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赋迂儒自圣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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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赋迂儒自圣狂
手捧一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新版重印的台湾学者汪容祖的《史家陈寅恪传》，不由得想起上个世纪90年代兴起的“陈寅恪热”。一个寂寞学人突然成为公众话题中的热点人物，除了“国学热”的影响外，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人格和精神品质的怀念和尊崇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陈寅恪热”中出版的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王永兴的《陈寅恪先生史学术略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书籍，在描述陈寅恪的学术轨迹和心路历程时，都格外强调陈氏那种“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傲然独立精神。
汪容祖认为“陈寅恪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柳如是洗烦冤，表杨其才德是真实的，决不是假托的。陈寅恪能为此，也表现他本人亦不受俗谛之桎梏，对钱柳的叙述与评价，与众不同，展示了独立的精神及自由的思想。”在知音稀少的年代里，学术表达成为了一种“自语”：“平生所学惟余骨，晚岁为诗笑乱头。”陈寅恪无功利的治学精神是非常纯粹的，它与陈寅恪的经历密切相关。王永兴有一段论述十分精彩：“寅恪先生在国外留学十数年，德国柏林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等均为举世闻名之高等学府。先生在此等学校中仍是读书为己，不要学士、硕士、博士等为人所羡慕之学衔，此即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也；先生一生淡泊于名利，拒却一官半职，在相当长的内，过着清贫的生活，均安然处之，治学讲学不辍，此亦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故先生能求得真理。其力量之来源亦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拒绝功利成为贯穿陈寅恪人生历程的主线，它和陈寅恪的性格气质凝化为一体，视名利如浮云完全是一种内在自觉，而不带有半点表演色彩。功利其实并不完全是让人厌恶的东西，在很多时候它是成就一种或的保证。在“齐州之乱何时歇，吾侪今朝皆苟活”的非常时期，寻觅一种安定的生活和静谧的学术空间则是一种必要的“功利目的”，但是陈寅恪不愿用放弃学术尊严的方式来换取所谓更大的生存可能，而甘愿在无功利中受难。
陈寅恪的魅力在于他用生命的坚韧守护着学术的精神家园。在他看来无论是学术上还是上，追随他人都是一种人格的降低。这也是一种“自负”，内心的自由与独立使他有足够的来拒绝外在的尺度。陈寅恪非常清楚自己的孤独悲凉的处境，“欲著《辩亡》还搁笔，终生颠倒向谁陈”。在不自由的氛围中写作自然是艰难的。对“为学术而学术”信仰的坚守并不能取代对精神自由的向往。从某种意义上说，陈寅恪的“晚年未剩颂红妆”是对内在的精神资源和学术财富的一种浪费，但是，这并不能归罪于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是在陈寅恪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口述而成的，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陈寅恪把学问看作是生命意义之所系，正如陆键东所言：“陈寅恪为后世的中国学人提供了一种在文化苦恋及极浓的忧患意识煎熬下生命常青的典范。”作为一代学术大师，他“用生命践履碑铭”的精神风范令后人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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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了解的陈寅恪：儒生思想 诗人气质 史家学术
我认识、了解的陈寅恪先生，可以用这样十二个字来概括：儒生思想、诗人气质、史家学术。
