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试教育：中国教育制度的万恶之源
[编者按：这里刊出的是南洋教育集团前董事局主席任靖玺先生所写的《教育炼狱十年》一书的第一章，作者以他亲身体会，道出了当前我国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对我国今后的教育改革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应试教育：中国教育制度的万恶之源
南洋教育集团前董事局主席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自述
1994年9月1日，一期投资4000多万元建设的山西南洋国际学校正式开学。以后经过10多年的艰难挣扎，到2003年底，我们南洋教育集团发展成为一个由10所从事基础教育的学校（15年一贯制，每所学校皆含高中、初中、小学）和2所高等教育机构组成的民办教育集团，学校自购土地面积1800亩，校舍建筑面积56万平米，资产评估价值13亿元之多，资产负债率70%。在2001年，南洋学生数就已达到了1.8万名，教职员工2600多名。
2003年12月25日，北京中亚财富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入主我们南洋教育集团，成为南洋教育集团的控股方，控股70%，我只保留了18%的股份，协助北京中亚财富投资有限公司实现管理权移交的过渡。
2004年7月15日，经南洋教育集团董事会同意，我将自己在南洋持有的18%的股份处理给了南洋部分高层管理人员，我在南洋不再享有股权，也不再参与管理，彻底地退出了南洋。
20年的中国民办教育发展史，10年创办南洋教育集团的辛酸史，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中国民办教育之艰难，非个中人难以体会。如果用几句话来概括我10年来从事民办教育的体会，我只能说：“炼狱10年，身累，心苦，意冷!”
近两年来，一种所做所为无意义无价值的感觉在我心里不断出现，难以排遣，思考再三，我逐渐萌生退意。10年来，南洋教育的规模愈来愈大，国家发展民办教育的口号喊得越来越响，我却愈来愈困惑：为什么这么难？为什么我们的热情愈来愈消散？为什么我们心中愈来愈有一种无奈甚至是悲凉的情绪？是我们努力得不够吗？不是，我们的校长和教师们为南洋教育付出的艰辛是公立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们难以想象的。我们忙于探索更适合学生的教学方式，忙于保障学校资金流的正常流动，忙于应付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种种不合理的管制，忙于沿街乞讨般地招生，忙于应付家长因为对教育深层问题不了解而发出的责难，忙于应付四面八方对学校的侵扰，忙于许许多多我们不想忙而不得不忙的烦心事。我们一同抱着热情和理想进入了我们心中的教育圣地，进来后才慢慢发现，我们进入的不是教育圣地，而是进入了教育炼狱。这炼狱炼掉了我们许多层皮，炼冷了我们充满热情的心，炼掉了我们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希望，我们愈来愈看不清从这炼狱通往天堂的路。为什么10年的艰苦努力，换来的还是理想的幻灭？我们的出路在何方？中国教育变革的出路在何方？
退出南洋后，身体的劳累减轻了许多，但我却一直轻松不起来。10多年的酸甜苦辣堆积在心头，挥之不去。我必须把它清理清楚，找出让我困惑的原因。我有责任有必要把我的经历与思考诉诸全社会，告诉大家中国教育改革和民办教育发展日趋艰难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希望还民办教育以公平。
北京中亚财富投资有限公司入主南洋以后，我便将更多的时间用于阅读、交流、思考和断断续续的写作。我从我国教育专家们所写的大量著作和文章中得到不少启发，但最终还是没能解除我内心的困惑。南洋是中国最大的民办集团之一，是中国惟一的民办教育连锁品牌，南洋可以算是中国民办教育的一个缩影，它的问题也就是中国教育存在问题。我们南洋为什么总是如此艰难，***对我来说还是一团迷雾。过去，我们只是被动地应对来自这迷雾背后的种种突发性打击，而现在，我愈来愈想看透这迷雾，看清这迷雾背后的真象。
南洋的校长和教师们与我共同努力多年，我们有着共同的渴望与酸楚。我有责任将自己多年来的体会告诉他们，这些思考就是我对他们多年努力的一份无奈的交待，希望他们能从我的思考中找到一些对他们多年来所感到的痛苦和烦恼的解答。
2004年7月15日，我在股权层面和管理权层面都完全退出南洋之后，开始集中精力写这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不是对我们南洋10年教育历史的详细介绍，而是南洋教育及中国民办教育共同面临的主要难题的思考。南洋的老人们自会明白这些感受来源的事件和故事。
我的心还在南洋，但我对南洋的事业却已无能为力了。“百年教育，百年南洋，精品南洋，精品学校”的梦想破灭了！我们原本不是这样，我们原本不应该这样！中国的民办教育之路这样下去，必然是死路一条！离开了南洋，没有了顾忌，可以痛痛快快地将多年的酸楚吐出来了，可以对压在中国教育界头上的丑恶的教育制度进行分析的揭露了。不平则鸣，我相信，小册子里表达的不仅是我个人的心声，也是千千万万的校长、教师和学生们的心声，也必然是中国千千万万民办教育人士的心声。我用这心声，含泪向南洋告别。再见了，南洋！再见了，多年来和我一同苦熬的校长和教师们！再见了，南洋的家长和孩子们！我败给了专制、垄断、丑恶、没人性的教育制度，但我相信，中国教育不会永远败给这样的教育制度！
第一章、应试教育制度问题
中国教育制度的万恶之源
1，破碎的教育梦
1994年2月，山西南洋国际学校破土动工。为赶在9月1日开学，我吃在工地住在工地，与建校筹备处全体老师一起不分白黑夜拼命干，与工人们一起干泥水活，我们仅仅用了5个多月的时间，就平地建起了一所漂亮的学校。山西南洋国际学校至今仍是当地最漂亮的学校。开学那天，看着学生们兴高采烈地走入校门，看着老师们激动和神圣的表情，我心里的幸福难以言述，更无法用金钱这两个字来说明。对我来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事业比这样的事业更有价值和意义了！
