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通缉令”2号嫌犯李华波一审被判无期
核心事实“红色通缉令”2号嫌犯李华波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其曾侵吞公款共计人民币9400万元。
视频：“红色通缉令”二号人物李华波一审被判无期徒刑资料图：李华波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李华波贪污案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于日、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江西省鄱阳县原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李华波贪污一案。经审理查明：2006年至2010年期间，被告人李华波在担任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通过制作假对账单、私刻印鉴、设立空壳公司等手段套取鄱阳县财政专项资金，共同侵吞公款共计人民币940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贪污罪。在共同犯罪中，李华波提起犯意并策划、指挥，系主犯，依法应当负主要责任；李华波将贪污的公款大量用于赌博，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且作案后出逃国外，社会影响恶劣，具有从重处罚情节；李华波在新加坡因罪服刑期间，自愿回国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悔罪，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综合被告人李华波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李华波以贪污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李华波犯罪所得赃款，除依照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裁定没收部分外，剩余赃款，继续予以追缴。"巨贪"小官落"天网":李华波案追逃追赃工作纪实小官私刻印章 挪用公款9400万李华波原江西鄱阳县财政局经建股股长，2011年因涉嫌贪污犯罪出逃。号晚，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原党组副书记程四喜接到原鄱阳县财政局经建股股长李华波打来的***。***中，李华波不只告知单位领导自己已经出了国，还声称他在当经建股股长的几年间，从鄱阳县财政局转走了巨额赃款。与此同时，和李华波一起转移赃款的两个同案犯也收到了李华波留给他们的信。信上写到：“当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联系不到我了，我现在不上班了，出远门做生意。”第二天一早，程四喜就向当时的原县财政局局长欧阳长青汇报了这个突发状况。经查，李华波几年间共从财政局经建账户上转移走9400万元，相当于当年鄱阳县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财政局长欧阳长青马上向鄱阳县公安局报了案，警方随即控制了和李华波一起转移赃款的两个人----原财政局经建股副股长张庆华和原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城区信用社主任徐德堂。随后此案被移交给鄱阳县人民检察院办理。李华波，作为鄱阳县财政局经建股股长，虽然官不大，但却掌管鄱阳县农业，水利，土地等方面的资金。因为鄱阳县是一个农业和水利大县，所以李华波所在的经建股掌管的资金量很大。按照规定，经建资金的拨付有着严格的流程，要经多人审核盖章，款项才能完成拨付。那么这9400多万是怎样被李华波转走的呢？经查，李华波采用的一种方法是拿着已经拨付过的款项的批文，重新开取支票。由于这样套取出的资金数只能按照之前审批资料上的钱数来提取，金额比较小，后期为了方便大额***，李华波又想到了一个方法，那就是私自刻鄱阳县财政局经建账户的假公章，直接盖章开转账支票，按说这样转出来的钱应该转给用款单位，李华波为了将这些钱据为己有，他又勾结信用社一把手徐德堂，共同作假，将钱全部转入了李华波和徐德堂为转移赃款专门成立的空壳公司----鄱阳县锦绣工程有限公司的账户上。对于经建账户上出现的亏空，他们也同样有办法来填平，那就是制作假的银行对账单。虽然拨付资金的环节很多，但长久以来，财政局负责签字的局长、副书记、负责盖章的办公室主任、以及银行负责鉴定章真伪的工作人员并没有认真履行自己应该履行的职责，导致李华波长期套取资金却没有被发现。从年间，李华波先后16次从财政局经建账户中转移资金9400万元，每次少则几十万元，多则上千万。那么李华波转走的这些钱被拿去做了什么呢？李华波4年输掉3400万港币 逃亡新加坡办案人员查询李华波的出入境记录时发现，从2007年到2011年期间他曾先后52次前往澳门，而在李华波留下的三封信里，都提到了拿单位的钱去澳门赌博，在鄱阳县，认识李华波的人也都知道他嗜赌成性。