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临 终的遗言！竟 然是这样说毛 泽?...！
广受推崇的微信公众号号：zhhdd168 小编私人微信：zhaoxing0206商务合作QQ王震同志是老一代革命家，近期出版的《王震传》中透露了王震临终时的留言，现将有关涉及***的部分摘录，供大家参考。王震同志于日在广州逝世。1992年底，王震两次与特地从北京赶来的邓力群同志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日，王震与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卫建林谈了很久。卫建林回到北京后整理并寄发广州，王震又作了补充，并交代把前几次谈话整理到一起发出。*********总书记对此十分重视，指示中央常委传阅后交中央文献研究室存档。王震在的这几次谈话涉及内容很广泛，主要有：1、中华民族要兴旺。从孙中山到***，适应了这个要求。2、***倡导改革。红军时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士兵委员会，是军队的改革。供给制到薪金制是改革，两参一改三结合也是改革。3、***主张干部的工资不要太高，干部要参加劳动，密切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的监督，想用这些办法缩小差别，防止官僚主义和产生新的剥削阶级。1955年搞军衔，有人主张高工资，差别二十来倍。当时，我任全军薪金改革小组组长，我主张工资差别不能太大，彭老总、贺老总很赞成。4、***非常重视巴黎公社经验。巴黎公社最主要的经验，是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中还有收入差别太大。我们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要按劳分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对的，但绝对不能搞两级分化。两级分化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就变了，就必然会有人造反，有人闹事，12亿人口的大国就混乱不堪。***比我们早看50年（王震遗言）***主席逝世以后，许多右派和一些不是右派的党内人士都指责***主席说，他在建国后听不进别人意见了，开始一意孤行了，事实真的这样吗?认为这是确切的事实。但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和看待这个问题的。建国以后，***和他的那些战友们在路线问题上开始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在许多问题的表决时在中央的领导决策层中确实总是属于少数。所以他有一句名言：“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的手里”。为什么他这样说呢?这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历史事实吧!***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看问题是与众不同的。总是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用一种独特的眼光来看的。所以只有他才能在革命战争时期领导着中国*********和革命群众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壮大了革命力量，不但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还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有八百万军队的蒋介石。但是，***并没有被这个伟大的胜利所陶醉,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召开的中国*********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他的同事们：“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就是***的眼光和胸襟。他想到的是以后更长远的事情。而其他的领导人可能只是陶醉在夺取全国胜利的喜悦之中，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胜利。而只有***能想到“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后的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他的内心深处所设想的中国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和别人不一样的。他率领全党和人民推翻反动的就政权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政权，而是要为人民大众建立一个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我们已经知道，在七十五年前的井冈山第一次土地革命时期，他就提出了农业的互助合作问题，因为出身农民的***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状态中，农民靠一家一户的单打独斗是永远不可能摆脱贫穷的。所以在他以后的革命生涯中，时刻把帮助农民组织起来，组成互助组、变工队，合作社当成帮助农民摆脱贫困的一个最有效的政策。在延安，***按照他的想法所组织进行的大生产，成功的粉碎了*********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包围和封锁，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进行伟大的解放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他考虑的不是胜利以后怎样只是把土地分给农民的问题。而是如何让农民摆脱几千年来封建小农经济结构，应该想办法使广大农民群众走上合作化的道路，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这就是他和他的同僚们所产生分歧的最主要原因，而且这个分歧是不可调和的。在他逝世以后，他的同僚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他才会在以后的工作过程中，在农村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与大多数人的意见发生了冲突。在一九五三年一一九五六年的全国合作化期间，***和右倾保守的领导人进行了思想上的多次较量。