我自幼身受阶级斗争之苦，10余岁便开始养家。文化大革命中被勒令不准考大学。我做过小商贩，干过黑包工，当过生产大队的副业头头。在无休无止的阶级斗争中历尽了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后来随着改革开放，我当过采购员、汽车司机、厂长、经理，为活着而千拼万搏。再后来上大学、当记者，还混过一家小报社的社长。然后下海经商。对一个有这样人生经历，已届不惑之年的人来说，生命的意义已经不在于能挣多少金钱了，而在于能做一点能安慰自己，能对社会有益的事。
我的山西老乡阎锡山现在还能让人记住和肯定的，不是他作为山西督军的辉煌，而是他对山西教育发展做出的贡献。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在经历了官场和商场，完成了个人积累，对社会人生有些体悟后，还能有幸随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进入教育领域，就翻开了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新的一页，此生幸甚，善莫大焉！我暗暗下定决心，再苦再累再难，我也要把南洋学校撑下去，将教育事业进行到底。
然而，从山西南洋国际学校开始招生到现在，10年过去了。这10年给我留下的，是难以名状的、复杂而苦涩的滋味。这是怎样的一场炼狱！这是怎样的一种折磨！这是怎样一个欲哭无泪的事业！最近，我常想一个问题：如果让我有重新选择的机会，我会在1994年进入教育领域吗？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教育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无论你带着什么样的动机进入教育，一旦进来了，面对一个个稚嫩的孩子，你的内心就必然会发生一种自我清洁的变化，内心的责任感会与日俱增，这可是一个会直接影响孩子命运，进而影响家庭和社会的神圣事业！压在心里的责任的份量很大，比过去任何人生经历给我带来的内心压力都更大，但是，我也因此有一种人生的价值感和意义感。有过这段为教育事业艰苦拼搏的经历，我感到自己这辈子没有白活。后来我看书，有的专家把我这种感受概括为“教育资本的特殊个性”，从事教育经营确实与从事其它经营有内在价值取向的差异。但是，如果我知道中国教育改革进程如此缓慢，如果我预先就知道从事教育有这么难这么苦，如果我预先知道我们的教育制度对学校有如此多的压制和干预，如果我预先知道我追求的教育价值在现行的教育制度下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如果我预先知道民办教育的路子难以走通，如果我预先就知道我的教育梦终会有被压破的一天，我恐怕真的不敢进入这个禁区。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山西南洋国际学校开学10年了，南洋学校在全国已发展到12所，万余名学生和二千多名老师，成为中国民办教育的“老大”。这副担子沉沉压在我肩头，我感到自己的力量快被耗干了。在现行教育制度的控制下，在现行教育政策的不断挤压下，民办教育的出路在何方？我们南洋学校发展的空间和希望何在呢？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南洋学校实现我们的教育价值观和理想呢？我们有没有可能真正实现以教育养教育，实现教育规律与产业规律的双赢呢？我们有没有可能真正搞出我们的南洋教育特色，将南洋建成百年名校呢？我们有没有可能实现南洋教育的“六大探索”呢？（南洋六大探索指：1、探索中国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新模式。2、探索中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学校管理方式改革的有效模式。3、探索中国教育现代化与国际化教育的有效途径。4、探索以素质教育为目标的教学方式。5、探索培养符合社会发展与市场经济需要的现代人才。6、探索以激励机制和不断培养为手段，造成一支高素质和具有教育追求、教育奉献精神的师资队伍）多年来，我们用“百年教育，百年南洋”这样的目标来激励我们自己，而现在，在“未敢翻身已碰头”的教育制度环境中，我越来越力不从心，我越来越怀疑我是否是在做一件自欺欺人的事，我的绝望与日俱增，我也是肉体凡胎呀！
民办教育遇到的困难是什么？熟悉民办教育的人会说：不就是招生吗？哪个民办学校不为生源问题而苦恼？这话说得并不错，如果没有学生，还有什么学校呢？我们确实面临着巨大的生源压力。但是，仅仅一个招生难题并不是我内心最痛苦的东西，这个难题仅仅是民办教育难的表面现象。最痛苦的，是我体会不到应试教育标准控制下的中国民办教育存在的价值，我看不到意义、希望和未来。多年的经历使我认识到，南洋面临的本质问题根本不是招生问题，而是无法走新教育之路的问题。生源问题只是表相，它绝不是中国民办教育和我们南洋学校面临的最深层的问题。我们南洋学校、中国的民办学校乃至全国教育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症结，是中国以专制特权、垄断利益、僵死模式为特征的残酷的应试教育制度。我们南洋人给自己设定的使命之一，是探索中国教育的全面改革，探索以素质教育为目标的教学方式，探索转变中国应试教育的方式方法。
