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焚城&----&一份来自上海松江区垃圾焚烧争议的调查报道
日是联合国制定的第41届世界环境日。然而这一天对于地处上海市西南近郊的松江区50多万当地居民来说，却有另一层含义。这一天正是在他们家门口可能新建的一座垃圾焚烧炉环境公示结束的日子。民众不无焦虑地揣测着他们在过去两周内所表达的强烈反对诉求，是否最终能够被当地政府决策层所采纳。
5月22日，松江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通过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发布了一条引起当地居民高度关注的公示。在这则《上海市松江区固废综合处置厂技术升级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示》中透露，松江区将在现有的吉貌垃圾填埋厂和固废处理厂旁边投资2.5亿“升级改造”一条垃圾焚烧线，日焚烧500吨垃圾，以缓解目前日益增加的垃圾处置压力，同时也为了改善原垃圾处理厂存在的环境问题。
消息一出，立即在当地居民中引起轩然大波。“我们强烈反对在离家门口这么近的地方建垃圾焚烧炉。”家住离垃圾场直线距离为1.7公里的海欣城小区居民张广英对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说。张广英是他所在小区的业委会委员，自2006年搬来松江后，就一直关注着垃圾场的问题。
事实上，垃圾场的问题，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在松江区被讨论得沸沸扬扬。据张介绍，当地居民长期忍受着来自附近垃圾场地恶臭味已有5，6年。而臭味的源头即是位于该区卖新公路506号的垃圾填埋场和固废处理厂。
“说不出来的臭，恶臭。来无影去无踪，几乎每天都能闻到这样的恶臭味。有时候是早上，有时候是晚上，甚至有时在半夜也会被恶臭味熏醒，搞得我晚上睡觉只能把窗关得严严实实。现在我们小区的房子减10万都卖不掉，”张抱怨道。
张的抱怨在当地并不鲜见。在附近一些大型居住小区，如保利西子湾，三湘四季花城，莱顿小城，日夜饱受臭味骚扰之苦几乎是当地所有居民的共识。
在填埋场南侧直线距离不到800米，是由知名企业家史玉柱个人投资15亿元兴建的巨人网络集团上海总部，一期办公楼已于2010年6月建成启用。然而在此工作的企业员工却被意想不到的垃圾臭味熏得叫苦连天。一位姓孙的公关部女员工向记者承认因为经常闻到恶臭，许多员工已经选择离开。
环球时报英文版曾在2010年7月就此事进行过详细报道。当时松江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火光副局长向记者解释，政府非常重视老百姓反应的情况，已经在现有垃圾填埋场旁边开工建造一个新的生物综合处理厂，以解决现有垃圾填埋场因超负荷填埋所导致的臭味问题。
然而当日，新建的垃圾处理厂----上海松江区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理厂正式投入试运营后的近一年后，当地居民发现恶臭问题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当时我们是非常失望的，因为本来指望这个生化厂可以解决臭味的问题，没想到落了空，”张广英说。就在当地居民和附近大学城师生继续不断向政府部门投诉上访之时，毫无征兆的一纸公示----兴建垃圾焚烧炉让已经饱受臭味之苦的当地居民彻底爆发了。
“我们完全无法接受政府造焚烧炉的计划。”家住保利西子湾的一位业主马超对记者说。“反对的理由非常简单：我不相信中国现有的垃圾焚烧技术可以做到百分之百安全，而且现在国内的垃圾分类效果做的太差了，达不到焚烧的要求，万一出了问题，影响到附近那么多老百姓和高校师生怎么办？这个风险太大了”。
家住三湘四季花城的律师陆利平也持类似的观点，陆在2003年至2011年期间一直在华东政法大学松江校区工作，对于垃圾场臭味深有体会。但是对于政府最近新提出的焚烧炉计划，他也觉得不能赞同。
“我认为要解决垃圾问题的第一步是政府先要对老百姓讲清楚问题，现在太多信息没有公开，不透明。导致老百姓不能信任政府的承诺。只有信息公开了，再召开听证论证来讨论决定做不做”。陆利平建议，“退一步说，即使要建焚烧厂处理垃圾，也不能够造在离居民区这么近的地方。”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校区新闻学院读大三的学生叶梦蝶也同意这样的说法。“对技术持怀疑态度的人占绝大多数，在目前信息混杂的情况下，来自政府的权威信息又太少。难怪大家会反对。说个玩笑话，最有公信力的做法就是把焚烧炉造在政府边上，这样谁都不会再有异议”。
