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尹振龙&&& 赵宗瀚，著名白族诗人、学者赵藩次子，字澄甫，一字橘农，别号稚蝯，剑川金华镇人。幼居剑川，光绪二十七年(1901) ，随父至四川。赵藩亲授经、史、子、集等诸子百家之学，常以诸葛亮&勤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勿以明志，非宁静勿以致远&教诲他，作为立身行事之本。 民国7年(1918) ，至广东任交通部简任秘书、交通部路政司司长。这期间，加入著名文学团体&南社&，结识柳亚子、章士钊等人，章士钊曾赠&结识人间赵景仁&句。民国18年(1929)，龙云任命其为云南省政府办公厅主任。此后追随龙云达十五年，尽职尽责，颇得龙云之器重，殁后，龙云亲临寓所，洒泪悼念。著有《淡静宦诗文抄》、《橘农诗文集》、《石宝山小志》、《淡静宦日记》、《还读书堂日记》、《汤铭盘语日记》、《癸酉日历》、《戊寅日记》等。&&& 剑川石宝山，峰峦叠嶂，古木掩径，谷涧清幽，峰奇石异，文物古迹众多，是第一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有开凿于唐宋南诏大理国时期的首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钟山石窟；始建于元代的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称为&云南悬空寺&的宝相寺及建于明末清初的海云居、金顶寺及灵泉庵等寺宇。每年农历七月的&石宝山歌会&被称为&白族情人节&，历史悠久。但从明景泰《寰宇通志》、《景泰云南图经》和《大明一统志》到清代《云南通志》、《大清一统志》及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都对石宝山只有简略的记述。&&& 纂辑石宝山专志，以赵宗瀚的《石宝山小志》为首创之作。由于赵宗瀚先生的遗著没有公开出版，所以这《石宝山小志》也就鲜为人知。直至1953年，赵氏后裔把昆明家中的数万卷藏书***给云南省图书馆，此书才被后人知晓并引起重视，其大部分内容被收入《云南地方志佛教资料琐编》中。此书分为二卷，共6万多字。卷首有赵藩审阅后所写的诗序。第一卷为《山水篇》、《伽蓝篇》、《缁羽篇》、《金石篇》和《艺文篇》等五个部分。第二卷辑录元明清历代文人古今体诗245首。&&& 从其内容来看，此书内容应为赵藩、赵宗瀚父子数次登临石宝山所亲眼目睹及山中各处寺宇僧人的介绍，《艺文篇》多数辑录于地方古文献。赵藩在光绪庚子年（1900年）游访石宝山，并在山中逗留五六天，遍访山中各处寺宇古迹。宣统二年（1910年），赵宗瀚携亲友游访石宝山，也遍历山中各处寺宇古迹。宣统三年（1911年）夏，赵藩携家人重访石宝山，赵宗瀚随父再往。赵氏父子为剑川名士，几次访山，都应受到山中各寺宇僧人的热情款待，收集有关石宝山的遗闻轶事，实属不难。当时石宝山各寺宇大都虽已残落破败，但匾联碑刻还应幸存，所以书中所收史料，对研究石宝山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著名南诏史研究专家杨延福先生根据书中《送梁居士占仙归石宝山海云居序》的落款&壬戌冬十月廿三日石禅老人赵藩撰，子宗瀚书&，推断成书时间约在1922年。&&& 《石宝山小志》中记录了许多有关石钟山石窟及其寺宇历史沿革的珍贵资料。&&& 在《金石篇&造像五》中对剑川石窟造像内容进行记录描述，其中对明王堂、华严三圣、维摩诘经变及甘露观音进行具体生动的描绘，还对其大小进行记录。对石钟寺区王者造像窟的人物、器物也有描述及探讨，称二王者冠服壮丽，&如吐蕃王者&。阁逻凤窟&一僧傍坐，殆其国师，二从官侧坐，殆清平官也。&这些观点认识，直至今日依然得到历史学家的认可。称狮子关的梵僧像、波斯国人像为元时波斯人自刻其像。