10年来，南洋教育在民办教育界内被同行们美誉为“一路领跑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思考者”。我们是中国最大的民办教育集团。我们是中国民办学校中第一个向全社会以私人投资教育机构发布“办学公告”的宣言者。我们被业内同行称为“中国民办教育的航空母舰”。我们南洋教育是全国唯一的连锁办学品牌。我们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在业内被广为流传。我们甚至受到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注。我们与海外100余个办学机构有合作关系。我们创造了中国民办教育的许多个第一。但到现在，我不得不承认，10年来，不是我们改变了应试教育，而是应试教育改变了我们。过去我们希望在应试教育体制的夹缝中寻求突破，但近年来，教育行政部门把夹缝那点可怜的空间都一一填满了，我们愈来愈被关进应试教育的铁牢之中。除了在教育行政部门制造的教育铁牢中强化应试教育之外，我们没有其他选择的可能。中国教育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病，从教育乱收费到占用学生的假期补课，从学生身体被搞坏到个性被压制，从中小学生为考试自杀到禽兽老师强奸小学女生，从老师打骂学生到学生自尊心被毁灭，从考试做弊到教材***中的腐败，从应试教育日趋强化到素质教育只喊不做，从“择校生”到“校中校”，到“名校办民校”，再到所谓“独立学院”，而后到取消民办大学学历***考试资格，进而发展到全国性的有史以来最肮脏的教育腐败。所有这些现象，都是这个教育制度的烂根子结出的烂果子。中国的教育问题，不是枝叶花果遭到虫害的问题，而是根子腐烂了的问题。
没有教育权和教育的自由空间，南洋就难以按照社会的多元化需求变化来调整我们的教育，就无法以学生为中心搞出我们的教育特色来，没有素质教育的可能，我们只有重返应试教育，而这就把我们逼向死路。来民办学校的学生，多数是公立学校应试教育制度的失败者，但他们未必一定会是素质教育的失败者。这些孩子都很聪明，有个性，只是生活自律能力弱一些。如果我们能以这些学生的个性发展为中心，全面探索和实施素质教育，这些学生会很有出息的。但是，他们从公立学校的应试战场中败落下来，我们民办学校又再带着他们重返应试教育的战场，让他们与公立学校的高分学生一争高低，这实在是勉为其难，这对这些孩子的自尊、自信能力和素质发展来说，是极不负责的做法。但是，应试教育的指挥棒控制着一切，我们根本无法摆脱应试教育标准对我们的控制。
10年来，我建起12所学校，但我们的学校最终也不是素质教育的乐土，而被强迫成应试教育的领地，这让我愈来愈怀疑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的意义和价值，我的教育梦慢慢开始破碎，我苦撑教育的决心开始动摇。
2，应试教育的利益根源
所谓应试教育，指的是为考试而开展的教育。这个概念是与为了学生发展而开展的素质教育相对立的。考试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只要是教育，只要是学校，都必然会有考试。然而，中国绝大多数教师、家长和学生对中国的考试制度深恶痛绝，是因为我们的考试制度不是以学生为本的，不是为了测试学生的整体素质并改进学生素质上的缺陷，而是在压制学生的个性、毁坏学生的身体、破坏学生的自尊和自信。我们的考试不是帮学生的，而是整学生的。应试教育的弊端有目共睹，成为社会共识，为专家学者所抨击，为人们所普遍痛恨，为文明社会所不齿。但是这么多年来，应试教育为什么不仅没有丝毫改善反而变本加厉了呢？我思考再三才终于明白，应试教育的问题不是简单的观念认识上的问题，因为上至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下至普通的平民百姓，谁都知道应试教育害苦了孩子，对应试教育的害处的认识不存在什么观念上的阻碍。应试教育之所以长期难改，根本原因还在权力和利益结构上。在中国，谁最需要应试教育？不是学生，不是家长，更不是老师，而是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代表的教育垄断利益集团，因为惟有这种一统天下的应试教育模式，最符合他们控制的方便，最能满足他们的权力和利益诉求，是他们的私心在不断强化着应试教育的神经。惟有通过应试教育来吸食成万上亿的孩子的青春少年之血，才能很便利地把他们养得愈来愈肥。专制导致垄断，垄断导致短缺，短缺导致腐败，腐败毁坏了中国教育。想到这一层，我产生了百般的恐惧与万般的无奈和愤怒。
考什么和如何考，决定了教什么和如何教，考试制度决定着教学制度，教学制度则决定着学生受教育的命运。没有人性化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方式，就没有人性化的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没有人性化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学生就会受到非人的对待。在我们现行的教育制度下，学生受制于教师和校长，教师和校长受制于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是教育领域的皇帝和主宰，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统一的高考、中考、会考和种种测试的指挥捧，将全中国的学生、教师和校长指挥得团团转，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巨大的教育特权给不少教育官僚们带来了巨大的特权利益，他们巨大的特权利益又使他们不愿改变教育的险恶现状，就这样形成了以教育行政部门为核心的权力与利益的相互滋养和相互强化。
