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钓鱼执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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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鱼”
　　孙中界给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写了封求助信：“请您为河南人做主，一定要还我清白，我实在被冤枉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顾佳赟、刘耿、张欣 | 上海、北京报道
　　半块砖头被张兰平狠狠地抛起来，扔向一幢白色小楼的窗户。砖头没有砸到玻璃，落下来砸中了楼下停着的一辆丰田车。
　　很多人劝阻张兰平，这个愤怒的湖北女人仍朝着窗口跳脚怒骂。
　　小楼窗户紧闭，窗帘拉得严丝合缝。帘子的边角不时被掀起，大大小小的眼睛关注着楼下的局面，发现有愤怒的手指指向自己，赶紧又把窗帘拉上。
　　这里是浦东新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的门口。10月19日，星期一，通常在这个日子会有很多来作笔录、交罚款的人，他们多被认定为黑车运营者。
　　这个星期一的气氛有些异样。执法大队办公大厅里空空荡荡，外面却人头攒动。包工头领着戴头盔的农民工来了，民工亮着胳膊上据称是执法者殴打留下的新鲜伤疤；家具厂的小老板，卖猪肉的个体户，还有因为拉黑车罪名而失业的公司职员⋯⋯
　　最引人注目的是18岁的河南小伙孙中界，他的左手缠着白花花的绷带。5天前，被指认为黑车后，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百口莫辩的孙中界一刀剁掉了小拇指。
　　孙中界“断指示清白”引起广泛关注，网上评论已将其与“开胸验肺”相提并论。而有关部门的疑似“钓鱼”执法，再次成为焦点。
　　不少自认并非黑车但也曾遭遇“钓鱼”的人们，从孙中界身上看到了洗脱罪名的希望。
　　一条受伤的“鱼”
　　各路媒体要求孙中界坐在“浦东新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几个烫金大字前摆拍，这个来上海不到一个星期的小伙子，已经会很娴熟地配合了。看到这么热闹的场面，他甚至还有些兴奋。
　　孙中界告诉《瞭望东方周刊》，10月14日晚，他举起菜刀剁下自己的小指时，一点疼都没感觉到，只觉得心里的冤屈要找个地方释放，“这样陷害人，我怎么也想不通！”
　　他的哥哥告诉本刊记者，手指已经接上，未来功能还是要受影响，接近4000元的医疗费，差不多是他两个月的工资。孙中界打断哥哥：“如果我能用一根手指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这也值了！”
　　那是他来上海的第三天，也是在一家建筑公司上班的第二天。他的任务是开着一辆白色面包车从宿舍接工人去上班。
　　当日19点30分左右，孙中界去公司取油卡，到鲁汇加油站加了油，然后准备去航头接工人。他沿闸航路由西向东行驶，驶至召泰路口，一名20出头的背挎包男子拦住了他。“兄弟，帮帮忙吧，我穿得少，冻了一个小时了，实在等不到车。”
　　“见他可怜，我放他上了车，还与他聊天，他说在搅拌站工作。”路上，那名男子主动谈钱，孙中界没吭声，行驶了不到1分钟，男子就叫停车。与此同时，他从裤子右侧口袋里掏出10元钱扔在驾驶台上。
　　“他右手掏钱，左手拔车钥匙，左脚踩刹车板，这三个动作几乎是在同一时刻完成的，就像训练过的杂技演员。”孙中界向本刊记者比画着说。他还没有从这个突然变故中回过神来，车右侧已驶来了一辆金杯车，车上跳下七八个人，卡脖反扭手臂将他强行送下车。孙中界拿出手机想报警，被一把夺去。
　　金杯车将他运送到一个无人的小巷内，早有一辆依维柯等在那。车里已经扣了何亚雄，一位开家具厂的四川籍工厂主。带着“执法”臂章的人拿出一式三份的文件要孙中界签字，但却用手捂住文件内容，他起初拒绝，最后因为尿急，不得不签，才被允许在6个人的监视下去上厕所。
　　孙中界、何亚雄在依维柯上干坐着。半小时后，一名河南许昌籍司机被押上来；再过半个小时，江西籍包工头邹长根也被押上来⋯⋯
　　直到离开依维柯的时候，孙中界才弄明白，自己的罪名是“非法营运黑车”。
　　一群愤怒的“鱼”
　　获释下车时，发还给何亚雄的手机没电了，他借用了孙中界的，他们因此取得了联络。而在周一，他们又在执法大队门前碰到了邹长根。
　　此前，“鱼”们在执法大队面前都是一副忍气吞声的模样，但是断指事件使所有“鱼”的心态都发生了变化。邹长根带了五六个民工，扛着一箱饼干和一箱矿泉水，坐在执法大队门前马路牙子上，自称要“自带干粮闹革命，非要讨个说法出来”。
　　孙中界所属庞源建筑机械工程有限公司的项目管理部经理赵敬华也很激动：“上海还有没有解放军，来打土匪啊！”
　　群众的情绪在发酵，执法大队的冷漠态度又恶化了这种情绪。门卫对每一个来访者说：“大队长、副大队长们全都出去开会了。”但却有眼尖的人确信自己从某个窗户后看到了向下张望的某队长，并嚷嚷了起来。在信访接待员抢夺本刊记者手机时，群众自发保护。
　　孙中界的哥哥很会借用媒体力量，在他的笔记本上记录着央视、《大河报》和《河南日报》等媒体的联系方式，事发后，河南电视台的记者一下飞机就直奔执法大队。
　　孙中界无奈中给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写了封求助信，寄回老家：“请您为河南人做主，一定要还我清白，我实在被冤枉了⋯⋯”
　　媒体的关注，对于“钓鱼”执法的质疑，使之前已经结案的案主赶来执法大队寻找转机，在场者称联合百八十人一起上访不成问题。
