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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威望焊接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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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望外交:寻求权力与承认的政治
2013年5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15篇
　　[关键词]威望外交；权力；承认 中国论文网 /9/view-5474031.htm　　[摘要] 威望外交是国际政治研究中一个较少引起关注但又十分重要的领域。在国际事务中，威望外交体现的是维护本国声誉和威望的能力。它由四个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因素构成，即战略意志、战略威慑能力、国家信誉和战略边疆。中国传统的战略文化中不乏关于威望外交的丰富的思想遗产，中国应该合理汲取，并依据自己的国力限度与利益分布范围，从威慑力、公信力、吸引力、创造力等四个方面开展威望外交，塑造在国际事务中的威望。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6-08 　　与国家权力、利益等众所周知的现象相比，威望外交是国际政治研究中一个较少引起关注但又十分重要的领域。什么是威望？国家为什么会看重威望外交？大国开展威望外交的基本经验是什么？中国的威望外交又具有什么样的时代特质？这些都是本文初步思考的问题。 　　一、威望的内涵及层次 　　国家的威望虽然处于无形之中，但却是国际政治中客观存在的现象。美国学者唐纳德·卡甘就曾发现，国家追求的权力并不仅仅是更大的安全或者经济利益，也包括“更大的声望、敬重、遵从，简单地讲，即荣誉”。在他看来，权力或者实力固然是国际政治博弈的基础，但并不必然带来声望或名誉。 　　然而，威望是一个颇难界定的概念，与它语义相近的词语有“声誉”、“威望”、“荣誉”、“声望”等，厘清彼此的细微差异，确实有一定的难度。有学者认为它是他国对本国实力的认可，也有学者认为它是国家在国际上的“映像”。因此，本文尝试采用了“威望”一词，基本上沿袭了以上几个词汇的涵义，但这并不妨碍对威望本质的理解。具体来说，本文中的“威望”，其内涵指涉的是“名望+公信+威慑”，这一界定大致可以从总体上把握其内涵和外延。 　　从国际政治的实践来看，权力和承认仍然是威望外交的出发点和归宿。根据这一逻辑，威望外交可以分为相互独立但有密切联系的四个层次。 　　威望的第一层次是建立在国际社会承认基础上的“名望”。卡尔指出，威望之所以极为重要，是因为“如果你的实力受到承认，通常你可以在不使用它的情况下就实现自己的目标”。正是由于这个道理，国家间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实际上很少公然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国家之间的交易及其谈判结果主要取决于参与各方相应的威望。 　　威望的第二层次是他国尊重基础上的公信力。国无信则不立。对国家而言，威望是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流动性资源或者社会资本，用罗伯特·吉尔平的话来说则是“国际关系中的日常货币”。约翰·费兹格尔德等学者甚至认为，国家也可以看作战略威望市场上的积极参与者。正如货币的本质是信用一样，国家也需要通过遵守国际条约等承诺来积累自己的公信力。国家公信力越强，那么它组织动员国际社会资源的能力（比如钩织联盟体系）就越强。 　　威望的第三层次是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威慑能力。有效的威望需要一定的“硬”权力作为后盾。曾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认为威望是“促使他人接受自己的意见的某种影响和能力，即不仅是别人尊重和敬仰你，而且是对别人有控制力”。这句话形象地说明，在国际政治尚未完全走出“丛林状态”的情况下，仅有“胡萝卜”还不够，还需要辅之以“大棒”，对潜在的威胁施加必要的威慑。美国是一个善于运用威慑的国家。据说，当美国的海外利益受到威胁时，美国总统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的航母在哪里”。可见，只有拥有必备的威慑能力，才能增进国家的威望。 　　威望的第四层次是建立在软实力基础上的国际形象。与人际关系类似，不同的国家在国际上会展示出不同的形象，比如民主与独裁、创新与落后等。查斯·W·弗里曼（Jr.Chas W.Free—man）认为“国际威望”（international prestige）是指一个国家通过把国内的道德、知识、科学、艺术、经济或军事等成果向他国投射而获得一种理想的国际形象（国家的对外形象，foreign image）。 　　二、东西方关于威望外交的不同理论视角 　　1.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的威望外交。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威望外交的相关思想散见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著作之中，很少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研究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从未进入国际政治学者的视野。实际上，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对威望和威望外交都有过不同的阐释路径。 　　现实主义最为重视威望外交，很早就注意到威望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作用。霍布斯指出，“从人的本质出发，我们不难推导出纷争的三大基本原因：竞争、差异以及荣耀”。可见，古典现实主义就充分意识到荣誉或荣耀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现实主义学派奠基人汉斯·摩根索在其经典之作《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曾专门论述了威望政策。