搞素质教育，就是搞适应学生个性特点、以学生素质发展为核心的教育。从课程选择和设定上来说，就必须下放权力，以教师、家长、学生和专家为核心，以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才需求为导向，共同来选择和设计以学校和学生为中心的校本课程。但如果这样做，教育行政部门指定的教材和教辅卖给谁呢？他们的垄断利益如何实现呢？全国中小学的课本定价总额，每年在200亿元左右，全国中小学的教辅定价总额，每年在600亿左右，再加上试卷等有关费用，每年全国中小学生在教材、教辅等项目上花费的钱要突破1000亿元。根据2004年8月曝光的四川教材回扣案，教材和教辅的回扣率约为30%左右，如果按此比例，那么每年就会有300多亿的回扣流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负责人手中，这就是统一教材教辅和考试的好处。在美国，公立学校不仅不收学费，还免费向学生提供教科书。由于教科书是公共资产，所以学校要求学生要爱惜好教科书，学期结束后，学生都要将教科书还给学校，给下一年级的学生用。一本教科书，要经过许多届学生的手。但是，我们教材所每年都有一点变化，学生不能从上一届学生处借用，只能买新书，这既耗费家长的钱财，又浪费自然资源，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就是为了教材、教辅每年销售的利润。
近年来，面对全社会要求素质教育的呼声，教育行政部门也迫于形势，在全国推广称之为素质教育和个性化教育的新教材。也就是说，搞素质教育和个性化教育，也必须是全国统一模式，只准按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一种模式搞素质教育和个性化教育，这不是素质教育的笑话吗？ 2001年初新课程出台，教育行政部门开始全面推广，就有专家批评“课程改革领导者”的三重身份：以行政官员的角色在制订新课程，以学者的身份在宣讲新课程，以商人的身份从新课程中获取利益。无论社会上有多少批评，这些人已习以为常，浑然不觉了。他们我行我素，利益至上，对社会批评不以为然，全不顾社会非议。
从考试内容来看，与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和教育部门规定的教辅环环相扣，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知识点就是考试的重点。为什么考试的出题不能活一些呢？为什么考试的出题不能给学生的想象力和素质发挥以更大的空间呢？为什么会有全社会所耻的标准***呢？原因还是在控制。因为如果出题过于宽泛灵活，那么考试与统一教学大纲和教材的内在联系就会松散，这种联系一松散，统一教学大纲、教材和教辅就失去了价值和权威性，各学校就会自已选择教材和创新教学方法，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权力和垄断利益就会大打折扣。有了统一大纲和教材，考试出题和考试办法就得随之而动，垄断利益才能得以保障。
1983年，教育行政部门就下了死规定：从1984年起，高考按基本教材命题。利益指挥权力，有这样的特权利益在控制，教育行政部门一切关于素质教育的宏论都流于形式。在1997年1月16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门领导人提出要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强调的理由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教育思想。应试教育以升学为目标，围绕应考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是一种片面的淘汰式的教育。它的危害，一是教育对象主要面对少数学生；二是教育内容偏重智商，轻视德、体、美、劳诸方面，忽视实践和动手能力，影响青少年生动活泼、健康地成长；三是违背教育规律和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而素质教育较好地体现了基础教育的本质，它以培养受教育者在思想道德情操、科学文化知识、身体和心理素质、劳动和生活技能等方面得全面和谐发展为宗旨，为学生学会做人、求知、生活、健体、审美打下扎实的基础。”这话讲得多好，体现了多少优秀秘书的心血。
但是，到1999年，高考新一轮改革的命题原则仍然是“遵循教学大纲，又不拘泥于教学大纲”这样一个模模糊糊的东西，学校和教师们都明白，模糊中有不模糊的核心，谁敢不遵循统一教学大纲和统一教材教学呢？显然，教育行政部门早就知道应试教育的弊端了，但是近年来应试教育反而愈演愈烈。不知者不为罪，如果教育行政部门不知道应试教育之害还要推进应试教育，这不算邪恶。如果已经知道了应试教育之害而强化应试教育，这就是罪恶了。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近公布了上半年价格举报的六大热点，教育乱收费高居首位。据《北京青年报》报道，10年来教育乱收费超过2000亿人民币。这些乱收费项目，还没有包括指定教材和教辅每年300亿左右的回扣在内，如果加上这个数字，10年来的教育乱收费就不应当是2000亿元，而应该是5000亿元了。每年500亿，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字！这都是由应试教育这个杠杆弄出来的。要想搞真正的素质教育，就要与控制着每年500多亿黑色收入渠道的垄断利益集团作对，谁能有如此大的力量坚持下去？
由应试教育生长出来的垄断利益集团为了独占垄断利润，利用不受约束的行政特权，拼命维护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垄断利益。对普通的学生、家长、教师来说，“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试卷、教材、教辅专制权+教育垄断特权分利集团”这个黑色堡垒，成了阻碍他们走素质教育之路的一股难以违抗的黑色力量。
3，层层争权分利的罗网
考试控制的权力带来了丰厚的垄断利益，因此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都使出浑身解数争夺考试控制权。最高教育行政部门牢牢掌控着高考。甚至曾一度讨论全国的大学***书也要全国统一颁发。高考这根指挥棒直插入中国基础教育的心脏，一切教育手段都得围绕着高考展开。高考升学率直接决定着学校的声誉，直接决定着校长和教师的地位和利益。最高教育行政部门高举高考这根指挥棒，轻松地控制着各学校的高中应当教什么和如何教，应当选用什么样的教材和教辅。
