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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疗职业精神焦虑引起失眠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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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主义和职业精神的和谐统一
----记浙江新安国际医院副院长、知名骨科专家赵凯
2014年初，嘉兴医疗界正式引进一位重量级的人物----省级知名骨科专家、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医务部主任、骨科负责人及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中心主任兼脊柱外科主任赵凯教授。
赵凯，现任新安国际医院副院长、骨科主任。从省级公立医院到民营医院的转身，不仅给嘉兴医疗界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也在全省医疗界掀起不小的波澜。
从省级公立医院到新安国际，他为何而来？
初见赵凯，是在新安国际医院他的办公室里，古色古香的实木家具、氤氲撩人的淡淡茶香透露出的是一份医者的人文情怀。
“嘉兴与杭州之间的交通非常方便，高速也就一个多小时，在杭州城里每天早晚高峰花费的时间恐怕也要那么多。大学毕业后我其实就在嘉兴二院工作，这里有我的很多朋友，我很喜欢嘉兴这座城市。”对于再次到嘉兴，他说自己相信缘分。
离开省级公立医院而选择来到新安国际医院，除了赵凯所说的缘分以外，还有着其他原因吗？
赵凯并不着急于说明原因，而是介绍了在他眼里的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的区别。“在我们国内，要到公立医院看病，特别是在省级的大型公立医院看病，对于老百姓来说比较辛苦。”他举例说，“有的病人一大早过来挂我的号，但是到看病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很晚，现在很多人感觉去大医院看病很难、很累，等的时间非常长，看的时间又很短……”
赵凯进一步解释：“我在杭州的时候，一个号只能看3-5分钟，这不是说我们医生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给病人看病，而是没有办法花这么多时间！打个比方，一个上午如果看30个病人，从8点看到12点，平均到每个病人身上只有8分钟，“这8分钟意味着医生一点点休息时间都没有，甚至不能喝口水、上个厕所……”
他说让一个普通人看病有做人的尊严，让有条件的病人真正享受到VIP式的服务，在目前的公立医院是无法做到的。在新安国际医院，他给每一个病人的就诊时间为15-20分钟左右，“有些病人如果从外地赶过来，时间比较紧张的话，我会尽量安排他在一天时间内完成整个就诊过程。而这在很多大型公立医院，是不可能做到的！”“在这里，无论是设备的采购、科室的协调等等在公立医院受到诸多限制的地方，民营医院通过它灵活的机制、人性化的管理，可以去解决很多问题。”
二十年前，他参与了浙江邵逸夫医院的筹建与发展。邵逸夫医院先进的美式管理模式，让他有机会学习世界先进的医疗技术，同时世界也为他打开了一扇视野更为广阔的大门。
“在西方也好，在台湾、香港也好，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如果不是刻意去了解，是很难区分的，甚至民营医院往往汇聚着最先进最优质的医疗资源……”
赵凯说，民营医院具备许多公立医院无法具备的优势，民营医院的发展是中国医疗改革的必然。他选择新安国际医院，是因为新安的理念与他不谋而合，对一个真正想做一番创新与事业的人来说，这里将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平台。
