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与家有关的歌曲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12月份，马上要翻过这个年头了。会有很多的感叹，不知道这些莫名的感悟来自哪里？2012年，像是一场马拉松赛跑，从头跑到尾，忽略了很多细节，只剩下气喘吁吁、踉踉跄跄的心悸。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这样，在一个小城市里寂寞着。还好，有这些曾经的歌曲，细细拈来玩味一番，了却心中的空虚。
《你在他乡还好吗》
如果突然收到一条短信，只有七个字：你在他乡还好吗？该怎么回复这条短信呢。这首歌虽然是一首失恋情歌，或者说是无奈分别的留恋之曲，但是，在年末的时候，那些出门在外的朋友经不起这样的问候。不管在外过得有多风光，有多平凡，有多心酸和无助，来自远方的问候，一定会像催泪弹一样让双眼朦胧。一年又一年，也就是在每年的这个时候，阳历跨年，会给正在忙碌的人一个提示：又过了一年，马上春节，准备回家吗？
1994年，这首歌的作者李进去了广州，也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季，只有阳光作伴的日子。异地人，最富足的就是漫夜长思，很自然地就有了这首歌。其实，他想得到某人的问候，所以他就站在对方的立场，问问自己在他乡还好吗？说起外地人，不妨看看周边的朋友们，也是天南海北聚在一起。有些话尽管平时很少提及，但到了年关，每个人心里都牵着一根线，一头紧紧攥在手里，另一头连着家。
《我想有个家》
不知道我算不算北漂？2010年8月末进北京，在中国传媒大学读了两年的书，2012年毕业来到石家庄。到现在，快两年半的时间，好像早已经把自己定位为北漂一族。在北京，站在地铁站的入口，与自己擦肩的行人忙忙碌碌，步履匆匆，他们多数蜗居在这个城市为生活打拼，他们没有户口，没有稳定的工作，有一天24小时的艰辛，有365天的操劳，要换来的可能是一间可以养老的房子。所以，在要过去的2012年，不知道多少人拿到了这间房子的钥匙，也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开始加入到房战当中。哎，哪里才是家呢？
《快乐老家》
陈明的歌，很欢快。好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跟着电视机里的歌曲哼唱起来。那时候一直在问快乐老家在哪里？反正歌词朗朗上口，就那样学这样子唱了好多年。现在再次响起那熟悉的旋律，更多的是回忆，对往事的一把情思。现在才知道，原来这个老家是不存在的，这首歌欺骗了我这么多年。我的老家？想起一位90多岁的老奶奶，坐在床边，斜倚着，晒着太阳，眼巴巴地望着窗外的天空。现在家里有父母、姐弟，要说快乐，谈不上。更多的是温暖吧，父亲好像还是那样严厉，母亲健谈爱笑。想起来，有一年冬天，雪下得很大，晚上爸爸给我和弟弟一人糊了一个纸风筝，尽管飞不起来，但是也欢快了一晚上。
《回到家乡》
有时候真想离开这里，不想在这个圈子里干了。被当初的梦想骗了这么多年，如今梦想实现反而有了很大的感伤。朋友在毛乌素油田工作，最近想回老家做生意，不想在外面飘着了。他问我做什么好呢？我很严肃地告诉他，卖盒饭吧！我没有在开玩笑，反正我想好了，以后就卖盒饭。
《家在东北》
庞龙一个阳光帅气，健康硬派东北大汉，他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见实，让他的歌声有一般人少有的气息，很朴实，很暖心。这首歌，很有家的味道。可能是生在平原，长在中原，对东北有很多向往。一来是东北人说话的风格，什么事都满不在乎，有一种天然的洒脱。歌曲中提到松花江，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能够想象出那片广袤的黑土地，高远深邃的蓝天，淳朴的老乡们在村头揣着袖子晒太阳。这辈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去转转，等着吧，早晚会去的。
《常回家看看》
小时候，你的朋友是一个城市的，来自不同的社区而已。现在长大了，有了学业，有了工作，有了爱情，有了家庭，你身边的朋友更加多元了，他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有朋友的地方就有家，最起码想起祖国的某个城市，只要哪里有朋友，就不会感到陌生。在外的时间长了，有时候会忘了回家的路，大家要记得，在忙也要常回家看看！