最为可贵的是赵宗瀚也和李元阳一样对西涧石窟进行描述，&中山西涧之中，有石龛三十六处，互相连属，龛中有石佛，一百零八尊，长皆约尺许，或坐或立，形状不一，像皆中空，旁衬以狮象杖锡佛钵楼阁云水等物，镌镂皆精&。但时至今日，李元阳所记的&岩洞及石罗汉&，赵宗瀚所写的&石龛三十六处&皆未发现，这是剑川石窟研究中的历史遗憾。&&& 在《伽蓝篇&石钟寺》中对石钟寺的创建有这样的记载:&(石钟寺)在中山，石宝之南支也。蒙诏细奴逻游猎至此，见岩龛刻诸佛天王像，甚伟怪，濒岩一巨石，状若覆钟，遂建寺，因以名之，盖当唐高宗时，其后递有修葺，今渐颓敝。&此说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却给后人提供了石钟寺创建年代的一些信息。并且书中称石钟山为中山，石钟寺崖壁为&中山石岩&，狮子关为&中山狮子岩&，这为我们研究剑川石窟的历史沿革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 此外，书中辑录的《游石宝山过狮子关序》、《狮子关题名记》及《石宝山唐代造像歌》等文章及李元阳的《石宝中岩》、赖钟俊的《石钟山石佛》、桑映斗的《石宝山纪游百韵》等众多有关剑川石窟的诗篇，是研究剑川石窟极为宝贵的文献资料。&&& 赵宗瀚先生作为剑川一代人杰，其道德文章，令人高山仰止。其《石宝山小志》为石宝山最重要之志书，为剑川石窟研究者案头必备之书，亦为我终身必读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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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佛教才有：这些石窟更“中国”（图）
来源：地理&作者：萧易
有人喜欢大肆破坏，有人愿意默默保护，廖国正老人十余年来独自守护着玄妙观里的石窟。（甘霖/图）
玄妙村里有条玄妙路，玄妙路通往集圣山，集圣山上有座玄妙观。四川省安岳县鸳大镇的这座集圣山，唐人左识相为苍生开凿了诸多石窟，也将他悲凉、传奇的一生刻在了岩壁上。至此，本版已经介绍过唐、宋、元三朝的道教石窟，作为中国历史长河中道教艺术的代表作，也许不如云岗、龙门等佛教石窟那么熠熠生辉，却是堪称“最中国”的石窟艺术。
集圣山上，谁识左识相心中悲凉
大唐开元六年（718）的一天，剑南道安岳郡人（今四川安岳县）左识相早早起身，唤来车夫套好马车，往集圣山（也称白羊山）上的玄妙观驶去。这几天，左识相每每从噩梦中惊醒，早些年的行伍生涯一直在他心中萦绕，久久不去。
左识相本一心向道，祈望托身黄老，岂料天有不测风云，一日忽被郡中官吏强征入军，和进攻松潘的吐蕃军队作战。征战中，左识相眼看着军营中的弟兄一个个倒下，他也如风雨中的落叶一般飘零无依，“百命殂亡，血流边丘，***刀寄痛”。几年后，九死一生的他放下兵器，回到故乡，只可惜手上早已沾满鲜血，那些刀光剑影已成为他内心久久不能平息的梦魇。左识相重新拿起道经，在道士李玄则安排下，他与父亲拿出平生积蓄，在集圣山岩壁上开凿了诸多道龛，并将自己的经历镌刻在《启大唐御立集圣山玄妙观胜境碑》（以下简称《胜境碑》）中，这则唐碑也成为我们了解左识相与玄妙观的窗口。
或许从开元六年起，开凿石窟的工程便开始了，并一直持续到天宝七年（748）方才完工。左识相生活的唐朝，信仰太上老君很是流行，这背后其实隐藏着政治密码。太上老君姓李名耳，唐朝也是李家王朝，这个偶然拉近了唐朝与太上老君的关系。民间传说唐高祖李渊每每在战场上处于下风时，太上老君便派出神人前来相助。《唐会要》记载：“武德三年（620）五月，晋州人吉善于羊角山见一老叟，乘白马朱鬣，仪容甚伟，曰：‘为吾语唐天子，吾祖也，今年平贼后，子孙享国千岁。’高祖异之，乃立庙于其地。”这个老叟便是太上老君，李渊改羊角山为龙角山（位于今天山西省临汾市境内），修建老君庙，取名伏唐观加以祭祀。就这样，李耳与李渊的祖孙关系正式确立，唐朝皇室的家谱得以神化。