“随着国家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的落实，我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大专家走出来，优化更多资源。因为，对一个医生来说，自身的技能价值得到很好的使用，医者的理想能够得到实现，更多的病人得到更好的治疗，这是梦寐以求的状态。”
省级专家为嘉兴带来了什么？
人才是医院最核心的资源。作为省级知名骨科专家、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的骨科负责人及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中心主任兼脊柱外科主任，赵凯掌握着少数几个专家掌握着的先进骨科技术。随着赵凯教授的到来，新安国际医院的骨科专业也得到了迅速提升，骨科业务量翻番，其开展的多例手术在嘉兴更是首开先河。
今年年后，在赵凯的率领下，新安国际医院骨科成功开展了被称为脊柱后路标志性手术的寰椎侧块螺钉内固定术。毫无疑问，这是嘉兴市范围内开展的第一例，且在全省范围内也很少开展。
接受此项手术的患者是来自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的许大妈。许大妈今年66岁，在1月25日中午骑三轮车途经新塍中学附近时被一辆轿车撞倒，致使其寰椎骨折、头部外伤，一时昏厥。随后被120急救车紧急送往新安国际医院。
经骨科医师检查和X线摄片初步诊断后，发现了其隐患的存在，进行CT检查，果然发现其颈部“寰椎右侧块骨质多处连续性中断，断端分离，齿状突右移”。据介绍，寰椎骨折的发现本身就很有难度，一些患者当下可能并未出现明显症状，如果首诊医生没有警觉意识，很容易忽略病情、延误治疗，而使患者发生危险。
经会诊，赵凯认为许大妈寰椎前后弓断裂并分离，影响了脊柱的稳定性，保守治疗后仍易出现颈椎不稳定和骨折不愈合而导致灾难性后果，因此建议在患者急性期症状（如水肿）等过后择期手术固定骨折部位，防止骨折移位，保持颈椎稳定性。
但此项固定手术绝非易事。赵凯说，此项手术中固定螺钉进钉要求极其苛刻，3.2mm螺钉要打进寰椎椎体侧块3.5mm左右的进钉孔，进钉入口选择、角度与方向要与发射导弹一样精准，而这又全凭手术医生对寰椎生理解剖的熟悉程度、经验与手感进行盲打，同时还需要针对每个病人的个体差异进行术前分析和方案预定。由于寰椎神经、脊髓、血管集中，稍有不慎即可伤及神经及椎动脉，极易引起高位截瘫、呼吸肌麻痹致呼吸衰竭、椎动脉大出血等无法挽回的后果。其难度和风险不言而喻，因此，此项手术被公认为脊柱后路标志性手术。
经过精心准备与周密计划，2月10日，赵教授亲自为许大妈行全麻下颈椎后路系统寰椎枢椎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植骨融合术。凭借赵教授丰富的经验与纯熟的技术，手术一个多小时顺利完成，共用了四枚螺钉进行固定。
5月初，赵凯又为一名38岁的男性患者成功实施了胸腔镜下胸椎结核病灶清除加内固定术，该手术再创嘉兴市首例。赵凯介绍，目前治疗胸椎结合的常规方法是开胸病灶清除加植骨内固定、并结合抗结核药物治疗。但由于传统手术切口约20厘米至30厘米，术中需要撑开肋骨显露病灶，这样容易抑制病人的呼吸，加上胸椎属于高位脊柱，胸椎的椎管本身就十分狭窄，血管的分布稀少，一旦手术损伤到神经后果不堪设想。此外，传统开放手术的较大创伤和围手术期并发症往往对胸椎结核这一慢性消耗性疾病的治疗和康复带来不利，因此，对比之下，胸腔镜下胸椎结核清除技术的优势显露无疑，但同时难度也是不言而喻。
据了解，赵凯正式来到新安的几个月里，各种高难度高质量骨科手术持续开展，他每周的大型手术最多有8-9台。同事们笑言：他不是在手术，就是在去手术室的路上！
这些手术的开展不仅提升了嘉兴骨科的医疗水平，更为广大骨科患者带来实质性的便利。家住城东的林阿姨被确诊为严重颈椎间盘突出伴椎管狭窄，五分之四椎管堵塞、颈髓信号变性。跑遍市区各大医院后，由于手术难度大、风险高，原已打算去上海就医。后经人推荐，林阿姨在新安国际医院找到了赵凯。经过认真研究，赵凯对林阿姨实施了高难度的颈椎后路、前路联合手术。术后，林阿姨恢复得很不错，她对自己在“家门口”就享受到这么好的医疗服务，感到很满意。她说：“去上海杭州专家号挂不上不说，兜兜转转多少麻烦！再说，到上海也未必能找到比赵教授更好的专家亲自来治疗！”