《常回家看看》为1999年中央电视台春晚中最著名的歌曲，此曲表达了中华儿女对家的那份亲情，以及父母对子女的心声。提醒现在忙碌的年轻人即使工作再忙也不能忘记亲情，愿多回家看看老人。
ps：2012年没剩几天了，早点为回家做点打算吧，hello，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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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诗词歌赋]云南藏区的天主教音乐 诗词歌赋_小宗师专辑：关注微信公众号：比比读小说网，精选小说免费看。云南藏区拥有独特的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亦承载怒族、独龙族、傈僳族、藏族、白族、纳西族等多个少数民族生息与共的多元文化,同时保持藏传佛教、原始宗教、基督教和天主教和平接纳谦让有度的人文景观。英国人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一书中提及的“香格里拉”即寓意于这片人神共处的世外桃源,而西洋圣母玛利亚的崇拜矗立于宗喀巴大师的地土上更是云南藏区一道瑰丽的风景,这种极度差距的异域文化在藏区的扎根破土曾充满惊魂动魄的历史演义,但如今却平静寂寥甚至落寞地展示曾经拥有的灿烂。欧式、中式甚至藏式风格的天主教堂孤寂于峡谷雪山深处,在每周悠远的教堂钟声和划十字诵念圣母玛利亚的藏民身上传述自己的故事。历史与现状云南藏区天主教的历史来源于古往今来人们对西藏这片奇特区域保持的强烈神秘感和持久探索欲,基督宗教徒自然不例外。早在7至9世纪起,基督宗教就曾今触及吐蕃王朝时期的西藏地区,但西藏复杂的政教合一因素、深厚的宗教土壤、对异族事物的排斥及外来者自持的文化优越感和宗教排他主义等因素导致的剧烈冲突,使入藏传教阻碍千重。几百年内西人数次探寻的进藏路线主要有三条:一是从印度进入。二是由内蒙经青海进安多。三是自川、滇方向挺入。由于进入西藏传教的阻力过大,天主教会最终放弃进藏目的,专注于滇川藏交界地区及其他少数民族。该区域属滇川藏大三角地带,蔓延雪山峡谷丛林草莽,令其闻名的是途中开凿于悬崖上羊肠般的人马驿路-“茶马古道”,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传播之路。传教士由这些人马驿道进藏传教,自己甚至也开辟翻山越岭的小路。1861年罗马教廷在云南德钦藏族、维西傈僳族以及贡山怒族地区先后开办教会。年间,地处四川康定的西藏教区云南总铎区设立。但传教工作举步维艰,信教受众零星、文化差异巨大和复杂的政治背景一系列实际状况使藏区教会的民教冲突不断升级,仅云南藏区自同治四年(1865)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四十年间就发生重大教案6起,各族各教民众死伤激起强烈的仇教仇洋心理,教堂被焚毁,藏传佛教和天主教的矛盾曾达至势不两立的局面。不过随着政局变化,教会也逐步发展起来,至1950年前后,云南铎区共有教堂约15座,教徒近2400人。1952年,云南总铎区外国传教士被全数驱除出境,土地改革开始宗教活动暂停至文革期间全面瘫痪,20世纪80年代宗教政策落实,教会恢复运转,教友开始正常的宗教生活。现今天主教在云南藏区的遗存仍集中于滇西北的维西、德钦和贡山三县,该地区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相对云南省内其它地方保守落后,汉化程度较为淡弱。沿路线西北前进,越接近藏区,多民族的藏化现象愈发浓重。三县如今幸存的老旧教堂、教堂内的礼仪与音乐,甚至一些生活习俗仍是当年外国传教士亲授的传统,这一地区在音乐礼仪文化上更能体现百年前外来宗教传入时的融合原型。由于贡山地区的天主教历史悠久,教堂和教友人数最多,藏族比例最重,经济落后文化封闭,可以作为藏区天主教的典型。贡山怒族独龙族自治县地处滇西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最北部,接壤西藏自治区察隅县,三江并流自然遗产坐落于自治县辖属的丙中洛乡。怒族是该地区最古老的原住民,独龙族是其中人口较少的一支特有民族。县辖区的丙中洛乡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典型代表区域,人们多信奉原始宗教、藏传佛教、基督教和天主教,通常一家5、6口人中有5-6个少数民族或一家人信3、4种宗教的情况并不鲜见,同一屋檐下的不同宗教信仰已成为学者和游客的关注焦点。