方纲为藏有《施顾注苏诗》宋刻残本，特名藏书室曰：宝苏斋，年逢东坡生日，还焚香设宴，与亲朋同好通宵鉴赏畅谈的情景，禁不住感慨万千，随即小心翼翼捧出这部和陶诗讽诵一遍，并即兴题写绝句四首于书后：　　东坡生日是今朝，愧未焚香与奠椒。却羡苏斋翁学士，年年设宴话通宵。　　东坡生日是今朝，一老沖寒赴友招。闻道春风来杖履，凌云意气正飘飘。　　东坡生日是今朝，我独闲居苦寂寥。但把和陶诗熟诵，樽无浊酒也愁消。　　东坡生日是今朝，助我清吟兴转饶。谁复景苏同此意，县桥人又忆花桥。　　潘奕隽后知此事，深为感动，于是奉题和韵四首：　　东坡生日是今朝，蓟北苏斋岁奠椒。何似宋廛人独坐，和陶一卷咏深宵。　　东坡生日是今朝，有客城南置酒招。早觉春风来杖履，篆烟浓傍鬓丝瓢。　　东坡生日是今朝，可有朝云慰寂寥。想到六如亭下路，蛮风暖处雪全消。　　东坡生日是今朝，斗室长吟兴自饶。善本流传期共赏，一瓻拟致县东桥。　　如今，斯人已故去，诗句永留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库中，保藏着这部珍贵的文献，一函二册，记载着这段藏书故事，古籍珍本流传中的佳话。　　来源：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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