百姓看病难，看大牌专家更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像赵凯这样的专家，省城以外的患者去找他看病，可能折腾一天都看不到他的专家号。赵凯说：“我想，对患者来说，如果能在当地接受到跟省城一样的治疗，甚至更好的服务，那么毫无疑问他们更愿意在本地接受治疗。” 他坦言自己来到新安国际医院之后同期做的手术比在杭州都要多。
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是人生最大的享受
用一个字来形容赵凯的状态，那就是“忙”。除了行政事务、学术会议、大学授课、各地会诊之外，作为新安骨科首席专家，他把能分的时间都分给了患者。
护士长说，他总是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这句话毫不夸张。每周四上午是赵凯的专家门诊时间，虽则每次限号20个，但每个病人他都看得十分细致，他对患者的体格检查十分重视，很反对只凭各种影像片子来给患者下结论，在他看来各种仪器检查只是在佐证自己的诊断，因此他的下班时间总是一拖再拖。下了门诊，那些出了报告的病人会陆续来找他看片子，吃饭就成了有一口没一口。除此之外，经病人、朋友介绍来的患者也是络绎不绝，他的办公室几乎变成了门诊间。
重大手术之后，赵凯总是亲自监护在患者身边，直到患者状况平稳才会离开。张女士54岁，嘉兴本地人，患有腰椎结核急需手术，但由于心肺功能差，多方求医无果。经打听后，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找赵凯。经全院讨论，结论也是不宜手术，但如果不手术，张女士将面临瘫痪在床的困境，面对两难的决定，家人坚持让赵凯搏一把。就患者本身的腰椎结核病而言，对赵凯并无挑战性，具有挑战的是患者极差的心肺功能。术后张女士被立即送入ICU进行体外心脏反搏，赵凯从下午4点出手术室一直亲自监护在病人身边，直到晚上8点病人病情平稳后，才放心去吃他的晚饭。如今这位患者及其家属对赵凯感激不尽。
正因为赵凯精湛的技术、极其负责的专业精神，他才赢得了如此众多的患者。尽管他现在来到嘉兴，杭州、绍兴、湖州等地的患者依然无法割舍对他的信任，纷纷赶到新安国际医院来找他手术。58岁的唐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她特意从杭州赶到嘉兴，并且在嘉兴汽车北站租了房子，为的就是要找赵凯手术。这对一个医生来说，是多大的信任与荣耀！
赵凯说，作为医生很难做到规律生活，甚至很难有自己的时间。但他说：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是他人生最大的享受！
本版图片由新安国际医院提供
来源:&&&&作者:钱姬霞 许 月&&&&编辑:张丽萍&&&&责任编辑:唐男
& 许多家庭有存放食物的习惯，事实上，食物都有“寿命”的，是食物的最佳食用时间。
& 不知从何时起，朋友圈里的风景从晒美食变为晒步数我骄傲。其实每天只要走够30分钟，大约2公里多的路就够了。
& 炎热的夏天要养成少量多次、主动喝水的习惯。另外要注意，有时异常的口渴可能是病症引起的。什么职业适合精神分裂患者?
尼姑庵的乖和尚
来自：上海市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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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分析： 心理指导：您好，精神分裂患者敏感多疑，对事件承受力比较弱，工作方面尽可能没压力没竞争力，生活中鼓励患者好的表现行为，多赞美患者，注意对患者社会功能的培养，为患者制定短期的目标帮助患者一点点完成，增加患者的自信心和成就感，要耐心对待不要太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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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分析：
