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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来源: 
主讲人:张维为
地点:牛津大学
  张维为:学者、作家。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
(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
  非常高兴有机会再次来到牛津大学。20年前我曾在这里做过访问学者,度过了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牛津大学强烈的历史感和浓厚的思辨氛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帮助我形成自己研究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些思路。这次你们又安排我住在牛津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学院底楼有学院之子大诗人雪莱躺在湖边“安睡”的雕塑。雪莱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诗人,他的著名诗句“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曾鼓舞过无数中国仁人志士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英勇奋斗。过去的30年中,这些诗句又鼓舞了无数投入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人们,激励他们克服了改革开放过程中许多艰险,这一切为今天中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雪莱住在楼下,我住在楼上,这种感觉无比奇妙。无疑,英国人的历史感在这里得到了最佳体现。这使我想到了今天我要讲的内容,和英国人一样,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历史感极强的民族。如果说“雪莱住在楼下,我住在楼上”体现了英国文化的历史传承,那么在中国,孔子两千多年前的论著,今天多数中国人还可以阅读其原文,则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历史传承。中国今天的崛起离不开这种伟大的历史传承。
  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两种结局:一种是从希望到失望,一种是从希望到绝望。
  照搬西方模式走不通
  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但我们也知道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充分。我接触过很多对中国了解甚少的西方人,在他们的感觉中,中国大致就是一个放大了的东德。今天中午,牛津大学把名誉博士学位授予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这里就有人问我中国会不会也走上西方指引的政治道路。我坦率地告诉他,我去过缅甸,这个国家的治理水平比中国落后至少40年,换上西方政治模式来治理缅甸,结果也不会好。我走访过100多个国家,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两种结局:一种是从希望到失望,一种是从希望到绝望,所以我感谢了他的好意,并告诉他中国还会继续走自己的路,而不是缅甸的路,也不是埃及的路。埃及革命爆发后,我就说过,“埃及之春”将演变成“埃及之冬”,现在这种前景似乎变得日益清晰。
  其实西方模式在西方本身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从今天希腊的破产到西班牙和美国的危机都说明了这一点。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不久前套用林肯总统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说美国民主已经蜕变成了“1%有、1%治、1%享”。几乎所有民调都表明西方国家的民众对自己政府的支持率都很低,政府的表现远远低于本国人民的期待,也低于中国民众对自己政府的支持率。这些情况说明西方自己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还任重道远。
  过去30多年,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做了无数悲观的预测,无数次地预测中国将走向崩溃,但结果证明都是错的,中国没有崩溃,而是迅速崛起。西方对中国不断误判的深层次原因是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一旦他们能够尊重事实,能够摆脱意识形态的偏见,他们会看到中国过去30多年发生的变化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最伟大的经济和社会革命,6亿多人脱离了贫困,约占整个世界脱贫人数的百分之八十。这个成就奠定了中国今天的崛起,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外部世界。
  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中国的变革。在座的大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一定听说过中国民间结婚有“三大件”之说。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三大件”还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到了80年代,已经是“冰箱、彩电、洗衣机”;到了90年代,则成了“空调、电脑、录像机”;进入21世纪后,已经变成了“房子、车子、票子”。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经历过这么快的财富增长。当然我也要向大家表示歉意,因为这是一个过于“物质主义”的例子。但一个曾经上千年领先世界的国家,一落千丈后贫穷了二三百年,然后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又迅速致富,“物质主义”一时抬头恐怕也在所难免。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文化建设也会赶上来的,中国的文化底蕴为这种文化建设和中国自己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张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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