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本页面，您的浏览器需要支持JavaScript编者按　　本文从疾病治疗和身体史的角度描述蒋介石的日常生活。出自《抗战前蒋介石的日常医疗经验与卫生观》，有删节，原文载《中华民国史研究》第1辑《蒋介石的日常生活》。作者皮国立，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历史组助理教授。1924年前的蒋介石若以个人的医疗与身体史角度来看，蒋幼年时以顽皮著称，常受意外伤害，曾自言：“中正幼年多疾病，且常危笃，及愈，则又放嬉跳跃，凡水火刀?之伤，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忧。”即至青年时期，蒋实未特别注意身体健康的问题，能掌握或运用的医疗资源也不多。但也就是这些个人的经历，使他了解到自己的某些缺失，将对身体产生负面影响，甚至推想至整个国族卫生、强健身体之重要性。此时期他尚未明显表达身体与政治之间的连结，盖蒋当时仍未找到自己在政治上的定位，所以仍未有站在比较高的视角来省思中国问题之可能。&……&失眠，是蒋身体上的一大毛病，此病根之起源甚早。曾担任蒋私人医生的熊丸就回忆说：“蒋先生的睡眠一向不太好，大概因为平常事情多，心情较沉重之故。且他平常上床时间太早，这也是睡眠时间不好的原因之一。我几乎每天都要给他一些药，以帮助他睡眠。”失眠恐怕与蒋常常过分担忧、爱发脾气的个性高度相关，早在1919年6月，蒋就以陈炯明“外宽内忌，难与共事”，故愤而求去。在一封信中，他写下自己因精神上受到苦痛，乃发生“耳鸣、脑晕、胃伤、腹泻不止”，并谓“偶有思虑，则彻夜不寐，若非及时攻治，必成痼病”，并谓希望能加以休养云云。另外，1924年3月蒋回信给胡汉民时指出：&弟本一贪逸恶劳之人，亦一娇养成性之人，所以对于政治只知其苦，而无丝毫之乐趣，即对于军事，亦徒仗一时之奋兴，而无嗜癖之可言。五六年前，懵懵懂懂，不知如何做人，故可目为狂且也。近来益觉人生之乏味，自思何以必欲为人，乃觉平生所经历无一非痛感之事。读书之苦，固不必说；做事之难，亦不必言，即如人人言弟为好色，殊不知此为无聊之甚者至不得已之事。自思生长至今，已卅有七年，而性情言行，初无异于童年，弟之所以能略识之无者，实赖先慈教导与夏楚之力也。迨至中年，幸遇孙先生与一、二同志督责有方，尚不致于陨越，然亦惟赖友人诱掖与勖勉之力耳。至今不惟疲玩难改，而轻浮暴戾更甚于昔日，如欲弟努力成事，非如先慈之夏楚与教导不可，又非如英士之容忍诱掖亦不可也。……至于蒋的风流韵事，更是常被拿来做文章。在陈洁如之前的1920年初春，蒋于法租界租屋，和妾姚氏同居，“身常染恙（沙眼、虫牙）”。王太夫人甚至由故乡至此照顾蒋，过了短暂母子相依的日子。5月20日，蒋又罹患伤寒症，进入筱崎医院诊治，约至27日出院。这个医院应是日人开的西医院所。1922年农历新年后两天，蒋思念亲人，写信给蒋纬国，说他自己旧病经常发作，颇可忧虑，这个“旧病”指的是什么呢？信中并无交代。但至年底时，蒋又“因目病不能用功矣”。隔年（1923），蒋回到溪口，汪兆铭写了一封信给蒋，大意说：“得来书，知目疾未愈，甚以为念。目疾关系重要，而病原病状非眼科专家不能剖明，决不可以意为之，致终身受累。村居极好，苦无良医，兄为治愈目疾计，必须来沪，琐事断不扰兄。”汪劝蒋要听医生的话，他说自己也生病了，医生说要静养一个月，但汪不听，急着下楼至书室小坐，晚上果然大咳不止。