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如何才能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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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何才能获得自由？
全球史观下的人类文明系列之六
作为群体性意识活动的产物，每个民族所创造的文明都必然将组成本民族的所有成员投入到巨型的“瓶子”里，任何人都无法从这“巨瓶”中逃出。
生而为人，“身体发肤”无可逃于天地之间。人如何才能自救呢？
面对文明世界的必然逻辑，人的自由在哪儿？
什么是自由？
人的自由源于意识介入存在的目的性活动。人的意识能够自主介入对象化的存在，其目的性活动的要求能够得到满足，即是获得了自由；反之，人的意识不能自主介入对象化的存在，其目的性活动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即是失去了自由。
人之所以失去自由，是因为人类各民族群体性意识的目的性活动强势介入了存在，人被文明世界必然逻辑的“巨瓶”吞噬其中，文明世界的框框、教条成了束缚人身自由的枷锁。因而，只有剥夺文明世界的必然逻辑介入“我的意识”的权利，人才能重新获得自由。
也就是说，人“被抛入”到既有文明的“巨瓶”之中，“巨瓶”的存在使“我的意识”的目的性活动走入了歧途，它并非“真我的意识”的目的性活动，而“真我的意识”却被“异化”了----若想得到自由，必须首先以失去自由的行为方式才能得到。
由于文明中的框框、教条的束缚，正是“真我的意识”走入歧途的中介----通过文明中既有框框、教条的目的性活动，不仅不能得到自由，反而失去了自由。
人怎样才能获得自由？
人若获得自由，必须要对存在、“我的意识”以及人类既有文明中的框框、教条三者关系进行深入的反思。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将三者关系推论如下：
既然文明世界的必然逻辑使人的意识失去了自主介入存在的目的性活动的自由，那么，否定既有人类文明中的框框、教条是人获得自由的前提；
“我的意识”的自主目的性活动只有与代表存在本质的“本真的存在”保持同一，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我的意识”只是“我的意识”，因为代表存在本质的“本真的存在”并不存在，它怎么能使我获得真正的自由呢？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一幅奇异的“景象”：在否定既有文明框框、教条的前提下，或者否定“我的意识”，回归存在的“本真的存在”才能获得自由；或者否定存在的“本真存在”，回归“我的意识”才能获得自由。
回顾人类文明史，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两种走向极端的并且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思想倾向，它们分别可以从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发展脉络中找到代表者。中华文明显而易见地是以道家思想为代表；西方文明直到文艺复兴时代，才逐渐发展出系统性的自由思想，特别是近现代西方思想家“坚持不懈”地否定上帝或存在的决定性地位，崇尚人的意识自由，存在主义正是这种思想的代表。
2000多年前中国战国时代的庄子和上个世纪现代西方存在主义大师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在他们的学说中都系统性地提出了“绝对自由”的观念，将它们进行对比就能使我们对于如何获得自由的问题一目了然。
或许可以说，今天的人们拥有了两种乃至三种获得“绝对自由”的方式，人们可以按照庄子式的自由观去生活，或者按照萨特式的自由观去生活，或者以两者兼而有之的方式去生活。
由意识活动主导的人类文明，没有绝对完美的模式，因而，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总会有一些人类智者对于本民族文明产生出深刻的反思。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一代代文化精英认真思索着文明成果的得失，产生了诸子学说。他们思索着，辩论着，对于中国人走过的道路进行了痛彻的反思。那时就曾流传一则“杨朱泣歧”故事，说的是大思想家杨朱一次外出时，遇到一条岔路，他联想到人生中的歧路，心中不禁伤感万分，竟然哭了起来。“杨朱哭衢涂曰：‘此夫过举跬步而觉跌千里者夫！’”（《荀子?王霸》）。意思是说，这是那错误地跨出一步而觉察时就已走错千里的地方吧！