松江素有上海后花园之称，以环境优美，适宜居住闻名。根据松江区统计局2011年的统计数据，在计划建造焚烧炉的附近半径5公里范围内，包括了方松、泗泾、佘山、洞泾四个街道地区现有的39万居民。而在垃圾场西南面直线4.2公里处，即是上海最大的大学城，松江大学城，7所高校有师生员工共15万人。受到垃圾焚烧炉影响的总人数将至少达到54万。
焦急的当地居民急于在十天的环境公示期内向政府表达他们的诉求。5月27日，四五百名居民自发聚集在松江大学城地铁站附近，进行了第一次“散步”活动。
“我们主要是想引起政府的注意，表达我们的合理诉求，”张广英说道，张是此次散步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之一。然而此次散步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
一周后的6月2日的一大早，不满意的老百姓乘当地最大的商业投资项目之一----松江万达广场售楼处开幕典礼之际，再次自发聚集到万达广场门前，以“散步”的形式公开表达他们的诉求。
万达广场落户松江，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本是一大利好消息。然而由于垃圾焚烧炉的事端，当日的开幕典礼最终被取消。部分情绪过于激动的民众在散步过程中与维护秩序的***产生了一些肢体摩擦，最终此次活动也以不了了之收场。
“其实大多数居民都还不知道，我们本来是有机会和区领导见面沟通的。结果大家情绪一上来就乱了，也没办法好好说话了，”张广英事后对记者惋惜地说。
据张介绍，其实早在散步前一晚，他和其他3位不同小区的业主代表就第二天的活动和政府做了大量的沟通工作直到深夜。大家达成了一些共识，包括居民们当天不拉横幅，不集体喊口号，和平理性的表达诉求，表达完了就尽快离开不影响万达的正常营业。而警方也保证万达保安不会伤害群众，不抓人，甚至许诺当日会有区级领导和民众在区信访办的开阔地带公开见面。警方还联系了卫生局安排了两辆120救护车在现场待命，生怕天太热万一有居民中暑晕倒。
“尴尬的是这些我们都不能和广大居民说，一说他们就要说我们几个人是政府的卧底，”张一脸委屈，“其实那天副区长一整天都呆在信访办，可是后来大家情绪一上来，原本可能有的讲话的机会就没了。”
6月8日下午，松江区绿化与市容局局长徐其永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对于连续几周的居民自发散步，徐局长表示完全可以理解老百姓的焦急感受，也因之前政府没能解决好垃圾臭味问题向广大民众诚挚致歉。
徐其永表示在现有固废厂旁边新建焚烧炉最直接的原因正是基于居民对当地垃圾异味问题的强烈诉求，也是实现去年10月初政府对市民承诺的“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垃圾异味降到最低程度”的具体举措之一。
“大家表达自己诉求的愿望可以理解，但是（散步）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恰当方法，我们也不认同大家继续这么做。”徐其永对记者说。
“根据专家提出的建焚烧炉的建议，政府从来没有说过非建不可，甚至也没有立项。因为涉及重大民生的工程都必须要尊重科学、尊重民意。正是基于这一出发点，政府才决定由主管部门委托市环科院作环境评估，而环评的制度设计本身就是听取市民意见的过程。并且政府也一定会把公众的意见和认可度作为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并慎重决策。”徐其永说。
“但是我们也要尊重客观现实和科学。目前现有的处理设施和填埋场地均已达到极限，如果不建，松江180万人每天产生的1200多吨生活垃圾的处置，将会成为一个大问题。”徐其永说。
徐其永介绍，根据上海市“一主多点、就近消纳、资源共享”的垃圾处理总原则，在松江建焚烧炉是他们反复比较各套方案，包括其他处理方式和将垃圾运往其他地方处理的可行性、成本等许多综合因素后最终得出的最优方案。“我们考察了国内国外许多地方，听了许多专家的意见，最后觉得焚烧是最可行的方案。”
徐其永称政府的规划是“两条腿一起走”，一边在松江与青浦区交界的佘山镇建造首期日处理能力达2000吨的天马山生活垃圾末端处置中心，一边在现有的固废厂旁边建一条日处理能力500吨的焚烧炉，主要焚烧固废厂每日产生的残渣和填埋场现有的库存垃圾。
根据稍早前松江区政府在5月3日通过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发布了另一条公示：《上海市天马生活垃圾末端处置综合利用中心工程》显示，松江区与青浦区将联合在两区交界处建一座规划总规模日处理生活垃圾3000