有了这样的经历，汪对蒋说：“医生所言固不可违，只有忍耐而已。”后来，蒋回忆他在1923年上半年的经历有谓：“久困目疾，不能阅书，不能治事，愤欲自杀者再。继而自慰曰：‘天欲吾负党之使命，岂其损此精明，静养待愈而已。’”&在当军校校长以前，蒋的生活不能算是严谨，早岁没有私人医生，蒋对养生一事似乎并未特意重视，但于1915年时，已注意“朝夕静坐”之功。这段时期蒋身体不时有一些小毛病，但是基本上影响不算大。整个生活习惯上除静坐外似无规律化的倾向，似乎也没有后来早睡早起之生活习惯。至于1924年冬，蒋写给经国之家书曾说：“纬儿在沪出?（痧），你去看过否，现在有否痊愈？”可见蒋也会使用传统之病名，这不牵涉中西医之争，可能仅是家乡的惯用语，用中医病名来诠释的吧。痧”是一种包含多种疾病的统称，其主因在中国医学之解释乃感受夏秋之间的风寒暑湿之气，或因感受疫气、秽浊之邪而发生的具有传染性的温病。&军校校长与北伐时期作为一位军校校长，蒋此时已经有私人医生了，例如陈方之。陈是蒋的同乡，北伐时担任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处长。而且至少在此时期，蒋已经奉行静坐、运动、练拳、吐纳等健身功法，这一套学自传统中国士人保养健康的方式，应是受曾国藩或新儒家的影响。当然，这时蒋仍受一些小毛病的困扰。首先，与他的情绪起伏有着极大的关系，例如日发生沙基惨案，蒋“切齿腐心，体度高热，朝来不自胜，已乃强起，赴省垣北校场集合士兵讲话，约一小时，几晕倒。十时回埔校，处理一切。下午，卧病于要塞部。自是日记册上，公日书仇英标语，用以自针”。这是列强给他的耻辱，但蒋此时未有一个完整的全国领导人之视角高度，大概多是在日记中抒发而已。……其他像是感冒头疼类的小病，也有记载。例如日，蒋“回东山寓，体热高至一百度，发汗，当夜复元”。同月29日，“伤风又作”。7月19日晚，“以伤风早睡”；隔天，又“体发热，精神困顿，屏纷摄养”。这都还算是比较小的毛病。更令蒋困扰的，可能是鼻病、牙痛和梅毒。日，《年谱》记载蒋入颐养院割治鼻瘤。8日，“在长洲司令部办公，因劳苦过度，（鼻）血管破裂，甚险急。”隔天，又继续流鼻血不止。至10日上午，情况有所改善，蒋跑到医院就诊，没想到在门口即扑倒，竟不省人事，被紧急扶上床，约过10分钟，医来输血。原来是填塞鼻孔的手术不良，“熬痛不堪”，晚上住进医院。11日，医生要取出鼻中塞布，竟又取不出，蒋痛苦难耐，至中午方才取出，整个过程“如解倒悬”，凡住院（颐养院）共12天。对于蒋的鼻病，陈洁如有如下之回忆：突然间介石竟罹患了一次严重的鼻出血症。大量鼻血流了出来，我吓坏了。我再怎样尝试也无法使流血停止。我使他躺下仰卧，给他敷上几条冰冷的湿毛巾，仍然无效。最难办的是，他拒绝安卧不动，我请校医急急跑上楼来施行急救，但是他也无力止住那些慢慢流出的血。既然这样，我就想赶快将介石送往医院。虽然他不断表示抗议----尖锐刺人的抗议，但我不理，仍将救护车叫来。&“我不要去医院。我有太多的工作要做！”（笔者按：蒋叫着）在许多方面，我总是软弱让人，但遇到这桩事，我不听他的，决心一意孤行。在医院中，医生说我做对了，因为这个病很严重。他称这病为“鼻症”（epistaxis），是由一种小肿瘤造成的。用药一小时后，流血止住一些，但未完全停止。介石流了太多血，因而感觉身子很虚弱。他眼睛闭着，满面愁容，气色非常苍白，真把我吓昏了……医生严格要求病人静止不动，但介石短暂休息一会之后，看见血不流了，便要回家。他真是一位顽强的病人，拒绝听医生的嘱咐。他不时要说话，到处转动，于是又淌血了。