庄子在反思中华文明的过程中深刻地指出自为意识所走入的歧途。他主张不要有意识地介入外物的存在，人应专心致力于体悟自我意识与“道”在本原上的同一性，这样才能“得道”，从而获得自由与自救。
在庄子看来，得道的方法就是“忘”和“虚”。“忘”即忘记外物及物我关系；“虚”即心灵进入虚无的境界。“忘”针对外在之物，“虚”针对内心中的障碍。内虚外忘，实即内外两忘，一旦虚、忘兼备，大道自成。
“忘”如同一个人经历一个“洗脑”的过程，把一切既有的东西从大脑深处“洗干净”；而“虚”的过程是人用心去领悟“道”，再把“道”“装”入自己的大脑中，与“道”融为一体。当然，“忘”与“虚”并无先后关系，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
由于没有至上人格神的存在，庄子将虚拟化的“道”当成了人生的精神支柱。庄子哲学的中心是“道”，一切以“道”为根据。道是灯塔，是方向，也是归宿。庄子对“道”的描述，从本质上说是为其以人生论为核心的“人学”理论服务的，这突出地表现在庄子对于人生困境的追溯，对人的自由境界----“逍遥”状态的刻画。
人生的苦难与逍遥在于“道”的得与失。道无处不在，得道便是与道合一，就是个体回归人的“本真存在”，就是融入大道之中。只有以道观物、以道观天下才能解除人生的烦恼与痛苦，最终达到自由逍遥的境界。因而，只有识道、悟道与得道才能真正地走向自由。
庄子哲学的根本宗旨就是超越现实，实现人类意志的自由，他视个人的自由为人的终极价值加以追求，从而达到个体心灵上的绝对自由。
庄子哲学侧重于个体自救，认为得道是为了救已，而不是为了治世。在等级制度下，人们追求这样的自由，具有反对王权专制主义者及其思想奴役而争取其个人精神自由的积极意义，但这种积极是以消极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庄子宣扬人在精神世界的绝对自由----其达成的方式是神秘的、笨拙的、超现实的。庄子按照一种幻想的形式塑造了一种纯粹理想主义的人格模型，但他对于自然界以及社会存在的机械必然力量却无能为力。在王权专制主义社会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的机械必然性成为束缚人类的双重枷锁，在它们的压抑下，人无法获得真正的独立，现实世界不可能存在庄子所描述的“至人”、“真人”、“神人”式的“逍遥”。
庄子式的绝对自由就是试图使个体意志无限回归到客观意义上的“自在之物”本身。同样是怀疑论、不可知论、否定论者，萨特却走到了完全相反的道路上----人的意志就是要超越客观意义上的“自在之物”，个体的自为存在作为意志的存在物，所拥有的自由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
对于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完全不同的认识，正是庄子与萨特绝对自由观念的根本区别点。
同是“绝对自由”的哲学概念，它们同样来源于最高的存在本体，但概念内涵却是完全不同的。在庄子学说中，先天地而生的“道”是贯穿于庄子哲学的核心，人获得“绝对自由”的前提就是“得道”。而人识道、悟道、得道的过程就是丧失主体存在的独立性与确定性的过程。因而，庄子的“绝对自由”是一种近于无主体的“神游”，即人与存在的最高本体----“道”的绝对同一。个体意志同于大道，人得到了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但个体存在的阵地却沦陷于绝对存在----客观意义上的“自在之物”当中。从本质上说，庄子追求“绝对自由”的过程，就是放弃人的自为存在的过程。人只剩下了精神上的“神游”，而现实中实体存在的人却“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丧失了肉体上的自为能力。虽然，庄子的自由观念可以摆脱社会因素的束缚，主张不与官方的权贵势力合作，获得了相对意义上的社会自由，但这也是以放弃其自身的自为能力为前提的。
萨特的“绝对自由”观念建立在他对存在的自在规律性彻底否定的基础上。“存在是不必要的。存在就是在那儿，这是显而易见的。存在的东西出现着，彼此相逐相逢，但人们永远不能解释它们 .......这公园，这城市，以及我本身，一切都是无谓的。当意识到这些时，心里就翻腾，一切都在你面前浮动起来，于是你就想呕吐，这就是恶心，这就是那些混蛋们企图用他们的法权思想掩盖的东西，这是多么可怜的慌言啊！任何人也没有这个权利，混蛋们象其他人一样，完全是无谓的。”（《萨特研究》，318页，柳鸣九主编，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存在没有原因，没有理由，没有必然性。存在的定义本身向我们揭示了其原始的偶然性。”（《存在与虚无》）“我知道我早已找到生存的***，我的恶心的***。事实上，后来我能知道的一切，都归结为这种根本的荒谬”。（《恶心》）