心理分析：心理分析：你好，能看出你非常关心患者，想必是他的亲人了，你对他目前的状态很痛心，希望自己做些什么能够帮到他，精神分裂患者一般还需要治疗，在治疗期内一般不建议去工作心理指导：心理指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我们不能强行要求别人按我们的想法去改变，精神分裂患者如果是轻度的可以从事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如果问题严重，最重要的还是让他自己能够保证安全，不伤害自己和周围人，先以治疗为主
回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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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分析：
心理分析：你好！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患者是确诊的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属于严重的精神障碍，患者的感知、思维、行为、情感和意志都出现障碍，社会功能损害严重，很难从事正常的工作。就他目前的情况，应该先接受治疗。等病情康复了，再考虑工作的事情。心理指导：建议患者按照医嘱按时按量服药，病情稳定以后，可配合一定疗程的心理康复治疗。建议根据实际情况，降低期望值，慢慢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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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精神科医生:这个职业让我对什么都见怪不怪
(1992年姜涛被分配到安定医院时，在北京东城长大的他甚至不知道这座医院地址在哪儿。摄影_邵欣)
　　(安定医院的副院长李占江回忆，八十年代刚工作时，很多人知道他是精神科医生，会问“你们在那里待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得病？”摄影_于东东)
　　记者_许智博 北京报道
　　再过三个星期，妻子就将分娩，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住院医生付冰冰退掉了在东二环保利剧院后面租的房子，将家搬回了自己去年在通州买的房子。从那里到他工作的安定医院，无论选择什么样的交通方式，时间都差不多是之前的三倍，这对于早上七点钟就要赶到病房的他来说，意味着起床时间要提前好长一截儿。
　　因为高考志愿上填了“服从调剂”，付冰冰被医学院调进了刚刚成立的精神病学专业。他曾希望通过考研转到神经内科，但考研失败将他“推”进了安定医院，在2009年8月进入了住院医生的“五年培训计划”行列，成了病人眼里的“小大夫”之一。
　　今年是安定医院的第100年，也是付冰冰来到安定医院的第五年，明年初他如果通过院里的“第二次大考”，将升为主治医师，迈出所有医学生职业生涯的重要一步。今年10月，差不多在孩子降生的同时，在职研究生课程也将开始，付冰冰没有陪产假，他去年靠值夜班和加班攒出了四十多天假期，但最后能使用多少，“还要看病房的情况由主任批”。
　　作为中国近两万名精神科医生的一分子，在职业生涯初期，付冰冰也许还尚未像他的前辈们那样，尝尽精神科医生的人生百味。如果说精神病人是这个社会里边缘人群，那么精神科医生在医疗体系中也是对等的弱势群体。他们职业生涯与同行相比枯燥而充满风险，备受偏见，多获得的，是千奇百怪的病人和他们身后的社会万象。
　　“时间长了会不会得病？”
　　之所以很多人“被动地”成为精神科医生，与这个职业备受偏见有关。中国的精神科专业医院的前身大多都是精神病人收容所，在世俗的眼中，这里是“疯子”的聚集地，是“无法理喻”的危险空间。
　　安定医院的副院长李占江回忆起八十年代刚工作时，他经常对陌生人掩饰自己的职业：“很多人知道我是精神科医生，甚至会问我，你们在那里待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得病？”
　　相比普通人看待这个职业异样的眼光，同行们的偏见可能更让精神科医生们难过。1992年临床专业毕业的姜涛被分配到安定医院时，在北京东城长大的他甚至不知道这座医院地址在哪儿。那时他有时面对大学同窗，也难于启齿自己做了精神科医生：“我们那会儿去北京市卫生局开会，主席台上点名问‘安定医院的来了吗’，其他医院的医生们在底下就先会笑成一片。”