护士照医生的交代处理，才将血止住。下午黄昏时，医生再来，叫我多对介石说话，借以防止他自己多说话……第二天一早，医生来给介石开更多药物，但这位病人还是不能安静，不肯躺住不动。医生只许他进饮鲜橘汁。每一餐，他都坚持要我用一支吸管亲自喂他，这种种怪相简直就像一个难缠的婴儿。介石甚至拒绝护士***们服侍他，使她们都有受侮之感。他硬要我给他做每样事情。他只于心中愿意的时候，才肯喝下橘汁，因此我不得不又要给他逗趣，又要顾到他心中的奇思异想，这种工作真是难上加难。&如果陈洁如的话可信，至少可以看出蒋是一位不太合作的病人，有“私”一面的硬脾气，或许也有为“公”不得不挺身的、强烈的责任感。至于牙齿的毛病，也长年困扰着蒋，例如日，蒋牙痛，在8月19~22日，又陆续治疗牙齿，日，也有医牙的记载，至当月11日，找了一位湖南湘雅医院的外国医师来帮忙拔牙，这位外国医生对蒋的看法是，他不像一般中国人“东问西问”，很干脆。牙齿的毛病，在日后还不时地出来困扰着蒋。至于蒋得梅毒之事，《陈洁如回忆录》中也有不少记载。陈洁如一开始发现她身上长了疹子和像是癣的红疤，蒋带其去看一位好友----李（Tien Li ）大夫。据陈言这位医师是柏林海德堡考克学院及汉堡特罗本学院的毕业生，专精细菌学和性病。后来陈做了梅毒血清诊断法的检验，证实罹患梅毒，陈非常生气，蒋则解释：“这病是轻度的，用六○六针药就可以完全治愈。”这是蒋自己的旧毛病。对于梅毒，在民国时期并非绝症，好好控制确实可以治愈。可以看出，蒋信任的还是具有德国医学背景的西医，而细菌、免疫等现代医学名词，蒋应该都不陌生。更为重要的是，蒋许下了放弃饮用所有酒类甚至茶和咖啡的誓言，而他后来真的做到了。据陈洁如言，蒋也真的做到了，她说：“李大夫在我臂上做了六○六静脉注射，向我说：‘你打针十次，就可痊愈，就是说如果你有耐心继续治疗不断的话。我现在要很坦白地告诉你，淋病菌进入你的身体----或者确切点说，你的输卵管或卵巢之后，可能使你不能怀孕。但是，你的病情算是轻度的，所以如果你继续治疗，就不必为此担忧。’事毕后，我走进候诊室，轮到介石进入大夫的诊疗室了。他打过针后，李大夫告诉他：‘你在结婚前，本应先完成你前次的治疗。但你没有等待充分的时间，求得完全治愈，因此你传染了你的夫人。从现在起，你必须继续这个治疗，以求完全康复。你原已患有附睾炎（epididymitis），已经使你不育。今后你恐不可能再生育孩子。’为了表示他之悔悟，介石对我起誓，如我答应不离开他，从今而后，他将放弃所有烈酒、普通酒，甚至茶和咖啡。”陈的回忆不见得完全准确，也有可能是医生的诊断有误，因为蒋日后确实让宋美龄怀孕，可惜最后以流产告终。蒋和陈的这段往事，显示蒋渐渐形成并且强化的“自省”“修身”的功夫，蒋在认识宋美龄之后的自持，有目共睹，自不用多说。至于蒋得梅毒，或许在其担任军校校长之前；及至担任校长之时，他已经非常注意个人身体与行为之间的克制、禁欲与健康的关系，日，他著文痛揭军官弊端，谈道：“驻军繁华靡丽之广州，少年军人血气未定，逸则思淫，每当夕阳西下，联翩外出，深夜不归，或竟连霄外宿，连上床铺等于虚设，而此种行动，尤以连长为多，盖以连长握有经济之权，而身体亦较自由故也。”这说明蒋已经体认到过度“身体自由”是有害的，它将造成一个人的贪纵享乐，蒋后来屡次把这种身体自我控管的重要性和***等负面词语做对照。至1934年5月，蒋对空军训话时就说：“如果品德不好，也往往足以摧毁身体。例如行为浪漫、放僻邪侈，就可以发生杀身之祸。如前次美商驾了一驾运输机，从空中掉了下来，就是因为他在前一天晚上喝酒跳舞，到了飞行的时候，还是筋疲力竭酒还没有醒的原故。