随后澳门警方提供的资料很快让李华波赌博的事实得到确认。李华波主要在银河娱乐场进行赌博，累计投注金额达到了29.9亿港元，输了3400余万港元。检方初步查明，李华波和同犯徐德堂向澳门转移赃款5000多万港元用来赌博，剩下的钱和李华波本人则不知去向。程四喜说，李华波打来的***上显示的号码像是来自新加坡，办案人员在查询资金流向时，发现李华波曾经找地下钱庄洗钱到新加坡，办案人员辗转找到了帮李华波转移赃款的新加坡人。中国检察官海外出庭作证卷款逃亡海外的李华波并没有过上他想象中的舒适生活，2011年3月中国公安机关向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了红色通缉令，新加坡警方在确定李华波的身份后，将其拘捕，新加坡司法机关随后冻结了李华波的资产，同时以涉嫌不诚实接受赃款罪启动了对李华波的司法调查。2012年8月，鄱阳县检察院收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转来的新加坡检方的一份邀请函，请求就李华波案提供证人出庭，进行国际间的司法合作。鄱阳县人民检察院白沙洲检察室主任 许轶峰：新加坡检察院起诉李华波后，发现赃款来源于中国，需要中方协助提供其转移赃款的证据，并需要证人配合他们到法庭上进行作证。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决定由我代表中国李华波案件的侦办人员出庭作证。中国的检察官以证人身份到国外的刑事法庭作证，这是从未有过的事，许轶峰和办案团队担心，不同的法庭制度以及庭审规则，是否会对出庭作证带来不利；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争取顺利解决李华波案的一个绝好的机会。在此后三个月的时间里，许轶峰开始了突击训练。日，新加坡法院对李华波案开庭，许轶峰作为证人出席，在法庭上他看到了逃亡两年的李华波。李华波请来了新加坡最有名的大律师为其辩护，庭审中，律师提出的最主要辩护理由就是，李华波转移到新加坡的资产都是在中国经商所得，对此，许轶峰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反驳。鄱阳县人民检察院白沙洲检察室主任 许轶峰：我们从源头上一份一份提供证据，证实他这个钱最终就是来自于鄱阳县财政局，而不是他经商所得，事实上我们也向新加坡法庭上提供了他在国内经商的情况，经商确有此事，但是事实上是没有赚钱的。扎实的证据链，使得法庭采信了许轶峰的证言，这一事实的认定对李华波的判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新加坡法院最终以不诚实接受赃款罪判处李华波15个月监禁，在服刑满10个月、减刑5个月后，被遣返回国。"红通"2号嫌犯李华波被遣返回国日下午4点20分，在新加坡服刑了10个月的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所乘坐的航班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落地，两名公安人员押解李华波走出机舱。随后，在机场，来自江西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对李华波依法讯问后，宣布了对其的逮捕程序。李华波自述：父亲过世都不知道 后悔走上贪腐路李华波，在百名嫌犯红色通缉令名单上排在第二位。新加坡和我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李华波出逃前又做了周密的准备，他的成功遣返，在追逃方式、工作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都非常有典型意义。李华波（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原股长）：国外这几年天天打官司，坐牢，还不如回国了。就是后悔自己如果不做这个事，就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像我家里的话，当时我走的时候我父母也在，正是希望我在身边的时候，给他们养老送终的时候，自己还给他们背个这么大的包袱。像我父亲去年过世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家人也不告诉我，这个事我真的是后悔，真的很难过这个事。>>阅读详细李华波缺席 法院没收其违法所得早在李华波被遣返前，在积极和新加坡方面进行合作遣返李华波的同时，我国还在李华波缺席的情况下，启动了对他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我国日施行的新刑诉法，增加了一项规定，就是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根据这一程序，人民检察院对在逃嫌犯在国内外的赃款赃物都可向法院提起没收、冻结等申请，并通过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请求相关国家执行我国裁决。这项规定，也为我国对李华波违法所得案的审理提供了依据。