　　据本刊记者现场调查，这些自称被冤枉的司机的经历有几个共同点：一是所驾车辆外地牌照居多；二是车辆多为金杯等面包车(据说是因为面包车驾驶和副驾驶之间没有障碍，“钩子”踩刹车时便于行动)；三是大多都在夜间被抓；四是执法地点多在偏僻郊外，每起抓捕都有七八名执法者共同行动，然后用一辆“摆渡车”将上钩的“鱼”送到无人处停泊的一辆依维柯上。
　　许多被定性为黑车的案主，看起来缺少非法营运的主观或客观原因：孙中界被抓时只来上海三天，基本上只认得自己工作要走的路线；吴大朋的车里放着许多盛生肉的塑料筐，散发着熏人的臭味；邹长根被钓时车里还载着4名农民工，正急着送他们上工；本刊记者登门核实何亚雄的情况时，发现他是荣瑜家具厂的合伙人，年收入三四十万元；丁德根的车，3年才开了6万公里⋯⋯
　　也有豪华车被钓。有在场者称，奉贤建交委一刘姓副主任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被查处的黑车中有宝马、有奔驰”，事后可能觉得不妥，要求记者将这句话抹去。
　　“这些有钱的车主还会用宝马来做黑车生意？”上述在场者称。
　　被禁声的“鱼”
　　19日，孙中界到执法大队作笔录。因为他出名了，执法大队的接待更认真，笔录时间超过了一小时。“主要是将事发经过问了一遍，问得非常详细。”孙中界说。而其他有类似经历的人称，他们的笔录时间大多为5至10分钟。
　　称自己在9月初遭遇“钓鱼”执法并将执法大队告上法庭的上海市民张军(化名)说，所有笔录都是统一格式的。他告诉本刊记者，自己在做笔录时被问：“你是不是收钱了？”他答：“没有。”但签字时却发现，笔录上赫然写着：收了。
　　每一位接受本刊采访的车主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细节---他们被要求在另附的白纸上写一份“放弃陈述、申辩权”的声明。执法人员明确表示，如果不写这份声明，就不能取走被扣车辆。
　　几名被执法者主动要求本刊记者查看身上的伤疤和乌青。邹长根手下的民工，胳膊上的伤口还未收口；张兰平的手臂、腰部都有乌青；孙中界的裤子也被撕破。情绪激动的张兰平向在场的每一个人诉说着她的故事，“女人他们也打啊”。
　　“晚上11点多，孩子闹着要吃薯片，开车出门买点零食没想到就遇到了钩子。”张兰平说，在一家KTV门口，3男1女拦下了她的车，称喝多了，请求搭一段车。车子开了不到1公里就进了“伏击圈”，4个人分工明确，有人扔下10块钱，有人拔出钥匙，有人打开车门。张兰平以为遇到了抢劫，大喊救命，被卡脖子反扭手臂，挨了一顿打。
　　孙中界案使得这些幕后的小动作都被端上台面。舆论和当事者激愤的情绪，给了政府很大压力。10月19日，以一名浦东新区副区长为首的特别调查小组成立，将对包括执法人员在内的当事人展开全面调查。市政府承诺：“对采取非正常执法手段取证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严肃处理。”
　　但是，从“开胸验肺”到“断指示清白”，用这种过激的方式才能换来舆论和有关方面的重视，似成规律；并且这种重视能持续多久、有何效果，仍未可知。
　　变黑了的“鱼”
　　北京律师郝劲松代理了著名的张军案。张军因帮助一名自称胃疼的乘客而上钩。一个不断被媒体提及的细节是，张军自辩载客出于助人，执法人员反问：“人家胃痛关你什么事？”
　　网友和车主用黑色幽默表达着无奈。现在上海的私家车上流行的招贴是：“本车拒绝一切搭载求助，临盆产妇、车祸、中风、触电、溺水，都不关我事，尤其是胃疼的。”
　　郝劲松认为，“钓鱼”执法的一大恶果就是道德灭绝。“执法大队一方面标榜自己的良好执法形象，提倡市民展现良好素质，一方面却鄙视并打击张军好心载人的行为，这会加剧政府权威和公信力的减退。”
　　经历了“钓鱼”的案主，心态大多发生了变化。憨厚的“90后”孙中界连连摆手：“以后不管是谁，我再也不会伸援手！”何亚雄说：“助人之前一定要先报警备案，证明自己清白之后再说。”
　　更加反讽的是，曾被“钓鱼”抓黑车的蒯多刚，现在成了真正的黑车司机。本来他是带车求职，在一名香港老板的手下做工，因为黑车之罪丢了工作，生活无着落的他说，现在只能去营运私车。徐西全在吉利车被“钓鱼”后也成了失业人员，如今也靠经营黑车为生。
　　被钓过的“鱼”，有些就这样变“黑”了。
　　基于这些负面效果，郝劲松越发觉得打赢张军案非常必要。“虽然我对胜诉没有太大把握，但在不久的将来，政府将取缔‘钓鱼’式执法，对此我很有信心。”
　　在此之前，还没有车主在黑车官司上告赢政府部门。孙中界的断指，使更多人看到了希望，一些律师也跃跃欲试。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律师张伟和上海秦建铭律师事务所都主动联系了孙中界，表示可以提供法律援助。
　　血气方刚又稚气憨厚的孙中界，并不了解律师们要用他切下的手指做何文章，他目前想要的只是还他一个清白，还有，“4000元不到的医药费给我报销就行了。”
　　遗憾的是，10月20日上午，浦东新区相关部门对外公布称：经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全面核查，“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
　　这个结论更令舆论沸腾，新浪网友的评论达5000余条，几乎无人认可这个结论。“作为‘运动员’的当地执法局，又当‘裁判员’，这样的调查结果有谁会相信。”“自己的刀儿削不了自己的把”⋯⋯
　　孙中界要求与“乘客”当面对质。据本刊记者向浦东新区有关负责人求证，得到的信息是这名“乘客”系外地来沪务工人员，“跑码头和做生意的”。
　　本刊记者采访孙中界和何亚雄时，他们描述的乘客特征都为身高1米7左右的男子，很瘦，头发往后梳。从外貌描述上看，他们遇到的“钩子”很相像。
　　上海的“倒钩事件”，远远还未到落幕的时刻。
&&& “钓鱼”路线图
　　“钩头”选“钩子”，通常是到有聚众赌博现象的棋牌室里物色人选，那些欠了赌债、急需赚快钱的人是他们最中意的。而外表遴选的标准则是，“看起来像真正的普通乘客”，为了装得像，其中甚至还有孕妇和老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耿、顾佳赟 | 上海报道