汉斯·摩根索发现，威望政策作为国际舞台上权力斗争的第三个基本现实表现，却很少为人们所认可和理解。实际上，威望政策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客观因素，正如渴求威望是人际关系中的一个固有因素一样。因此他的观点是“显示权力”也就是威望政策。在他看来，不管一国外交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其威信，即威力的声誉，对于外交政策的成败而言，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有时甚至是决定性因素。那么国家为什么要寻求威望政策呢？汉斯·摩根索给出的解释是“威望政策的目的，是使别国对自己国家实际拥有的权力，或它自认为拥有的、或想使别国相信他拥有的权力产生深刻的印象。”新现实主义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偏爱大国（powers），他把国际舞台上的国家抽象成为“台球式”国家，而只有当国家成为大国时威望外交才显得重要。 　　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家还可以通过创设国际制度以及遵守国际制度来实现威望。迄今为止，国际制度的创建者基本上都是大国，而各种国际制度安排，实际上反映的是大国意志在国际公共事务领域内的延伸，“大国在参与国际制度时，除了追求安全和福利外，还致力于追求威望和价值”。不过，由于国际制度在国际政治中地位的上升，中小国家也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来提升战略威望。随着国际社会组织化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国家十分重视通过参与国际制度而获取声望。
　　在自由制度学派中，对威望外交作出较为详细解释的，非罗伯特·吉尔平莫属。如前文所述，罗伯特·吉尔平在其经典之作《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对威望的构成及其作用论述颇丰。他把国家威望比作“国际关系中的日常货币”，威望层次的清晰则有助于国际和平的维持。罗伯特·吉尔平进而认为，想要获得国际体系的合法统治权，那就必须具有“合法性”的威望，而威望来源于三个方面，其中之一是提供了某种有利可图的国际经济秩序或者某种维护国际安全之类的“公共产品”。 　　与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相比，建构主义则从“观念”、“认同”的角度来研究国家威望问题。建构主义强调观念与文化的主体间建构。亚历山大·温特认为，国家利益除了生存、独立和经济财富之外，还有一种利益，即“集体自尊”（self-es-teem）。集体自尊是指一个集团对自我有着良好感觉的需要，以及对尊重和地位的渴望与需求。因此，国家威望就是“那些削弱或者加强国家认同的事件和形象所造成的影响或产生的印象”。丹尼尔·马克（Darmiel Markey）也认为国家追求威望的动机，是源于“渴求获得他国对自己卓越性的承认”。换句话说，国家的国际威望是在国际社会的认同与互动中建构起来的，具有观念性的内涵。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国家“社会化”为主流国际规范的成员。因此，在建构主义看来，国家威望体现的是一种价值认同和追求。 　　2.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中关于威望外交的思想遗产。 　　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威望外交思想，值得学者加以细致梳理。例如，《荀子·王霸》曰：“政令已陈，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綦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左传》中云：“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非威非怀，何以示德？无德，何以盟？”可见，《左传》等战略学经典著作对国家的战略威望及其运用战术都有着深刻的论述，其远见卓识令人叹为观止。 　　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开始重视对国家威望的研究，并出现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例如，阎学通认为，国家战略声誉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海外经济利益，而提高国际战略声誉则要以两种政策为基础，即一方面要对有利于中国利益的外部行为予以奖励，另一方面要对伤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行为进行惩罚。对战略威望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进行较为深入研究的学者则是王学东。他区分了“威望”、“声望”以及“声誉”之间的细微差别，分析了国家声誉参与国际制度的形成以及效能。 　　总体上看，中国学者从各个视角对战略威望问题进行了不同的解释和论证，关于它的研究结论也大不相同，可谓见仁见智，但都不否认威望外交在国际政治中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国家力量的认知往往停留在“硬权力”、静态性很强的“综合国力”等观念上，习惯于西方国际战略理论的学理逻辑来思考中国外交政策及对外行为，其结果是大量的研究结论缺乏深厚的解释力。为弥补这一缺陷，关于国家威望及威望外交的研究应该成为国际问题研究和对外政策研究领域中一个新的亮点。但是，关于威望外交的源泉及其体系构建，我们还缺乏一个整体的认知逻辑。 　　三、大国开展威望外交的基本经验 　　一部国际关系史，在某种角度上也可视为国家为争夺威望而展开的斗争与合作的历史。从相关大国的基本经验来看，有效的威望外交，至少包含以下四个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的因素，从而使国家具备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特殊效能。 　　第一，展示必要限度的战略意志。 　　在关键f生的历史时刻，战略意志问题攸关国家的生死存亡。即便是弱小的国家，在强敌压境时勇于“亮剑”，也能够展示出强大的战略意志。