***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决不会妥协的，因为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几亿农民以后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在十多年以后***在与张平化的一次谈话中，***还诚恳地对他说：“你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这就是***，他看问题一下子就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上。***总是站在长远的立场上，站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来考虑的。而其他的一些领导人却基本上都是属于“摸石头过河”的理论思维。所以***的思想总是与他们的思想发生交锋而发生诸多矛盾。在建国的二十八年中一直是这样，到了文化大革命时，这种矛盾发展到了极端。所以，在他逝世以后，才会有许多领导人对他的路线进行激烈的批评和严厉的批判、并且彻底扭转了他的原来的正确路线。才会有一些右派分子恶意的对他进行指责和攻击。可是究竟是谁错了呢?到了现在***已经出来了：还是***所提倡和坚持的革命方针政策和路线是正确的。王震在他临终前发出的“***比我们早看五十年”的感叹，表达了许多曾经批评过***的老一代革命家的心声。几十年的社会实践证明：只有***的路线是对的。再举几个例子。在解放初期，***在解放初期批判《武训传》时，就有许多人不理解。那还是在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业待举、百废待兴，同时还在进行着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在那样繁忙的工作之中，***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为什么这样做呢?这是因为***同志非常重视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文化战线对那些反动思想的斗争。当时就有很多人不理解***在文化艺术上这个小问题上动这么大的火气?让我们来看看***的原文是怎么说的：“《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象武训这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极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应该歌颂的吗?”***的这些话，至今听来还是令我们振聋发聩，让我们的大脑保持着清醒。我们所谓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和封建主义文化有着根本的不同的，是应该代表着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文化，必须把人民群众放在首位。而决不是把歌颂封建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反动文化放在首位。***还说：“《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武训传》的歌颂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种的地步。”***的这些话至今还有深刻的警示意义。在“特别是”的这些年里，我国的文化艺术界对那些封建时代的皇帝、文武大臣进行了热情的歌颂和热烈的吹捧。他们把中国*********几十年的光辉历史扔到一边，把那些封建社会的反动统治阶级集团和那些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描写的十分完美，在一定的程度极大的蒙骗的毒害了一代人们的心灵。在他们的笔下和作品中，好象封建社会的统治才是最完美的统治，那些古代的封建皇帝是应该永远骑在人民群众的头上作威作福的。在那些艺术作品里，人民群众都不过是愚不可及的、甘心情愿为他们卖命的奴才。这些不正常的反历史的文化现象，和***在解放初的时候，提出批判《武训传》时所提到的那些情况又何等相似啊!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思想的伟大。把***思想称为什么集体智慧的结晶。我每当听到这句话心里就反感和发腻，大多数的人跟***差着好几个档次呢?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思想就是***的思想，我们现在都不过是如何学习运用和继承***思想的问题。和当时的任何人的思想都是毫不相干的，因为他们的思想理论水平和***的思想理论水平都相差甚远。有的人的思想甚至与***思想是背道而驰的。怎么能把他们的思想归结过***思想里面呢?真的是天大的笑话！在伟大的***时代，这样的例子多了，在抗美援朝问题上、工商业改造方面、在农业合作化方面、在大跃进时期、在党的文艺政策方针上、在对待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政策方面等等，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是利用自己的崇高威望力排众议而促成的。但是，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许多领导人和干部的思想是从几千年的封建旧社会脱胎而来，他们的思想又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改造，他们对***博大精深的革命思想也始终没有深刻的学习和领会，更不要说掌握了。所以在***逝世以后，他们就把***思想抛弃到了一边，中国在他们的领导下立刻翻了个个儿，因为他们以为自己的那一套是正确的。再例如农村的包产到户，就是没有小岗村这个落后典型产生，他们也照样会把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解散，实行和旧社会中相同的乡政府和村委会制度，他们不明白如果抛弃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没有了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思想存在的条件和基础以后，这个政权其实是和保甲长的性质是没有什么两样的。这就是他们那些人的思想水平，他们认为这样做了心里才舒服。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他们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懂***的真实思想和最终目的，不懂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所需要经过怎样的历史过程。以为他们超越了***，以为他们创新了什么先进的理论。其实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把社会又拉向了倒退。使人民群众又重新回到了旧社会的生活秩序，重吃了二遍罪、又受了二茬罪而已。然而。使中国人民感到荣幸的是中国出了个伟大领袖***，他曾经领导人民推翻了反动的统治阶级，成功的建立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让中国人民知道了什么是什么是阶级斗争?什么是剥削和压迫?