　　怀揣一把螺丝刀，吴大朋在上海浦东的恒桥路逡巡了整整一个星期。要不是妻子哭闹哀告，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闹出人命。
　　吴大朋是个***的个体户，东北人。他要找那个算计了他的“钩子”拼命。
　　从2008年“从事举报的协查人员”陈素军被黑车司机刺死案，到今年的张军案，“钩子”一词已经在上海流行了一年多---舆论相信，上海城市交通行政执法部门疑似“钓鱼”式执法，派“协查员”佯装乘客去搜集黑车非法载客证据，而这些“协查员”就被称为“钩子”。
　　一年多过去了，黑车依然常见，而私家车主却频频“上钩”，被指认为黑车，遭遇巨额罚款。
　　吴大朋就是上钩的“鱼”。他告诉本刊记者，7月20日，他向一名路人提供了搭顺风车的帮助，没想到对方正是“钩子”。被认定为黑车运营之后，他缴纳了1万元罚款才将车取出。不仅如此，他还损失了一段金项链---他告诉本刊记者，在被“执法人员”拉扯殴打的过程中，脖子上小手指粗的金链子被拽断，丢了一大截。
　　像吴大朋这样自发去调查和追捕“钩子”的司机不在少数，他们都有类似的被“钓”经历。陈瑞勤是最勤奋的“鱼”之一，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的民间调查已进行了一年半，差不多摸清了“钓鱼”式执法的整体脉络。
　　停车场疑似“钓鱼”执法集散地
　　陈瑞勤是上海博园绿化建材有限公司职工。日，他驾驶长安面包车在北松公路准备加油，车刚停，一个小青年拉开车门就钻进来要求搭车去马桥俞塘村。因为正好顺路，陈瑞勤就让他上了车。经历了一番“钓鱼”执法的“规定程序”后，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扣了陈瑞勤的车，要求罚款1万元。他不服，将执法大队告上了法庭。
　　从2008年5月到年底，经过行政复议、法院一审、二审、申诉，陈瑞勤均告败诉，但他没有放弃，一面进行调查，一面等待转机。“媒体介入并将此事公开，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了吧？”他说。
　　至今，他那辆车牌号为沪BK7467面包车，仍被扣在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专用停车场内。该停车场名为“上海梅陇储运服务公司停车场”(原都保停车场)。陈瑞勤在此长期蹲点观察，他告诉本刊记者，曾见到多名眼熟的“钩子”神秘出没，包括钓他的“乘客”许大猛。“钩子”们衣服里藏着对讲机，有时候陈瑞勤甚至能听到对讲机里的声音：“又来了一辆！又来了一辆！”
　　停车场里车子进进出出，换了一茬又一茬，陈瑞勤的那辆面包车兀自停在原处，遭受风雨日晒。每天50元的停车费，是执法大队催促车主尽快交罚款和领车的理由之一。陈瑞勤拖欠的停车费，至今累计已达2.5万多元，而他那辆旧车也未必值这么多钱。
　　“我不打算交了。”他对本刊记者说，“因为我坚信，不仅扣押我的车的行为有问题，而且这个停车场本身，就是某种违法营运的产物。”
　　都保停车场在建成后一直“门前冷落车马稀”，陈瑞勤说，据他了解，与执法大队关系密切的梅陇陆姓老板找到都保的老板，希望联营，租给执法大队做停车场。
　　2008年5月，执法大队委托上海申莘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这个停车场进行招标。据中国建设招标网上的招标文件显示，“违章车辆停车场项目”，预算金额2458500元，招标编号：闵采招。
　　都保随后中标。一个冷清的停车场，就这样成了年收入数百万元的膏腴之地。陈瑞勤说，据他调查，停车场的利润主要来自两块：一块是区财政拨款，一块是黑车的停车费。
　　“既然是吃公款的执法专用停车场，怎么能重复收费呢？”他质疑。闵行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给他的书面答复是：“从日至11月期间的停车费用，仍按照之前的相关规定执行。”2008年11月，是该违章车辆停车场正式启用的时间。
　　这意味着，自2008年11月起，就不该再收取暂扣车辆的停车费。“但他们依然在收，每天48~50元。”陈瑞勤说，“我查过，这个停车场属于六类停车场，按照物价局规定，每天封顶只能收24元。”
　　与陈瑞勤一起接受本刊采访的李先生，出示了一张缴纳停车费的***。“我的车停了不满10天，也要按照10天的‘起步价’收费，一共480元。”***内容是“非法营运黑车”，开票单位是“上海梅陇汽车运输队”，内容一项显示不出是停车费，而开票单位，更是并非收钱的执法大队。
　　每到周一，是被扣“黑车”车主集中来进行笔录和领车的日子，这天的停车场总是格外热闹。除了神秘的疑似“钩子”者、袖标上写着“执法”的工作人员、车主，还有守候在门口的“黄牛”，他们专门负责“捞”车。
　　这个特殊的停车场，就像一只展示“钓鱼”生态链的大“鱼缸”。
　　黄牛与钩头
　　“想早出来吗？”10月19日，本刊记者在浦东新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门口暗访时，一名“黄牛”主动上前搭讪。这名“黄牛”递上来的名片上写着：朱正明，上海市双弓太阳能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牛”熟练地报出了执法大队几名负责人的名字，他提供的服务有两类：一类是快速取车，罚款数不减；一类是少缴纳罚款。报酬一般为两条中华烟或等值的钱。
　　按照上海市有关规定，对黑车的罚款为2000元至5万元，弹性如此之大，这也是令吴大朋困惑和不满的。“为什么有人交3000，有人交2万？”
　　“黄牛”特别警觉，遇到“咨询”一定要先问客户的车牌号和被扣时间，据此判断对方是不是真正的“客户”。他们自称掌握着一手、全面的执法资料。
　　根据被“钩”者们的描述，“钩子”们基本上打一***换一个地方，艰难的生存状况和风险系数颇高的“工作”，使他们只能像老鼠一样过着地下生活，而钩车的“高收益”又使他们冒险亮相。