吨的大型焚烧厂。一期2000吨计划明年一月就将动工，2015年竣工投产，项目耗资超过11亿。
“等到天马山那边造好，所有的垃圾都会运到那里去处置。卖新公路这边的填埋场将被改造重新开发以符合当地的经济环境。”徐其永介绍。
对于居民最担心的新建在固废厂旁边的焚烧炉是否会对附近居民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徐其永强调这次计划建造的焚烧炉采用的是国际上最先进的焚烧技术，主要是从日本引进，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了德国等国家的先进技术，取长补短，符合国际最严格的欧盟2000标准。
“其实我们很多居民对二?英的认识有误区。焚烧厂不是城市二?英的主要来源，其排放总量远远低于钢铁行业，水泥窑，煤然机组等化工行业所排放的量。事实上焚烧产生的二?英排放浓度仅为吸烟的1/14，汽车尾气排放的1/10，也低于煤气、天然气等气体燃烧时排放的二?英浓度。”徐其永对记者说。
徐其永表示目前松江区的生活垃圾已经基本符合了焚烧处理的条件。同时，在市政府统一部署下，今年松江区将在100个小区和100个企事业单位里继续展开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进一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如果居民们更加配合做好垃圾分类工作，那么将更加有利于从源头上减少生活垃圾量，更加符合垃圾焚烧处理的要求。所以居民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徐其永同时表示，政府已经在着手筹划鼓励市民做好垃圾分类的具体奖惩措施。
“无论建与不建，我们都会采取一切措施继续加强对垃圾异味的控制。居民们应该相信政府，凡是涉及到民生性的项目，都会好好管理的。”徐其永说。
徐其永局长坦诚地对记者表示，其实他个人也觉得很委屈。“为什么明明政府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做的一件大好事，却得不到民众的理解。相反许多老百姓听不进任何的话，拒绝沟通，对于政府说的话总是不信任的态度，这些都是值得反思的。”
据上海环境科学研究院松江固废厂焚烧炉项目环评公示负责人吴怡平告诉记者，截止6月6日环评预公示结束，他们共收到3723网上留言，351封邮件和100多个来电。
“确实有许多居民提出了反对意见和合理性的建议。我们会和老百姓沟通。民众的意见肯定要反应进环评报告中，最后的环评报告会进行公开，完成整个环评流程大概需要三四个月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民众有足够的时间和明确通畅的渠道充分表达自己的诉求，”吴对记者说。
垃圾处理困局
在民众与当地政府情绪对立的背后，是松江地区十多年来难解的垃圾处理之惑。松江区目前实际居住人口达180万，预计到2020年将达230万人。现有的吉貌垃圾填埋场和一墙之隔的生物综合处理厂是松江区目前唯一的垃圾处理场所。填埋场始建于2001年，是上海第一座卫生填埋场，设计使用年限14年。而当时松江区人口仅为57万，原计划每天处理400吨垃圾。可是很快垃圾量增长大大超出预计。去年填埋场实际每天要填埋超过1200吨垃圾。到2015年，预计全区日产生活垃圾将达2000吨。
2005年，当时区政府考虑到松江外来人口的不断导入，垃圾量逐年剧增，于2007年12月启动了松江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置工程，即现在的固废综合处理厂,
与吉貌填埋场仅一墙之隔。由民营企业上海美圣以BOT(建设--运营--移交)方式经营建造。即当地政府授予项目公司20年的特许经营权，特许经营期满后将处理厂无偿移交给政府。该项目于2011年7月正式投入运营。
目前松江全区每天实际产生的近1300吨生活垃圾全部被运往美圣固废综合处理厂进行处置，其处置的垃圾残渣再运往隔壁填埋场填埋。
然而新固废厂建起后，居民普遍反映臭味非但没有减少还有增加之趋势。同时吉貌填埋场管理公司的郑旭峰副书记向记者表示，现在隔壁的综合处理厂每天运来填埋的残渣有近700吨，大大超出预计，再加上本来要处理的各种餐厨和建筑垃圾，填埋场还是要日填千把吨垃圾。
“按照这个趋势，最多到今年年底这个填埋场就被完全填饱了，再也吃不了更多垃圾了。”郑旭峰对记者说，“实际上到2009年填埋场已经饱和了。我们已经超负荷运行三年了。当时封场方案都已做好了，但是因为垃圾太多没有地方放，只好继续堆。”