一般而言，国家的战略意志通常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目标的明确性，即国家有着积极而又清晰的战略目标，并公开对外界宣示，这有利于其他国家对本国的对外行为有着稳定的预期，有利于遏制大国冲突的升级；二是实施战略意志的可行性，即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国家必须具备实施相关行动的可行性，例如目标与国家战略能力必须相一致，国家也拥有实施目标的相关手段与途经；三是国家意志的坚定性，即国家有着实施既定战略目标的勇气、决心，对于那些有损于本国战略声望的行为必须予以严厉的惩戒，“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纠集的“联合国军”罔顾中国的多次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国力孱弱，百废待兴，但为了保家卫国，中国举国上下众志成城，在朝鲜半岛与强大的对手浴血奋战，众多优秀的中华儿女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但中国最终把“联合国军”赶回到“三八线”以南，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中国一战扬威，体现出了强大的战略意志，也赢得了强敌的敬畏，并为今天中国实施最低限度的威慑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发展与本国利益范围相适应的国家战略能力。 　　为了确保宣示战略意志的有效性，保护本国的利益范围，国家一般都会拥有较为强大的战略能力，比如在陆海枢纽地区建立基地网络，发展一定的战略威慑力量和海空远程投射力量等，来打消其他国家对本国利益侵害的意图。 　　以美国为例。美国依托其同盟体系，以海外驻军和海外基地为支柱，在欧洲、中东、南北美洲、亚太和中亚地区建立了数量众多的军事基地。美国学者威廉·恩道尔根据国防部的军事基地结构的报告，指出“美国在38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军事设施，再加上美国托管的地区，美国海外军事基地总数共计44个”，然而，他认为，这个数目其实是很保守的，是因为“美国没有把一些关键的战略前进基地计算在内，例如，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科索沃地区和波斯尼亚等国家的战略前进基地部署了大量的部队，”“同时，这个数目也没有把美国最近获得的一些军事基地考虑在内。”这些基地充当了美国战略利益的前沿，有效地维护了它的战略威望，美国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基地帝国”。 　　第三，厚植国家信誉。 　　对国家而言，“良好的声誉是建构威望的较好工具。”汉斯·摩根索认为，威望政策要取得胜利，是由于有这样两个因素：拥有不受挑战的权力的声誉，以及使用这种权力时自我节制的声誉。他还注意到，“权力与自我节制两项调和的声誉，同样是大英帝国的基石之一。”中国古语上说“言必行，行必果”，以及“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也指的就是信誉与声誉在治国之道中的作用。
　　冷战时期，美国对越南的干涉，是为了履行美国对其盟友的承诺，尽管小小的越南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和美苏对抗不具备关键性意义。 　　当然，国家信誉在解决国际冲突中也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国际冲突往往受到国际公众的关注，因此卷入冲突的国家就不得不慎重考虑它们的行为所带来的声誉后果。罗伯特·罗恩斯坦认为，承诺将会增大各方努力实现目标的可能性，因为同盟的建立将会造成一种新的环境，这将使各方的背信弃义面临重重障碍。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柏·雷默指出，“声誉资本可以用来降低国际冲突的成本，并且能使这些冲突的成本以几何级数放大或者缩小。可见，国家信誉是战略威望的重要来源，它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开展预防性外交，减缓冲突的诱因和各种战略意外。 　　第四，构造战略边疆。 　　如前所述，战略边疆是一个国家的影响力与可控范围。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益通常会超越国家的自然地理疆界，战略边疆以地理边疆为基点和前沿，推进国家安全边界，拓展国家海外利益。因此战略边疆直接展示了国家利益空间的发展性维度。 　　国家的威望直接决定了战略边疆的大小。国家威望大，其影响力和威慑力往往会超越本国地理边疆之外，战略边疆也就随之而推进；反之，国家威望不足而导致无法做到让他国敬畏，那么其战略边疆可能会缩小，严重的时候还会无法维护自己合法的边界安全。不难看出，战略边疆的大小也可视为国家威望的标尺。 　　以美国为例。在地理上，美国是一个北美洲国家，然而它在亚太地区钩织了同盟体系，在亚太的关键地区建立了军事基地网络，以保护它在这一地区的海外利益。近年来美国重返亚太，一方面是美国战略重心调整使然，另一方面也是亚太国家或明或暗地配合美国在亚太充当“离岸平衡手”的结果。因此，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美国也是一个亚太国家，其在亚太所拥有的国际威望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相比的，这也决定了亚太是美国无法轻易放弃的战略边疆。四、威望外交与中国的大国成长 　　（一）威望外交对中国大国成长的先导性作用 　　在中华文明极盛时期，“与西方军国主义分子远涉重洋来到亚洲不同，中国是通过文化影响力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尊敬，才得以向周围拓展它的影响力的。”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的中国文明才对周边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与向心力，朝贡秩序延续千年之久，并没有出现过塞缪尔·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之怪现状，这反映出中国这个东方帝国在历史上具有强大的国际威望。