“绝对自由”观念的来源是什么？一切都是纯粹偶然的，一切都是荒谬的，那么，又有什么能够限制人的自由权利呢？“现在，在我们面前，既没有上帝，也没有决定论，也没有人的本性”。那么，人是什么呢？萨特回答说，人就是自由，人的自由就是人的存在，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使本质成为可能；人的本质悬于人的自由。我们称之为自由的东西是不可能与“人的现实”的存在区分开的。
萨特哲学否定了命定的一切，“存在”呈现出完全“虚无”的状态，存在是毫无理由的，纯粹偶然的。于是，“绝对自由”并不需要任何庄子式先天地而生的“道”。萨特的绝对自由是“绝对”的。
那么，庄子与萨特自由观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区别呢？
庄子过分强调人作为自为的意志存在与自在存在的同一性，而在萨特哲学里，正表现为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之间的异化。
在这里，我们不妨引用一下萨特剧本《苍蝇》中的一段话----通过这段台词，可以清晰地看出萨特对于世界本体的根本立场。假如我们把朱庇特当作自在的存在或代表“本真的存在”，而俄瑞斯忒斯则代表了自为存在的话，这种关系就再也明显不过了。
你这厚颜无耻的恶鬼，我不是你的主，那么是谁创造了你?
俄瑞斯忒斯
是你，但是你不该创造一个自由的我。
我给予你自由是要你为我服务。
俄瑞斯忒斯
这倒有可能，但这自由却转而反对起你来了。不论你我，都对此无能为力。
俄瑞斯忒斯
我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奴隶，朱庇特。我就是我的自由！你刚创造我来，我就不属于你的了。
庄子所强调的“同一性”问题在萨特的哲学中形同虚设，自在的存在不过是个摆设而已。也就是说，对于这种纯粹抽象的同一性，对世界本体的客观性，他一刻也没有尊重过。宇宙的无限性，客观实在性完全为主体的有限性、主观自为性所吞噬、消融。这就是萨特自在与自为理论的根本实质。
从实现方式上看，庄子的绝对自由观念是消极的、被动的，而萨特的绝对自由观念却是积极的、主动的。
萨特式的绝对自由观念是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相异化的结果，在存在的绝对性的沦陷中，主体超然独立于存在所丧失的阵地之上。人作为自为的意志存在，得到了自由本身，主体是鲜活的存在者。
庄子在哲学的推论中得到了“绝对自由”，但完全失去了人本身，完全失去了人在现实中与自然、社会存在相斗争的阵地。庄子把人生的困境描述得十分详尽，人无论对于自然界，还是人与人类社会，以及人本身，其间的斗争都违反了“道”的本质。人只有得道才能彻底解脱。显然，庄子式的得道，其实只是得到精神意义上虚假的自由，放弃了人在现实世界里追求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超越意志，亦可认为是放弃了“自我”，失去了现实世界的自由。
萨特从对绝对自由的推论中使人们获得了自由，找到了人本身。萨特认为自为是绝对自由的，不受任何东西，包括自身的束缚，它不断否定、创造着自己，发展着自己，正因为人是完全自由地造就他自己，人从根本上说就是自由的。特别是纳粹的烽火把萨特“孤独”的外衣烧成灰烬，破灭了他“独善其身”的幻梦，萨特终于从极端个人主义的泥坑中爬了出来。不幸的战争经历，让萨特的哲学思维更加成熟，使他变得更加热爱生命，更加热爱自由，毕生都在追求个体价值的实现。自由成了萨特哲学的主调。使萨特获得极高知名度和极大声誉的恰恰是他的社会政治学说，这一点也使他与胡塞尔、海德格尔区别开来。
庄子描述的人在精神境界上的绝对自由是远离现实世界的，自由是纯粹空虚的，人不能独立地创造自己的现实生活，甚至不能回归到正常人的生活中，因而接受他思想的人都是无法改造世界的弱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思想能够征服别人，而道家思想则只能征服自己。
什么是“坐忘”？进入了“坐忘”境界的人还具备人的本质吗？什么样的人才能“坐忘”呢？
完全征服自己的人，也就是完全丧失自己的人！一方面他控诉了人的本质遭受异化的自然与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哲学本身也起到异化人的本质的作用。自由走向了它的反面，自由否定了自由本身。