　　除了偏见和歧视，工作强度大、风险高、待遇低同样也是让年轻的医学院学生们“躲避”精神病学专业的客观原因。付冰冰说，“谁都知道，收入上内科不如外科、精神科不如内科。”
　　做住院医生的第一年最苦，工作从周一到周六，早上八点到病房，名义上晚上十点下班，但写完每天的医嘱、给一些病人开完睡眠药，离开医院一般都十点半了。晚上十一点回到宿舍，洗洗涮涮，十二点就得赶紧睡觉。
　　在安定工作满两年后，付冰冰通过了院里“第一次大考”，有了出门诊的资格。作为国内少数几个拥有三甲资格、唯一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精神专科医院，安定医院的门诊楼连大厅里天天人满为患，偶尔有患者躁狂发作，人们才会躲避、挤让着为他闪出一条路来。二楼的各个诊室门口，站在走廊里、坐长凳上排队候诊的人同样拥挤不堪，为医生送病历的护士也只能抱着牛皮纸的袋子，在人缝儿里侧身扭过。
　　付冰冰每周出一天抑郁门诊，与另一位同事在十平米的诊室里，平均每人要看五十个号。他们将门诊的工作分为两种：为来开药的病人看病叫“刷方子”，为首次就诊的病人看病叫“写白本”。往往，付冰冰正在这边询问着病人的情况，那边就不断有着急的病人推门、探头，一些挂不上号的病人更是会径直而入，要求他给“加个号”。在每个病人四元钱的挂号费里面，医生只获得八角的报酬。
　　更多的工作时间，付冰冰是在住院楼九病区的值班。在那里，七八个年轻的医生“糗”在一间不到十平米的空间里，一人起身走动，别人就要挪动屁股下的转椅给让出一道缝儿来。像付冰冰这样的“住院医”，每个人要负责十位左右的住院病人。新病人住院当天，他们最短要用四十分钟的时间，耐心向家属详细了解病人的既往病史、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再把这些情况逐字敲进电脑，存档进电子病历。有时赶在他值班时一天新来五六个病人，那就连饭都顾不上准时吃，遇到躁狂症状的病人，被抓伤也是常事儿。
　　在住院楼的另一端，即便是作为八病区病房主任的姜涛，促狭的办公室的空间也仅仅容得下两个人转圜。
　　“我们精神科医生比别人节奏慢多了，你看综合医院急诊的24小时住院医，那来的可都是急茬儿。”姜涛半调侃着为自己寻找着一点“优越感”。事实上，姜涛来到安定医院工作二十二年，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的强度几乎没有变过。每天早上七点开始查房，十点才能坐回椅子上歇会儿。
　　与专门治疗抑郁症的九病区不同，姜涛负责的八病区收治的主要是精神分裂症、毒瘾和酒瘾等更具攻击性的病人。“比如有的病人会陷入幻听，将医生当作特务，而自己是国家安全人员，跟踪医生。这对医生来说就是一种可能被袭击的机会。”姜涛说。这里的医护人员，要懂得在病房里保护自己，不留给病人袭击的空间。曾经有护士靠在椅背上午休时被病人用毛巾勒住了脖子，幸好被另外一个清醒的病人救下；也曾有幻听的病人对怀孕的女医生说：“我想看看你的肚子里是什么”，医院知道后只能安排女医生放假。
　　作为病区主任，病区里六十四张床位上的病人情况他都要掌握，若有疑难杂症，他要花时间协调院里其他科室的专家共同会诊。在做病区主任的同时，姜涛每周还要出两天的专家门诊，其中一天是周六。他看门诊时间一般都比别医生多出一个多小时，一天看下来的病人在一百名左右。还有一些病人会找到他的联系方式，把***打到他的家里。同样在安定医院做了二十多年护士的妻子对这种情况非常生气，但他还是会耐心把***接了。“很多病人都是从外地来的，我今天少看一个号，病人和家属就可能要在北京多耗上好几天。”姜涛这样解释。
　　与综合类医院不同，安定医院的医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中午不能外出。“因为护士在中午有一轮查房，出现情况需要医生随时处理。”付冰冰做住院医生的第三年时，按照规定去北京另外一家三甲医院内科“转科”，中午时科室主任会经常带着自己部门的人去外面吃饭，“这在安定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拒绝了诱惑，未必就不迷茫