上级教育部门有了明确的权力和利益空间，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和利益如何体现呢，除了从高考制度中分权分利之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就有了一个高中会考。高中会考的权威性如何体现呢？许多省教委规定：会考共9门，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政治、地理。一门考不及格，高考时不准报重点院校，二门不及格，高考时不准报本科，三门不及格，不准参加高考。这样的规定一下来，会考的控制权直线拉高。成千上万个性独特、较为偏科的学生马上就被边缘化了。省级教委对高考录取招生有很大的影响力，它的规定没有谁敢不认真。即便这样，在与省级教委的人交流时，他们还报怨说会考的权威性不够，一些学校不认真对待会考，弄虚作假偷偷让学生全部过关。要想领到高中***，我们南洋学校也必须参加会考。每套会考试卷各地要交20元左右不等，我们南洋学校系统一下就要将几万元交上去了。全国的学校要交出多少钱去呢？全国有高中在校生2900多万人，9个考试科目约26100万份试卷，每份卷子仅以10元钱算，就是26亿多元。这还不算与会考有关的指定复习资料了，那是更黑的一块。
省级教育部门有会考，市级教育部门也不示弱，也要控制一份权力和利益，他们的做法是强化高中重点学校的建设，以此强化初中升高中的中考竞争。而所谓的“重点学校”，是多年来靠国家教育财政经费“吃偏饭”养出来的，是以行政手法将95分以上的高分学生集中在一起，把人数有限的考试“把关老师”组织在一起而形成的应试教育的典范。这就是教育部门洋洋自得、引以为傲的“重点学校”。
近几年，中考竞争的残酷程度已经不亚于高考了。考场装上摄像头，还要学生签“考试诚信保证”。因为上了重点中学就有了上大学的机会，这是决定孩子命运的大事，所以家长、孩子和教师就不得不全力以赴备战中考。不少公立名校在初二就将初中全部课程匆匆上完，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全力准备中考，甚至连孩子的假期都被取消，来备战中考。市级教育部门决定着中考，也因此决定着初中应当教什么和应当如何教，决定着相关利益的分配。最高教育部门有高考、省级教育部门有会考、市级教育部门有中考，县级教育部门也不示弱，方法就是县教研室指定教辅以及进行不定期的各式检查罚款和年终测试。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分工的核心，就是权力分层，层层都有权，层层都有利，层层都有吃的，层层都有灰色收入。不然，他们用什么钱来盖高楼，坐好车。广东西北部的一个贫困县的教委主任，一年就吃掉几百万元。若非“小金库”，这些钱从哪里来？随着中国教育的全面腐败，“学政”在各地都成了肥缺。就这样，我国的教育体制就成了一个权力层层控制，利益层层垄断的天罗地网。这样的教育制度不是为学生的身体、心灵和智力的成长提供滋养和训练，而是以教育行政部门官僚的权力和利益为标准来利用、挤压和折磨学生。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教师和学生成了教育官僚手中的玩物。
我过去一直纳闷，教育行政部门多年来一直在强调要改变过去那种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毛病，而且关于发展素质教育的文件下了一个又一个，但是教育现状仍然没有任何改观。细研究才发现，教育行政部门发出的所有文件和禁令，都只是倡导性的，没有硬性的约束，没有明确的惩处性的规定。最近，教育部门的领导强调要“五不准”，即不准把升学率作为衡量学校办学水平的唯一指标；不准小学、初中招生举行选拔考试；不准随意增减课程门类、难度和课时；不准占用学生休息时间组织集体补课；不准按考试成绩排队。但是，如果省、市、县、校违反这“五不准”应该怎么处理，没有明确规定。如果要让文件行之有效，教育行政部门的文件中应该加上“如果违反五不准，经某某机构查实，教育局长撤职，校长下台”这样的硬性内容。没有处罚的具体、刚性的规定，因此“五不准”充其量只是一个建议而已，甚至还让人怀疑，教育部门这样做，只是为了表面上迎合百姓，博取社会名声。教育系统上上下下都明白，大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吃香的喝辣的，小弟们（下级教育行政部门）也不能光啃骨头啊，所以大哥说归说，小弟们干归干，大家都要有份才行。百姓不明就里，认为上边的教育行政部门好，坏事只是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干的。
“我不喜欢这个世界。学习的压力真的很大，让我喘不过气来。-----学习给我的压力真的很大------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有个好的将来，不要像我竟输给了学习。所以，我必须选择离开。”2004年3月11日下午，重庆市忠县拔山中学的两名女高中生陈薇和陈艳玲，在写下上面这些遗言后，拥抱着从楼顶跳下。
当看到这则消息时，我难过得直掉眼泪。难过之余我在想，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和全国许多因学习压力而自杀的学生一样，他们并不是“输给了学习”，而是输给了教育行政部门，输给了中国专制垄断的教育制度。全中国的学生和教师都输给了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集团。教育部门的官僚和维护他们特权利益的制度应当为全中国因学习压力而自杀的孩子们负责。
4，以行政集权之手段，行利益控制之实
建国以来，中国的高考前后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不同历史阶段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粗略分起来，高考的第一个阶段，是政治控制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分数控制阶段；而现在，则进入利益控制阶段。