县辖区的捧当乡迪麻洛村为藏族天主教徒最多最集中的村落,县驻地的茨开镇天主教堂是全县的总教堂及天主教爱国两会所在地,因此这两处的天主教仪式音乐成为调查的主要对象。该地区的天主教仪式独特之处在于:每逢天主教的大节日和春节时,人们在教堂参加正式礼仪之后,都有一个盛大的民族舞蹈庆典。根据节日的重大程度,庆贺欢乐的时间也不完全相同,而圣诞节和春节是最隆重的节日,人们会通宵达旦地喝酒跳舞。教堂内的仪式和教堂外的歌舞。二者虽没有任何关系,也能衔接自如。教堂内的仪式世界各国的天主教会从古至今遵循罗马教廷的传统,年召开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以下简称梵二会议)之后,所有天主教会从拉丁文礼仪执行会议改革后的允许使用本地方言的本位化新礼礼仪。所有礼仪的任何细微改变必须通过罗马教廷圣部的许可,因此梵二会议成为天主教礼仪的分水岭,从上千年统一的拉丁文礼仪改革为各地方言的新礼仪,使厚积保守的天主教会开创了一个全新面目。云南藏区天主教的整个历史经历了梵二会议改革的前后时期,体现出新旧教会礼仪两种风貌的痕迹。其礼仪架构由于一定的特殊性,经调查分析,笔者将其分为两个体系:内核体系-平日主日礼仪和周六(或日)晚课经以及四大瞻礼庆典,外围体系-生老病死等与生活大事相关的教会礼仪。下文是对礼仪的内核体系-主日礼仪程序和平日晚课经的调查。每年的常年期第一主日为“主受洗节”,是纪念圣经中记载耶稣在约旦河接受洗礼的故事。(具体内容参圣经?新约?玛窦福音3:13-17)。日星期天10:25分,第一次钟声响起,敲双边钟一轻一重持续2分钟,节奏为x x x x ,以重敲x x两声结束。响亮的钟声在怒江大峡谷中回荡,提醒人们是进教堂的时间。教堂前平日不开的铁门大敞,熙攘的人群陆续进入聚集在院中,这是教堂平日难得的热闹。每个人衣着整洁彼此问候,鲜艳缤纷的藏装格外醒目,其余人全着汉服,但来者至少有三个以上的民族,礼仪即将开始。当日为“主受洗节”庆日,主受洗节是结束圣诞期的节日,也是常年期的开始,是纪念耶稣在约旦河受洗,这个故事标志他公开传教生活的开始。节庆礼仪参照新订罗马弥撒经书的中文繁体版《主日感恩祭典》之一月六日后的主日-主受洗节庆日的程序,此书为天主教神职人员教堂礼仪的统一标准礼仪用书。为防止其内容的重复,天主教会将三年为一个循环,分为甲乙丙年,每一个年的节期具体内容在《主日感恩祭典》中都有一套程式,根据不同日子诵读不同经文,三年往复。2009年为乙年,经文读经遵循乙年经文。当日没有神父,不能举行弥撒,圣祭礼仪及领圣体环节取消,由县两会主席讲道,怒族的肖修士替代神父主祭。全程用汉、藏、傈僳三种语言进行,其中歌咏用藏、汉语,弥撒经文用汉语,祈祷念经可用三种语言。整个仪式完全遵循标准的有神父主持的弥撒礼仪:a进堂式。b圣道礼仪。c圣祭礼仪。d礼成式。但第三部分圣祭礼仪是由神父祝圣面包和葡萄酒(其象征耶稣的身体和血,天主教认为祝圣后变成耶稣真正的身体和血),之后领洗归教的教友领圣体圣血,其意义在于吃了以后和耶稣同在,获得救赎。这个核心环节由于本地区的特殊原因只能取消。平日主日礼仪和周六(日)晚课经,是云南藏区天主教两会对所有辖属区教友的基本要求,而各堂会长因世代传承的根基信仰认真执行这一传统要求,每逢四大瞻礼的歌舞庆典便是人们对平日长期积聚信仰力量的一种释放与狂欢,这些牢不可破地组成该地区信仰体系的内核。教堂外的歌舞云南藏区天主教最有特色的地方,莫过于教堂外的歌舞。每逢天主教四大瞻礼,人们盛装而来,首先进教堂做节日仪式,礼仪结束之后,一次民族欢乐的盛会上演。人们会聚在教堂外的空场地内,就着水酒、侠腊(鸡肉酒)和煮洋芋,在弦子和锅庄舞的盛宴中尽情欢乐。贡山县捧当乡迪麻洛村是云南藏族天主教教友最大的聚集区,村中有7个教堂,2700多教友。相对于云南藏区的其它区域,迪麻洛村并没有太多多民族多宗教融合的情景,此地仅以天主教信仰和藏族教友为主。才当弦子舞的歌唱特点是男女对唱,男唱女应。舞蹈队形均是围成圆圈,男女各站一半对应起舞。音乐多为双乐句或四乐句,2/4拍,单一曲调多段唱词反复歌唱,歌舞的速度会逐步加快。整体来看,其歌舞乐讲究工整对称,旋律优美高亢舞步简单易学,每个人可以随意加入或退出,是典型的自娱性舞蹈。才当的歌舞持续了三个小时,直到人们渐渐散去。弦子舞是所有人的喜好,锅庄舞在当地仅有老年人会跳。弦子欢快活泼,音乐简单优美,集体舞的速度还可以越跳越快,从踏步抬腿加速到飞转跳跃越舞越欢,很适合节日氛围。锅庄舞动作简单,舞步缓慢,旋律短小,对领唱和领舞者即兴编词的能力要求很高,因此本地的年轻人并不喜爱锅庄舞。笔者沿路考察下来了解,弦子舞成了整个藏区天主教歌舞最重要的形式和最主要的内容,锅庄舞仅是在老年教友聚集时跳上一段。