唐朝历代君主皆视老君为祖先，建寺立观，不断加封尊号，唐高宗李治封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李隆基先是加封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此后又追封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并将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皆加上“大圣皇帝”之字，太穆、文德、则天、和思、昭成五代皇后皆加“顺圣皇后”之字，使得唐朝开国以来的帝、后与太上老君联系起来。那时候，太上老君的图像在唐朝的每一个郡县流行，成为石匠手中的新样式，走在县城的大街小巷，几乎能听到每个书生诵读《道德经》的声音。
返回故乡的左识相，难免不被这股热潮左右，他找来工匠，雕刻了这龛恢弘的太上老君龛，高280厘米，宽250厘米，进深100厘米，这也是中国迄今最大、最繁复、雕刻人物最多的唐代老君龛（福建泉州清泉山中的宋代太上老君高563厘米，为中国最大的圆雕）。太上老君慈眉善目，长须及胸，右手持蒲扇，趺坐在三层仰莲瓣上，胸前有一只三脚夹轼。老君两侧各有一真人，头戴莲，身着宽袖大袍，双手持笏站在莲台上，真人两侧又各有一女真。老君周围排列着十二个护法神，它们是道教神将“六丁六甲”。龛的上下各有十三、十二位真人像，下层真人像之下又有十二位婀娜多姿的女真人。
唐代佛教同样兴盛，安岳境内的卧佛院、圆觉洞、月亮湾都留存诸多佛龛，尤其是卧佛院岩壁上长达23米的卧佛，曲眉丰颐，慈祥端庄，想来当时县里的能工巧匠不少。
（梁淑怡/图）
太乙真人，哪吒师父的真实面目
2015年夏天，我驱车到安岳县鸳大镇，寻访玄妙观。玄妙村里有条玄妙路，玄妙路通往集圣山，集圣山上有座玄妙观，村里的一切，都带了“玄妙”二字。《道德经》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妙村是个宁静的村落，这里似乎还停留在上世纪60年代，农田环绕，果树成荫，青瓦小院点缀其中，黄昏时分，烟囱里腾起袅袅炊烟，柔暖的暮光洒在被青苔染得发绿的青瓦上，颇有“桃源”之感。沿着荒草丛生的古道走上山去，穿过一片茂密的竹林，集圣山就在眼前了。
集圣山上有块蘑菇形巨石，79个大大小小的龛窟、1293尊造像就雕凿其上。我曾看过一张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的照片，当时石窟暴露在荒野之中，周围堆满了秸秆，杂草爬进龛窟，在那些天尊、真人身上开花结果，石灰书写的“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八个大字清晰可见。眼前，一间简易的瓦房总算能为这些“神灵”挡风遮雨了，大门常年紧锁，只有农历初一、十五上香的日子才开，在大多数时候，玄妙观落寞又难得清静。
好容易联系到了文管员廖国正，他赶到山上天色已暗，我只得悻悻而回，约好明天上午再来。第二天来到集圣山时，廖国正已经在等我了。推开简陋的木门，那些唐代龛窟在我面前次第出现，我蓦地觉得，左识相与乡邻们从未离开，他们的故事就隐藏在那些斑驳的龛窟中，一回溯，一触碰，便绘声绘色地讲述起来。
当年，左识相与父亲毕全生之力，在玄妙观营建石窟。公元730年，左父业已过世，救苦天尊乘九龙便是左识相为他开凿的。
救苦天尊身着道袍，头戴道冠，脚踏莲台，莲台下有九条飞龙；天尊右侧站立一位裸上身、系短裙的力士，青筋暴露，小腹微微隆起，都说唐人以肥为美，不想威武无比的力士竟也有小肚子；左侧的天王上身着明光甲，肩围披巾，腹部系有鹘尾，下身着兽面护腿，脚踏地鬼。《唐六典》记载的唐朝铠甲有十三种，最流行的还是明光甲，此甲胸、背位置有两片圆形或椭圆形的“护”，在太阳照射下闪耀“明光”，因而得名。