日，李华波违法所得案在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上饶市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李华波涉嫌贪污犯罪，逃匿一年以后不能到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条的规定，特提出没收李华波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申请。日，江西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华波违法所得作出没收裁定，没收范围包括转移到新加坡的545.42万新元涉案资产。红色通缉令之最最“小额”曾为中企国际合作有限责任公司进出口部负责人的裴健强涉嫌贪污公款20余万元，并挪用资金数万元。在此次红色通缉令涉及的与北京相关的7人中，裴健强的涉案数额最少----涉嫌贪污公款20余万元，并挪用资金数万元。信息显示，裴健强疑似逃往香港，5年前，国际刑警即对其发布红色通缉令，但至今未找到他。最“凄惨”据了解，2001年，曾为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陈兴铭利用职务之便，将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公款2700余万元，借给港商郭春生用于营利活动，后因涉嫌挪用公款犯罪，被北京市检察院立案，2002年6月逃亡。据了解，陈兴铭家有眼睛方面的遗传病，他逃走后，没多久眼睛就失明了。最“冷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原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贸促会汽车分会会长蒋雷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将上海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付给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159万公款截留据为己有，后逃至新西兰。曾多次见过蒋雷的一汽车行业人士称，蒋雷不苟言笑，总是绷着脸。最“神秘”曾供职原新闻出版局的孙新是在公众视野中最为低调的一个。目前，在网上几乎很难查到与他相关的资料。根据通缉令内容显示，日出生的孙新是北京市人，曾为北京市新闻出版局计划财务处出纳，因涉嫌挪用公款，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立案，2008年10月逃亡泰国。据了解，孙新涉案964万元，其连续4年，将这些钱转移至个人公司名下营利，而对这一切，单位并不知情。最“淡定”据了解，红色通缉令涉京人员中唯一的女性方翠英，她在2012年11月，涉嫌分6笔盗走单位集资建房款2600余万元，随后携款逃至加拿大。在逃跑前一个月，方翠英将位于单位附近的住所卖给同事，相识邻居称其当时表现很淡定。（腾讯新闻综合新京报报道）社科院专家:过去1年至少千亿美元资本外流_网易新闻
社科院专家:过去1年至少千亿美元资本外流（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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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储粮河南周口直属库原主任乔建军因涉嫌贪污、挪用公款外逃美国，名列红色通缉令百人名单。如今，与他相关的洗钱材料摆在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反洗钱处处长李明照的办公桌上，厚厚一摞。
乔建军潜逃，巨额赃款随之挪移，手法瞒天过海。
《财经》记者了解到，乔外逃时，令手下将数千万元赃款分成20多笔汇入两个由地下钱庄控制的境内银行账户。同时，该地下钱庄联系香港的生意伙伴，将相应金额的港币、美元汇入乔建军指定境外账户，资金未经任何出境程序，但实已对账，业内称此手法为“对敲”。
当前，中国地下钱庄违法犯罪活动形势严峻复杂，涉案地区呈蔓延态势。《财经》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目前全国大部分省份均有此类案件发生，涉及金融证券、外贸出口、房地产、建筑、体育文化等各个行业，涉案金额巨大，许多案件动辄数十亿甚至成百上千亿资金。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尹中立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介绍，近期人民币兑美元持续走低，面临贬值压力，造成大量资本向外流动的现象。据尹中立估计，过去一年时间内，至少有千亿美金的资本向外流动，对我国的政治、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2015年4月，公安部会同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在全国部署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转移赃款专项行动，旨在封堵赃款转移通道。该专项行动也系中央纪委牵头的“天网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公安部去年开展的“猎狐行动”相辅相成，一个追逃，一个追赃。