又在他的晚年不惜一切代价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进行了一次政治大演习，使人民知道了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什么是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什么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和封建文化。给全国的革命人民群众上了一场生动的阶级教育课。这就保证了那些资改派们即使掌握了政权，也不能随心所欲的把我们的国家改变颜色。因为有几亿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民在用眼睛盯着他们呢?到了一定的时候，人民群众就会在我们党的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者的带领下把资改派们赶下台。相信***三十多年前的预言早晚一定会应验。苏联没有出现过***这样雄才大略的领袖，所以，苏联人在懵懵懂懂中就易帜了，东欧各国没有出现***，也在懵懵懂懂中易帜了。但是中国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因为我们中国已经有过这样的预演。***已经给中国人民提前上了一课。印度没有出现过***，他们的人民群众就只能永远在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挣扎。这就是为什么***在建国以后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主要原因。因为那些人中的大多数都不过是一些民主革命派，他们的步伐一点儿也跟不上***的步伐，***只好带领拥护他的人民群众一起前进了。***和他的思想只属于人民和真正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人，而不属于任何目光短浅、因循守旧、思想落后的领导人以及一些利益集团。 中国人民的最大荣幸和骄傲：就是因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我们中国人民应该为此感到荣幸的自豪。没看够？更多好文在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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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军队文化革命的方针和三个阶段&
军队的文化革命对全国的文化革命是举足轻重的。稳定军队，还是搞乱军队，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
一九六六年五月间，叶剑英元帅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林总提出的军队文化革命总方针是：军队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既要搞好革命，又要保持战斗力，加强战备。这是完全正确的方针。从元帅到军委常委及参加会议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院校负责人，都完全拥护这条方针。
军队当时的三大任务是：战备、国防施工、农副业生产。文化革命初期，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各项工作都搞得很好，军队的战备一直是常备不懈的。
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以前，对军队的文化革命，都是中央军委常委直接领导的，从批判罗瑞卿开始的。各级党委通过批罗，使军队进一步团结起来了。一九六六年十月以前，即军委《紧急指示》发布以前，各级党委的精神状态很好，认真抓各项工作，一点害怕和顾虑都没有，甚至觉得文化革命是学生的事情、地方的事情，军队是不介入的。地方上的不少领导干部，对军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时的状况是十分羡幕的，他们在军队都有老战友，不少人还在军队避过难。
当时的军队文化革命小组，是在总政领导下的，组长是刘志坚。工作人员都是总政的，同时，也从各军区选调一些人来协助工作，以记者的身份做联络工作和调查研究。这期间，叶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每个星期至少开一次常委会，而且多数都是扩大会议，讨论军队的文化革命。全军文革的正、副组长以上都列席会议。在军队还没有出现造反派之前，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讨论都是很热烈的，发言踊跃，大家说话也随意。
当时，全军文革提出的主要方针是：彻底进行革命大批判；彻底批判罗瑞卿的流毒；彻底转变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对彻底进行革命大批判，全军文革提出来的任务是：参加批判、出大字报的人数，要达到各单位、各部门总人数的95％以上，出大字报的数量按人头计算要达到200％以上。即每个人要写两张以上的大字报。此外，对牵涉机密的意见，重要的意见，还可写小字报，按系统上送。
记得在一次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许光达说：“我就可以写十张。”王树声说：“你写十张算什么，一百张也可以。”有的人说：只要有纸、有笔墨，要写多少有多少。刘志坚看大家漫不经心，又有讽刺的意味，便解释说：中央文革提出数量的要求，就是要造成一种革命形势。我们的意见是，只要是拥护文化大革命，把矛头指向修正主义和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就行了。
聂帅说：“这样做，什么用也没有，只有糟蹋纸就是了。”
接着，也有人说：我看事情也不是那样简单，还是不要随便说为好。今天说了，明天怎么样?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想不到的问题。
总之，大家七嘴八舌还说了很多。大家的发言都不着边际，事实上也就等于没有讨论了。
叶帅笑着说：“会议开得活跃。大家发言时，可以将今天全军文革提出的三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然后，叶帅要全军文革刘志坚副组长把准备展开讨论的问题向大家简要说一下。刘志坚看大家的思想离他要讲的距离太大，就简单说了一下也没有说出一个所以然来。这样，叶帅就以插话的方式，把刘的话打断了，他接着说了话。
叶帅说：“当前文化大革命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学习，像过去打仗一样，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文革是一个大关卡，大家必须过的。***最近指示说，我们的同志，对文化革命不理解，不认真，不得力。这三个‘不’，不是正是指的大家没有学好嘛！所以学习是主要问题。”