　　作为医生，付冰冰会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会有些优越感，但偶尔也会因为自己的收入正被同龄人越甩越远而烦恼。“你知道吗，我其实前两天刚受过一次打击。”付冰冰掰着手指头说，“前一阵，亲戚家里一个学管理专业的妹夫，工作五年后跳槽去万达搞电商，薪水已经比我们病区主任都高。可我们从‘住院医’到‘主治’，再到副高、成为‘专家’，就算顺利，也至少需要十一年的时间。”
　　至今，安定医院在北京医管局下辖的二十一家医院里依旧算第三档，即便是护士，收入也比普通综合医院低很多。
　　2014年安定医院计划招二十个医生，最终只招到了十二个，缺口达40%。李占江培训出来的心理学医生与医院其他科室的医护人员一样，流失率很高，“最近一年，我们培训出来的心理学博士就走了三个。”
　　安定医院培训的心理治疗师为一个病人做五十分钟的心理咨询的价格三十块钱，一天顶多做六个病人。而目前社会上的心理咨询行业，即便是“练级”的心理医生，收费也是安定医院心理咨询师的十几倍起。
　　与低收入对应的是高风险，这点在姜涛的职业经历里最能体现。做住院医生第二年，他被“转”回当时收治重症病人的北锣鼓巷院区。平素，在这里值班的医生只有一个，遇到紧急情况只能自己处置。一天晚上，一位病人产生了幻听，对同屋的另一个病人又是椅子砸、又是开水烫，姜涛好不容易控制住了发病的病人，将受伤的病人带到另外一间病房处理伤口，灯一亮，旁边的年轻护士先被病人的惨相吓得晕了过去，最后他只能先掐醒了护士，再自己单独处理病人的烫伤和外伤。
　　也是在这里，姜涛第一次被病人袭击，一个高他一头、身体强壮的女病人因为抗拒住院，挣扎时一拳打飞了他的眼镜，他的眼眶肿了好久。
　　“当时的工资条上，有一个栏儿里写着一块钱，我开始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钱，后来老医生告诉我，这就是精神科医生的行业风险补贴。”姜涛说，“现在好多了，补贴已经变成保险了。”
　　也是那一年，姜涛每月的工资“翻了一倍”，可以拿到二百元。当时一批国外药企进入中国，他的很多同学都去做了医药代表，同学聚会，一位在药企的同学给他看一张一万四千元的工资条，让姜涛来公司跟着他干，姜涛回家思前想后，还是拒绝了：“虽然说做药代也是体现了一种价值，但我觉得，它跟我最初选择学医想实现的价值还是不太一样。”
　　拒绝了诱惑，未必就不迷茫。住院医生的工作远没有多年后一个在精神病院工作的女诗人笔下那么快乐和诗意，“很多衰竭的病人一年也不会跟我说几句话”，枯燥得让姜涛觉得“没劲透了”。在休息的周日下午，他经常“骑着破自行车在皇城根儿那块的胡同来来去去，怀疑自己是否在浪费青春”。
　　当时，“广院”(北京人对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的简称)一个得抑郁症的女大学生在他的督导治疗下，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恢复、出院，顺利毕业、分配工作。她的父母特地来到医院，向他表示感激之余，娓娓道出一个让他震惊的事情：原来女儿抑郁时恰逢夫妻二人年前双双下岗，绝望的二人甚至已经买好了农药准备带女儿一起自杀就此了断。正是爷爷奶奶坚持将孙女送到安定医院，让女儿顺利毕业获得了一份好工作，也让这一家得到了喘息和转机。这个故事让当时的姜涛第一次感到了职业成就感。
　　回忆过去，姜涛会感慨：“精神科医生是个得坐得住冷板凳的职业。”二十二年后，当初与他同期来到安定医院的三十个医学本科生，只剩下了几个留在这里。
　　医生的情绪
　　精神科医生为病人诊断时，需要像福尔摩斯一样细心、缜密，不放过一个细节。在姜涛的刚刚工作的年代，安定的医生有时为了了解一个病人，还要到病人的原籍去做大量“外调查”。姜涛曾经收治过一个从东北来的病人，他在老家的医院被诊断为脑炎，治疗了几个月后没有任何好转，转院而来。住院以后，姜涛从病人的职业入手，从家属遮遮掩掩的话里找到了病因：病人是一个银行职员，平素胆小怕事，但又希望能赚些外快改善家里的生活，于是动用了银行的钱私下放贷，却因为贷款对象还不了钱，做不平账，担心东窗事发得了癔病。姜涛让病人家属与病人谈心，表示家里无论如何也会帮他把钱补回，几番劝解之下，病人便神奇康复。