又如前年在沪杭间掉下一架飞机，也是因为他驾驶的人刚在新婚三天之后，这虽然不是品德不好乱嫖的原故，但也可见纵欲淫心之奇祸。”以这样的思考来归纳意外之原因，是否过于武断了？但或许蒋的心中真的做如是想。后来，蒋对军官团训话时也曾说：&在租界以内以及外国人所能达到的地方，有的是***、鸦片、金丹、赌场、洋货以及一切使人堕落的陷阱。用种种方法在那边引诱你们，要使你中国的军人，弄得乌烟瘴气，昏天黑地。做一个颓唐腐败半死半活的糊涂鬼。所以大家要晓得，你们离开了军官团，只将到九江附近，或是出军官团的大门，就有许多的邪魔和敌人的侦探看着你。如果到了九江市内，就更有无数的敌人，用种种方法在那边引诱你们，不使你做人，而要使你做鬼，这种环境是何等的险恶，所以我们要格外的当心，格外的自重自爱，不可随便放松、浪漫一点。把自己的高尚人格和宝贵的身体随便糟蹋，永远做一个被人家耻笑轻侮的糊涂鬼。……&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的“私”领域&……至于这段时期，蒋已渐渐具备国家领导人的视野，操烦之事也更多了，这让他的身体和情绪都时不时地出现一些小毛病。例如日，蒋“上午批阅，到政治会议，手撰告国民书。下午会客、休息，叹曰：‘卫生不讲，体力衰弱，将何以对所生也。’晚到汤山沐浴，浴毕，即回京批阅，至深夜始睡”。可见蒋认为体力不佳也是一种“不卫生”的体验，而且总是会和儒家的孝道连结在一起，当身体不佳时，他常常归结于自己脾气不好，导致身体发生疾病，有失孝道。例如他曾说：“今日两次发怒，肝火之旺，必损内脏，奈何不爱惜父母之遗体如此哉？且凡事之错于怒时甚多，故古之圣贤于戒怒惩忿，必大用其功，余尚能希贤希圣，以到于希天乎？”&蒋用了传统医学的“肝火”来说明损伤内脏和其背后不孝的意义，耐人寻味，因为蒋常常在谈到自己脾气时，会举中医的理论或历史来说明身体的状况或勉励自己，例如谓：“本周体气皆好，惟以所部办理不力，心甚躁急。”中国医学素重精、神、气，这些都是蒋形容自己身体状况时常用的字词。蒋把自己的身体设定为国家领导人的身体，不只是一种“个人”的私有身体，所以常常会为了公事，而呈现一种不愿看医生，硬撑下去的脾气与自信，日记载：&晚医生来检查公之身体，体温九十七度，脉搏六十六跳，血压九十度。公因而自叹曰：“吾之身体亏损如此，将何以担任国家大事哉？呜呼！思我阵亡将士之可怜，念彼顽固政客之可恨，处境困难如此，我身安得而不亏损？然吾身虽弱，吾心自壮，吾气自雄，吾惟自求其无愧于心，生死以之可也。”……蒋虽然有时对一些身体上的小毛病采取硬撑的策略，但有一个始终困扰他的疾病，他不得不去面对的，就是牙痛问题。1934年底，蒋经历的一连串牙痛和拔牙的梦魇。11月28日这天，《事略》记载：“公以牙疾修养在家，然仍批阅拟电令如故。即见王宠惠、孔祥熙等，谓对胡妥协，使其出洋，对倭谅解，使其对俄”云云。隔天立刻“拔除病牙两枚”，还不能稍事休息，痛苦中仍“与王宠惠、孙科等讨论问题”。真可谓一刻不得闲。又至12月2日，《事略》记载：“公因牙疾，拔除上颚当门牙两枚，仍批阅看书。”至4日，竟又“拔除上颚左前方病牙二枚，因其骨内尚有隐牙，医生想破骨取去，用铁锤硬拷，终不能破，仍未拔出，而流血较多，公精神仍旺，病中仍批阅看书，未尝休息”。这有点惨不忍睹，不知蒋的牙患了何病？但还没结束，虽6日时，蒋“牙病渐愈，牙根肿渐退，仍假眠批阅，研究各种计划、会客”，但至隔天早上，“公延医拔除下颚大牙一枚，喟然叹曰：‘是乃最后之病牙也。夫祸患之来，长生于微，亦犹是也。非拔本清源，则患常间而作。