郑介绍本来填埋场是田字形的，现在东西通道早已被使用填满。南北通道也已经填了一半。四个坑最高的地方已经堆到了17米，而原来设计堆放高度只有10.5米。
上海美圣环保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晓丽自2007年起就参与了综合固废厂项目的筹建。据她介绍，该厂采用的是国内该领域最先进的综合处理技术，建成后可日处理生活垃圾1500吨。
“美圣的综合处理技术是最适合上海地区垃圾特点的处理方法。因为上海老百姓日常生活垃圾含水量高，不分类，垃圾里什么都有。而我们的技术可以满足垃圾减量，处理资源回收和无害化处理的三大垃圾处理宗旨。”李晓丽说。
美圣的处理技术，包括对生活垃圾进行分拣后的生物发酵堆肥。据美圣提供的数据，其处理每一千吨垃圾可回收148吨各类再利用资源。而垃圾处理后的残渣约占总处理量20%。这些生化处理残渣，按照事先的协议将被运往隔壁的填埋场进行填埋。
而运营近一年来，美圣承认固废厂实际每天残渣量达到总处理量的30%，即400吨。李晓丽对此解释是因为工厂新机器和工艺尚处在磨合期，以后会越来越好。而对于隔壁填埋场称的实际接收到每天700吨的说法，李解释说是因为垃圾生物处理有50天的周期，所以每天实际残渣量会变化，有的时候厂房库存清仓可能会造成填埋量一下子增多。
据美圣透露随着目前正在上的一套名为RDF（燃料棒）生产制造的新设备投入使用，预计到今年10月垃圾残渣量就会减少到10%。
对于居民普遍怨声载道的臭味问题，区市容局的解释是因为两个主要源头：一处是垃圾填埋场，而是固废厂垃圾处置残渣。
吉貌填埋场的郑旭峰承认，虽然管理方已经做了大量的除臭措施，包括每天喷洒大量除臭药水；控制每天作业面积在500平方米内；对垃圾坑填埋气进行收集处理；对垃圾渗滤液进行污水处理等措施。但是因为堆放超高过多，而且因气压，气温，风向和风力等因素导致异味在不同条件下扩散的范围和程度难以控制。
“我们每天要收集垃圾渗滤液400吨，但是现有的污水预处理设施只能处理200吨，其余的只能存放在填埋坑边上的四个沟里，而当天干的时候，渗滤液越少，暴露在空气中就会越臭。虽然垃圾坑已做了防渗膜全覆盖工作，但是就怕下大雨的天气，因为雨水难免会渗入覆盖的防渗膜缝隙中”。郑说。
而另一处臭源即新建的固废厂，由于缺少了规划之初设计的焚烧工艺环节，导致处置后产生的残渣异味无法有效控制。根据固废厂向记者出示的规划图，证实了建厂初确有预留实施“热能转换站”的工艺环节的场地用来焚烧残渣，但是厂方称当初因为考虑到垃圾焚烧的安全因素而最终没有建造。
对于固废厂臭味的问题，美圣专职负责除臭工艺的孙茂伟工程师对记者解释说，美圣已经升级了好几次技术，采取了大量除臭工艺来消除臭味。
“我们厂房是全封闭的，而且我们对厂房采取了负压装置使异味气体完全控制在厂区范围内。我们也建立了专门的生物脱臭系统和废气热解装置来处理废气。另外我们也专门有污水处理站，对垃圾渗滤液进行处理。”孙茂伟说。
另外美圣向记者澄清之前网上盛传的浦东一家名叫美商的生物垃圾处理公司和美圣没有任何关系。对于政府新近公布的焚烧炉计划，美圣表示他们也是从网上公示才知道的。
“我们前期建设就耗资2.6亿，建成后一年陆陆续续又投入了一个多亿。本来我们指望从垃圾处理费中可以获取收益，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收到政府一分钱的补贴。现在每运营一天都是在烧钱”。按照李晓丽的说法，该公司目前资金链极为紧张。
一方面居民对于新建焚烧炉的忧心忡忡，一方面当地政府信誓旦旦地承诺绝对安全。环保专家和民间学者指出其实一个垃圾焚烧炉背后所反映的深层症结乃是民众对政府作为不力，信息不够公开透明的不满。
复旦大学城市环境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戴星翼教授对记者表示，他个人赞成在现有条件下在松江区建立垃圾焚烧厂来处理垃圾问题。不过也强调，垃圾焚烧其实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是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弊病。
“现在很多人其实把二?英问题说得有点言过其实了。目前国内和国外的垃圾焚烧在技术上没有太多区别。我们的技术已经很先进。如果老百姓能够做好垃圾分类，最后送入焚烧的垃圾和排放的废气也经过严格处理，政府部门在建设后引进第三方监管到位，那么安全是能够实现的。”
戴星翼对记者说。