知识分子因为富有知识而应该受人尊重的，但被老庄思想武装起来的知识分子往往却成了脱离百姓生活并被人民群众所唾弃的特殊人群。这里不妨取一例说明。笔者记忆中曾经有一位生活于三十多年前的信奉道家思想的乡村“隐者”，他一生未娶，不会劳动，也没有任何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行为。村里的人们没有人拿他当回事，连我们这样的孩子也学会了取笑他。他住在类似于猪棚般的低矮茅草房里，全部家当除了一张床之外，便是和他生命一样重要的古书了。知识是仅仅属于他的私人财产，他从来也不知道如何与那些没有文化的农民们共享。实际上，在农民的眼中，他已经被归入精神异常者之流，甚至于不少父母私下里教育自己的子女千万别和他一样没出息。作为乡村隐者，也许他自认为自己是“真人、神人、至人”，不食人间烟火，但绝大多数村民却把他视为痛苦的象征。
我在这里并不是完全否定庄子消极自由理论的价值，由于道家文化作为次主流文化，其价值的实现方式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制约，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
此外，庄子与萨特在理论思维的层次上有着明显的不同。
庄子探索世界本原的方式属于反思前的我思哲学，是一种感性的直观认识与理性的直觉认识相结合的产物。庄子学说在思维层次上含有人类原始思维的特性，如万物有灵论等低级思维方式在庄子哲学中比比皆是。庄子哲学中经常混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理论上常常滑向相对主义的泥坑。当然，庄子哲学思维主要是通过寓言等形式来揭示事物之间的联系，哲学思想通过文学的形象思维表达出来。其哲学并非标准形态的哲学，而是文学化的哲学，这一点倒是与尼采哲学的风格十分相似。
萨特的哲学是反思后的我思哲学，他的哲学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性。萨特哲学是以西方二千年哲学史的积淀作为其哲学思维的背景，是非常成熟的哲学思维。萨特也是一位文学大师，其文学作品（特别是戏剧）同样对西方乃至世界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他的文学与哲学是迥然分开的----文学就是文学，哲学就是哲学。当然，古代东方与现代西方进行哲学思维的条件不可同日而语，古代的庄子很难做到把文学与哲学分得那么开。
庄子认为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必须以“道”为师。作为世界存在的本原与本质的“道”如同一座高山，是无法翻越的，人只能仰望这座高山，人何必要自寻烦恼地解决这个无解难题呢？而萨特作为现代西方哲学家，他能够站在一代又一代西方哲学家的肩膀上，在理性主义的演绎中翻越了这座高山。虽然那座高山的存在是同样的“虚无”，庄子所看到的是上山前的景象，而萨特看到的是下山后的景象，两者同样具有本质的区别。
通俗地说，庄子看到的“上帝”是活着的，具有无边的“法力”，人必须完全依靠它才能得到自由；萨特看到的“上帝”是死了的，人必须摆脱它的“法力”才能得到自由。
庄子和萨特同是 “反政府主义者”或是“无政府主义者”，结果却是大相径庭的。
庄子哲学侧重于个体自救，认为得道就是为了救已，而不是为了救世。身处战国乱世，任何哲学家都必须回答如何治世的问题，庄子也不例外。庄子以《应帝王》回答了帝王治理天下的问题。他认为圣人之治并不在于治外，而在于治内。统治者要把治世与治已相结合，得道与救世相结合。他大谈老子的无为思想，以无为为治世之道，而且以无为为帝王之德。然而，真正的救世主并无救世之心，庄子对统治者的无为之治的期望在中国历史上更多的时候都不过是一种幻想。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斗争文化，血流成河的杀戮几乎每隔一段历史时期就会发生。庄子哲学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只能帮助统治者更好地统治人民，只能让人民更加顺从统治者的意志。
萨特是一位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直至晚年，他还重申他骨子里没有改变，“始终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非常看重作为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独立精神和人格尊严。他以存在主义大师的形象凛然存在于法国乃至世界的政坛。他的精神是绝对自由的，“绝对自由”就是他批判法国政治乃至世界政治的有力武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曾有人向戴高乐总统建议，将猛烈抨击政府的萨特投进监狱，戴高乐回答说，人们并没有把伏尔泰投进监狱！萨特独特的思想，独特的个性，独特的生活方式及他的名望都给他招来了无数的批评、责备乃至污蔑和辱骂。他承受着这一切，承受着人们强加给他的仇恨。无论萨特生前或死后，他都有许多的对手。但这并不妨碍他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萨特的无政府主义时代。即使是今天，法国人仍然感受到他的思想对于法国政治的影响，萨特似乎还活着，并且还在发表着超然于世的观点。