乔建军案等红色通缉令案件系此次专项行动的重点，转移赃款的重要渠道、地下钱庄和离岸公司也是打击重点。
专项行动截至8月24日，就地下钱庄、洗钱案件，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71起，捣毁地下钱庄窝点66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60余人，涉案金额4300余亿元。
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八次工作会议于日在京召开，会议要求继续加强洗钱、恐怖融资和各类上游犯罪案件调查，公安部、央行等23个成员单位在会后均有所动作，各机构开始围堵洗钱通道。
公司和账户全部匿名
日上午10时左右，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中康路梅林写字楼内，正在公司泡功夫茶的李德强被突然闯入的深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办案民警控制，另外房间内玩游戏、聊天的5名公司员工一同被抓。
至此，经营四个月的“9·16”特大跨境地下钱庄案成功收网，盘踞在深圳、香港两地辐射全国各地的涉嫌非法***外汇的网络被打掉，4个涉案窝点被捣毁，李德强等10名犯罪嫌疑人在此次收网行动中被捕。
50岁左右的广东汕头人李德强系该地下钱庄“庄主”，此前一直做进出口贸易生意，后来生意难做，在2014年5月份左右转行经营地下钱庄。所谓地下钱庄，源于中国古语，泛指一种非正规的地下金融组织形态。在现代，个人、个体工商户、企业均可以隐蔽地进行地下钱庄操作。
近年来公安机关重点打击的地下钱庄，指以非法获利为目的，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擅自从事跨境汇款、***外汇、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等提供非法金融服务的违法犯罪活动。
李德强做进出口贸易时积累了大量客源，同时汕头生意人以信誉著名，这正是地下钱庄经营者的必备要件。
李德强钱庄一般仅操作***外汇业务。他的生意发展速度惊人，仅在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三个月的时间里，其公司流水就达到2亿多元人民币。
为了隐蔽，其具体操作手法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四个字：空壳、匿名。
李德强等人首先在市面向中介购买多套空壳公司资料（每套资料含法人、股东、财务的***；一个基本账户，两个一般账户；账户网银U盾、开户联系***SM卡），一般匿名使用空壳公司三个月左右就更换，时隔若干时间后或再次使用或转卖他人。每套公司资料约为1.8万元。
在资金运作上，同空壳公司手法一样，李德强等人先以约8000元的市价购买他人的银行账户进行匿名操作，一般使用期限也不超过三个月，时隔若干时间后再用或转卖给他人。
同时，境外账户是由李德强先以1万元的价格租用他人身份，然后以2000元的价格委托中介注册境外空壳公司。最后支付交通、误餐费用请空壳公司的持牌人到香港开立离岸账户。
如此，一条转移资金的通道在匿名身份的掩饰下快速打通。
2014年9月至日期间，李德强等7人涉嫌未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经营***外汇业务。
李德强等人先是通过若干匿名个人作案账户群和若干贸易公司过渡账户群汇集需要美元客户的人民币资金，然后通过12家公司作案账户群分别向银行购买成美元，最后将所购买的美元转卖给客户，并汇出境外到达客户指定的账户，累计非法***约2.12亿美元。
办案人员介绍，转移每笔资金的利益不等，一般为1‰至5‰之间。
为了降低成本和防范风险，地下钱庄的经营者一般会拉亲戚朋友入伙，李德强即是如此操作——以广东汕头李姓宗亲人员为主，相互间分工合作，既联合又相对独立。
该团伙由四个分支共同组成，有团队专门负责申购美元和境外业务，是境内美元来源、境外资金调拨的主要操盘手；有团队负责管理涉案人民币资金；有团队负责发展客户。
“庄主不会操作网银，找了一帮亲戚帮忙，我们抓获的10名犯罪嫌疑人几乎全是庄主的亲戚，有表弟、表弟女友、叔叔等。”办案民警告诉《财经》记者。
境内外“对敲”资金
办案民警介绍，在李德强案中，如果是大额换汇，地下钱庄多采用“对敲”方式。
这种“对敲”手法，是目前地下钱庄转移资金的主要方式。比如，客户需将资金汇至境外时，则将人民币汇入地下钱庄指定账户后，在境外收取地下钱庄按约定汇率兑付的等值外币；如需将资金汇入境内，反向操作即可。
“此过程中，资金并未实际发生跨境流转，而是通过分别在境内外收付人民币和外币、分别记账的手法，变相实现资金跨境流入流出。这种方法更为隐蔽。”公安部反洗钱处处长李明照说。