“但是建设焚烧厂应该让群众知道细节。群众对重大环境项目有知晓权，目前很多情况下，群众确实不清楚政府的各项信息。所以政府出来讲话，群众也很难相信”。戴说道。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环境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毛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很难简单说垃圾焚烧是否有害，这些安全值在学术界是存在争议的。“因为每个焚烧炉都不一样，而垃圾成分也占很重要因素。而且二?英的危害不确定性较强，从致癌风险来看，是滞后的，可能需要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时间去判定，因此不能绝对说现在是安全的，就永远是安全的”。毛对记者说。
松江市容局给出的研究材料表明，从世界范围来看，垃圾焚烧在国外起步较早，已经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史，技术已经很成熟。在国土面积狭小，人口稠密的欧洲和日本，垃圾焚烧技术受到普遍欢迎。整个欧洲大约有400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其中尤以丹麦，德国，和荷兰最为热衷。日本是全世界最早运用垃圾焚烧技术的国家，至今仍有超过1400座垃圾焚烧厂在全国各地运营。相当一部分坐落于城市居民区附近。
不过一份由北京奥北志愿者研究小组于2009年发布的研究报告则表达出另一种观点----垃圾焚烧技术正在走向衰亡，预计十年左右时间初步退出市场。源头“零”垃圾政策开始主导垃圾处置技术的发展趋势。该报告调查显示，日本从高峰期的6000多座垃圾焚烧设施已减少至目前的一千多座。该报告转引日本时报（The
Japan Times）1999年的报道称，“由于多年的垃圾焚烧，日本大气中的二?英平均水平已经是其他工业化国家的10倍。”
报告中还提到，德国、荷兰、比利时等这些使用垃圾焚化炉最多最早的发达国家早已相继颁布了 “焚化炉禁建令”。目前，已经有超过 15
个国家的辖区，通过了对垃圾焚烧的部分禁令。
而在中国，垃圾焚烧厂建设近年来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据统计到2015年，全国将有超过300座垃圾焚烧厂。北京市到2015年将建成9座垃圾焚烧厂，南方的深圳已建成7座，还有日处理能力可达6300吨的在建项目3个。而在上海，已运营的垃圾焚烧厂2个，在建的3个，拟建的4个。
随着大量垃圾焚烧厂的建设和规划，随之带来的民众抗议在全国各地接连不断的上演。上海已建成的江桥和御桥垃圾焚烧厂都曾引起过当地居民的广泛争议。
在6月5日世界环境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总工程师唐家富向媒体透露根据最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到“十二五”期末，东部沿海地区生活垃圾焚烧比例要提高到要达到48%以上。而上海在“十二五”期间将继续采用生活垃圾焚烧技术，鼓励裂解技术的研发，适应垃圾分类要求优化生化处理技术，保留卫生填埋作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托底保障的功能。
唐家富指出，2010年国家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发布了《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在垃圾处理技术的选择上，特别指出对于土地资源紧缺，生活垃圾热值满足要求的地方，可以采用焚烧处理技术。
松江区所面临的困境其实是整个上海乃至中国目前城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徐其永局长在采访最后对记者袒露他的心声，“作为一个工作生活在松江三十几年的老松江人，对于垃圾问题所带给大家生活的影响，我也感同身受，而且我的心情更加沉重。因为我既是一个受困扰者，又是一个责任的担当者。处理好我们的生活垃圾是需要我们用智慧破解的一大难题。我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朋友，能站在松江发展大局的角度为松江垃圾处置问题来出谋划策。让我们一起努力，把这个现实而长远的问题解决好。”
（赵越对本文亦有贡献）
附注：垃圾焚烧炉项目完整环境公示流程：
第一步：项目环评影响评价委托后，评价机构在7天内在上海环境***网站进行第一次公示。其主要内容为项目基本情况，环评工作启动。
第二步：开始环评编制，研究规划相容性问题、现场踏勘、现状监测、工程分析等。