1949年，中国私立高等学校占学校总数的38.2%，各高校仍按过去的办法实行单独招考，没有什么国家组织的统一标准考试。1952年6月12日，教育行政部门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规定自该年度起，除个别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外，全国高等学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以后经过三年左右的过渡期，统一高考制度逐渐成型。同时，全国私立的中小学和高等学校全部被改为公立学校。政治权力对教育高度控制的制度框架完成。1958年7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说：“在招生机构中，各级招生机构和高等学校没有政治挂帅，有严重脱离政治的倾向，不是以政治质量为首要条件，而是单独按照学科考试成绩高低依次录取。”政治挂帅，“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培养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的指导思想全面登上中国教育舞台，中国教育全面政治化。1966年中旬，“文化大革命”爆发，高等学校停止招生。1970年--1976年，部分高等学校恢复招生。新的招生办法规定，无需进行入学考试，而由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学。这是高考的第一个阶段，政治控制阶段。
1977年底，中断了10年的高等学校统一考试招生制度恢复，群众推荐入学的招生办法被取消，千百万被剥夺了受教育机会的青年有了“考分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竞争的机会。当年共有570万人报考，录取了21.7万人，录取比例是1：22。由于起点公平，“高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公平竞争”的逻辑深入人心，甚至有人称“高考是中国惟一公平的竞争”。可以说，高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确实承担着公平竞争的社会功能。
而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高考的社会公平价值开始变异，其带来的教育低效率弊端则日趋显现。从公平性来看，高考的社会公平竞争内涵已发生很大变化，高考的考试和录取的起点出现诸多不公平现象。例如教育行政部门以财政资源重点培养重点学校，人为造成了校际应试教育水平的差距，导致以“条子生”（教育部门领导写条子）、“关系生”（与学校有利害关系的其他部门的领导）和“票子生”（家长对学校的贿赂）为形式的“择校生”屡禁不绝，优势应试教育资源开始为权势集团所享用；城乡教育财政投入不平等，人为造成农村孩子在应试教育上的劣势。近年来，农村孩子占大学生的比例日趋下降，城乡教育起点的不公平全面反映到高考中来；区域不公平也明显表现在高考领域，各地区录取总数和最低录取分数线不一至，造成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孩子低分即可进入重点大学。上海的考生只要460分就上重点，而江苏、四川等地却要500多分甚至600分才行。最近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学校”政策使公立大学降低分数线乱收费彻底合法化，公立重点学校成为制造不公平的阵营。这些现象，已使高考原有分数竞争的公平性大打折扣。
从高考的效率性来看，其低效率的特征日趋突出。家长投入金钱，孩子投入时间和精力，目的是为了孩子的素质和能力得到成长。但是，我们的教育制度产出的不是孩子的健康、素质和能力，而是以孩子的身体和心灵的扭曲来换取单纯的考试分数。面对中国社会基础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高考的效率性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表现在许多方面：
第一，不能适应多元化的人力资本需求。随着市场社会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社会对多元人力资本的需求增加了。差异性和特质性成为市场追求的东西，而我们的教育制度正好是毁灭孩子的差异性和特质性，孩子难以适应就业市场的要求。我们的教育是按教育行政部门的需要和规则在培养人才，但是教育行政部门又不能为学生提供就业。2003年12月12日，新浪网对大学毕业生进行的调查显示，对“找工作时首选什么机构？”这样的问题，6070个调查参加者中，首选公司、企业的占59.14%，选政府部门的占26.21%。个人自主创业的占6.08%，无所谓的占8.57%。这说明读书做官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是公司和企业在决定着学生的就业。现在流行一个说法：“企业围着社会转，教育围着发展转，人才围着企业转。”企业和社会需要的，是具有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的人，是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团结合作精神的人。事实上是，公司和企业对大学毕业生的普遍印象是：学用不结合，创新能力差，应变能力低，缺乏实干精神，团队合作精神差。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不训练这些精神素质。从道理上说，谁是就业的主导者，谁就应该是教育的主导者，但是，面对以公司企业人力需求决定就业市场的时代潮流，教育行政官僚们仍然逆流而行，他们仍然千方百计强化对教育权力的控制，按照他们的想法和计划安排学科设置。2003年底，据中国社会调查所调查，63%的人认为教育与就业市场的不协调，是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我们青岛南洋的一位高中孩子对我说：“我们的学习是形式化的，就像学习京剧一样。我们天天训练舞台上那些子武打招式，但与现实真刀真***干不是一回事。为什么要我们玩命学这些用不上的东西？我们到底是为了谁在学习啊？”