例如，600年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实际上也标志着古代中国的威望外交已经达到顶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实践，为中国开展威望外交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国家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逐步明朗化的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都已经使中国在国际事务、尤其是在东亚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为中国的威望外交提供了很好的社会资本，中国需要加以组织和利用。正如所有正在崛起的大国一样，中国也渴望荣誉、地位、崇高以及承认。这是中国能够快速应对周边安全态势、有效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前提。 　　然而，高处不胜寒，当前中国的威望外交也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概括来说主要包括内外两个方面。 　　一方面，中国发展模式对周边国家的负面效应明显。就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多年来一直高速增长的经济实力，重总量而轻结构，重速度而轻质量，其后果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给周边国家带来了不稳定感，因为周边国家坚信中国的发展将会占有越来越多的资源，最终将会走向二战时期德国和日本的扩张之路。这是“中国资源威胁论”、“新殖民主义论”甚嚣尘上的深层原因，也提示中国发展模式转型攸关亚洲安全平衡。 　　另一方面，权力转移背景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包括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美国）关系出现了复杂的困境，削弱了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威望。 　　美国、日本以及东盟内的大部分国家，其实不希望看到中国成为东亚合作的引擎。美国近年来力推“跨太平洋计划”（TPP），获得大部分亚太国家的认可，甚至连中国台湾都表示要加入这一计划。这个正在形成中的亚太版“世界贸易组织”，极有可能削弱中国在东亚地区合作的影响力。 　　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这篇宏文中指出，外因总是要通过内因来表现的。当前，对中国的国际威望带来较大危害的因子，其实还是主要源于国内层面的诸多“短板”。正如王逸舟先生指出的那样，“国家的安全性与社会的进步性之间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无视这一点，最终会有损于中国的威望。因此，中国需要有勇气面对自身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利用好战略机遇期，不断取得物质和观念上的进步，唯如此才能有效提升中国的国际威望，从而赢得世界的普遍尊敬。从这个意义看，威望外交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先导性作用，而享有它应得的国际威望，也是实现民族复兴这一“中国梦”的精义所在。 　　（二）中国威望外交的基本构成 　　中国如何实施威望外交？目前有两种意见。一是制度派，即中国外交要善于运用既有国家制度的影响力来提高自己的威望。二是武力派，即推动军事力量向“高精尖”发展，对潜在的威胁构成有效的威慑，必要时要果敢，以小战止大战。这两种看法其实不乏合理之处，但都有失偏颇。 　　在笔者看来，中国的威望外交应该从循序渐进地提升本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威慑力、公信力、亲和力以及创造力等四个方面切入，从而促使一个崛起的中国向外界展示出可敬、可信和可亲的形象。 　　1.威慑力。 　　国无威则不立。就国力现状和未来发展需求而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确立有效的威慑力，应该从两个方面人手，一是快速、低调发展有效的战略威慑能力，二是强化战略边疆意识。 　　战略威慑能力是国家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孙子兵法》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而为了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国家就需要拥有必要的威慑力量作为有力支撑，如《素书》所言“怒而不威者犯”。在西方国际政治学谱系中，威慑的理论也很早就有了萌芽。亚历山大·乔治和理查德·斯默克认为，威慑即“让对手确信其采取某种行动而付出的代价或风险会大于收益”。有效的威慑，需要积极运用除武力以外的其他力量，例如政治、经济、技术、情报等手段，以使潜在的敌国相信，以进攻相威胁或发动进攻等方式最终都是得不偿失的，而寻求合作，避免冲突，将可以获得稳定而又巨大的收益。简言之，有效的威慑政策必须具备三个要素，即威慑能力（capa—bility）、可行性（credibilty）、沟通（communica—tion），三者缺一不可，以达到“不怒自威”、“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作为一个正在快速发展中的地区性大国，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拥有最低限度的威慑力量。2000年，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指出，迄今为止，中国在对外关系中，曾经有过三次成功的威慑，即美国地面部队撤出北越、苏联放弃攻击中国（）以及遏制“台独”势力寻求更大的外交地位。E273在国际政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丛林”状态的情况下，根据利益需要与国力发展状况，适当增强中国的威慑能力，可以提高中国在亚洲事务上的发言权，比如有利于维护东南亚经济利益等。 　　当然，除了建设必要的威慑力量，中国还需要在处理地区事务中确立战略边疆意识。