第三步：是评价机构在报告书基本结论意见得出后，在上海环境***网站进行第二次公示。其主要内容为项目概况及环评分析基本结论。
第四步：是采用调查问卷进行公众参与，广泛采样，听取公众意见。
第五步：是报告书编制完成后，组织专家评估，按专家意见修改环评报告书，上报环保行政主管部门。
第六步：是环保主管部门受理后进行网上公示，并按程序组织召开听证会，再次征求公众意见，进入审批过程，即下达行政许可审批意见：许可或者不予许可。完成整个流程大概需要三至四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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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我们该向日本学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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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城市垃圾处理难题再次进入公共视野，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垃圾焚烧厂身上。在中国各大城市的垃圾焚烧厂建立的过程中，项目的决策、选址、运营以及污染状况被公共舆论广泛关注。面对争议和质疑，参考垃圾焚烧先行者日本的经验，以及中日两国在垃圾焚烧整个过程的对比，或许能够让我们从中找到***。
第一问：是否以焚烧为垃圾处理的主要手段？
　　垃圾焚烧是目前较为流行的垃圾减量处理技术，用焚化技术垃圾转化为灰烬、气体、微粒和热力，能够减少原来垃圾约八成的质量和九成五的体积。由于焚烧过程中会产生如二?英的强致癌物，垃圾焚烧技术一直在国内外饱受争议。
中国：填埋为主，焚烧法方兴未艾
中国的垃圾量正以10%的速度增长，增长幅度和GDP相符，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垃圾量将增至4.8亿吨。作为一种通用的垃圾处理方法，填埋处理方法简单、经济成本低廉，所以目前中国大多对垃圾采取直接填埋，垃圾焚烧的比例不高。但土地资源消耗量极大，同时次生污染频发的填埋法显然不能适应垃圾总量的增长速度，减量减容快并且经济效应明显的垃圾焚烧法在中国渐渐兴起。
　　以北京为例，目前的16座垃圾填埋场，日处理能力1.03万吨，而目前北京的垃圾日产量为1.84万吨，处理能力的缺口每天高达8000吨。按北京目前的垃圾增长量，未来四年，全部垃圾填埋场将被垃圾填满。为此，在《北京市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垃圾焚烧厂，计划到2015年垃圾焚烧率达到40%。
日本：焚烧先行者，但焚烧总量不大
五六十年代，伴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垃圾排出量也逐渐增大。当时近4成垃圾是挖坑填埋或直接倾倒，造成大量次生污染。1965年7月，在东京都湾岸地域的江东区海上垃圾填埋地----梦之岛苍蝇大量繁殖，造成了严重的梦之岛苍蝇之灾。
　　由于日本先天的岛国地貌，匮乏的土地资源不允许对垃圾进行大规模的填埋处理。加上传统的技术优势，焚烧成为了日本处理垃圾的不二之选，日本也成为世界上最早应用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的国家。数据显示，2001年日本共排出了5210万吨一般废弃物，只有995万吨左右被最终填埋处理，绝大部分被焚烧或再生利用。日本对垃圾的处理以焚烧为主，但在前期分类回收以及资源化的过程之后，焚烧总量其实不大。
第二问：建立垃圾焚烧厂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由于焚烧能够输出热量，大多数国家选择了对热量进行收集利用，将其转化为电能。在中国，垃圾焚烧逐渐由公益项目转向了新能源产业。
中国：发电的“朝阳产业”
中国目前拥有总共62个垃圾焚烧厂，已知的项目规划有82个，焚烧处理垃圾的比例为2.9%。2000年以来，国家陆续发布了一系列鼓励垃圾焚烧产业发展的政策。2007年6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提出大力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促进垃圾焚烧技术产业化发展。
