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后平均17岁就初尝禁果？
腾讯较真 | 丁阳
昨日，一则“95后首次性行为平均年龄17岁”①的消息引发关注。这一说法的来源，是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联合百合网婚恋研究院发布的《2015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报告指出，80前人群初次性行为平均在22.17岁，80后为22.10岁，90后19.78岁，95后直接到了17.71岁。结合“现在的小孩越来越早熟”、“世风日下”、“大学生已经找不到处男处女”等种种说法，不由得不让人相信。果真如此吗？
查证过程“95后”年纪最大也就20岁，这一结论显然不靠谱实际上，一些反应较快、脑子较活的网友在听说“95后平均17岁初尝禁果”时，已经感觉到这个说法很有问题。原因不是对95后的贞洁观念有多大信任，而仅仅是数学上的——截止到去年为止，95后人群年纪最大的也就20岁，肯定还有很多人没有尝试过“性行为”，如何把这些人的初次性行为时间“平均”进去呢？《2015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对不同年龄人群平均初次性行为年龄的描述，图片来自新京报所以，“95后首次性行为平均年龄是多少”实际上是个在目前为止没有办法得出结论的问题，只有当95后人群普遍经历过初次性行为后（可能得28岁乃至30岁以上），才能计算出“95后首次性行为平均年龄大概是多少”，对，只是大概，因为一些人的初次性行为年龄还得更迟。那么，这个“95后首次性行为平均年龄17.71岁”指的是什么，就很明显了——其实指的是“95后人群中，报告了有过初次性行为的人，平均初次性行为年龄是多少”，这与人们普遍理解的“某年龄段人群平均多少岁初尝禁果”显然是两码事。据知乎网友披露的调查报告原文②，这个《2015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有7万多份调查样本，但样本的男女性别比例居然达到了接近2：1，省际分布也非常不均，北京河北占了4成，可以说本身就是一个做得非常不专业的报告。这份报告另外一个比较惊悚的结论“95后第一次恋爱年龄较早，为12.67岁”自然也不值得相信。在“中国人何时初尝禁果”这个问题上，此前也有过让人非常困惑的报道。2015年年中的时候，曾有过一个报道标题是《我国青少年初次性行为平均年龄15.9岁》③——这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现在的年轻人16岁不到就初尝禁果了”。实际上，这份来自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原文说的是，“调查中，发生初次性行为的平均年龄为15.9岁，15-17岁青少年性行为发生率为4.1%”。这意思就很明显了，就是说调查与18岁以上的人群无关，只调查“15-17岁青少年”中有过性行为的人，平均初次性经历在多少岁，那显然结果必然会落在15-17岁这个区间之内。这显然也不是人们想知道的那个数字。其他议题上也有类似的、误导读者的报道，如去年有媒体报道妇联发表的《中国幸福婚姻家庭调查报告》，就用“90后平均24岁结婚”④做标题——想想也知道，90后最大也就25岁，还有很多90后根本没结婚，这个平均24岁结婚显然不靠谱。比较权威的调查显示，1985年~1994年间出生的人群中，初次性行为的中位年龄为22岁前面提到，“95后首次性行为平均年龄是多少”现在根本就研究不出来，要知道相对准确的***，可能得十年八年后才能知道。那有没有办法尽早去了解年轻世代初次性行为的整体状况呢？办法是有的，而且并不需要“调查人群普遍经历过初次性行为后”才知道***——我们只需要圈定一个年龄分布足够广阔的人群，例如15岁到30岁之间，从小往大依次询问他们何时有过首次性行为，把这些初次性行为的年龄数据依序累积起来，当数据达到总样本的二分之一时，该人群的初次性行为的“中位年龄”就知道了，与平均年龄一样，中位年龄同样是一个非常有参考价值的数据。据2013年一篇社会学论文⑤的说法，“由于缺乏全国代表性数据，迄今我们对中国青年首次性行为这一重要生命历程事件仍然缺乏了解”。目前较为权威的数据，来自于2009年第一次全国青年生殖健康调查，这次调查捕捉了全国超过22000名未婚青年性与生殖健康的相关信息，调査的具体对象是中国大陆30个省（包括自治区、直辖市）、年龄在15岁到24岁之间（即1985年~1994年间出生）的未婚青年。研究者依据这些数据以及上面介绍的办法，对“首次性行为”这一现象画了一个图⑥。随着年龄的推移，85年至94年人群作为“处男”、“处女”的概率在减少，图片来自论文《中国未婚青年首次性行为发生风险——一种代价论视角的分析》可以看出，14岁时，基本上100%的男性和女性都报告还保持处子之身。在17岁之前，只有约7%的男性和4%的女性报告其发生了首次性行为。20岁开始，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均报告其性行为开始明显增加。可以发现，在21岁到22岁之间，女性和男性发生首次性行为的报告比例的性别差异最大（30%和39%）；之后，这一差异开始变小，在23岁时，约54%的女性和59%的男性报告发生了性行为。整体的结论就是，对于1985年~1994年出生的国人，他们的首次性行为中位年龄约22岁（最终数字可能还要小一些，因为调查没有把已婚青年算进去，但偏差不会很大）。那么，95后到底会怎样？从趋势来看，基于年中国健康与家庭生活调查数据（CHFLS）的研究显示，出生人群的首次性行为中位年龄约25岁，年出生人群首次性行为中位年龄约23岁⑦。可以相信，95后的首次性行为中位年龄还会进一步下降，但下降还是要符合规律的，并不会一蹴而就向欧美看齐——据杜蕾斯旗下的调查公司2009年发布的一项研究⑧，当时中国人首次性行为时间就是22.1岁，日本人是19.4岁，美国人为18岁，而开放的北欧人能低至16岁，全球最低的冰岛仅15.6岁就初尝禁果了。杜蕾斯旗下调查公司2009年关于“全球性趋势”的研究，越趋向绿色的区域，初次性行为的年龄越晚，越趋向红色，初次性行为年龄越早；中国是22.1岁，在绿色区域