今病牙既除，精神安逸，吾其除国中害人之最大者乎。幸赤祸痛剿殆尽，吾其专心并力于攘倭呼，此乃复兴民族所必经之步骤也。’”这一拔，总共失去七颗牙，蒋可谓在牙痛问题上受了不少苦，但还是没有完全好，西安事变后，牙竟又痛了起来，这是后话。在抗战之前，除西安事变时意外导致的脊椎伤害外，蒋未有其他大病缠身。日早上，蒋曾至协和医院检查身体，下午会客后，晚上又至医院就寝。27日记载：“公在北平协和医院检查身体，肝胃肠胆皆无恙。”28日则继续检查身体，均健全无病。一直至29日，继续检查身体，则是“各部皆甚强健，毫无病状”。&西安事变后蒋的疾病医疗史西安事变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自不待多论。当时，蒋介石在逃跑时因跳墙而导致跌伤胸椎，事变结束后，蒋到杭州西湖别墅休养，各地名医汇集该地，来为他解决身体上的病痛。一开始，蒋的私人医疗团队显然无法处理得宜，蒋并没有完全恢复健康。蒋的私人医生郑祖穆向他报告：“西安事变时，钧座脊椎受伤，当蒙召职诊治，瞬已四月……即日以来，钧座腰部之疼痛而言，实足以证明脊椎之损伤迄未告愈，而又发现牙齿与肩部之隐痛，更可证明钧座不惟体健未复，且加风湿诊象，设不早为根本疗治，前途将生变化。”过几天，郑又报告蒋说：“应立即会同牛医生于京沪间择一设备完善之医院再施行一次检查，于必要时或再加聘骨科专家会商根本治疗办法，以期早复康健。虽国是纷繁万几待理，钧座固步可一日小休也，特以伤病之身，此时不加诊治则迁延日久，影响于钧座健康甚大。”……可见经过郑等人一段时间之治疗，蒋的伤并未好转，还显现风湿、牙痛和肩痛等问题，加上蒋公事繁忙，康复之日似遥遥无期。显见西安一摔，后果甚严重。蒋的爱徒戴笠，则大胆提出让中医来治疗的构想，戴笠报告蒋说：“杭州有虞翔麟者，精伤科，在沪杭设有伤科医院。年来警校学生因驶车、摔角等受伤者，均请其医治，多能迅愈，钧座脊骨之伤，可否由生请其前来诊治，因医伤科，中医有时实胜于西医也。”可惜蒋并未采信，对于这类难治的疾病，蒋还是相信西医的诊断。这种选择中西医问题，对于政治上的大人物而言，往往取决于病人之喜好。……蒋不采用中医之治疗，并不意味着他讨厌中医药，因为在同一卷档案中，确实有证据显示蒋将某人提供治疗伤科、外科的著名中药云南白药交与郑祖穆，并委托全国经济委员会卫生实验处化学室来进行分析，最终的化验结果显示：“结果呈淀粉及植物胶之反应，不含一般赝碱或金属毒质。”杨庆恩于1934年就已经将该药申请注册，就其成分而言，确实有治疗跌打损伤之用。但也许蒋最终仍未使用该药，而是采用西医的治疗方式来治疗其伤痛处。关于治疗伤痛，蒋还是比较采信郑祖穆的意见，郑后来报告蒋说：“静养数月即可复原，而钧座诊治将近四月，迄未见有显著之进步者，实以未能获得完全之休养故也。所谓完全之休养者，即一、不办公；二、不会客；三、不动静。听医生之诊治，绝不因外来任何事物而稍劳其身，照例医治脊椎病者，须仰卧或仆卧或卧于石膏模型中数月之久，不稍移动，如是则恢复健康固易事也。”郑以为蒋迟迟不能康复，是因为“以国事为重”，不能尽心休养所致。现有记载，助蒋治伤最有功的医师当是黄厚璞。黄于1965年写下当年替蒋治病的经过。他强调***又叫“机械动力治疗”，与药物配合，可收物理和化学治疗合璧的功效。黄于1930年回到中国，经介绍至中央医院工作。黄回忆说：“三○年代之初，物理疗法在中国是非常冷门的，所以买仪器的经费上常出现问题。”西安事变发生后，蒋受背脊伤所苦，黄回忆说：“当时上海、南京两地的著名华洋医师云集杭州诊治，想尽了一切办法，吃药打针上石膏打支架，应有尽有。