　　付冰冰所在的九病区曾经有一个被“丈夫”送来治疗的女病人，住院时表现住强烈的“求关注”，每次“丈夫”探视，病情就会好转许多，“丈夫”离开，病情便急转直下。病人的情绪起伏在用药很长一段时间后仍旧没有好转，住院医生们百思不得其解。在一个探视日，一位老专家将“丈夫”单独拉进一间小屋，一番交谈后最后终于让对方放下戒备，将事情和盘托出：原来他与女病人并非真正的夫妻，而是情人关系。他真正的妻子是一名军医，从事建筑行业的他在外地承包工程时与情人产生感情，却因为军婚无法与发妻离婚，情感炽烈的情人最终变成了抑郁症，被他隐瞒关系送到了医院。
　　不过与病人和家属的沟通也是最让精神科医生们感到“无力”的事情。
　　在九病区，抑郁症病人的家属一般都属于“高情感表达”(指家属对家庭成员所表达出来的一系列特定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如过分溺爱、关心、关注、介入或过多的批评、指责)，对于医生期望很高。九病区的住院医生和护士，都要准备一个讲课的PPT，每逢周二、周五的探视时间，要对探视病人的家属们反复讲解抑郁症治疗的相关知识，让他们改变对待病人的方式。
　　即便如此，效果也并不尽如人意。今年在九病区住院的一个来自农村、在北京上大学的女生，她的母亲对医生的医嘱始终不以为然，一直认为女儿之所以得抑郁症，“就是学上得太多了，就不应该读大学”。母亲的落后的观念不只无助于女儿的康复，甚至会加重她的病情。在第一次出院后不久，她就二次入院，症状从抑郁到抑郁加躁狂。
　　“每当看到那些对病人不理不管或发脾气的家属，我就特别想吼他们说：难道你不知道他是个病人需要照顾吗？”付冰冰说，“我们脱掉白大褂，情感和普通人没什么不同，会同情被父母不管的孩子，也会反感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病人跟我们开玩笑我们也会很高兴，郁闷时大家关起门来发发牢骚。但我们穿上白大褂，职业就要求我们收起情感好恶，眼中只能有病人，一举一动要照顾病人微妙的心理感受。”
　　而在八病区，许多病人因为病症的严重程度已经无法痊愈，被折磨得身心俱疲的家属往往表现麻木，除了病人发病时将其送到医院，便不做其他，甚至对医嘱也不以为然。比如安定医院封闭的住院病区里，明令禁止病人携带一切可以伤人或自戕的东西，但在男病区里，总会有家属在探视时给抽烟的病人悄悄塞上香烟和打火机，一到夜晚，医生总会在厕所里听到噼噼啪啪的点烟声。
　　现在的安定医院虽然已经不再承担收容、看护精神病人的责任，但实际上在每一个病区里，都会有几个被遗弃在这里几十年的老病人。在九病区，每逢探视日，就会有一个扎着双马尾的中年女病人，搬着小凳子在封闭病房的入口坐下，帮助医生守在门口。她喜欢将粉色的病号服下摆像舞蹈演员的长下摆衬衫那样打成结，在病人里格外扎眼，但她的家属从未在探视日出现过。
　　“他们有的父母都没了，兄弟姐妹会觉得他们出院就会给自己增加负担，所以从不来探视，只是定期来交上一笔住院费，或者依靠单位的医保，在这里占着一张床位。”付冰冰说，每一个病区的住院医生都是“流水的兵”，这些病人就这样从一个医生手上交到另一个医生手上，“我来这里时离开的人把他们交给我，等我离开时再把他们交给新的住院医生。”
　　姜涛说起有些伤感：“上半年我们病区刚死了一个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的老病人，他在这里的时间比我们很多医生都长。”
　　“天才与疯子只有一念之隔”，精神科医生也常常因为目睹了太多的天才殒落而感叹惋惜。在付冰冰的记忆里，有一个曾被维也纳音乐学院录取的钢琴天才，因为洁癖和强迫症，总是感觉琴键很脏无法下手去弹，住院的时候，他会一遍又一遍地在厕所里重复着冲马桶、洗手。“如果不得病，他也许又是一个郎朗。”
　　姜涛过往的病人里也有这样的天才，比如一个在金融街供职的精算师，状态好时，做一个项目，就可以为公司赚几个亿，但后来患病情绪波动到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曾经的数学天才史丰收，去世前也一直在这里住院治疗。
　　“要说这个职业对我的影响，我想就是到现在对什么都见怪不怪了，对很多事情都可以理解了。”姜涛说，“有时会有一种惰性，不再好奇。不过这种惰性不是专业上的，毕竟专业是吃饭的家伙，也关系到别人的命运。”
(原标题：精神科医生是如何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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