叶帅接着说：“昨天下午，我去向林总请示今天开会的问题。林总有三点指示：(一)***说，军队的文化革命由军队自行决定，不照地方的办法。军队坚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会场上热烈鼓掌)。(二)军队高级干部，不要怕别人革自己的命，就怕自己不革命。&(三)军队要特别警惕企图搞乱军队的人。对这种人，不论来自何方都必须严肃对待。上面三点就是军队文化革命的方针，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
叶帅最后说：“今天会议开的很好。当前工作就以全军文革提出的三个问题，认真去做并力争做出成绩来。”接着，叶帅调转话题，讲了向地方学习的问题。
叶帅说：“我们向地方学习，只学习好的革命精神。在文化革命中，我们的任务是稳定军队，搞好战备。我们对稳定的看法，主要就是看领导干部站在那一边。大家都站在***一边，站在林副主席和中央军委一边，我们就稳坐钓鱼台。军队虽然不搞‘四大’，但也决不会是一点风波都没有的，大家在思想上要有准备。现在有人正在组织什么‘造反突击团’，并公开说：‘主席表扬了聂元梓，军队为什么不可以出聂元梓？’这种想法要不得呀。”
聂帅插话：“军队的干部不许造反，什么人要造反，我们同他要‘泾渭分明’（热烈鼓掌）。”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总政治部由肖华主持，制定了军队文化革命十二条，对机关、院校、部队的文化革命分别作了规定，提出了要求。这是对军队文化革命“正面教育”的具体化。当时，总政治部的规定是正确的。
军队的文化革命，经过了复杂、曲折的过程，但主要的三个阶段又是很清楚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到十月初《紧急指示》公布是第一阶段；一九六六年十月到一九六七年上半年是第二阶段；一九六七年五月“五一三”开始，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九一三”，为第三阶段。
在第一阶段之内，全军基本上是稳定的,全军的文化革命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有秩序地进行,主要是“抓革命、促战备”。在转发中央“五一六”
通知时，叶帅、肖华、杨成武、谢富治批罗的发言，作为中央通知的附件下发全党了，各级党委主要是传达批判罗瑞卿的文件。五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会议之后，***也没有回京，林总不知主席下一步是什么打算，就到大连去了。去前他指示全军不能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因为社论是***批准的，使北京的政治空气变的非常紧张，大家开始闻到了火药味。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播放了聂元梓的大字报。第二天（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又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和***代《人民日报》写的评论员的文章。这样，北京的高等院校沸腾起来，全国的高等院校反响也很强烈，开始乱了。学校的党组织立即瘫痪，并开始揪斗学校领导干部。为此，***非常高兴，说这是革命师生“造修正主义的反！”“群众发动起来了！”
这时军队的高级干部，甚至军委的领导，感到有些紧张，这种紧张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紧张，而是害怕地方的风吹到军队来。林总说“不介入就不紧张！”林总是高明的。
八月一日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不断催促林彪回京参加会议，林一拖再拖终于在八月六日回到北京，周总理亲自到西郊机场接林彪（后来林总说，总理在机场就跟他摊了刘少奇的牌）。林彪这个人考虑问题是很缜密的，在大的问题上一般不会轻易“骑”上去，林总这回被主席召回北京，赶着“骑”上去了，这一“骑”上去，下来就难了。此时，林一方面颂扬***，颂扬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强调军队不能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林总对部队是非常爱惜的。对林总的指示，叶、聂、杨都执行的很坚决。
一九六六年六月以前，机关的文化革命主要是学习***著作，七月到十月开始，在内部出大字报和小字报，机关的业务工作照常进行。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接见红卫兵以后，上海二医大成立了造反组织“红纵”，就违反军纪跑到北京，钻进总后机关里来了。他们在礼堂、饭堂到处帖大字报，矛头主要指向我和副部长饶正锡同志，但机关则秩序进然，一点也不乱。各领率机关是不怕“造反派”的。“造反派”妄图搞乱机关，反而把机关巩固起来了。机关本身的“造反”分子，多数是在群众监督和包围之中。反对“造反派”成为机关绝大多数人一致的行动。
军以下的野战部队，一直不准搞任何形势的“四大”。
当时肖华、刘志坚他们是总政的主要领导又是全军文革的领导，是主管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文革是***发动的，***不断叫理解，叫跟上，江青和中央文革又不断给军队施加压力，这样，再不跟上，就是对***的态度问题了，态度问题就是立场问题。我想肖华、刘志坚他们有以公心拥护***的一面，但也有以私心拥护***的一面，支持在军内造反，就是以私心拥护***的一面，当时军队乱了他们是有责任的。李曼村、谢镗忠和他们手下一大群《解放军报》记者，这些人就不同了，他们是军内张春桥、王、关、戚式的人物，他们非常“理解”***的革命路线，并想在军内培养聂元梓式的人物，同时自己也能在文革中飞黄腾达，搞乱军队他们是有“功”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到一九六七年上半年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部队最复杂、最混乱、最黑暗的阶段，十月五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的主要精神是同意部队搞“四大”。《紧急指示》是“放”的指示，这一放不要紧，整个局面乱的不可收拾。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后，参加国庆活动的军队院校学生大部分都没有回去，脱离了学校的领导在北京和地方院校搞串联，接着就开始在军内造反，矛头直指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帅机关，而后又到各大军区造反。当时，省军区以上的领导机关和院校都乱了。有的机关，如总后、南京军区则乱透了。
十月五日，中央军委发布《紧急指示》，是完全错误的，使军队文化大革命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是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等人把军委往“邪路上”引的结果。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极“左”的东西出来，也是挡不住的，“挡不住”和“往邪路上引”，在思想深处是不一样的。肖华、杨成武没挡住，叶帅、聂帅没挡住，林总也没挡住。这道命令改变了中央军委关于军队文化革命的总方针，允许院校搞“四大”，成了军队大乱的突破口。