只是他背部疼痛，不时隐约出现。”后来蒋向刘瑞恒以及上海骨科医院的牛惠霖医生、南京鼓楼医院的郑祖穆等人商议，提出“叫南京中央医院的理疗科给我想个办法”。早先，张静江曾发生车祸，请黄治病，当时蒋就曾看过所谓物理治疗的科学仪器，并好奇地问过这些仪器有何用途？黄回答说：“加速愈合，其次是放松疼痛。”这样的因缘际会，加上刘瑞恒的推荐，黄就受邀去给蒋治病。当时带了一大堆医疗器材，为了避免闹出笑话，郑祖穆还特别充当实验品，试了一下电流，才算准备完成。经过一番折腾，总算见到蒋，并开始治疗，关于这段过程，黄回忆说：蒋一见我们垫仪器的旧破毛巾，马上瞪眼说：“毛巾怎么这样破啊？”我说：“这破毛巾是作机器垫的，不用作治疗。”蒋转而命令黄仁霖：“赶快给他们买几条新毛巾！”我这钉子一碰，就更加胆怯了，生怕再出别的毛病，遂向蒋解释治疗进行中的感觉和电流增强、异常情况等等。开始治疗，王委良协助放置电极电垫照料病人，我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经廿分钟治疗后，蒋觉得背部的疼痛减轻，脊骨也稍缓松些，脸上才略有笑容，并说：“若是我的背脊再痛，还要叫你们来治。”我忙回答：“听命，听命。”&可以说蒋对新式医疗技术的接受度颇高，至少他不排斥试试看。至于重视“破毛巾”这种小细节，也是蒋一贯的生活态度。蒋看病时也很有个性和脾气，黄回忆说：“蒋从来也不曾让我们再做一次，因为蒋休养作风，不是按照医嘱，而是医生得听病人命令，我们也习惯了。”经过这样持续治疗一段时间，蒋的病情渐渐好起来，已能从平卧之状态起来，在椅子上坐着会客。也幸好黄的治疗发挥了一定的功用，那么，那个困扰蒋的牙齿问题呢？熊丸回忆蒋的日常养生时曾说；“他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很重视，对卫生也很当心。他的生活一直都很规律，最喜欢吃家乡食物，如红糟肉和黄鱼。他因西安事变时后背部受伤、浑身酸痛，骨科医师牛惠霖建议他去拔牙，把牙齿全拔掉后酸痛自然好转。蒋先生听了建议，便把牙齿全部拔掉，酸痛也果真痊愈。但装假牙容易萎缩，两年后假牙不适用，往往磨破口腔，形成溃疡，要治疗还要将假牙拔下，很不方便，这跟蒋喜欢吃一些软软烂烂的食物有所关系。”&结语为什么要以日常生活史来研究政治人物，简单地说就是要凸显政治人物的真实生活与个性，此乃历史研究重视人的核心理想，看似零碎的生活琐事与日常观感，片片拼凑出了历史人物鲜活的好恶与性格。任何一位重要人物的言论，其实都是一个研究近代史的资料库，特别是像蒋如此重要之人而又留下如此多档案、史料的例子，值得学界持续关注。本文在消极的一面，论述了蒋在私领域的医疗卫生观点，而积极的一面来说，蒋的日常生活经历，其实反映了他的所见所闻，也浮现政治史上几个重要的施政规划----那是蒋站在领导人的高度上，将带领近代中国如何前进的历史蓝图。 “沙沉百里，铮铮其鸣。”欢迎关注鸣沙（社科文献出版社近代史主题微信号）！这里有近代史研究与出版的相关资讯，力图呈现圈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愿鸣沙可以伴您一起读书、思索。如何关注我们：长按上方二维码→识别图中二维码→关注鸣沙(mingsha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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