从庄子与萨特所生活的时代，从他们思想根源的分析中，也会感到明显的不同。
庄子生活在战国时期，一生曾经历过无数次战乱与灾荒。那时，诸侯国为了占有河流、土地、城市和人民，连年征战，民不聊生。淮河流域每隔三至五年，就会发生一次大洪水。洪水冲决堤坝，一泻千里，农民们辛勤耕种的庄稼连同村庄、道路顷刻间陷入一片汪洋之中。洪水过后，农民们曾经苦心经营的一切都已荡然无存，却留下了瘟疫的大规模流行。农民被迫离开家乡，四处乞讨，沦为流民。
谁能左右洪水这种源自上天的力量？一边是饿馑枕道，一边却是血流成河。庄子布衣弊履，如“真人”一般来到苦难的人们中间，痛苦地哀叹道：
“回到无何有之乡吧！”
萨特生活在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他被迫卷入了这场战争，并且不幸成了德国纳粹的战俘。在集中营里，萨特随时可能丧失生命，可是究竟是谁赋予了德国士兵那样的权力，可以轻易地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呢？战争带给萨特的创伤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战后，在自由的阳光照耀下，人们再也感觉不到曾经对准自己的***口的存在。自由是多么美好！自由，不正是存在的曙光吗？孤独的萨特一辈子都献给了自由的事业。自由成了他人生的尺度，看待世界的尺度。萨特成了自由的象征。日，经历半个世纪沧桑的萨特逝世。萨特遗体下葬蒙巴那斯公墓，数万巴黎民众自发排起了一路巨流，护送他们的思想大师灵柩远去，哀荣之盛，无疑是法国20世纪最隆重、最触动公众感情的一次葬礼。
萨特离开我们了吗？直至今天，人们依然爱着萨特，他不正是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那个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孩吗？萨特一辈子都是这样的一个孩子----
“上帝不是死了，上帝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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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4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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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高端是哲学。中国哲学虽不乏逻辑分析的学术传统，却更为欣赏整体动态、辩证综合，尤重直觉体悟思维。中国人很早即知，人类一切劳动成果的内部，都有最广泛的直觉成分。就本质而言，中国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尊奉一个真正的人的博大气象，人类生命的价值与归宿，乃是以自己的生命贯通乾坤本体，努力成就宇宙的一切生灵。古老东方的人生哲学之思，终于得到了现代西方大哲的创意性回应。与爱因斯坦、罗素、杜威齐名的卡西尔，在其流传甚广影响很大的《人论》中力图论证：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的人，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人的劳作怎样，人的本质也就怎样；人的创造性如何，人性的面貌也就如何。本义上的文化就是一个人性自我创造与人类自我解放的过程，就是一种符号创造活动。语言、艺术、历史、科学、神话和宗教，内在地相互联系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人类文化，它们在相辅相成中朝着这一目标而不懈努力：创造人自己的历史，创造一个“文化的世界”。（摘自谐元书院宋励教授新著《天道----追寻中国文化之魂》，诚征出版合作，微信号：Harment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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