这样一来，原来按中央军委的方针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各总部、各军兵种的党委领导，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军队领导干部被揪斗得很厉害，军队的工作全面陷入被动，大家怨声载道。叶帅、聂帅、林总很生气又很无奈。当时，我们还看不清***的总意图，但叶帅、林总他们似乎已经体会到了。因此，***对部队的问题给军队发出各种指示时，林彪、叶帅、聂帅就只有服从了。军队内部搞四大，军队机关搞乱了；军队按照***指示对地方搞支左，结果又大都支了保，支错了。叶帅、聂帅终于忍不住了，结果爱护部队却成了“二月逆流”。
这一阶段是军队各领率机关的大乱时期，尤其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徐向前当全军文革组长（经江青提议、***批准的）和江青搞在一起，把军队就彻底搞乱了。造反派冲击机关，残酷揪斗各领帅机关的领导干部，尤其是我，几乎被打死。
经林总、叶帅、聂帅、杨成武（杨成武虽然大力巴结江青，但对稳定部队还是做了大量工作的）等人的努力，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林总亲自起草了《军委八条命令》。《军委八条命令》对稳定大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九六七年一月底《军委八条》命令颁布和三月全军高干会后，中央军委决定对部队的“造反”分子一律实行军纪制裁，这对部队的稳定，保持战斗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九六七年初，在全军文革的示意下，解放军报社少数造反分子，企图撰文煽动全军搞“四大”。解放军报的社论都排上版面了，中央军委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及时发觉了他们的阴谋，命令立即撤版，果断制止了。
&由于地方造反风潮对军队的影响，内蒙古军区警卫营三百余人，不经领导批准，集体跑到了北京，要求搞“四大”。叶副主席代表中央军委命令北京卫戍区用了相当的兵力，采取了最为严厉的措施，将跑到北京的内蒙古军区警卫营全部捉拿并送到六十三军训练改造。尔后，大部分谴散回家去了。在文化革命初期，昆明军区某炮兵团就成立了昆明军区“造反突击团”，造反派依靠这个造反组织进行武斗。&
虽然《军委八条命令》是***同意签发的，但《军委八条命令》执行后，中央文革又是不满的，生怕压住了***的革命路线，***也说过说：仗着八条，抓人太多。叶帅听到后气的不能自己。听叶群说，有一次在毛家湾，叶帅坐在会客室不说话也不走，林总一直陪叶帅坐着，谁也不说话。《军委八条命令》出台以后，军队各级党委、各级领导的确当成了法宝，打击了“造反派”，有的甚至开了***，如赵永夫。因为元帅们有气，《军委八条命令》的颁布又使他们发火有了本钱，这样“二月逆流”的发生势在必然，《军委八条命令》本身对***的路线就是最大的“逆流”。***把老一辈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大都给扣上“二月逆流”的帽子，进行批判。“二月逆流”的本质不在于这些老同志说了什么话，而在于***要压住这股反文革的“潮流”，所以叫“逆流”嘛。当时，为了顾全***的大局，林总和叶帅、聂帅商量，又于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发出《中央军委命令》，即十条。十条是对八条的否定，***有所满意。
当时，部队各机关已经乱的不可收拾，叶帅、聂帅戴着“二月逆流”的帽子，领导已经无力，肖华摇摇欲坠；杨成武陪***在外，部队基本上群龙无首，这时看守小组成立了，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
军队大乱的主要责任是江青、中央文革直接插手了军队的文化革命，直接责任就是当时的全军文革刘志坚、肖华、徐向前。江青和全军文革相勾结，把军队搞乱了，最后他们自己也没保住，反而先行下台了。现在说肖华、刘志坚的倒台是因为他们抵制了江青、中央文革而获罪，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尤其刘志坚的倒台是在“二月逆流”之前，当时叶帅、聂帅还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叶帅有相当的决定权。
按照总政的规定，院校、科研单位、文艺团体等单位是文化革命的重点部门。一九六六年国庆节以前，在校内可以出大字报，但不准大字报上街，不准到地方串连，也不准地方的造反派到军队内来。另外，军队院校的文化革命初期，按照中央（刘、邓主持工作）的部署，总政指示各单位“摸底排队”，把“革命对象”的重点分子找出来，这种做法，成了院校的大灾难，称为“黑材料”。“摸底排队”准备整人是全军文革布置的，这是执行刘邓时期的决定。刘邓垮了以后，他们看到上面的风头，鼓动军内造反也是他们干的。运动来了，他们想整人，想发“政治财”。一九六六年九月下旬，军队文革提出：军队院校的学生想念***，他们又不能串联，希望批准军队院校的师生到北京参加国庆节。其实是全军文革是打着“军队院校师生想念***的”
幌子，实际上是打算利用军队院校来京串连，搞乱军队。中央军委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许多人提出了激烈的反对意见。主持会议的叶帅，开始倾向大多数人的意见，后来由于刘志坚点到了要害处，即对***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叶帅也有很大压力，就只有同意全军文革了。这个历史性的错误，主要责任在全军文革。叶帅负有决策上的重大领导责任。
十月《紧急指示》发布以后，军队院校就照地方学校一样搞“四大”了，大约在一个月时间内，军队一百多所院校的领导班子，一个不剩的全部垮台了。***高兴地说：“军队院校幺幺幺（111所院校），的确有妖”。这样就助长了军队院校学生造反的气势和揪人的风头。毫无例外，所有军队院校的造反学生都冲到他们的上级机关。军队机关大乱就是从此开始的。
《紧急指示》发布后，中央文革非常满意。全军院校的学生来京参如国庆节之后，本应回到各自的学校去，但根本就做不到了。在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纵恿和支持下，学生们就在北京立即纷纷成立战斗队，冲击各总部、各军、兵种击机关了，闹的各机关都鸡犬不宁，全军文革的意愿实现了。不仅如此，全军文革还鼓动叶帅等军委领导，接见来京的军队院校师生叶帅对军队造反派的破坏力是估计不足的，他同意了。
十一月十三日，中央军委的领导在北京东郊工人体育场接见了全军院校的师生员工。参加接见的有：叶剑英、贺龙、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和各总部、军种、兵种的首长。接见开始时，由叶帅领头，在广场绕游一周。我记得，此后，聂帅、杨成武则退席了，未曾上主席台参加大会。
接见之后，即举行了大会。肖华主持大会，叶帅发表了适合学生心意的长篇讲话。叶帅讲，热烈拥护***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等，叶帅还专门讴歌了林副主席，他说：经医生检查，林副主席的身体非常好，可以活一百岁，这是我们革命事业的重要保证！我们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叶帅的讲话，赢得了学生最为热烈的喝彩，学生鼓掌的时间比他讲话的时间还长。叶帅也表现了元帅的“风度”，不时站起来向学生挥手致意！