在教育集权的体制下，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占有了过多的超出他们责任承担能力的权力，这是权力的滥用。
第二，不能适应孩子的个性发展要求。现在孩子获得的信息量大，很聪明，自我意识强，对自尊10分敏感，他们需要一个能给他们自信自尊自主的学习环境。但我们的教学和考试方法却在不断毁灭着绝大多数孩子的个性与自信，因此孩子厌学恨学的现象10分普遍。对许多孩子来说，学校如同牢狱，老师如同牢头一样令人讨厌。我们南洋一直想将学校营造成孩子的乐园，但是在现行的考试竞争的制度控制下，逼孩子就范也演化成了普遍的风气。卢梭曾说，人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们的孩子生而有灵气和个性，但却无往不被磨灭。
第三，不能适应教师追求职业发展的需求。教师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他们天天面对孩子，了解孩子的心理，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对教育都有一肚子想法。给他们更大的教育权力，他们教育创新的力量就会得到解放，中国的教育就会百花齐放，形成活泼生动的局面，教师的人格尊严和职业素质也会得以不断提高。然而，现在的教师只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奴隶，他们没有教育的自主权，没有教材选择和课程安排的自由空间。我问过许多有想法的老师：“如果没有教育行政部门的管制，如果不是现在这种应试制度，你还会这样教吗？”他们百分之百的回答是：“肯定不会这样教！”统一的高考带来了学校间、教师间和孩子间围绕分数残酷竞争的负面效应日趋显现。教师为了分数而竞争，为了分数竞争而折磨孩子，他们的人格愈来愈单调，自尊愈来愈被毁灭，他们的职业活力愈来愈枯竭。
多元化诉求的家庭、多元化个性的孩子，被迫进入一元化的教育行政机器，毕业后他们又要直接面对多元化的就业市场。以高考为统一指挥棒的教育制度，就成了多元化社会发展的障碍。
5，不得不呼吁
无论是从公平的角度还是从效率的角度，现行的高考制度都弊端重重。但是，为什么高考制度却逆潮流而动，愈来愈严格愈来愈不人性呢？为什么在越来越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教育部门控制的高考制度就一直没有根本改变呢？专家们说，这是由于大学有限，尤其是重点大学有限，所以总得有选拔甄选人才的考试嘛。我们不反对考试的选拔功能，但是，我们不得不置疑现行教育制度环境下的考试内容和方法，这些内容和方法是与教育行政部门控制的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和教辅一体化的。在这里面，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和利益因素起了多大的作用！发达国家也有各种考试，进入著名学校一样要面对竞争，各大学一样要选拔人才，但他们就没有我们教育部门如此严密和反社会的控制系统。美国的大学是招考分离的，各学校有招生自主权。他们的大学在录取学生时一样要参考一些考试成绩，如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学术能力测试）和ACT（American College Test美国大学考试 ），但与我国高考制度不同，一是这些考试的举办者不是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而是民间考试机构。二是考试成绩不是学生进入学校的惟一标准，学校要根据自己的特色和标准，对入学申请者进行综合性测试。三是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学术能力测试）这类测试一年举办7次，学生交钱就可以参加考试，也可以多次参加考试，直到考到自己满意的分数为止。这样的招考制度，将更大的自主权放到了学校和学生手中。在这样的招考制度下，教育行政部门根本不能高高在上控制一切，根本无法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之手伸进教育圣地。所以，仅从考试的选拔功能出发，不能证明我们这样的高考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这样的制度是反社会的，是与中国现代化建设背道而驰的。
“现在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10个题，学生能答出10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10题都答对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10分、六10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是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行。”这话是谁说的？这是***说的，是***在1964年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对应试教育是对的，但他又走上了将教育完全政治化的错误方向。也许他想不到的是，他留下的两项遗产，一是政治权力对教育的高度控制权，二是公立学校占了学校的绝对主流。这两项遗产在今天转变成了应试教育的基石，构成了教育行政部门专制垄断权力的基础，这是高考制度难以动摇的根本原因。