先谈儒生思想。我觉得陈先生的文化主流是儒家思想。听说当初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有三位名教授，一位是冯友兰先生，一位是汤用彤先生，一位是陈寅恪先生，当时就有儒、释、道三种说法。冯先生是大胡子，人称“冯老道”，代表道教；汤先生是研究佛学的，是代表释教的；陈先生就是儒生，代表儒教，故时人用儒、释、道三字来代表这三位教授。
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我想还是用陈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思想是介于湘乡南皮之间。湘乡指曾国藩，曾国藩的思想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孔孟之道，是儒家的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曾作过《讨粤匪檄》，檄文的主要内容就是讲中国的名教，讲孔孟之道，讲弘扬儒教；说太平天国要破坏中国的名教，破坏中国的孔孟之道，要搞耶稣，搞西方的那一套东西。所以曾国藩的思想的核心及他一生的行为、言论的表现都可以说是典型的儒家。而陈先生说他的思想介于湘乡南皮之间，可见他对曾国藩的敬仰。南皮指张之洞，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也是陈先生钦佩之人。当然，介于湘乡南皮之间的说法是比较早期的说法，是上世纪30年代的说法，到了60年代陈先生晚年是否依然如此呢？我觉得是没有根本的改变的。关于此点，吴雨僧先生在他的日记中也曾经提到过，说寅恪的思想没有改变，还是跟他开初想的一样。
陈寅恪先生在审查冯友兰教授哲学史的报告中，又说思想出入于“咸丰同治之际”，为什么陈先生不说“同治光绪之际”或“光(绪)宣(统)之际”，而说“咸丰同治之际”呢?至今我对此也不能很好地解释。我只有想，曾国藩是死在同治十一年(1872)，是否陈先生所说的“咸丰同治之际”是与“湘乡南皮之间”相呼应，以推崇曾国藩呢？陈寅恪先生的思想，是以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这一点，我还想通过一些日常生活小事来加以说明。他在给王观堂的挽诗中已经讲了关于儒家传统文化。有一位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讲过这么一件小事：王静安先生遗体入殓时，清华一些老师与学生都去了，对王先生遗体三鞠躬以敬礼。不久，陈寅恪先生来了，他穿着袍子、马褂，跪在地下叩头，并是三叩头，一些学生见陈先生行跪拜礼，也跟着行跪拜礼。实际情况我不大知道，我们至少可以知道陈先生在王静安先生入殓时行的是跪拜礼，这个就是封建文化、封建传统的很典型的一个表现。陈先生不行洋礼三鞠躬，而行传统跪拜礼。
还有一个例子，我也是听别人说的。说陈先生在国学研究院时，有一些陈先生的学生到上海陈先生家中去谒见散原老人，散原老人与这帮学生谈话，散原老人坐着，这帮学生也坐着，而陈先生是站在旁边的，并坚持到谈话完毕。这说明什么？这是过去时代很严格的旧式家庭的礼教，指导这种礼教行为的是什么思想呢？当然是儒家思想，是孔孟之道。
还有一个例子。今年暑假，天气太热，我看新近出版的《郑孝胥日记》。《郑孝胥日记》共五本，两千多页，我用五十天的时间翻了一遍。郑孝胥死于l938年，散原老人是“七七事变”后，拒绝服药、进食，在忧愤之中过世的，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当时做汉奸的郑孝胥与散原老人是老朋友。郑孝胥在东北与另一位叫陈曾寿的老朋友谈到散原的去世，非常悲哀。他居然也悲哀!他不知道自己与散原实际上是完全对立的两个立场。l937年下半年，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听说散原去世了，在他身边有一个儿子，就是在清华做教习(他不用教授)的那个儿子。他说，这个儿子既不给散原开吊，自己也不服丧，言外之意，似乎这个儿子是离经叛道的。1937年冬，郑孝胥从东北跑到北京来，在某一天日记中，他写道：到散原家吊唁，见到陈隆恪及陈登恪。郑孝胥在东北听到的谣言，说陈寅恪先生不为父亲开吊、不穿丧服。我想是因为当时北平已经沦陷，陈先生才不愿意开吊，但是郑孝胥日记中说陈先生不服丧，是胡说八道。因为就是1937年11月份陈先生全家到南方途经天津时，我曾亲见陈先生穿着布袍子，即传统孝子的衣服，陈师母头上还戴着白花。所以说，散原老人去世后，传说陈寅恪先生不开吊是有可能，是因为陈先生不愿在沦陷区开吊、办丧事，但是说他不服丧，是郑孝胥的传闻之误，也可能是他的偏见。从这个例子来看，陈先生遵守、维持传统礼俗，也就是尊重传统文化。