已被判刑的中国前首富黄光裕，曾为偿还巨额境外赌债，通过地下钱庄向境外兑购外币，这一行为让其付出非法经营罪刑罚的代价。
黄光裕常在澳门赌场赌博，这些赌场只收港币。境内赌客若想偿还赌资，必须用人民币购汇，而一旦涉及大额赌资，通过正常渠道购汇十分受限。
按照中国外汇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外汇应当通过依法取得结售汇业务经营资格、特许兑换业务经营资格的境内机构，或者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等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进行。未通过前述国家规定的机构或场所在境内收付人民币并相应在境外收付对价外币的行为，应认定为非法***外汇行为。
自2006年至2008年，黄光裕共动用约10亿元人民币通过地下钱庄换汇并在香港接收港币。其在澳门连卓钊赌场输钱需要还赌债时，会让朋友联系地下钱庄用人民币换汇。
该地下钱庄运作黄光裕的资金实际上用到了“对敲”手法：
提供账户给需要外币的客户，客户将人民币在境内汇入其指定的账户，其再将人民币转入香港客户指定的账户，香港客户则在香港将外币转入其提供的内地客户指定的账户，其收取一定的汇差作为费用。
最终，法院认定，2007年9月至11月间，在国家外汇管理局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黄光裕将人民币8亿元直接或通过北京恒益祥商业咨询有限公司转入深圳市盛丰源实业有限公司和深圳市迈健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账户，经由郑晓微等人控制的地下钱庄，私自兑购并在香港收取了港币8.22亿余元。
“对敲”后，地下钱庄境内外账目若失衡，如何解决？一般而言，他们通过虚假贸易收付款、虚假投资、直接携带现金出入境等方式进行轧差。轧差，意即平账。
此前上海市公安机关破获的罗庆豪地下钱庄案是典型的“对敲”手法。
新加坡人罗庆豪在上海注册一家咨询服务公司，在新加坡注册一家汇款公司，进行地下钱庄活动。
罗每天进行中国、新加坡两地传真账目，两边对账。案发后，办案人员发现，两边给付的钱基本平衡，说明罗庆豪很清楚手中的资金量，有多大的资金就做多大的单。如果达不到平衡的话，就会分单，即和别的地下钱庄一起做。
“在‘对敲’中，资金很少发生跨境流动，如果实在需要跨境转钱，许多钱庄还是采用传统的携带现金出入境方式。”李明照说。
携带现金出境的方式多发生在经济活跃的边境城市，比如深圳。据警方掌握，深圳的一些小钱庄每天都会让一些“马仔”带钱出入境，有些通过过境长途司机夹带，一天运输几十万元不成问题。
烟台、威海等地则称其为“跑船带工”，形式和深圳的“马仔”如出一辙。“马仔”们一般都是地下钱庄经营者的亲戚、朋友、同乡，最大程度上防止“马仔”携款跑路。
除携带现金出入境外，轧差的另一个重要渠道是虚假贸易。
李明照举例说，有的钱庄经营者会在境内成立一个投资公司，境外以注册资本金的名义进钱，进入后就结汇，弄到钱就走，这是以假外资的方式入境；还有一种是假贸易，找一家贸易公司虚报过关品名，海关并不是所有物品都开箱检验，通过虚假报关手续，以货款的名义，进行正常的银行购汇，完成轧差。
李德强地下钱庄案中，“对敲”后的一些平账方式正是借此完成。
“近年来，地下钱庄还逐渐开始通过非居民账户（NRA账户）、离岸公司账户等渠道，协助客户进行跨境汇兑活动。”李明照说。
NRA账户是境外机构在境内开设的账户，等同于外国账户管理，向境外汇款受限。但目前，已经发现有人利用NRA账户进行地下钱庄活动的案例。
2014年12月，浙江金华公安机关破获赵松涛等人涉嫌地下钱庄案，涉案金额高达4100余亿元，是迄今为止全国公安机关查破的最大一起案件。
2011年开始，赵松涛等人在浙江、广东、宁夏、新疆等地注册了200余家无实际业务经营的外贸公司，在香港注册了100余家公司，并以这些港资公司名义在内地银行开设大量NRA账户。
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规定，金融机构应将NRA账户视为境外账户进行管理，客户如要将境内账户资金汇入NRA账户，需向金融机构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并经过审核。
但实际上，当前部分商业银行的业务系统并不能有效识别NRA账户，利用这一漏洞，赵松涛协助客户进行非法跨境资金汇兑。比如，客户需将资金转往境外，赵等人让其将人民币资金汇入指定的内地账户，再转入其控制的NRA账户，然后以虚假贸易为名向银行购汇后，直接汇往客户指定的香港等境外银行账户。
据统计，该团伙共在全国开立作案账户1700余个，涉及全国31个省份1.3万余名客户。
离岸公司账户更为便利。“传统‘对敲’需要境外有人，如今有了离岸公司账户，境外都不需要有人。”李明照说。北京“7·30”地下钱庄案中，犯罪嫌疑人利用离岸账户不受国家外汇管制限额约束且向境外汇款便利的条件，专门在境外成立离岸公司后在境内开立离岸账户，协助客户进行非法跨境汇款，从中收取8‰左右的手续费。该案抓获59名犯罪嫌疑人，涉案账户交易金额达1400余亿元人民币。
钱庄常关联上游犯罪