参加接见的领导干部，有不少人对中央军委接见学生就很不满意，对叶帅的讲话更不满意。我同许光达、肖劲光等人坐在一起，一直心情沉重。我们在谈论：“今天叶帅的高兴，就是我们明天的灾难，也许包括他本人在内，都是要受难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前后，北京各总部、军种、兵种、院校的首长，由于特别痛恨“造反派”，经常地三三两两“自由结合”到叶剑英元帅那里去诉苦。叶帅开始时都是听别人说话，自己不说话，也不摇头或点头。后来，叶帅的态度变了，痛恨造反派。叶帅很快就“醒”了，他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虽然他也“马失前蹄”，却也实属无奈，因为搞不好就是对***的态度问题，随时有被打倒，被冲跨的可能。叶帅为了保卫人民解放军，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的领导，又在工人体育场接见了全军院校的师生。叶帅和陈老总都发表了较长的讲话，对军队院校师生冲击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揪斗领导干部和其他胡作非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要求军队院校师生回到学校就地闹革命。
会后，叶帅亲自带着空军司令吴法宪和政委余立金，深入到前门大磨场的小巷子里，那里是空军的招待所，空军一高专的教员彭谦是军队造反派的总头头，叶帅为了保卫军队的大局屈就上门与彭谦谈话。彭谦这个混帐反而趾高气扬，不听叶帅规劝，口口声声***的革命路线，口口声声敬爱的江青同志，叶帅震怒之下，立即叫随从的卫戍区部队把彭谦给抓了，叶帅深深感到保卫部队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在叶帅的精神鼓舞和支持下，各大单位对造反派更加不满，并开始整顿纪律了。总参、空军、海军、总后都抓人。总后拘留钱信莎，把另一个头子王香谷抓了起来，对造反派管得更严了。只要中央文革、全军文革不借用造反派的名义整人，各单位管好造反派，是一件最为平常的工作。
在动乱中，林总、叶帅对军队干部是爱护的。军委通知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都到北京京西宾馆来“躲反”、“避难”，宣布京西宾馆不许冲击，并由卫戍区严加把守，在形势稳定下来才陆续回去。这和地方干部相比是天壤之别了。
在全军文革领导下，军队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始终都是积极的。当时造反派还成立了“斗罗（瑞卿）筹备处”，这是一个凝聚全军造反派的核心组织，干尽了坏事。我就被二医大“红纵”押去参加过他们三次批判大会，以“杀鸡给猴看”。
一次是在总后大操场，这次到会五万余人，批判大会由院校“造反派”联合主持。批判的对象有：彭德怀、黄克试、罗瑞卿、谭政等十余人。罗瑞卿因为腿伤是用一个筐子抬到会场上的。坐在那个筐子里受批斗长达三小时之久，是十分痛苦的。一次是在军事博物馆门前的广场。这次到会的人数可能两万多人，批判会同样由军队院校造反派联合主持。这次主要是批判刘少奇叛徒集团，那天的会，只押着我到广场看了一下“盛况”，没有要我参加大会，可能因为我不是叛徒之故吧。还有一次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晚，在后勤学院礼堂。这次到会的人数有近两千人，“红纵”头子钱信莎主持的批判大会，参加大会的是以“红纵”为主的造反派，还有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数百人到会，哈军工的造反派头戴柳条帽，手持短棒，活像要吃人的豺狼一样。会议开始时，钱信莎命令饶正锡做“检讨”，饶只讲了几句，就有人把稿子抢走了，并停止了他的讲话，很显然，饶正锡做检讨是陪衬的。接着，钱信莎命令我做检讨。我的讲稿很短，讲了不到十分钟。针对我的检讨，“红纵”即进行批判。我和钱信莎的父亲钱益民很熟悉，但她完全不把你当作领导和长辈，整个会场上杀气腾腾。
其实，在文革中军队搞打砸抢的造反派，不论是揪斗罗瑞卿的，批判“彭黄贺罗”，对我及军队老干部残酷武斗的，还是一九六七年“五一三”后，被我们整肃的，都是一伙人。但奇怪的是，“九一三”后，罗瑞卿重新上台，他反而把残酷迫害他的这些家伙，包括“斗罗筹备处”的造反派豢养成了他的红人，用这些造反派又替他去整林彪“死党”。更有甚者，公审的时候，这些家伙又坐在公审的主席台上，煞有介事地装成“正义”的化身。
一九六七年初，新的全军文革成立，徐帅为组长，江青为顾问。新的军委文革的主导思想是“不要怕乱”，这样，军队省军区以上的机关在军队院校造反派的重新冲击下，大乱了。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多数是受自己所属学校和文艺团体的造反派冲击而大乱的，有的也受到了地方造反派的冲击。
总后勤部是全军文革直接调遣来的造反派二医大“红纵”搞乱的。徐向前是元帅，是军委副主席，我应该尊敬他，可是在他任全军文革组长时，真是左的很，对待军队老干部和叶帅、聂帅、刘帅完全是两样。这期间，只要徐帅接见群众，必先大骂刘志坚是坏蛋，这明显是向江青和中央文革示好，因为刘志坚得罪了江青。徐帅直接点杨勇、廖汉生的名，让批倒、批臭；也多次点苏振华的名，说他是彭黄漏网分子，并批准把苏振华抓起来。更有甚者，徐帅竟说贺龙要让许光达当总长，据我所知，这只是一个笑话，贺老总不会许过这种愿。……这样，军队乱了，叶帅火了。叶帅在京西宾馆的会上给徐帅拍了桌子，把手指都排断了。官方的书上说，叶帅是对中央文革拍桌子断了手指，这不是事实。
文化大革命是在混乱中进行的，这种混乱，后来发展到***己也难控制的程度。当时，省、市以上的机关，几乎都让造反派取代了。当时，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整无损，军队保持了稳定，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事！对我们的党和国家起着脊粱骨的作用。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军队也乱了，就会超出文化大革命本身的问题。其结果也就不是大乱的问题，而是党和国家及人民军队的存亡问题了。
造反派的出现，并能兴风作浪，***的支持是起决定作用的，中央文革小组是全国造反派的司令部。一九六六年十月军委《紧急指示》发布以后，全军文革小组也就成了军队造反派司令部。造反派很快就在全国各地的军队单位揪斗领导干部。在这样的情况，军队要制止“造反派”的破坏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对“造反派”也要做阶级分析，其中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号召造反，一哄而起。但在造反的队伍中一些对***有仇恨的阶级异己分子、国民党的特嫌分子、旧军警分子等趁着文化大革命，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打着“捍卫***革命路线”的幌子，残酷揪斗老干部，煽动派性，挑动武斗，搞打砸抢，对文化大革命本身起到了很大的破坏作用。而这种以“造反有理”为幌子的破坏活动，都得到了全军文革的怂恿和支持。
