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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及其实现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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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及其实现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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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我们该做些什么？_小宗师
“丝绸之路经济带”连接了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这条经济带地域辽阔，矿产、能源、土地及旅游资源丰富，被称为“21世纪的战略能源和资源基地”。如何看待“丝绸之路经济带”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业内人士表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个极富创造性的想法，“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将带来一个双赢的局面：增强了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相互信任，同时使得周边国家从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受益。当然，“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应当是全面且涉及多个领域的，而目前最为紧迫的是要抓紧制定与这一构想相适应发展战略目标和政策，以及大力发展经济带的纽带----交通和物流基础设施。就目前来看，新丝绸之路的核心仍在商贸。而要让商贸物畅其流，就要优先加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因为物流让商品的使用价值得到实现，也推动促进人员、资金和信息的交流。因此是要建立起国家统筹的物流体系，打破航路壁垒、贸易壁垒以及行政壁垒。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存在很多类型、不同层级的枢纽。沿线不同的城市要明晰区域功能定位，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作用。要分类、分级、分层，避免千城一面，避免同质化。比如西安，就可以是商贸型，充分发挥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地理区位、交通枢纽、历史文化、科教资源优势，着力打造“一高地六中心”，努力把西安建设成最具发展活力、最具创新能力、最具辐射带动作用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兰州市则可以打造丝绸之路钻石节点城市，在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整体考虑中，兰州市近期正在推动这项工作。新疆可以发挥资源优势和边境口岸众多的优势。 作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的连云港，要充分发挥其区域经济中心枢纽港的优势，不断完善与国际接轨、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发展规划体系。提醒您本文地址：“丝绸之路经济带”：我们应该怎样解读、怎样做
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我们需要做一些政策的解读。我们谋求的是广泛的参与和合作，是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共同发展。许涛：几位都提到了生态问题、人口问题、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泛滥和占位（是否会进入政权）、阿富汗问题、国家关系问题、经济问题，等等，确实有很多问题不太好解决，甚至很难看到前景，但是判断中亚局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如果中亚国家能保证政治稳定，那么这些问题都不会成为影响中亚地区全局的致命性问题。这个判断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对中亚之间的合作都是非常重要的前提。目前中亚各国的精英们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态度是越来越积极的。他们提出很多建设性方案，就是把自己国家的发展战略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起来，最典型的就是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提出的把“光明之路”发展战略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起来，很多智库、学者、官员都释放了这样的信息，哈萨克斯坦要做“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交通枢纽。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和中亚国家合作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也是一个机遇，当然挑战和问题肯定是存在的。我们要帮助，或者协助、推动中亚国家参与区域经济的分工，确定自己的角色，这对它们是非常有益的。从历史上看，中亚民族的每一次现代化，因为地缘条件的原因，靠一己之力是很难实现的，特别是过去交通、科技很落后的情况下就更困难。而中亚地处欧亚大陆腹地的重要战略地位，又吸引着周边历代发育成熟的强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染指甚至征服这一地区。例如，希腊人、波斯人、匈奴人、突厥人、阿拉伯人、契丹人、蒙古人、俄罗斯人，等等。历史上中亚各民族与世界的对话就是在伴随着侵略、殖民的过程中实现的，这样的历史造成了中亚民族国家正常发展过程的一次次中断，形成了各民族文化的碎片化。如今，国际关系格局和科学技术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中亚地区所处的地缘环境却难有根本性改变。如何克服这种障碍并与当今世界建立起有机的关系，同时保持和维护政治与文化的独立性，这是中亚国家独立以来一直困扰着各国民族精英们的重大难题。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领导人的倡议为中亚各国破解这一难题带来了重要启示。这将是中亚与世界相连接的不同以往的一次机会，因而也是中亚各国纷纷思考将本国的发展战略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的重要动因。孙壮志：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我们需要做一些政策的解读，目前中亚国家官方和学界还是有一些误解，比如简单地认为就是中国出钱、援助具体经济项目;中国要跟俄罗斯、跟西方争夺“势力范围”;中国是不是在搞经济扩张，等等。其实我们谋求的是广泛的参与和合作，是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共同发展。要打消他们的疑虑，一是靠我们怎样解读，二是靠在实践中怎么做。日，第二届世界那达慕大会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伊赛克湖拉开帷幕。我们的研究和对形势的判断有时候会受到西方舆论的误导。比如，现在之所以纠结在中亚领导人年事已高、政权交接的风险问题上，就是因为按照西方的逻辑中亚国家领导人已执政二三十年，他们去世后怎么能不乱呢？但实际上则是比较平稳。我们要非常客观地去描述这种变化：一方面中亚国家独立以来确实经历了比较痛苦的转型摸索过程，最后找到了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道路。但是否成熟、是否能够稳定地坚持下去，还不能过早下结论，但这个方向是对的，是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这个地区民族关系确实很复杂，有100多个民族。独立初年，民族矛盾曾经非常尖锐，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南部也发生过严重的流血事件。但多数国家通过建立单一制国家、增强认同感等努力，较为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许涛：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首先不再强调民族属性，在文化上充分体现民族平等，把宗教定位在社会层面，宗教不能向政治层面渗透。在民族矛盾问题上，矛盾双方从来不会出现国家之间的对抗，进而也避免了民族问题的政治化。几乎每个中亚国家都有民族管理机构，起着沟通、桥梁的作用。在哈萨克斯坦叫“民族代表大会”，在乌兹别克斯坦叫“跨民族文化中心”，在强调国家认同的同时繁荣各民族的文化。实现社会民主有很多种模式，中东的事情、中亚的事情越来越说明这种判断，西方的体制确实有其先进性与合理性，但不是放在哪里都能成功的。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和2010年的两次“革命”就是例证。独立25年后的中亚各国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必须选择一条符合自己民族国家特色的发展道路和社会模式。尽管这样的探索过程尚未完成，但中亚各国正在为此不懈努力着。
2016年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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