　　自称被“钩”者张兰平说，她的一个老乡，2007年春节在奉贤南桥被“钩”，2008年在嘉定又碰到了这名“钩子”，老乡带人将“钩子”一顿狠揍，索回了罚款。
　　2008年“从事举报的协查人员”陈素军被刺死，不少被“钩”者都熟知她的故事：陈素军经营着一家小发廊，生意惨淡，情人阿山是名职业“钩子”，劝她一起去钩车。刚做上此行不久，陈素军上了21岁的司机雷庆文的车。发现自己中了埋伏之后，雷庆文锁上车门哀求道：“大姐，我刚刚被钩过，你就放了我吧。”陈素军不同意，被走投无路的雷庆文刺死。
　　知情人说，执法大队给陈素军赔了58万元，称其为“协查员”。“真便宜了阿山！”知情人称阿山拿着这笔赔偿款，早改行不做“钩子”了。
　　“钩子”的上线就是“钩头”。 据陈瑞勤称，在闵行区，在他了解的范围内至少有3名“钩头”存在，他们都与执法大队关系密切。
　　据陈瑞勤等人称，“钩头”选“钩子”，通常是到有聚众赌博现象的棋牌室里物色人选，那些欠了赌债、急需赚快钱的人是他们最中意的。而外表遴选的标准则是，“看起来像真正的普通乘客”，为了装得像，其中甚至还有孕妇和老人。
　　根据众多被钩司机指称，从口音上辨认，“钩子”大多来自安徽，甚至有人更具体地说，“钩子”多来自寿县一带。
　　据陈瑞勤等估计，整个上海市，目前至少有上千名“钩子”。每钓一辆“黑车”，“钩子”得300元奖励，“钩头”得200元。一个成熟的“钩子”，月收入少则两三千元，多则五六千元，而“钩头”每个月能净赚1万至2万元。
　　尽管有关部门并不承认“钓鱼”执法的存在，但10月22日，已有一名“钩头”打上马赛克在央视新闻中亮相。他直言，“钩”一辆车得利500元，“我坐在点上200，抓车的200，还有100块回扣。”
　　他说，一个礼拜出去抓一次，200辆左右。客管所和“钩头”联系，一个区一两个“钩头”。“钩子”很多，是随便找的。他手下最多有约20个“钩子”。在找钩子的时候，会和他们讲清楚怎么做，比如把手刹拉掉，电门钥匙拔掉。
　　“做的时间长了，自己心也慌，手也抖，没意思，想想太缺德了。人家辛辛苦苦五块十块做下来的，你一搞就是一万。”他在央视镜头中这样说。
　　有趣的是，对“钩子”的奖励，可以从相关法规中找到渊源。
　　据2006年上海市政府第60号令(《上海市查处车辆非法客运规定》)，允许现场录音、录像作为有法律效力的证据。当时媒体评论称：这一举措将有效解决打击黑车取证难、执法难、处罚难的问题。
　　配合60号令，闵行等区公布了《打击黑车有奖举证制度实施办法》，凡成功举报一辆黑车，可以获得500元奖励---这恰好是“钩子”和“钩头”分享的奖金总额。
　　在《办法》颁布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无市民响应，区执法大队负责人甚至不无遗憾地对媒体说“没想到市民反应这么冷淡”。 随着陈素军命案真相浮现，执法大队主动组织“钩子”协助执法也逐渐被媒体曝光。人们发现，“打黑”举措似乎早已暗自变味了。
　　根据60号令，“钩子”们配发了录音笔或MP3等“生产设备”。陈素军的遗物中就有执法大队配发的一支黑色录音笔，里面录的最后一段话是：陈素军说“不要动！”雷庆文说“捅死你！捅死你！”
　　钩子的另一样重要工具就是套牌车。“钩子”成功地钓上鱼之后，迅速躲进使用***的车里，被安全运送到下一个“伏击点”，使用套牌据说为了逃避报复。陈瑞勤曾在网上多次核查过可疑的“钩子”用车，发现这些车牌基本都是***。
　　讽刺的是，使用套牌车的行为本身就是被严查的执法行为。为张军代理诉讼的北京律师郝劲松认为，允许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证据材料，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7条规定。
　　“只进不出”的执法大队和“一再妥协”的法院
　　措施得力，工作有效，行政执法大队收到的罚款总额，像滚雪球一样迅速膨胀。
　　见于闵行区官方网站的《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中提到，在两年时间里，该大队“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
　　据陈瑞勤等人称，市总队下达的指标平均到每个区约为3000辆。而本刊记者致电询问市总队是否对各区查黑车执法情况进行监管，得到的回答是：“这个我们不管，是由各区县承包的。”
　　对于查处黑车的成绩，浦东新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副队长严良民告诉当地媒体：“具体的数据我没有办法提供，也担心相关数据落入‘有心人’之手，大肆做文章。”
　　上海市交通管理部门的负责人曾称，所有的非法营运罚金已全部交给上级财政。严良民也表示，所有罚款全部上交国库，“我们接受罚款的那个账户是只进不出的，我们没有从那个账户上取钱的权限。”
　　10月18日下午，郝劲松用19封邮政特快专递，从北京寄往上海市18个区县的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以及上海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公布交通执法部门查获非法运营的“黑车”后全部罚没款上交财政的金额、财政返金额、奖励配合执法举报“黑车”的“乘客”金额等。
　　郝劲松觉得，有理由怀疑，巨大的罚款金额可能使交通执法部门不择手段，他认为，“钓鱼”执法“已涉嫌有组织犯罪”。
　　陈瑞勤说，在闵行区人民法院的初审中，代理审判员曾劝他：“你妥协一下算了。”一审败诉，准备上诉时，执法大队某副队长劝他：“你车还要不要啊，停车费不收你了，但是你必须要承认你做了黑车。”
　　陈又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次败诉，决定申诉。他说，接待他的一名50出头的老法官劝他：“你不要再搞了，我们放车，1万块钱也不收你了。”陈瑞勤兴冲冲地去取车时，又被告知要交4000元停车费，不要***2000，陈再次拒绝了。