究竟怎样制止造反派的破坏？这里仅以军委炮兵机关文化大革命为例。军队大军区以上的领导机关，造反派夺取了领导权，并成立革委会的，军委炮兵是唯一的一个。即使像总后机关成了大乱的典型，造反派也并未敢夺取领导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间，炮兵司令吴克华，仿照上海的“一月革命”的方法亲自起来造反，组织了“造反突击团”，一举夺取了领导权，并把炮兵政委陈仁骐，副司令吴信泉、匡裕民，参谋长丁本淳打成“反党集团”并处罚到农场劳改。
中央军委对炮兵的“造反夺权”是十分关注的，但处理起来也是棘手的问题。从文化革命总的形势来说，对造反派不能公开反对，从制止造反派对军队的破坏来说，对造反派应当坚决反对和取缔，这就是尖锐的矛盾。怎么办?“只做不说，心中有数，决不手软”就是办法。
从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七年三、四月间，我记得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对炮兵的文化大革命讨论过三个问题，对每个问题都得到了“处理”。
&(l)&关于批准炮兵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叶帅一看到报告的题目就说：“对这个问题，由全军文革按照规定办理。”全军文革刘志坚说：“按规定，就是要中央军委批准呀。”叶帅根本没有再理睬，就说其他问题。这样，也就算“处理”了问题。
(2)关于接见炮兵造反派问题。炮兵造反突击团成立后，全军文革提议中央军委接见一次，以鼓励军队机关的文化革命，并列为军委办公会议的一个议题。会议开始大概只有五分钟，聂帅就大声说：“叶帅，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很多，要抓紧时间。”叶帅会意，就连声说：“是的，是的。”在讨论完其他问题后，叶帅就宣布散会了，把全军文革关于接见炮兵造反派的报告放在一边了，也就算“处理”了。
(3)关于批准成立全军科技战线造反团的问题。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叶帅只看到全军文革报告的题目，连内容都未看，就大声同聂帅说：“这个问题怎么办?”聂回答说：“我不知道有什么战线！”叶帅说：“由全军文革办理。”这也就高明地“处理”了。
从处理上面三个问题完全可以看出，中央军委对“造反派”的立场、态度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了。当时，公开反对是不成的，公开反对立即就会变成对***的态度问题，对***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
一九六六年底，北京医院已经不“安全”了，总理叫我把住在北京医院的几个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以及著名的民主人士转到三○一医院高干病房，并嘱咐我只能让院长靳来川知道，再就是告诉叶帅。叶帅非常负责，以军委的名义下命令：三○一高干病房人不许冲击，医务人员不许在病区搞四大。刘志坚、李曼村这些全军文革的头子，非常不满。刘志坚的老婆刘兰英（刘志坚的办公室主任），亲自打***给我，问三○一医院高干病房藏着什么人，我就是不告诉他，只说军委有命令。我越不告诉他们，他们越来劲，不但向江青汇报了，而且由李曼村亲自出面，叫医院政委白崇友发动三○一医院护校的造反派冲击三○一医院高干病房，由于卫戍区严防死守，没有得逞。邓颖超住三○一医院，医院的造反派走漏风声，二医大“红纵”为了打击周总理的养女龙书霞（龙飞虎的女儿，她是反对二医大“红纵”残酷揪斗老干部，到处搞打砸抢的）闯到邓颖超的病房去要挟。总理知道这些人的行径后很生气。
上海“一月革命”之后，反派夺取了领导权，对全国各地，对军队的影响很大。
例如，以外交部罗贵波副部长为头子的造反派也在外交部造起反来了。他们反对周总理，坚决打倒陈毅。他们除了破坏外交政策外，竟密谋攻打香港（罗贵波都到了广东的四十二军，要求军政委卜占亚陪他们在惠州、虎门看了地形，并致函王新廷副总长，要求派兵攻打香港）。
上海夺权之后，全军文革一帮人和军队的造反派更加手痒的不可忍耐了。二医大的造反派头头如钱信莎等人，都特别想当军队的聂元梓，李曼村、谢堂忠这些人就想当军队的张春桥。而且，他们望着的“用武之地”是整个的军队。他们给徐帅出了很多坏主意。
一九六七年一月初，赵尔陆、李天焕、王秉璋、杜义德和我同在西山军委战时指挥所“躲反”。当时，能够到西山躲反的，都是经过叶帅或林总批准的。赵尔陆是林彪要他到西山躲起来的。但徐帅以不要怕群众为由，把我们都赶下山去，当时是最乱的时候，我们都遭到残酷武斗，我几乎被打死，赵尔陆在同造反派的斗争中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临下山前几天，我们两人在赵的住处，从晚饭后一直谈到快拂晓才散的。赵说：“罗瑞卿倒了，贺龙也不成了，他们把我整的厉害呀。本应把工作好好抓一下，现在又躲在这里。谁怕群众？徐向前在说风凉话”。几天后赵人命就都没有了。林总知道赵尔陆死后，竟然不信，他反复说：“不是在西山吗，怎么就死了？”
赵尔陆是是不怕造反派，而又死在造反派手里的。谁愿意戴上怕造反派的帽子？！赵一回到机关就被造反派抓起来了，并用极其恶毒的手段，向赵搞长时间的批斗。赵患有严重心脏病，但身体终究是支持不住的。造反派把赵关进了他自己的办公室，同外面不能联系，甚至连一口水也喝不上。他死的时候，左手的中指和无名指之同，还夹着一支然着的纸烟，手指的肉都被烧焦了。开赵尔陆同志的追悼会，大家都伤心地流了泪的！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一三”开始，到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为第三阶段。在将近四年半的时间里，军队极大多数都是稳定的。军队的稳定，是中央军委、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副主席的功劳。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杨成武、黄永胜两个时期的军委办事组对稳定军队都是有很大贡献的，尤其是黄永胜时期的军委办事组，贡献更大。黄永胜时期的军委办事组，不但很好稳定了军队，还支持周总理、和老同志一道支撑着党和国家，同时，还在极其复杂和艰苦的环境下和中央文革、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以黄永胜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是有大功的。军委办事组坚决抵制了江青插手军队，也不许军队有江青的代理人。没有江青一伙插手军队破坏捣乱，军队才能稳定。
这个时期，军队整治、处理了造反派，和后来整治“三种人”是一样的。治理了他们对军队的严重破坏，健全了党委来领导文化革命。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三支两军、战备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一九六九年三月，我军取得了珍宝岛边防战斗的胜利，是对军队的文化革命和战备的一次很好的检验。
附：“一○五”紧急指示
