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要命，还是要增长？
来源：财经综合报道
作者： FT中文网 王军
　　摘要：确保生命安全的增长正是中国需要的模式，不仅是因为它比任何其他拐弯抹角的提法都更强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在于它提供了一种长期、连贯和站得住脚的增长理念。毕竟，生命高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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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中国媒体报道江苏常州几百名中学生疑似受到环境污染出现身体不适，话音未落，又有消息称，江苏海安小学多名学生流鼻血，附近化工厂停工。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江苏在不到一周时间内连续爆出两起类似事件，颇吸引眼球，也发人深思。
　　应该说，江苏发生的事件绝非偶然，它折射出中国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所付出的代价。在中国，每天都上演着各式各样的环境污染事件，造成的危害也绝不仅限于容易观察到的健康方面，还有一些较为隐蔽或需较长时间才能显示出来的后果，因而，对此类事件需认真对待，小心处置。
　　对上述事件的追问会落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反思上，这一问题虽显老套，但却包括许多相互掣肘的因素。就本文涉及的话题而言，问题可简化为：要命，还是要增长？
　　巧合的是，这也是最近一篇经济学论文研究的主题。由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查尔斯&琼斯（Charles I. Jones）撰写的“生命和增长”（Life and Growth）一文，刚刚发表在今年4月期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上。
　　这篇40页的论文开篇即提到现代技术的两面性：一些技术拯救生命，如新疫苗、新型外科手术以及更安全的高速公路等；另一些技术却威胁生命，如污染、核事故、全球变暖、疾病快速的全球传播以及生物工程病毒等。
　　传统的增长理论在面对技术问题时，通常只考虑它对消费的影响。譬如，任何一项新技术只要能够市场化，就能增加社会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如果经济学家不再关注消费，而是研究技术对生命和死亡的影响，那无疑会动摇现有的增长理论。
　　为更有说服力，作者以“俄罗斯轮盘赌”为例来说明。在现代社会，与新技术相关的绝大多数想法都是有益的，但有些想法是危险的，如摧毁生命，尽管这样的机会很小，但却是“俄罗斯轮盘赌”的逻辑。实际上，现代科技创新、发明以及经济增长正是在逻辑下螺旋式发展的。问题是，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社会最终意识到消费水平已足够高，因而决定不再玩这种“赌博”游戏了呢？
　　将生命因素纳入增长模型，会改变我们对增长的许多认识。生命的价值体现在对安全的关注上，而安全与消费之间存在一种替代关系，关注安全会降低消费增长。当生命价值与消费相比无足轻重时，安全方面的考虑就不再重要；而当生命价值的上升高于消费时，社会就会越来越重视安全，而不是消费。结果，消费增长的最优路径比可行的路径要低许多，在某些情况下，会趋向于零。这里，偏好安全还是消费是问题的关键。
　　琼斯的文章自始至终都贯穿一个关键词，即“生命的价值”。尽管有些哲学意味，但这一词汇却是近年经济学家热衷研究的问题。通常，生命的价值是由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由于生命价值提高的速度大约是收入上涨的两倍，于是，越是富裕的国家，人命也就越值钱。
　　在这篇文章的结束语部分，有些表述令人印象深刻，如安全被说成是一种奢侈品。这不仅是因为安全是生命的保障，还因为追求安全意味着放弃以往的增长方式。要知道，当今的技术手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稍有不慎，就会对生命造成巨大威胁（如核武器），因而安全更显珍贵。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在研究增长问题时，一般只考虑劳动和资本，虽然后来加入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等因素，但关注的也主要是消费领域的问题。琼斯的文章，将生命的价值纳入进来，突破了以往的思维范式，因而颇有创新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寻求增长模式转换的国家，此文也极具启发意义。
　　在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实践中，卫生和健康往往是容易忽视的领域，因为一些人认为，卫生领域的投入不如开工厂赚钱产生的效益来得直接，另一些人甚至认为投资健康会拖累增长。显然，这些认识都是短视的，也是有害的。
　　实际上，国际学术界围绕健康对增长的作用，已有了大量研究。例如，经济学家发现预期寿命每延长一年，会带来4%的经济增长；而另一研究估计，癌症或心脏病导致的死亡率只要下降一个百分点，就价值5000亿美元。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对生命的价值进行了测算，无论是预期寿命还是重大疾病，其背后都蕴含着不可忽视的长期利益。一句话，增长应着眼于长远，那种不顾一切追求短期利益的做法，到头来只会损害终极目标。
　　众所周知，环境污染会威胁健康，如重金属超标会损害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对***造成长期损害，导致疾患等。然而，知道这些恐怕远远不够，因为污染还有一些微妙的影响，波及面远超我们的想象。例如，一位长期跟踪铅暴露对儿童影响的经济学家杰西卡&雷耶斯（Jessica W. Reyes）发现，那些过度暴露在铅环境中的孩子容易产生“心理障碍”，他们更具攻击性，也更容易实施暴力犯罪等反社会行为。依其观察，上世纪70年代末，得益于美国《清洁空气法》汽油中不得含铅的规定，未成年人接触铅的机会大幅减少，直接导致了上世纪90年代美国犯罪率的下降。正是根据这些研究，雷耶斯主张，应该将环境政策纳入到社会政策当中去。
　　再回看中国，目前环境污染已是家常便饭，从空气到水，再到土地以及食品等等，几乎全线告急。在中国部分省市殡仪馆的骨灰中，已检出重金属超标。造成这些人去世的原因，究竟是长期的环境污染所致，还是另有原因，迫切需要详实的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琼斯的文章最初以《经济增长的代价》为题，这让人想到了另一位经济学家以斯拉&米香（Ezra J. Mishan）1967年的同名作。在那本著作中，米香历数了工业革命造成的种种负面后果，如环境污染、资源损耗和城市拥堵等等，并对现代社会的增长模式提出了强烈批评，此书被认为是后来席卷全球的绿色运动的先锋，而米香本人也成为持续至今的去增长（degrowth）学术思潮的关键人物，其著名论断包括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是持续的不满等。米香在2014年去世，享年96岁。英国《卫报》发布的讣告中，用一句话概括了他的一生，称其为“一位认为经济增长会使我们不快乐的经济学家”。
　　与米香对现代工业文明持有的激进态度相比，琼斯的立场要中和许多：一方面，不要命的增长绝不可取；另一方面，生命和增长绝非零和游戏，二者应可兼得。于是，中国的问题可解。中国需要增长，但中国人的生命更要得到安全的保障。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任何增长，都应回归到对生命本身的关怀上。确保生命安全的增长正是中国需要的模式，不仅是因为它比任何其他拐弯抹角的提法都更强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在于它提供了一种长期、连贯和站得住脚的增长理念。毕竟，生命高于一切。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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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单秀巧 UF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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