　　陈瑞勤告诉本刊记者，区信访办一名工作人员还对他说：“别再折腾了，你的官司不可能赢，要是你赢了，之前所有的案子怎么办？市里几年来收的这么多罚款怎么办？”
　　“要是我真是黑车，他们为什么要跟我一再地妥协？”陈瑞勤说。
　　黑车的秘密标记
　　快速增加的罚款，彰显着打击黑车的成绩斐然。而人们身边的黑车却似乎未明显减少。在交通不是特别便利的宝山、闵行、奉贤、南汇川沙等近郊地区，时常可见着黑车的身影。
　　在有的地方，黑车甚至已形成一定规模，常年固定在某些大卖场或小区门口载客，正规出租车却不见踪影。在浙沪、苏沪交界的高速路段，因为监管责任不明确，黑车活动也十分频繁。
　　“老百姓都知道哪里有黑车，执法大队会不知道？”陈瑞勤说，“不是执法大队不知，这些黑车司机，往往认识‘钩子’，他们会定期给资深‘钩子’交信息费，每次抓黑车之前，有人会走漏消息，通风报信。”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了两名黑车司机，曹姓司机开普桑，庄姓司机开标致307。他们说，行内公认的生存诀窍就是每年向“钩头”缴纳约6000元的‘保护费’，然后在车上做一处只有他们和“钩子”看得懂的暗号，“钩子”看到暗号就会就放手。“暗号是什么，实在不能告诉你们。”
　　“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这种交通执法单位、司机和钩子之间的利益链条或者复杂纠葛，应该如何终结？”郝劲松说。
　　有时也会出现大水冲了龙王庙的误会。据称，一个“钩子”误钩了“钩头”姐夫的黑车，车被扣押后，这个“钩头”赶紧帮助姐夫打通关节，车辆只被扣留一天就拿到了放行单。
　　也有一些“钩子”撇开执法大队单独行动，谎称自己是执法大队的。这种不合江湖规矩的行为为黑车司机们所憎恨，所以黑车上一般都有防身之物，有的是水果刀，有的是打磨过的大号起子，有的是钢管。“就是为了对付‘钩子’。”
　　黑车司机们的日子过得也不舒心，扣除各种费用之后，每月盈余一般只有2000元左右。“与我开大卡车时的收入差不多，只是没那么劳累。”曹姓司机表示。
　　有媒体2008年时报道说，“钩子”中，也有一些是黑车司机主动“转身”而成的。在圈内颇有名望的“钩头”罗雄就是从黑车司机转化来的，一路从“钩子”做到了“钩头”，最风光时手下有20多个“钩子”，通过***管理。5年的“钩头”生涯帮助他赚取了第一桶金。后来“退出江湖”，成为一家小厂的厂主。
　　执法总队是“全国交通系统依法行政示范单位”
　　为何“黑车”狠打而不减？在出租行业已工作了20多年的上海市出租车行业工会主席陆剑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黑车治理执法存在很大难度，(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如何认定黑车是最大的问题。”
　　虽然很多居民一眼就能辨认出哪些是黑车，“但如果(黑车)司机否认收钱，车上乘客也不承认，那就很难认定。”陆剑虹说，由于黑车取证难，又有利可图，这一队伍日渐庞大。许多“黑车”司机花一两万元买辆旧车运营，如果被执法大队抓个现行，他们宁可弃车而逃。
　　出租车行业协会也曾多次向上级主管部门和市政府反映，希望能集中整治非法运营的“黑车”，“但均未引起有关部门重视。”陆剑虹感到十分失望，“如果当时就开始整治，黑车未必会像今天这么猖獗。”
　　“那时对黑车的整治相对滞后，连黑车由谁管的权责都不明确。”陆剑虹记得，因为政府各部门互相推诿，遭到黑车排挤的正规出租车司机往往投诉无门，“报警，***把责任推到工商管理部门；找工商，工商也管不了。”陈剑虹回忆说，当年有个“的哥”陈某发现自己的出租车有多次违章记录，而他认为自己一直遵守交通规则，但交管部门并不相信他的解释。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陈某天天等在违章路口，终于亲手抓住了那个套牌黑车司机。
　　2006年元旦，上海市城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成立。这个统一负责各类交通违章处理事宜的处级单位，隶属于上海市城市交通管理局。2006年人员编制362名，内设6个职能科(室)，共辖16个执法大队。
　　上海市城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成立之前，出租车管理处负责打击非法营运；后上海市公安局实行按地管辖，将“黑车”打击转给交巡警总队。
　　执法总队成立后，打击非法营运车辆的手段从原先的稽查调整为行政执法。而此时，黑车非法营运现象已相当严重。
　　据公开信息，上海市城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成立3年来，每年查处各类交通运输违法、违规行为5万多件，2009年被交通运输部评为“全国交通系统依法行政示范单位”。
　　但一方面是查处黑车时极端事件频出，执法大队屡遭“钓鱼”指责；另一方面则是黑车屡禁不绝。
&&& “钩子”阴影下的村庄
　　黑车司机与“钩子”的关系很微妙，既是死敌，另一方面，也有黑车司机会偶尔做“钩子”以赚取外快。甚至有黑车司机在多次被钩后“入伙”，转身成为他们原先最痛恨的“钩子”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蔚 | 安徽寿县报道
　　在陈瑞勤等疑似“钓鱼”案的当事人口中，与神秘的“钩头”、“钩子”一同被屡屡提及的，还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安徽寿县丰庄镇。他们说，许多“钩子”就是从这个偏僻的小镇走向上海的。
　　为此，《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深入丰庄镇，一探究竟。