如前文所述，战略边疆是指一个国家出于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目的，其国力和影响力所能达到的、可控制的地理与空间范围。当前，我国国家利益已逐渐超出传统的领土、领海、领空的范围，但是利益维护手段却缺乏应有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比如，“辽宁号”航母的入列标志着中国的远程战略投射能力有了质的飞跃，但是，对航母在中国海洋战略边疆中的角色以及使用限度等问题，却是中国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因此，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一个视野开阔的战略边疆，打造一个地缘依托区域，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威慑力，从而维护自己应有的威望。 　　2.公信力。 　　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到国际社会之中，公信力也成为中国威望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中国对国际政治与经济体制的融入与合作远甚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然而，美国和亚太地区对中国日益上升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不安也随之强烈”。国际关系学中的遵约理论认为，对外交政策的规范性限制是与理性的市场激励机制相一致的，因为在违反法律的事件中，讲究法律原则的机制在信誉方面，要比反复无常的机制失去得更多。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公信力问题近年来受到了重视。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柏·雷默指出，“当前中国已经积累了巨量的科技、金融和人力资源，而现在她急切需要积累的是更多的声誉资本。” 　　实际上，在外交实践中，中国凭借其日渐强大的经济实力，切实实行“友邻、睦邻、富邻”的周边政策，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声誉。如何把这些声誉经过有效组织而成为中国提高国际事务中的公信力的无形资源，是中国开展威望外交需要做足、做实的基本功。 　　3.吸引力。 　　所谓“吸引力”，是指以非强迫方式赢得其他国际社会成员尊重和认可自己的能力。在实现途径上，吸引力主要以非强制手段，对他国的社会生活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通过吸引力所产生的认同效应，以影响他国的政府决策和公众意愿，扩大在国际上的理解和认同，以维护和拓展自身国家利益。例如，中东欧国家积极申请加入欧盟，显示了欧盟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所具有的吸引力。这就是国际政治中国家认同所体现出来的独特力量，它超越了国家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有形的因素。 　　对中国而言，则是指中国的发展模式、政治制度以及文化等对其他国家的发展可资借鉴、学习，这直接体现的是国家政治实力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国家利益未必是国家间关系的唯一纽带，很多时候，对他国的尊重、认可和吸引力却是促成国际关系良性发展的持久之道。 　　《易经》上讲，“立天之道，日阴日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中国先贤这些充满着极大智慧的辩证法哲学，对于今天中国的威望外交仍然不乏启示性意义。比如，中国既要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又不能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目的，相反还应该在国际政治中倡导国际责任，承担一定的国际义务，学会掌握国际斗争艺术的进退之道。一个真正有抱负的大国，还应该把自己的国家利益诉求，同整个人类向康德所期望的“善”不断迈进的历史大势结合起来。 　　但是，由于跟不上时代变迁的步伐，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充斥着固执的偏见和恐惧；而中国对自己的看法又容易走极端，往往在自负与自卑间不住地摇摆，有时候充满民族自信，有时候又显得缺乏安全感，同时还参杂着挥之不去的民族悲情意识。作为一个还存在领土主权争议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尚未掌控自己的“形象主权”。大国崛起的社会基础在于其拥有成熟的大国心态，以及由此折射出来的对他国民众的吸引力，套用一句广告词就是“挡不住的诱惑”。 　　4.创造力。 　　中国的威望外交不仅要勇于“立威”，更要善于“立规”。所谓“立规”，就是要在参与国际制度中，逐步消解现有国际制度的诸多不合理因素，推动全球治理向“善”的方向迈进。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积极参与到各个层次、各种形式的非传统安全事务治理机制之中。但是，在很多时候，中国只是各种治理机制的参与者而非主导者，遑论国际机制的创建者。西方大国主导着各种国际议程的进展，相比而言，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发言权较弱。这与中国所享有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极不相称。究其原因，恐怕还在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创造力不足，缺乏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制度霸权”的灵活性。 　　因此，中国外交需要以创造性参与全球问题治理为契机，为当前人类发展的困境指引一条具有可持续性、创新性、包容性的道路，最终从根本上提升中国的国际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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