才当藏族教友所跳的弦子舞与锅庄舞与信仰没有任何关联,却依旧传承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他们在认同自己的“教友”群体身份之时,也从未否定自己是藏族人的群体身份。一般人的观念中,藏传佛教是藏族人理所当然的信仰,甚至于藏传佛教等同于藏族。此地藏族皈依天主教之后,基于原先深厚的藏传佛教文化层面来说,似乎与传统隔绝断代,但节日后教堂外的歌舞成为藏族天主教徒的欢乐时光,显明人们以这样的方式转移情感并联接于传统。仪式与音乐的本土化教堂内的仪式遵循传统,而教堂外的歌舞又是何时开始的?这种本土特色的附加品,在外国神父的眼里感受如何?百年前一位法国探险家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云南藏区的“香格里拉”探秘之行,其中提到滇西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燕门乡巴东村藏族天主教的一次圣诞节,标题名为“异国圣诞节”:圣诞节期间,蒙贝格神甫来巴东呆了三天……在四处寂静的黑夜中,从外面观看,这大概是件奇怪的事情:在巨大的、异教的亚洲深处,在这所小教堂中举行圣诞弥撒。为了领圣体,男人们脱掉帽子,展开他们的席子;女人们解开用做面纱的头巾。第二天,整天都在庆祝…下午,人们在院子里跳舞,男人和女人主人和奴隶、基督教徒和非基督教徒兄弟般、亲如手足地混合在一起…人们一边跳着,一边还当场即兴表演,并且唱着我们的赞语。我猜想,他们有一些预先编创好的口头禅,在上面添加上这些天真的赞语;而集体说唱的即兴表演,那就可能是圣迹造成的。他们的舞蹈是一个农民圆舞,就像我们法国外省的那样,跳得很缓慢,脚不停地在原地捶跺。昨天,寺庙前的宗教舞蹈(巴东藏族的苯波教祭礼舞蹈,笔者按)是艺术壮观的,而今天的,是民间小型跳舞晚会。这两类舞蹈,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引文显示,自天主教藏区传教之始,节日庆典后的歌舞习俗就已经开始,这原本是藏族的民族特性,只不过自然而然嫁接于西洋天主教的内容,却有神秘莫测的感觉,藉此能感受当年外国传教士迅速融入本土风俗的意愿。多民族多宗教的融合相处,在此段引文中也表露无疑,这亦是此地被称为“香格里拉”的标准所在-人间仙境、神人共处、宗教和谐的乐土。虽然没有其他更多的资料以供参考,但在老教友的回忆中,外国神父从未拒绝观礼他们的歌舞,甚至有些也与教友们一起共度欢乐。教堂外的歌舞并不是教堂内仪式的延伸,其空间的转换严格意义上遵守天主教神学传统的要求。教堂为敬拜天主的圣殿,一切仪式不可变换转移,世俗歌舞也无法进入。而一旦关上教堂大门,从神圣空间内走出的人们立即回到世俗的欢乐中,圣与俗的划分由此清晰明了。但换个角度,由于这样的传统延续百年,使与教堂礼仪完全不相关却与其从时间上紧密相连的传统歌舞,成为此地天主教独特的手段,并成为整体仪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此深刻上藏区独有的烙印。传统以这样的方式延续:唱的是百年前外国传教士编写的额我略圣歌(格里高利圣咏),跳的是祖宗们流传下来的民间歌舞,酿的是古法秘制的法国传统葡萄酒,教堂内的圣礼一如百年前的严谨和正统。而现代又以这样的方式传入:当年礼仪中的拉丁文已变成汉语,绝大部分圣歌是当今中国教会的汉语歌曲,经本也从藏文变成汉文。这种情况下,本土力量依然强大地左右着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当年的拉丁额我略圣歌被唱得极似藏族民歌,藏语经文被人们在不知其意的情况下诵念得韵腔犹浓,教堂内集体性宗教仪式与教堂外民族歌舞的集体性参与完美地联结,而各教会会长均担当起神父的教务工作,偶尔不得已时在某些领域也替代其神圣角色。这样一套维持体系的自我技术当中,藏区的天主教教友们得以构建出自我身份认同的观念,这种乡村天主教维系的基础其实融汇了托马斯主义、儒家和共产主义,其中,在承载信仰架构的外围体系和内核体系中,在各堂会长身上所体现的中国乡村士绅文化恰如其分地弥补了本地天主教神圣构建的空缺。如此以来,云南藏区天主教的本土化特性在音乐与礼仪、乡土与社会结构的世代传承中凸现出来,并默默地支撑着这一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派以延续自己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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