***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各军区、军种、兵种、院校、总参、总后党委、政治部：
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院校作为重点之一，总的来说形势是好的。但是，有些领导机关和院校的领导过分强调了军队院校的特殊性，至今还有压制民主的现象，不许班、系、校串连，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甚至挑动学生斗学生，打击左派，严重地违背了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因此，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和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要充分信任群众，不要怕群众，要敢字当头。要相信院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好的，他们是听***的话的，听党的话的，他们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也要看到军队院校领导和教职员中，确实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一定要借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斗，彻底批。同时要确实掌握林副主席对领导干部所提出的三条标准，即高举不高举***思想红旗，拥护不拥护***；是不是突出政治；是不是有革命干劲，进行检查。还要注意，要文斗，不要武斗。
以前军委总政对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关于指挥学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与连队相同的规定；关于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连的规定等，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今后各院校应按照十六条的规定由革命学生和教职员工选举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革命串连和调查，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这个指示，应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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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总政&&&&&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
中央军委命令（军委八条）&
&&&&&&&&&&&&&&&&&&&&&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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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特规定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的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作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以上规定，从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全体指战员、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同志，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理。
&&&&&&&&&&&&&&&&&&&&&&&&&&&&&&&&&&&&&&&&***中央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中央军委命令（军委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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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命令&&&&&&&&&&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
林彪同志：
此件很好。
&&&&&&&&&&&&&&&&&&&&&&&&&&&&&&&&&&&&&&&&&&&&&&***
　　&&&&&&&&&&&&&&&&&&&&&&&&&&&&&&&&&&&&&&&&&&四月六日&
***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力支持左派，这是一个伟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是一个崭新的历史任务。我军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伟大领袖
***的号召，在支左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目前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应当及时引起注意。为此，特发布命令如下：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
***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
***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揭露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事实，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待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
（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用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的方式。
（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这个命令，要在我军所有机关、连队内部用电报、***迅速传达，广泛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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