正常的跨境转移资金行为，如出国留学、境外购房置业、跨境支付结算等，虽有合法正规程序可循，但由于效率低、耗时长、税点高、额度受限等原因，不少人选择更便捷的地下钱庄转移资金业务，不过同时带来的还有高风险。
深圳宝安区公安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颇为典型。今年八旬有余的香港商人陈达一直在内地经商，因年纪渐大，于是把在深圳经营十年的企业卖掉，准备回港生活。
但其卖产业所得6000余万元款项，如通过正常途径跨境汇入香港，耗时耗力且手续冗长繁琐。2012年初，陈达的十年老友、一家国有银行深圳市宝安区支行原行长沈友国声称可以通过自己掌控的外汇管控指标帮助陈达转移资金，条件是200万元好处费。
陈达将6000余万元分三次汇到沈友国指定的账户上，但最终尚余625万元人民币未到陈达的香港账户。
在迟迟拿不到剩余资金后，陈达感觉被骗，遂到宝安区法院起诉沈友国侵占其资金。2013年，法院立案后发现其中或涉及刑事犯罪，便将案件移交给宝安公安机关办理。
据办案民警、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曹启南介绍，警方认为沈友国存诈骗嫌疑，于是以涉嫌诈骗立案，准备对沈刑拘时，发现沈友国已踪迹全无。在陈达起诉期间，沈友国已经辞职潜逃，至今未归案。
办案人员追赃时发现，沈友国指定的账户为他人的个人账户，将资金转移到5个账户，又迅速将资金向100多个账户分散。公安机关分析认定，这些账户操作者有从事地下钱庄作案嫌疑。
今年6月2日，宝安警方收网该案，抓获30余人，捣毁地下钱庄窝点6个，查获银行卡300余张，涉案金额高达120亿元。
“对于地下钱庄的客户，其实存在各种法律风险。比如，公安查案时冻结了地下钱庄账户，其中包含某个客户的资金，此为涉案资金，有全部没收风险；地下钱庄的潜规则一般是需要客户先付款，假如钱庄收到钱后还未‘对敲’就卷款跑路，由于涉及违法行为，客户资金很可能不受法律保护。”李明照说。
在浙江金华“9·16”地下钱庄案件中，警方收网当天有几家企业刚刚把钱付给地下钱庄，钱庄还未来得及付外币就被警方控制，这些企业不仅损失了这笔钱，还要接受行政处罚。
除合法资金利用地下钱庄转移外，尚有大量涉及违法犯罪的赃款把地下钱庄作为转移到境外抑或“洗白”通道。
据李明照介绍，目前我国经济犯罪总体十分活跃，在部分领域呈现激增态势，金融、证券、涉税、商贸、假冒伪劣、涉众等领域的经济犯罪案件中，均发现有地下钱庄作为赃款转移通道。
上海警方办理的伊世顿公司涉嫌操纵期货市场案中，犯罪嫌疑人即是通过地下钱庄将非法获利转移出境。
上述深圳宝安地下钱庄案中，尚有案中案涉及上游犯罪。
宝安警方在侦查该案时发现，该地下钱庄中名为郑海林的账户和宝安的另一起合同诈骗案有关联。
经营一家电子元件贸易公司的陈同生曾诈骗不同的事主达2亿多元资金，其中一部分约8000余万元的资金通过郑海林的账户被转移至香港。目前，陈同生已逃至境外，尚处于通缉中。
厦门远华案中，赖昌星利用走私赚取的大量赃款即通过地下钱庄转移至境外，其将人民币现金送到地下钱庄，钱庄再按照当时的黑市汇率支付给赖昌星在香港的公司相应美元或者港币，赖借此在香港大量购置地产，进行投资。
据《财经》记者了解，有的地下钱庄已经成为暴力恐怖活动和境内外敌对势力转移资金的工具，直接危及国家政治安全和政权稳定。今年，新疆已破获30余起资助恐怖活动的案件，均和地下钱庄有关联。
尹中立介绍，洗钱犯罪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其中以深圳、温州等地为“重灾区”。这些地区出于地理位置的原因，通过地下汇兑活动向外转移资本时，有各自对应的境外国家和地区，比如广东对应香港，温州对应欧洲和美国，山东半岛对应日本和韩国。
在公安部此次专项行动中，紧邻香港、澳门的广东公安机关战绩斐然。据广东省公安厅经侦局金融犯罪侦查科科长邓俊彬向《财经》记者介绍，今年4月1日以来，截至8月19日，广东全省共侦破地下钱庄案16起，其中深圳7起，抓捕犯罪嫌疑人74人；全省涉案金额超过600亿元，缴获现金人民币1900多万元，港币110多万元，美金26万元，冻结账户1418个。
“广东之所以成为破获地下钱庄案最多省份之一，是因为广东距离香港、澳门最近，经济活跃，特别是深圳，出入境贸易频繁，常有十几亿元的现金流动，如果夹杂一些非法渠道转移的资金，金融机构就很难发现。”邓俊彬说。
洗钱定罪难
虽然地下钱庄的经营活动中往往存在上游犯罪，但以此认定地下钱庄经营者洗钱犯罪却难获法律支持。
《刑法》中洗钱罪的构成要件含有“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这一“明知”条款成为地下钱庄经营者规避法律的利器。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诸多办案民警均有同感，参与地下钱庄活动的犯罪嫌疑人为规避洗钱罪，从来不问客户的资金来源，即便知道也在归案后故作不知，办案机关也很难找到可以支持这一“明知”条款的证据。
“所以，大部分地下钱庄案可能存在大量洗钱行为，但最终只能以非法经营罪定性。”李明照说。
尹中立介绍，洗钱犯罪和地下钱庄的问题由来已久，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巨大。由于其手段隐蔽、资金难以追踪的特点，能够被查出来的案件少之又少，只能算整体数量的“冰山一角”。被法院认定的洗钱犯罪更是寥寥无几。