　　“黑司机”输出地
　　从位于皖北的寿县县城出发，经过半个多小时高低不平的土路，可以看见一侧路沿的高坡下延伸出一条百来米的街，街口的***围墙上，牌匾似的挂着幅印有***号码的广告牌---“紫玫瑰婚纱摄影”。这就是丰庄镇最繁华的集市。
　　丰庄镇地处沿淮，下辖的16个村1个街道内，有8个村属沿淮行蓄洪区，4个村属肖沿湖内河蓄洪区，一直是个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乡镇。
　　在这儿，平均每个人能分到一亩七分田地，一年两季分别种上小麦、水稻，刨除农药、化肥等原材料费用，一亩地目前的纯收入，每年约有元。
　　上世纪80年代末兴起了“打工潮”，大约从1989年起，丰庄镇的青年中，陆续有人去上海、苏州等大城市打工。
　　“在丰庄，只有50岁以上的人，才在家种地。年轻的统统出去了，过年才回来。”村民张玉堂(音)坐在自家开的小杂货店门口，对本刊记者说。
　　薛湖街道居委会主任郭大章告诉本刊记者，近几年随着各种优惠政策的颁布，耕地抛荒现象大大减少，但外出打工仍是当地农民创收的大头。“出去打工的各行各业都有，男的许多去了建筑工地，女的一般就去服装厂，一年能有好几万。还有搞个体的，开出租、开摩的、开工程车，一年能赚十几万。”
　　“搞个体的”，听上去风光无限。可在他们实际生存的上海，这些人被称为“黑司机”，是执法部门的严厉打击对象。
　　有知情村民向本刊记者描述“黑司机”的境况：“不敢出去，一出去就怕被抓，怕被‘钓鱼’。一天就出去两次，中午一次，晚上下班时一次，还不一定就有生意。有时候一天就挣个二三十块钱，就是讨口饭吃啊。”
　　但艰难的生存依然不能击退村民对发财致富的渴望。“只要有点钱的，都会买部小车，赚点外快。”村民胡庆祥(化名)告诉本刊记者。
　　他告诉本刊记者，每逢过年，平日简陋冷清的农舍门前，会突然停满从上海、苏州等地开回来的大小轿车，热闹非凡。
　　“整个寿县一共有1500辆在上海经营的黑车，基本集中在三个地方，闵行区、浦东新区，还有奉贤地区。”薛湖街道的刘传富(化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不光丰庄，整个寿县都是“黑司机”的输出地。
　　神通广大的老乡
　　刘传富本人就是个黑司机。
　　起先他对自己的身份讳莫如深：“我们搞个体的，不好说。”直到本刊记者提起“钓鱼”事件对司机的伤害，他才说起了自己的经历。
　　刘传富自称是整个寿县第一个开工程车的，有12年驾龄，至今已带出五六个徒弟：“我是拿年薪的，一年5万，包吃包住包所有的开销。”两年前，他买了辆小车，工余时做点生意。
　　因为父母年迈，刘传富这几日特意回家帮着收稻谷，徒弟此时还在上海代他开工程车。
　　刘传富的弟弟刘传喜(化名)，二十五六岁，原本是个电焊工，技术不错。刘传富说，弟弟看他“搞个体”，总寻思着买辆车，多赚点钱。2008年初，他七拼八凑了四万多元钱，买了辆QQ，心惊胆战地开了一年不到，在上海北松公路附近被“钩子”钩走了。
　　事发后，一个在上海混了30多年的寿县老乡托人带话给刘传喜：“车别想拿了，补偿你一万块钱。”
　　刘传富说，那个“老乡”行踪诡秘，与交管大队关系密切，据说可以极低的价格赎回车子。“我们要罚1万多块钱才能赎出车子，他只要花6000块。”
　　刘传喜的车再也没回来，据说被“老乡”赎走了。辛苦投资的钱打了水漂，还欠着2万多元债，只得回到工厂干起了电焊的老本行。
　　没人能确切地说出那位神通广大的“老乡”老家在哪儿，传闻是丰庄镇附近涧沟镇方圩村一带的，在上海早买了房子。据说，他原本在闵行区的长途汽车站给人卖过票，拉过客，各方关系熟稔。至于他的具体身份，究竟是黄牛、钩子，还是钩头，没人能说得清。
　　“这些人和车管所的关系很近，要常常给他塞个烟啊酒啊，如果不打理好，就找人钩你。”刘传富的婶婶说。
　　刘传富的姐夫徐志胜也在上海闵行开黑车，据说曾在一星期内被“钩”了两次，罚了两万多元。但当本刊记者找到徐志胜时，他对“钩子”的话题却极力回避，连连摇头：“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用？”
　　他的脸上写着疑惧和不耐烦，闭口不谈是否认识“钩子”，转身就走。
　　有知情人士称，黑车司机与“钩子”的关系很微妙，既是死敌，另一方面，也有黑车司机会偶尔做“钩子”以赚取外快。甚至有黑车司机在多次被钩后“入伙”，转身成为他们原先最痛恨的“钩子”。
　　“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村民陈传清也开过几个月黑车，因生意不好转了行。洗手不干后，却被“钩子”钩过一次。
　　2006年春天的一个早晨，陈传清在奉贤驾车运货，两个喝得醉醺醺的中年男人拦下车，说要去前方的光明加油站。
　　陈传清说：“我看他们穿着大众修配厂的黑色工作服，以为他们是去上班的，就带上了他们。也没跟他们谈价钱。”
　　两名男子一前一后坐上车，车一驶近修配厂大院，前排男子突然拔下了陈传清的车钥匙，同时后排男子用手卡住了他的脖子。他还没明白过来，院子里冲出六七个人，跳上了他的车。
　　“和抢车没有两样。我当时就跟他们打了起来。”陈传清说。
　　最终的结果毫无悬念。陈传清看到，一辆桑塔纳轿车很快接走了那两名黑衣男子。
　　后来，陈传清对“钩子”的“钓鱼”门道也摸出几分：“他们专在你无路可逃的地方打埋伏，比如厂区的大院、死胡同。”
　　他还听说，“钩子”身上是带芯片的：“芯片可以定位，这样埋伏好的人就知道你来了。”
　　各个区的车管处有时还会跨区“互钓”。
　　在陈传清叙述的过程中，陈妻一直情绪激愤：“这些人伤天害理，人家说，钩子就是我们当地人，丰庄街上就走着钩子。”
　　刘传富也说：“‘钩子’就是我们自己人，丰庄就有。”但他没法说出具体是谁。
　　“如果知道谁是钩子，他活不到第二天。”刘传富抡了抡胳膊，“寿县就有1500辆车，一人一万块，他得坑多少钱？还不被人往死里打？”
　　不过，陈传清也说到，他还曾碰到过两个“钩子”，和他说普通话，两人之间说的是上海话。他推测，也可能有上海本地人做“钩子”的