说起救苦天尊，读者或许觉得陌生，如果说起太乙真人，恐怕就熟悉多了。他是哪吒的授业恩师，传授哪吒三头八臂，还慷慨相赠乾坤圈、混天绫、九龙神火罩、火尖***、风火轮、阴阳剑、金砖等法宝。
幼时读《封神演义》，最羡慕的神仙就是哪吒了，他的师父宝贝众多，就算做了天大的错事都有师父兜着。其实，道教中的太乙救苦天尊地位更为尊贵，是在《真灵位业图》中排名第一等级的“先天尊神”。太乙救苦天尊的神奇之处，是能将亡者从地狱中拯救出来，只要他座下九头狮子一声吼，地狱之门随之打开。
唐代的中国，阴森、恐怖的地狱观念已经浸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佛教的地藏掌管着地狱，镌刻着《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经幢更是肩负着度亡死者的功能，将经咒刻于高幢之上，能让在地狱中受苦的亡灵往生净土。道教接受了佛教的地狱观念，以酆都大帝、东岳大帝掌管地狱，并创造出太乙救苦天尊这样的地狱拯救者，这或许也就是左识相为何会为亡父开凿救苦天尊的原因了----在崇尚孝道的中国，没有人愿意父母在幽暗的地狱经受折磨。
飘逸淡雅，纯正的中国美学
为母亲古五娘，左识相也捐资开凿了诸多道龛，“为慈母古五娘造东西真像廿躯，小龛卅二刊躯，刊躯天真□上下飞天、神王□□□□□□□□/重宫阁。（‘□’为石碑上难以辨认的字体）”碑文中的“重宫阁”，或许就是岩壁上那些亭台楼阁了。楼阁依崖而凿，高约1米，厚重的斗拱，圆鼓的柱础，屋顶两端有鸱尾，上悬风铃。楼阁下层并排站立两位菩萨，璎珞周身，飘带飞舞；上层是龛“天尊说法图”，天尊左右有一力士、一天王。
《道德经》中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教起初认为无形无象的“道”孕育了天地万物，并不倡导造像。相反，佛教被称为“像教”，无论僧人观像禅修也好，或是百姓开龛祈福也好，都需要开凿石窟。佛教传入中国之初，道教尚能恪守教义，后来，眼看佛教石窟开凿得热火朝天，百姓趋之若鹜，道士也请来石匠，将道教诸神刻到了岩壁上。道教借鉴了佛教开龛的传统，一直难以摆脱佛教美术的窠臼，比如天尊说法图、老君说法图的布局，便是从佛教的释迦说法图、弥勒说法图衍变而来，女真也是模仿佛教的菩萨。虽然如此，道教一直试图将中国元素融于其中，使之更加中国化，这些亭台楼阁，便是对此最好的注脚了。
这并非偶然，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在唐代融入石窟。佛教中，佛祖生有肉髻，而中国道士是戴冠束髻的，因此老君、真人的头发都拢成髻；真人手中持的笏板，又称手板、玉板或朝板，早在商朝便已出现，是古代臣下上殿面君时的工具，文武大臣双手执笏以记录君命或旨意。这些地道的中国元素，也是我们在野外判断道教与佛教石窟的主要依据。
玄妙观的天尊、真人身体颀长，面容清秀，大有隐逸脱俗之感。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曾画过道教作品，在《画云台山记》中，他写道：……画丹崖临涧上，当使赫?隆崇，画险绝之势，天师坐其上，合所坐石及荫，宜?中，桃傍生石间。画天师瘦形而神气远，据涧指桃，回面谓弟子。顾恺之的这段话，历来是研究中国道教绘画的重要资料，道教根源于中国文化，追求一种飘逸、淡雅、俊秀的美，在经历了长达数个世纪的混沌与模仿之后，安岳玄妙观的道教造像逐渐摆脱了佛教石窟的桎梏，那些天尊、真人，如同一位位隐逸在山林中的隐者，我称之为“最中国”的石窟----体现了纯正的中国文化。
玄妙观里有着迄今为止发现的唐代最大、最繁复、人物最多的“老子说法图”石龛，可惜被破坏严重，一尊尊道家神仙都变成荒诞的“无脸人”。（甘霖/图）
时光的帘子，遮不住劫难与遗存