　　通常，中国垃圾焚烧厂对输出的热量主要采取回收发电的模式，卖电盈利，维持自身运转。但根据我国生活垃圾的平均热值来估算，每吨垃圾只能发电200度左右。据调查，为追求更大的发电能力和从国家电价补贴中获取更大利益，垃圾焚烧运营商在运行中大量掺烧燃煤，远远超过国家关于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中“掺烧燃煤比例不得超过20％”的限制性规定。实际上国内已在运营的部分垃圾焚烧发电厂，在本质上成为“享受国家补贴的混合垃圾小火电厂”，垃圾焚烧已经成为一项创造价值的“朝阳产业”，高速狂奔。
日本：卖电只是附加动作
日本最多曾有6000多座大小不一的垃圾焚烧厂。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垃圾焚烧的危害日益凸显，以及在垃圾处理链前端做了回收再利用等措施，日本垃圾焚烧厂开始大规模减少，目前只有1490多家。在政策层面，日本政府只负责制定有关法律，而行政力量保持相对中立。对于垃圾焚烧厂建与不建，则是由商业力量和公众力量充分博弈和妥协。
　　垃圾在焚烧前经过分选、简单处理后通常热值较高，加上焚烧工艺相对到位，日本的垃圾焚烧发电效果尚佳，但焚烧厂并不以发电作为主业。通常情况下，日本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电能厂出首先供应的是本厂的需求，主要目的是维持工厂运转需求，卖电只是附加动作。日本《废物利用法》规定政府应该在人力、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保证焚烧厂的运营。例如东京都新江东清扫工厂：该厂由政府出资建设的，工厂建成后基本上也是由政府出资运营。焚烧厂生产运行经费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贴。工厂的性质属于政府机构，工厂负责责人的身份是国家***。
第三问：垃圾焚烧厂应如何选址？
　　垃圾焚烧厂厂址选择是一项政治性和技术性很强的综合性工作，并具有相当的公益性。须兼顾到污染、风向、人口密集度以及成本的多方面因素。同时，选址决策过程中，普通民众的参与也尤为重要。
中国：红线外300米无居民聚集区
在此次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争议中，焦点集中在项目选址是否合适。据新快报报道，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与各大居民区的直线距离最远约为8公里，最近不到1公里。在近期关于建厂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关人士明确表示，广州也不会在每个区都建垃圾焚烧发电厂。但现在已经明确的是，有几个区的垃圾肯定要单独处理，比如番禺、花都、增城和从化，产生的垃圾必须自己处理。同时表示，选址番禺大石的主因第一是这里三面环山，二是选址的红线外300米没有居民聚集区。
日本：方便垃圾的资源化处理
90年代以后，由于采取了严格的分类以及回收再利用工作，日本垃圾焚烧厂所产生的危害已经大大减少，选址问题并不是垃圾焚烧中的关键问题。日本垃圾焚烧厂选址以垃圾资源化处理为首要考虑目标；其次兼顾考虑垃圾的运输成本，这也是垃圾处理资源化需要。但垃圾焚烧远离居民聚集区（其距离是根据烟囱高度计算出尘埃可能飘落的最大距离的两倍）仍然是选址的基本要求。例如武藏野市，在选择垃圾处理中心的地点的同时，将选地方法也进行公开，并引导有关市民参加选择工作，通过调整双方利害关系取得双方的同意。最后，选址定在刚刚建立不久的市政府办公楼附近。
第四问：垃圾焚烧厂究竟在烧什么？
　　“对于垃圾焚烧而言，其中一部分的垃圾是不能烧也不必烧的。垃圾焚烧的污染控制，实际上取决于焚烧什么样的垃圾，而焚烧什么物质由取决于垃圾回收时的分选。
中国：未经分选的混合垃圾
除去选址，焚烧厂在烧什么，也跟最后的污染程度密切相关。在中国，进入垃圾焚烧厂的垃圾，大多是原生态的混合垃圾，部分垃圾焚烧厂的设计也是按照混合垃圾入炉设计的。但是垃圾焚烧的前提必须是焚烧物须含高能源物质，而不能进行混合燃烧。否则可能产生大量二?英。有专家表示，北京市的生活垃圾中有近80%的成分是不能焚烧的。
　　因此垃圾分类尤为重要，但垃圾分类涉及到若干部门，例如净菜进城涉及到农业口，废品回收由发改委负责，限制塑料包装由商务局负责，环卫部门管理垃圾收集和末端的处理。多头管理使得垃圾在进入焚烧炉之前的分类较难实施。在政府部门陷于多头治理困境的情况下，民间的垃圾“分类”曾一度活跃：仅在北京，就有17万人，每天在大街小巷和垃圾场精准的挑选有再利用价值的垃圾，靠拾荒为生。
日本：高热值可燃垃圾