　　被黑车司机当场识破的“钩子”，将直接面临死亡威胁。刘传富告诉本刊记者，同村的薛文(化名)有一回开车带人，坐在副驾驶位置的乘车人突然伸手去拔钥匙---车没熄火，那是把假钥匙。
　　薛文立即明白，碰上“钩子”了。前方刚巧竖着根电线杆，他将方向盘轻轻一扭，副驾驶座位上的人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重重地撞了上去，当场死亡。
　　这件事后来被当作普通的交通事故处理了。刘传富对薛文的反应并不意外。在他看来，黑车司机和“钩子”，“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 “黑车”为何难以治本
　　每次整治，确实有很多“黑车”被交通执法部门查扣，但是缴纳罚款后，就可以把车领回，重操旧业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欣 | 北京报道
　　今年8月，交通运输部公布了这样一组数据：
　　在交通运输部和公安部联合开展的为期3个月的打击“黑车”等非法从事出租汽车经营专项治理活动中，全国共投入执法人员25.5万人次，出动执法车辆53.7万辆次，查扣各类非法经营的“黑车”24.8万辆。
　　打击“黑车”的丰硕成果，在上海城市交通行政执法部门疑似“钓鱼”执法事件曝光后，难免有些失色。
　　全国一盘棋
　　打击“黑车”，全国一盘棋。
　　2009年2月，交通运输部、公安部联合下发通知，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打击“黑车”专项治理活动。
　　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违章处理处处长岳秀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08年各地陆续出现的出租车罢运事件，诱因之一是“黑车”数量太多，出租行业市场秩序混乱。政府因此加大了“黑车”治理力度。
　　2005年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有数据显示：北京共有出租车6.7万辆，黑车约7.2万辆。而目前，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告诉本刊记者，北京的“黑车”已超过9万辆。
　　而北京市合法出租车的数量维持在6.8万辆左右，较2005年并无太大变化。
　　岳秀军告诉记者，在今年的整治行动中，截至9月，北京共查处非法经营的“黑车”12609辆，比上一年多6483辆。
　　经过3个月的集中治理，云南查获黑车8266辆，吉林查扣3300辆，四川查获4108辆，甘肃查处9700余辆。
　　打击“黑车”是场“持久战”。早在2006年5月，原建设部等6部委办就曾下发文件，要求全面清除非法营运车辆。
　　陕西省西安市汽车学会出租汽车分会会长马清和告诉记者，每次整治，确实有很多“黑车”被交通执法部门查扣，但是缴纳罚款后，就可以把车领回，重操旧业。
　　被罚的次数多了，“黑车”司机干脆把车扔在交通执法部门，“反正‘黑车’大部分都是报废车，总交罚金还不如干脆买辆车划算。”马清和说。
　　在北京，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的“黑车”将被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罚款最高额可达50万元。
　　今年，北京市交通执法大队集中销毁了447辆被扣后长期不接受处理，经公示后报废的“黑车”。
　　岳秀军说，此举对“黑车”的震慑很大。但他们的工作越来越难开展，因为更多的“黑车”躲进了胡同，躲到偏远的城乡结合部。
　　“钓鱼”目的就是“弄钱”
　　打击“黑车”的过程中，乱象丛生。孙中界断指，并非孤例。
　　2003年夏，哈尔滨交通行政综合执法支队大院里，一名4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因无法交纳巨额罚款，和执法人员发生了激烈争吵，并把一桶汽油浇在身上。后来当地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此人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系自杀死亡。
　　日，江苏无锡一陆姓男子讨要被扣的私家车及失踪的数千元现金被拒，在滨湖区交通运政稽查大队剖腹自杀。据称，不交1.3万元罚款，稽查队绝不给车，而陆某则认为，没人帮我，只能以死来证明我的车不是黑车。
　　“查处‘黑车’难在取证，很多乘客并不配合。”岳秀军解释说。
　　“钓鱼”式执法应运而生。马清和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西安也存在类似的执法方式。西安市一位姓牛的出租车司机送客人到临近的渭南市，空车返回途中被路人招停，说是去西安。司机见正好顺路就同意了。车子还没开动，几名自称是出租汽车管理处的男子就将车拦住，说其是异地营运，并处1000元罚金。
　　“那位乘客就是个托儿。”马清和说，也就是上海所说的“钩子”。
　　《陕西省出租车客运管理条例》确有规定，出租汽车不得在车辆营运证划定的范围以外驻地经营。但马清和认为，这位牛姓出租车司机并没有长期在渭南驻地经营，上述行政处罚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他说，虽然罚款中有多少上缴财政、多少返还给交通执法部门、“托儿”能分得多少提成并不清楚，但像上述案例的这类行政处罚，目的就是“弄钱”。
　　“黑车”治本必须放开行业准入
　　“2002年，原建设部等五部委曾下发通知要求：出租车有效里程利用率低于70%的城市和地区，原则上不应该再以审批、拍卖等形式向市场投放或变相投放新的运力。”马清和告诉本刊记者，出租车行业的垄断经营情况越来越严重。
　　在余晖看来，“黑车”泛滥难治，症结还在中国出租车行业管理体制本身。因此，不少学者多次呼吁放开出租车行业准入制度。