目前可知的第一起洗钱案例是广州洗钱案，江苏南京人汪照因通过购买企业股份假造亏损账目帮助他人的贩毒资金洗钱，后以洗钱罪被广州海珠区法院判以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该案在审理时，曾因汪照“是否明知其为贩毒所得资金”而引起争论。
第二起洗钱案件来自福建泉州，同样与毒资相关。
2002年8月至2004年4月间，毒贩蔡清海将贩卖毒品所得的赃款陆续通过菲律宾地下钱庄汇入我国境内地下钱庄。在蔡的指使下，其叔蔡怀泽、其堂
弟蔡建立分别以各自名义在农业银行石狮市支行、建设银行石狮市支行开设个人账户，并将明知是毒品犯罪所得的350余万元及660余万元赃款存入上述账户。
事后，蔡怀泽、蔡建立将大部分赃款转出。
这一洗钱过程为：蔡清海通过菲律宾地下钱庄将赃款“汇入”我国泉州、晋江、石狮等地的地下钱庄；泉州、晋江、石狮等地的地下钱庄将赃款分别存入蔡建立、蔡怀泽的账户；蔡建立、蔡怀泽在蔡清海的指示下多次取现，用于购买车辆等用途。
日，蔡建立、蔡怀泽以洗钱罪分别被判三年和两年六个月。
广义上的洗钱是指，为了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地点、来源、去向、所有权或其他权利使其获得表面的合法性而进行相关活动的过程。
实践中，洗钱与地下钱庄已共生共恶——地下钱庄为走私、贩毒、贪腐等上游犯罪提供了转移资金的支持保障，上游犯罪衍生而出的洗钱行为又为地下钱庄带来滚滚财源。
尤其在贪腐犯罪中，官员借贪污贿赂短时间迅速积攒的巨额资金急需找到转移、“洗白”的通道，离岸公司、地下钱庄恰能满足这种需求。
已被执行死刑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就曾和情妇商议将受贿赃款转移至境外，之后，其情妇为将4109万元赃款清洗出境，不惜付给地下钱庄1150万元的费用。
中国首例因贪腐赃款洗钱的案例出自重庆。日，因受贿2226万元，重庆市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被重庆市第二中级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死刑。同庭受审的还有其妻子付尚芳，付尚芳被法院以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晏大彬将2165万元受贿款交给付尚芳保管。而付尚芳明知该款系晏大彬受贿所得，仍将其中943万余元以本人或他人之名，用于购房、投资金融理财产品以及存入银行等。付尚芳因此成为因亲属贪污受贿被控洗钱罪的第一人。
在《财经》记者掌握的另外一起江苏省扬州市发生的贪腐案件中，虽然贪腐官员职级较低，但也采用地下钱庄这一手法转移贪腐赃款。
2008年9月，江苏省扬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接到扬州市检察院反贪局通报，检察机关在查办扬州市交通局公路建设处财务材料科原科长王新涉嫌挪用公款
案、扬州市商业银行方圈门支行原副行长肖路受贿案中，发现王新、肖路共将100余万元赃款汇入开设在上海市农业银行的何家财账户，并转至加拿大，何家财或
涉洗钱罪。
何家财，福建福清人，于2002年携家人赴加拿大定居，并于次年在加拿大温哥华市注册成立特快汇款公司，此后又相继在阿联酋、香港等地成立了相应的汇款公司，在多人的协助下，为国内客户开展跨境汇款业务。
2004年11月至2008年10月间，何家财以其本人及家属、朋友的名义在天津等22个省（区、市）开设的363个账户累计经营额约85.76亿元人民币，涉及国内27个地区的4000余名客户。
何家财等人被公安机关以涉嫌洗钱罪立案侦查，最终在2010年，何家财被以非法经营罪判处五年六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300万元。
破坏金融秩序
“许多人，包括个别地方政府人员，认为地下钱庄无非就是倒汇转钱提现，能有什么危害？”李明照说，但实际上，地下钱庄的危害相当大。
李明照举例说，一起地下钱庄专案中，犯罪嫌疑人每天早上等银行9点钟一开门，20余人一拥而入提现金，一会儿工夫就把该网点一天的备付金提光。这些人提取到现金就去购买外汇。到了晚上，银行刚往ATM机里加了现金，这些人又排队去提，一会也提光了。这些都严重影响、破坏了正常的金融秩序。
尹中立认为，中国可以说是洗钱犯罪“天堂”，我国的金融机构不要求为大额现金交易提供资金来源合法性证明，这为洗钱犯罪和资本外逃提供了便利。
李明照介绍，地下钱庄的资金交易具有高度隐蔽性，其数量和资金难以准确统计，大量性质不明的跨境资金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体系之外，从而形成巨大的资金黑洞，极易破坏国内金融资本市场秩序，危及国家金融安全和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
以股市为例，境外热钱假如不通过正规渠道进来，而是利用地下钱庄“翻墙”入市，极易破坏股市平衡，又难以监管。
公安机关曾破获一起案件，国外的投资机构在国内注册贸易公司，通过地下钱庄把钱转入境内，在国内炒股获利，然后钱再通过钱庄转出境外，无从监管。