“95后首次性行为平均年龄17岁”并不可信，这是一个不专业报告用不科学方法得出的结论。目前相对权威的说法是，85后95前群体，首次性行为中位年龄约22岁。95后会降到多少，还需等待更为靠谱的研究。
①《》，光明网 &②《》，知乎&③《》，新京报 &&④《》，新华视点&⑤⑥⑦《中国未婚青年首次性行为发生风险——一种代价论视角的分析》，郭未，郑晓瑛，吴正，社会学研究, 2013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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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双子座最多 处女座排第二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双子座最多
　　处女座和金牛座获奖人数排在二、三位；平均获奖年龄67岁，最高龄得主获奖时已90岁
　　每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从1969年起，诺贝尔经济学奖项第一次设立，46年的时间内共有75位经济学者获奖。新京报记者统计发现，获奖者的平均获奖年龄在67岁，最年轻的获奖时51岁，最大的获奖时已90岁高龄。双子座成为获奖者最多的星座，共有11人是双子座，其次是处女座，共有9人。
　　而说起与中国的关系，75位中也有20多位与中国有渊源。
　　其中，1991年的获奖者罗纳德·科斯成为看多中国经济的代表，与之相对，2008年的获奖者保罗·克鲁格曼则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坚定的唱衰者。此外，1999年得奖的罗伯特·蒙代尔是来访中国最多的经济学家，19年的时间里，超过20次造访中国。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星座人数
　　什么星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多？新京报记者统计发现，从1969年至今，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75人中，双子座以11位的数量居首，处女座9位，排在第二。位居第三位的是金牛座，有7位获得者。
　　白羊座&6
　　金牛座&7
　　位居第三位的金牛座，有7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包括弗·冯·哈耶克和保罗·萨缪尔森。
　　双子座&11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双子座的人喜爱变化，贪新鲜，这样的星座怎么能专心做研究？但好奇心旺盛的双子座喜欢吸收资讯，有许多新奇的想法，并且愿意不断探索。足智多谋、反应灵敏的特性让双子座脱颖而出，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最多的星座。
　　巨蟹座&6
　　狮子座&6
　　处女座&9
　　一直被“黑”吹毛求疵的处女座，在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可以“扬眉吐气”。追求完美、一丝不苟的处女座，对单一事物有着最执着的刨根问底的能力。有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处女座。
　　天秤座&4
　　天蝎座&6
　　射手座&5
　　摩羯座&5
　　水瓶座&4
　　双鱼座&6
　　获奖平均年龄67岁
　　自1969年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已被颁发了46次，授予75位经济学者。其中，23次是由单人获得此项殊荣。得主平均年龄67岁。
　　20余位获奖者与中国有渊源
　　据新京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有20多位与中国有过渊源。他们或多次访华，对中国经济发展有所了解，或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建言，或是未曾访华，但理论研究影响中国。
　　2007年诺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曾多次来中国讲学，到武汉大学讲学就去了3次，还曾到中央财经大学讲学2次。马斯金在美国哈佛和普林斯顿大学更是以“最喜欢帮助中国学生的老师”闻名。
　　马斯金对中国的改革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正是由于他的理论与中国改革密切相关，吸引了一批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国学习的中国学生拜在他的门下。李稻葵就是马斯金的得意门生。
　　唯一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奥斯特罗姆曾三次访问中国。她也重视中国学者的研究及其发展。目前，每年都有2-3名中国学者和学生到其创办的研究所系统学习其宏观和微观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201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伊德·沙普利与中国的渊源更久。他曾在中国的土地上与中国军民并肩抗击过日本侵略军。