一般来说，日本将生活垃圾大致分为两大类，可燃垃圾和不可燃（资源性）垃圾，而进入垃圾焚烧厂的垃圾，基本上是可燃垃圾中热值高的。所以，分类回收就成为焚烧的关键步骤。例如塑料或者电池是绝对禁止焚烧的物质，因为焚烧含氯和重金属的物质，是二?英的主要来源。由于实行了严密的分类措施，日本现有的垃圾焚烧厂所燃烧的垃圾已经完全剔除了塑料等化学制品，燃烧的垃圾均为食物残渣等无法再循环利用，又不会造成大幅度环境损害的产品，这大大降低了焚烧所造成的有毒气体排放量。自2000年起，日本先后颁布实施了《家电回收法》、《食品回收法》等与垃圾减量相关的法律，从源头上减少垃圾，实行垃圾分类。
第五问：如何焚烧垃圾？
　　垃圾焚烧在一些国家非常常见，日本、丹麦和瑞典一直是利用焚烧垃圾技术的领先者。但许多国家都对焚烧采取最严厉的管控措施，并逐步创新技术，淘汰不合格的焚化技术和设备。
中国：热值较低并添加助燃煤
温州、义乌、杭州等多处垃圾焚烧厂，其使用的设备都是国产焚烧炉。优点是比较适应我国城市垃圾未经分捡、热值较低的特点，缺点则是通常需添加20%的煤助燃，致使炉渣量高达30-40%，减量功能大大减弱。另因强制氧化烟尘量大，易导致重金属氧化物含量高。据国外对相关焚烧炉的测试，认为二?英往往大量存留在燃余残渣中，并排出大量渗滤污水。理论上，保持足够高的***温度，二?英的排放就会相对减少。但目前中国因为焚烧炉技术不过关，或者垃圾混烧导致热值低，难以保持较稳定的温度。
日本：高温焚烧
在发现二?英污染问题后，日本政府要求进行高温焚烧，焚烧厂的焚烧量最低在100吨以上。由于日本在焚烧前对垃圾做了充分的分选和再利用，剩下的可燃垃圾再经过简单粉碎和处理后进入焚烧炉，热值都相对较高，温控较为容易。在焚烧过程中，运输、上料、焚烧、出灰等过程均为自动化封闭式作业，人工参与较少。以日本鸟取县中部的伯耆再生利用中心为例，它负责鸟取县中部地区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的处理。通过统计，分类后每天进厂垃圾120吨，约90%为可燃垃圾，经过高温燃烧，转变成10吨左右的残渣。
第六问：如何控制二?英？
　　低温焚烧垃圾，是排放二?英的主因。二?英监测通常是通过在线监测焚烧温度、一氧化碳浓度、烟气停留时间、活性炭喷射量等参数来判定二恶英监测是否达标排放。二?英被称为“世界第一毒”，半衰期可长达数十年。
中国：每立方米1纳克
中国政府规定，垃圾焚烧中二?英排放标准为不允许超过1纳克每立方米。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二?英，焚烧物中应含有氯元素。因此，对混合垃圾直接进行焚烧处理，并不利于对二?英的控制。
　　在中国一直有300米安全线的说法：焚烧厂位于居民聚集区300米开外，污染就很难影响到居民健康。一份来自纽约城市大学对美国五大湖区二?英污染的研究结果显示，大湖区域中一半的二?英来自480公里以内的垃圾焚烧设施，另外一半来自480公里至2400公里外。2006年中科院环科中心调查了我国4座近期建立的垃圾焚烧炉，这些“最现代化”的焚烧炉在运行了短短2到5年后，焚烧厂区半径5百米到2公里的土地二?英含量均出现了大幅上升，4座中的3座焚烧厂区内二?英浓度均严重超标。
日本：每立方米0.1纳克
日本政府规定，排放物中二?英含量不允许超过0.1纳克每立方米。实际上，有专家认为二?英排放也没有任何最低安全值，因为二?英具有很强的累积效应。
　　日本在五六十年代曾进行过垃圾的大量无序焚烧，空气与土壤中的二?英含量均严重超标。20世纪90年代，日本大气中测得的二?英水平竟然是其它工业国家的10倍。因此，日本开始对焚烧采取最严格的管控措施：保持足够高的***温度，一般在摄氏850度到1 100度之间。焚烧炉内烟气停留时间在2秒以上，喷射活性炭等吸附剂，采用布袋除尘器对细微颗粒进行捕集，最大限度地减少二?英的生成与排放。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烟尘以及氯化氢、硫化物、氮氧化物等有害气体，采用烟气净化处理装置和除氮反应塔等，使其降至政府规定的含量指标以下。
　面对越来越多的垃圾，烧还是不烧，看似是一个艰难的抉择。作为垃圾焚烧技术的先行者，日本也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弯路，但最终还是立足于“以人为本”，保障生命的安全。日本的经验和教训值得面临同样问题的中国城市所学习和借鉴。本末倒置的现状，多头治理的困境和盘根错节利益考量，中国的垃圾焚烧，仍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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