早饭过后，吴文碧婆婆来到集圣山，她家的菜地就在山上，地里的红苕尖再不摘就老了，只有割下来喂猪。吴婆婆只要一抬头，她就能看到岩壁上的龛窟，看到那些天尊、真人。自打19岁那年嫁到玄妙村，她就守着这几分地，跟玄妙观做了大半辈子邻居，也见证了玄妙观的风云变幻。玄妙观石窟大多肢残体破，有的甚至被连根铲除，留下一个个刺眼的疤痕。我问她原因，她叹了口气，给我讲起了往事。
玄妙观原有大殿七重，道士数十，远近闻名，自古香火颇为旺盛。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道士走的走，散的散，玄妙观改为了村里的小学。她的先生在山上念了几年书，那时候男生都喜欢在蘑菇形巨石上做游戏，胆大的还从石头上跳下来，他们在龛窟里钻来钻去，捉迷藏，“斗地主”；女生则觉得那些张着嘴、吐着舌头的力士太可怖了，天一黑都躲得远远的。
又过了十多年，黄桷公社（当时玄妙村隶属黄桷公社）三大队的干部觉得玄妙观是封建余孽，在村里招募了李通寿、李通义两个石匠，专门负责上山打石窟，一天记十个工分。两人早上来，晚上回，凿了两个星期，女真秀美的面庞、老君慈祥的微笑、天王威武的身躯，被一凿凿铲平，碎石落了一地，上世纪80年代有人在山上挖出过真人的手臂、力士的腿、老君的脸，可惜再也无法复原了。李通寿、李通义还细心地把《胜境碑》上的楷体小字凿得面目全非，令这块唐碑缺文少字，并刻上当时流行的反迷信的口号。他们对自己的“改造行动”颇为满意，完工下山。过了些年，李通义忽然失明了，就在一次赶集回家的路上，毫无预兆，莫名其妙；李通寿为此惶惶不可终日，后来患病去世了。村里人都说他们得罪了老君，遭了报应。
恢宏的玄妙观也被拆除，上好的木料被运下山修房子，那些巨大的柱础实在搬不下去，就砸烂了扔在地上，连小学的乒乓球桌都是用老柱础堆起来的。吴婆婆领着我，找到了这张乒乓球桌，柱础长、宽约70厘米，四面刻有神像，可以想见玄妙观昔日的规模。
唐代道教石窟在中国并不多见，除了安岳，仁寿千佛寺、坛神岩，丹棱龙鹄山，剑阁鹤鸣山、王家河也有零星分布。仁寿坛神岩的“并列真人龛”有造像三十五尊，都似常人大小，体形修长，神态高雅，工匠只用寥寥几根线条便把人物勾勒出来，颇似中国画的“铁线描”，被誉为岩壁上的《八十七神仙图》。剑阁王家河、天马山的道教石窟，地处荒野无人问津，那些天尊、老君的容貌正在慢慢消逝，杂草枯了黄，黄了枯，如同一面时光的帘子，将石窟封存在深山之中。不过，在我看来，安岳玄妙观或许更能称为唐代道教石窟的代表----太上老君龛隐藏着唐代的政治密码；身体颀长、面容清秀的真人，将中国式审美体现得淋漓尽致。
天宝七年，经过近30年的开凿，左识相捐资的道龛陆续完工，这位传奇小人物从此消失在浩如烟海的历史中。但在他的影响下，乡民们纷纷捐资开窟，小小的集圣山上洞窟鳞次栉比，俨然洞天。我们或许可以想象，晚年的左识相一袭道袍，手持《道德经》，在集圣山上逍遥自得，虽有黄老之学加持，也难以预料到1200多年后，他为苍生祈福的心血之作会被毁于一旦，这对经历过战争通过宗教重新获得心灵平静的左识相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为何唐代道教石窟多在巴蜀之地？
迄今所见的唐代道教石窟，大多在四川、重庆境内。从石窟的历史来说，盛唐之后，北方、中原再无大规模石窟开凿，尤其是安史之乱与黄巢起义，叛军两次攻占长安，唐玄宗、唐僖宗入蜀避难，大唐帝国陷入亘古少见的动乱之中，北方盛极一时的石窟相继衰落，巴蜀则接过了中国石窟的接力棒，佛教石窟如雨后春笋一般兴起，道教石窟也在此时遍地开花；而从道教的历史来说，东汉末年，张道陵在蜀中创立正一道，正一道的“二十四治”，即24个传教点，如阳平治、鹿堂治、鹤鸣治、北平治、本竹治等等，大多在今四川、重庆境内，巴蜀道教渊源颇深，这是唐代道教石窟得以兴盛的土壤。延伸阅读：道教石窟：最本土的文化体现“最中国”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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