　　唱多中国经济代表——罗纳德·科斯
　　1991年诺贝尔经济奖项获得者科斯，是西方经济学的传奇性人物。他一生从未到过中国，但却是最早关注中国经济变革的西方经济学家。
　　在当代经济学界，科斯拥有崇高的地位，他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是二战以后西方经济学最为重要的学派之一。
　　科斯最大的学术贡献，是凸现了产权在宏观经济和企业治理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也被外界称为西方产权理论的奠基人。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意图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化的经济模式变革，这与科斯所研究的企业产权理论框架相契合，于是从上世纪80年代起，科斯开始倾心观察中国的经济改革。
　　2008年，科斯自掏腰包，在芝加哥大学举办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研讨会。
　　2013年，科斯出版了最后一本著作《变革中国》。科斯对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提出，中国经济连续30年保持高速增长，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也是自二战以后最为重要的国家经济改革的实验标本。他还认为，未来10到15年，中国经济仍将保持高速增长，并有望在2020年中后期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科斯的经济学理论影响了多位中国经济学家。
　　去年，原本计划10月前来中国的他，却于9月2日辞世。科斯将自己与中国的记忆，永远定格在了2013年。
　　中国经济唱衰者——保罗·克鲁格曼
　　克鲁格曼则是近年来中国经济最大的唱衰者。
　　2008年，克鲁格曼因对自由贸易与全球化的研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9年，保罗第一次到访中国，但很快便得到了“中国经济公敌”的名号，原因是他在考察中国之后提出了很多惊人的预言。
　　他曾表示，“中国经济发展不应该向海外扩张”、“20年内不可能成为国际货币”，这些论调与中国国内很多经济学家的观点背道而驰。
　　2010年后，中国经济增速开始转入一个中速发展时期，年均GDP增速由9%逐步回落至7%。在此背景下，过去一年多里，克鲁格曼先后三次撰文唱衰中国经济。
　　对于中国经济，克鲁格曼有三点总结。首先，他认为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是依赖政府的大规模投资，大量印钞票已导致货币泡沫化；同时，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成为产业和资本的重要投资者，会压制民间资本，使得产业结构失衡并难以调整，经济发展刚性化被投资绑架。
　　其次，中国目前整体的社会配套服务保障制度不够，医疗、教育、养老等不确定，老百姓不敢消费，全国的储蓄率居世界首位。这会导致消费难以提振，经济发展陷入只能依赖投资，超发货币的死循环。
　　最后，中国目前正在向市场化的方向过渡，但经济制度发展速度远远超过社会和政治制度的革新，在一定程度上会拖累经济发展的速度。
　　克鲁格曼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中长期衰退的通道，并将在6年内崩溃，同时中国可能成为全球经济危机的发源地。
　　来中国“走穴”最多者——罗伯特·蒙代尔
　　蒙代尔绝对称得上是与中国走得最近的经济学家。
　　1999年，蒙代尔因“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理论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系统地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果，其提出的“最优货币区域”理论也成功将欧元由概念变成现实，因此被誉为“欧元之父”。
　　1995年春，蒙代尔第一次到访中国，从此与中国结缘。此后的10年中，他访问中国的次数超过20次。2005年3月，蒙代尔获得在华永久居留权。新京报记者粗略统计，2005年至今，蒙代尔已累计参加了大大小小近50次活动或会议，他也成为了当前健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光临北京次数最多的一位。
　　对中国经济的态度，蒙代尔一直是看好和欣赏的，并认为中国将是世界经济的未来。他曾对人民币汇率政策给予了坚定的支持，并对中国的商业银行改造、资本市场建设和国有企业转制等经济改革举措极为赞赏。
　　他还主动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提出了诸多建议，如“中国外储有必要降低对美债的依赖，让投资方式更加多元化”，“人民币对美元无需再大幅度升值”，“中国还需提高工资水平来刺激消费”等。
　　新京报记者 刘溪若 梁薇薇 实习生 向倩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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