2004年8月12日，在“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北大校长许宏智说：“实行当前的高考制度，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就目前来说，没有更好的高校招生选拔的办法。”同济大学校长万钢说：“一个人的知识可以在考卷上考出来，但一个人的能力和素质是不能在考卷上反映出来的。------高考是一把尺，学生进入教育是他的权利，你必须要有一把尺来衡量他，这把尺应该是多维的，但我们现在只是一维的，一个总分就决定了终身，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在我们国家现阶段的条件下，改起来太复杂了，也只有这个办法。”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也说：“就目前我国的社会环境、人们的思维方式而言，我认为全国统一考试是好的。”真是遗憾，代表中国高等教育水平的北大、清华的校长们都认为高考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们为什么只会“一维”思维而不会“多维”思维？他们为什么不敢想一想招考分离，为什么不敢为孩子着想，呼吁一下高考一年多考几次，为什么不敢想一想高校独立招生，为什么不敢想一想共同成立一个非教育部控制的高考出题机构，为形成中国的多元考试体系而贡献力量，为什么他们会认为专制垄断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原因很简单，他们的任命与教育行政部门直接相关，他们也只是被控制的官僚而已，不是有独立追求的教育家。
几年前夏天的一个早上，在我们洛阳南洋学校，我看见三个学生睡在草地上。我误认为他们在偷懒，走过去责问他们为什么不去上早自习。他们对我说：“我们太累了，早上7：00开始上课，晚上到10点才完成补习，中午吃完饭就开始上课。我们实在太累了。董事长，你去给校长说说吧，救救我们吧！”我找校长了解情况，校长说：“考分上不去，孩子就上不了大学。学校升学率低，北大、清华升学率低，排名一出来，我们的声誉就完了，招生就招不到了。实在没有办法！”我无言以对，这不是我想要的南洋的教育，但这是我不得不要的南洋的教育。把孩子推入考试地狱，毁坏他们的身体、个性与灵气，然后把他们送入大学。考大学就耗干了他们的元气，他们大学毕业后进入社会成为没有竞争力和创造力的人群，这样的教育，价值何在？“救救孩子”的口号，我们还要继续呼喊多少年啊？
考试制度不改，教学制度就改不了，教学制度改不了，不仅民办教育没有出路，公立学校也一样没有出路。现在许多公立学校的老师有时工作时间超过16个小时，而且越是重点学校越是这样。我们的考试制度是一种权力和利益制度，它高度向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倾斜，所以改变考试制度，权力与利益就会重新大调整。想到这一层，人们会说，改什么改，谁有力量来动他们吃在嘴里的肉。社会应当监督和约束教育行政官僚的特权利益膨胀，但在教育官僚的专制压迫下，中国社会似乎失去了良知和胆量。很少有人来问一问，这一切合理吗？正义吗？教育行政官僚们吃在嘴的里肉是什么？那是孩子的快乐，是孩子的健康，是孩子的灵性和个性，是孩子的生命和自尊，是国家的自由和创新的活力。
一位研究教育的学者对我说：“中国的教育已进入一个以内涵发展和制度变革为主的新阶段。”我问他：“内涵发展指什么？制度变革指什么？”他说内涵发展指素质教育替代应试教育，对于制度变革，他就顾左右而言他了。他不是不明白，而是不好说。我说我来回答吧。所谓的制度变革，就是变官僚专制的教育制度为自由民主的教育制度吗，就是在教育上真正实现主权在民的原则？难道不是这样吗？不能落实主权在民的原则，不能冲破教育行政部门专制垄断的教育罗网，我们的孩子无望，我们的南洋无望，我们的民办教育无望，中国的教育无望。我向全中国的学校、教师、学生和家长们呼吁，为了中国的教育，为了孩子的身体和心智健康，要求教育行政部门将其垄断控制的教育权利还给社会：
高考一年不能少于6次；
第二条 高校有权自主命题招考，也有权自愿联合起来出题招考，企业可以组建考试中心，从事出题考试业务，市场化运行，由市场竞争来决定其地位和生死。以此形成中国多元竞争的考试制度。原来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的高考考试，只能算各种高考形式之一，不能享有行政方面的特权。多种所有制、多个考试中心、多元测试方法自由竞争，由学校、家长和孩子自主选择；
第三条 考试和招生分离，还招生自主权于学校。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们，人格不会比教育行政部门的人低贱，能力也不会比教育行政部门的人弱，有了自主的权力，他们会承担起自主的责任。学校选择什么样的高考测试标准、以什么样的综合标准来招收学生，由学校自主决定。形成多元化的考试制度和多元化的招生制度的统一。
第四条 取消教育行政部门对***书、学历、***的控制和垄断，各学校自行决定发放***书、学历和***，其价值和含金量由社会竞争和用人单位自己来决定。
第五条 各学校和教师具有自主设定课程、选择教材、编写教材的神圣权利，教育行政部门只能按照《宪法》和《教育法》进行宏观原则规范，不能以政策方式进行具体干预和谋利。
第六条 教育行政部门的主要工作要由对学校和教育的全方位管制转向对贫困学生的扶持，以教育券等形式免费支持贫困大学生上大学。如果有任何一位品学兼优的贫困家庭学生因经济困难而不能上大学，要追究教育行政部门的责任。
第七条 公民不仅有受教育的权利，也有从事教育事业的权利。任何公民都有权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举办教育机构，还教育权于社会，还教育的创新于社会，还教育的活力于社会，还教育的资源于社会。
[未完，待续。]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86-10-，传真：，信箱：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