　　垄断经营下，出租车经营权自然炙手可热。虽然上述2002年通知中明确规定，出租车经营权的转让要在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管之下按照规定程序进行，但“出租车经营权”的私自交易并未消失。
　　马清和说，在西安，出租车公司购进的比亚迪汽车零售价在8.48万元左右，但如果加上出租车的经营权，这辆车就值40万。
　　他认为，一是供不应求，二是门槛过高，“黑车”屡禁不止盖因于此。
　　余晖也认为，“黑车”数量远超合法营运的出租车数量，说明出租车市场严重供不应求。“‘黑车’就是被逼出来的。”
　　2009年2月，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冯正霖称：“要建立打击非法营运的长效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出租汽车运行组织和运力投放制度，合理安排城市公交运力和调整运输线路，通过这种方式方便居民出行，从源头上遏制‘黑车’的生存空间，铲除‘黑车’滋生的‘土壤’。”
　　“钓鱼”钩出执法利益化
　　如果打击过严，黑车彻底消失，既得利益将再难获得，甚至交通执法单位的地位和重要性亦会受到影响，所以打击总是有限度的，就出现了“放水养鱼、定期捕捞”的现象
　　文 | 王锡锌&
　　“钓鱼”执法是一场荒诞的游戏，也是一条巨大的利益链。
　　“钓钩”之上的执法者，本应是公平公正化身，却在利益激励机制和任务指标压力机制下，积极地使用“钓鱼”这种悖离法律也有悖法理的执法方式。
　　其一，执法的程序正义何在？
　　要领回车，先要放弃陈述和申辩权。但《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而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这样的强制性执法，无异于告诉你：不仅要认罚，还要认输，要服从这个游戏规则。
　　其二，为什么执法变成了一种怪异的游戏？
　　执法本为保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比如打击“黑车”，是为了保护合法营运出租车和消费者的权益不受侵害。但在中国很多社会领域，执法并不一定单纯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在冠冕堂皇的说辞背后，是执法利益化。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受利益驱动的执法制度，催生“钓鱼”执法此类的利益链条，除了受害者，其他都是可悲又可气的谋利工具。
　　其实，“钓鱼”执法不独打击“黑车”特有。打击***、打击假冒伪劣，在利益驱动或高压之下，执法者为了实现管理目的，常会采取此类“勾引式”执法。这些手段甚至被合法化，既是对法律的亵渎，还会侵害社会共同体赖以和谐共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社会资源：信任和互助。
　　“黑车”屡禁不绝，根源在于垄断封闭的出租车管理制度。因此，“黑车”的存在是法律制度的产物：社会有需求，获得许可难。
　　而打击“黑车”是利益博弈的过程。为了调动执法者打击“黑车”的积极性，利益激励机制和指标压力机制共同作用，执法力度会时松时紧---如果打击过严，黑车彻底消失，既得利益将再难获得，甚至交通执法单位的地位和重要性亦会受到影响，所以打击总是有限度的，就出现了“放水养鱼、定期捕捞”的现象。
　　这种制度安排导致的利益博弈，容易给社会造成两种印象：政府打击“黑车”的立场是摇摆的；打击是概率性的。所以人们看到，打击和繁荣共生。
　　推而广之，很多制度安排并没有考虑多种不同利益的现实需求，这是执法经常陷入困境的原因。就像城管打击流动商贩，交通执法打击“黑车”，结果都是打击和繁荣共生。(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宪法行政法研究中心副主任，记者张欣整理
&让我们记住他们：
&&&&2003年，孙志刚（由于他的死亡而引发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2005年，佘祥林（被关押11年后无罪释放，暴露了刑讯逼供等问题，导致国家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议权）
　　2009年，李乔明（“躲猫猫”事件被害人，暴露了看守所内的牢头狱霸问题）&
　　2009年，张海超 （为了证明自己是尘肺而不是肺结核而开胸验肺，直接导致卫生部要求加强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
　　2009年，孙中界 （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当事人，这个来自外地的打工仔为了证明自己没有非法运营而自残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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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政府能为、为没有饭吃的人多想想吧。
干这个的都是些没有本事的人，妈的还让不让人活了。草
:干死他们&( 08:07:54)&
请政府能为、为没有饭吃的人多想想吧。
:无奈&( 11:48:46)&
怎一个黑字了得！
:&( 21:57:00)&
3 篇, 1 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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