接着前面“湘乡南皮之间”说，南皮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要是讲船坚炮利，指西方的声光电化，而陈先生对西方之学的认识，比张之洞要高得多。关于此点，我们从陈先生留学时期与吴宓的谈话(据《吴宓日记》)中看出，如陈先生对照中、西方哲学，认为西方哲学比东方哲学高明，更有思辨性，所以，陈先生对西方的文史之学有很深刻的认识。陈先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表现在什么方面呢?当然，不表现在船坚炮利。陈先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方面表现在学术自由。陈先生送北大学生的诗，季羡林先生已引其一(“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其二是这样说的，“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说天生我这么一位狷介的儒生，我念书不是为别人，是为了我自己，我根据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研究。然后又对北大学生讲，“平生所学宁堪赠”，我平生所学没有什么值得告诉你们的，最后一句，“独此区区是秘方”，意思是只有这区区的一点是我的秘方。秘方是什么呢?就是“读书不肯为人忙”，就是强调读书一定要独立，独立思考，并有独立之思想，不为别人希望的某种实用主义左右而读书。对学术自由，陈先生是一直坚持下来的，直到解放后写《柳如是别传》，我觉得这一点是陈先生受西方学术思想影响的一个方面。
还有一点，就是蔡鸿生教授《“颂红妆”颂》中谈到的“颂红妆”。陈先生所谓的“颂红妆”，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西方男女平等、民主自由之思想，当然，他的思想比西方民主自由还更深一步，对红妆的理解，对红妆的同情，对红妆的歌颂，他的思想基础，还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如果没有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完全是儒家的东西，如孔孟之道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那就是另外一种想法。所以说，陈先生的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三纲”“六纪”是他信奉的东西，同时，也有“西学为用”，他的“西学为用”表现在学术自由，表现在“颂红妆”等许多方面。这看来似乎很矛盾，实际上恐怕并不矛盾。因为人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特别是在转变时期，有这方面的东西，也有那方面的东西，可以理解。
第二讲陈先生的诗人气质。气质是什么东西，比较复杂，包括性情、感情、思想等。陈先生诗人气质是十分浓厚的。他作诗有各方面的因素与条件。首先是他的家世，散原老人是一位著名诗人，成就很突出。据说宣统年间()，有一个叫陈衍的福建诗人立了一个“诗人榜”，榜上没有第一名，实际上第二名就是第一名，这个第二名就是汉奸郑孝胥，第三名就是散原老人。可见当时公认散原老人的诗是很好的。陈先生的父亲是大诗人，陈先生的母亲俞夫人，也有诗集传世。他的舅舅俞明震，也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有名的诗人。所以，陈先生的家世是一个诗人的家世，他从小受到作诗的训练，受到了诗的熏陶，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觉得陈先生的诗人气质还表现为多愁善感。这是老话了，诗人都多愁善感，陈先生也是这样的。善感，陈先生是一个有丰富感情的人，特别是《柳如是别传》中表现出感情非常丰富、非常深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多愁呢，李坚先生讲陈先生诗中体现的悲观主义，讲得十分细致。陈先生确实有悲观主义，这与他后半生的经历有关：抗战时期避难来到南方，已经流离颠沛；后来香港沦陷，又流离颠沛；然后回北京。这几件事不能等量齐观，但都使他产生一种流离颠沛的感觉，因而出现害怕战争、躲避战争的想法，加上陈先生晚年眼病，经过三十年逐渐加深并最终失明，复又腿部受伤，卧床不起，这切身的折磨使他感到悲观，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陈先生的诗人气质，我想还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我的老师洪煨莲先生有一个口述自传，有英文本，听说香港也出了中文本。在自传中，他讲到，他在上世纪20年代“一战”期间到哈佛去，夏天，在哈佛校园中看见一个中国学生口诵中国诗歌，来回朗诵。这位学生的衬衣整个都露在裤子外边。大家都知道，从前西方穿衣服，衬衣后部因很长而应塞入裤子里面，露在外面是一种不礼貌、非常可笑的行为。洪先生看到这人有些奇怪，就问别人此人是谁，别人告诉他，这是哈佛大学很有名的一个学生，叫陈寅恪。从此记录可见陈先生是落拓不羁，有诗人气质的。