“特别是近期以来，国际经济金融形势错综复杂，国际资本波动不断加剧，中国面临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加大。这种情况下，更要警惕一些‘灰色资金’通过地下钱庄跨境流入流出，对我国的金融资本市场和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和冲击。”李明照说。
由于地下钱庄的资金交易无法纳入正常的国际收支统计中，导致国际收支数据不能准确反映经济形态的实际情况，影响有关部门对人民币汇率水平等方面的准确判断和分析。
地下钱庄为客户提供非法金融服务，无形中成为银行的竞争对手，造成银行客户群的流失和业务量减少，直接损害了银行的利益。
李明照介绍，一些企业将在国内的人民币经营收入支付给地下钱庄，并在境外收取相应外币，将应纳税收入转移至境外；还有企业通过地下钱庄将大量资金转入个人账户后***，偷逃税款，给国家造成重大税收损失，侵蚀国家的财政基源。
中国反洗钱工作的核心管理部门是央行、公安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但目前，反洗钱各部门间形成不了打击合力，我国反洗钱工作效率不高。”李明照说，比如，部门合作信息不共享，犯罪分子往往开设多个银行账户，公安机关在查询账户时需要给该银行去函申请，等到审批结束往往需要一周时间；反之，不法分子如果拿着假护照到银行开设账户，银行也不能像公安系统一样识别假护照。
李明照指出，公安机关和银行的传统资金账户调查方式跟不上形势需要，建议银行为公安机关办案提供便利，建立快速查询机制。一个案件中可能牵涉很多钱庄，遍布全国各地。其中可能存在跨地、跨行、跨境交易，造成公安查账户难，银行查账慢。如今兴起的网银交易更是加大了查账难度。
银行应起到重要的监管作用，但许多基层办案民警发现，一些银行负责人反倒和地下钱庄关系密切。
北京“7·30”地下钱庄案中，部分银行从业人员为非法牟利，利用工作之便，协助地下钱庄招揽客户，从中获取2‰左右的提成。
“许多地下钱庄经营者经常匿名开设多个账户，这让我们追踪起来非常困难。商业银行不能只盯着利润，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局一大队大队长刘育全说。
银行作为反洗钱工作的主要管理部门，需要与实施打击行动的公安部门密切配合。
尹中立认为，银行在反洗钱工作中主要承担的责任是提供技术上的审查。但是现实情况下，银行与公安部门的协调配合存在种种阻力。
对于银行来说，即使怀疑部分账户有问题，也不会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因为银行依靠吸纳客户盈利，其利益和客户捆绑在一起。同时银行需要遵守为客户保密的规定，因此除非公安机关出示相关证据，银行没有主动提供线索和追查账户的义务，这无疑为公安机关追查案件造成困难。
要想改变这种困境，尹中立建议，银行应该在现有的基本防范措施的基础上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洗钱必须要用现金，而现金本身的特点就是难以追查，因此银行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严格控制现金交易。在这一点上，中国的银行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以美国为例，在银行存款5000美金以上就需要提供资金来源的证明，这种做法可以有效防止大额非法资金的流动转移。
关于银行监管及反洗钱工作等问题，《财经》已向央行发送采访需求，但截至发稿，央行一直未有回复。
除银行和外汇管理局外，其他部门管理上，工商机关的作用也十分重要。中国所有地下钱庄基本上都需要空壳公司。这些公司有的没有办公地点，一些工商部门存在不作为的情况，并没有到公司注册地回访，造成许多空壳公司存在。
另外，由于地下钱庄多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公安机关往往取证十分困难，造成打击处理效果差、犯罪成本低。
地下钱庄案已经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全球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反洗钱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简称FATA，我国也是其成员），一直强烈建议和呼吁各国加强反洗钱监测、预防和打击。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刑事执法部门也一直对此类地下汇兑活动采取“零容忍”态度。
2001年发生“9·11”事件后，美国执法部门发现，一些基地组织成员通过地下钱庄转移涉恐资金，对其国家安全形成重大威胁，因此一直寻求不断加强立法和国际执法合作，严厉打击此类活动。
（文中犯罪嫌疑人、当事人均为化名）
本文来源：财经网
作者：李恩树 许晓晗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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