由诗人气质我联想到陈先生很喜欢对联。他常以对联这一形式来开玩笑。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聚会，他作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意思是康南海(康有为)是梁启超的老师，而这帮学生为梁启超的学生，所以这帮学生也就成为了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下联是“大清天子同学门人”，意思是王国维先生是南书房行走，在某种意义上是宣统的师傅，你们呢，就是宣统的师傅的弟子，与大清天子是同学啦!可见，陈寅恪先生对联语很感兴趣，而且有一挥而就的才能。
大家都知道，陈先生出过中文题，一题目为“孙行者”，据说考试时，有学生对为“胡适之”，这个学生就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周祖谟先生。我问过周祖谟先生，他说确实如此，不过后来与胡适先生见面时，不敢把这件事告诉他。除此事外，那一年研究生的中文考试卷中也有一个对联：“墨西哥”，据说也没有人对出来，这是听北大西语系英语教授赵萝蕤先生说的。赵先生那年从燕京大学毕业，考清华大学的研究生，这是在纪念吴宓先生的会上听说的。由此想到，季羡林先生去韩国后回来说，韩国的人也很喜欢写对联，好像吃饭时以写对联来唱和，作为一种游戏。对联不仅仅是简单的几个字，还可以了解平仄。对联要对得好很不容易。我们北京大学有一位现已过世的王瑶教授，为纪念他出了一本纪念文集。文集中有很多很好的文章，很感人的文章，是王先生的学生写的。文章后附有一些对联，但与感情丰富、文采飞扬的纪念文章，极不相称。对联甚不工整，甚至不像对联，说明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古典文学的训练方面还有待改进。我觉得，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人，如果不能写一点诗，不能够写几句古文的话，恐怕不是很完美的，这正如研究京剧的人应会唱几段一样。
第三点我想谈的就是陈先生的史家学术。陈先生的学术是很广泛的，博大精深，但归根到底是史家，即陈先生的研究重点在历史。虽然陈先生精通多种语言，研究佛经，又受德国兰克学派的影响，对中国古典文献也非常熟悉。总而言之，他具备了各方面的条件来研究历史。陈先生的历史之学归根到底得益于什么?陈先生脑子非常灵敏、敏锐，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可以看到。怎样分析陈先生研究历史看得这样透彻、分析得这样精深呢?我觉得与辩证法有关系。就是说，陈先生的思想含有辩证因素，即对立统一思想、有矛盾有斗争的思想、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思想。在许多混混沌沌之中，他能很快找出重点，能因小见大，而这些思想、方法与辩证法有关。比如说，他讲唐朝的政治，把中央的政治与少数民族的情况联系起来，把看起来没有关系的东西联在一起，陈先生的论文很多属于这一类。我们从中看不到的关系、因果和联系，陈先生却能发现。又如，讲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陈先生从这篇文学作品联想到魏晋时期堡坞的情况。还有，讲唐朝制度的来源，陈先生能找出众多来源中的重点，加以分析。再如，对曹魏宫中事无涧神事，陈先生认为无涧神就是阿鼻Avici，即阎王爷的地狱，并由无涧神考察到曹魏时期可能已有佛教在社会上层流传。又如，陈先生考证武惠妃的卒年，究竟是在当年年底，还是在次年年初，与当时政治无甚关系。但陈先生的考证，是为了考证杨贵妃入宫，杨贵妃是什么时候入宫的。而考证杨贵妃入宫的时间，是为了考证杨贵妃什么时候嫁给寿王，是否合卺。而杨贵妃与寿王是否合卺(是否以处女之身入宫)，与李唐皇室不讲礼法、具有胡族之风的事实是相连的，这才是陈先生所要说明的问题。
我所讲的陈先生的史家学术，都是在陈先生解放以前著作中所见到的。从《柳如是别传》就更进一步看到陈先生写书时的确非常投入，设身处地，把自己搁在钱谦益与柳如是当时的环境之中。对钱谦益、柳如是两人该肯定的地方肯定，该否定的地方否定，富于理解与同情。这部书与陈先生过去的著作有很大的不同，里面有很多地方表现了他自己的思想感情，如用偈语、律诗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与历史人物浑然融为一体。这种做法，是陈先生史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周一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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