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雪原电影一抱刀天命进来帮忙解答个问题

www.51yue.net 2010-10-28 标签：林海雪原电影

时，不会迷失吗？尼采曾代表人类宣布说：“上帝死了！”但是尼采一边儿宣布上帝死了，一边儿又非常紧张，他说：上帝死了，那我们不会迷路吗？这显然也是一个很值得一问的问题。

熟悉西方思想历史的人知道，这些在西方思想历史中都是非常出名的问题。

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不知我是否存在一定的偏见，我一直觉得，我们中国人到现在也没有提出过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到现在也没有提出一个真正值得全世界去认可的哲学问题或文化问题。我一直觉得中国最有可能提问题的是中国的“杞人”。大家知道“杞人忧天”这个成语，当中国人都在埋头拉车的时候，都在为了现实的功利而奔忙的时候，只有一个人突然想到：我们都在苍天之下生活，这个天会不会突然倒塌呢？当时的中国人都笑话他，说：你这个人想了一个没有用的问题。天塌下来有高个儿顶着，你管那个事干什么呢？从此以后中国就再没有“杞人”，也就意味着再没有这种有哲学头脑的人了。而在“杞人“之外，我一直觉得，中国人所提的最有哲学意味的问题可能还是屈原的问题。

屈原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被作为忠臣而歌颂的文化名人。但是我认为，其实屈原最值得关注的不是他的命运，而是他的自杀。这无疑与屈原所提的问题有关。屈原所提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一个被奸臣陷害的问题，是一个他无论怎样努力都被楚王所不认可的问题。但实际上，屈原的问题根本不在这儿，屈原的问题的根本之处在于：在这种人际之间的矛盾中，他意识到了一个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悖论。什么悖论呢？就是他和他的矛盾的对方，手里都拿着“美”，都拿着“善”，都拿着“正义”这个武器，屈原说：我是“美”的，我是“善”的，我不是“丑”的；而对方说：你是不“美”的，你是不“善”的，你是“丑”的。屈原最后无奈地发现：没有办法交流了。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美，什么是丑？都没有办法沟通交流。屈原动辄碰壁的背后，是“天命反侧，何罚何佑”

的荒诞、无常，人与社会完全失去了感应、交流与协调的可能，所谓“国人莫我知兮”

。这个时候屈原就开始问天，他写了一首很著名的诗，叫做《天问》。屈原比较客气，他不敢直接“问天”，严格说这首诗应该叫《问天》，于是就很客气地说成《天问》。那么，他问苍天的问题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如何可能？我觉得这是屈原代表我们民族提出的最有哲学意味的问题。尽管在全世界的范围里比较起来，它是一个很不哲学的问题，但是我们中国人，似乎也就只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了。可是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就提不出问题？我们这个民族那么多文学大师，那么多思想大师，为什么就提不出问题？我觉得，这就是问题！

我在第二讲首先要讲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提不出真正的问题，而西方却能提出真正的问题。我想从这个角度透视一下中国文化、中国美学的根本缺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后面几讲要讲清楚《红楼梦》、王国维、鲁迅、张爱玲、林昭、海子的美学贡献的话，就必须先讲清楚中国文化、中国美学存在什么缺陷，只有知道了中国文化、中国美学存在什么缺陷，才会深刻理解《红楼梦》、王国维、鲁迅、张爱玲、林昭、海子的美学贡献。因此，这一讲我可能不会侧重去讲中国文化、中国美学的伟大贡献，而是去侧重剖析中国文化、中国美学存在什么缺陷。

从什么地方开始讲呢，我想从“轴心时代” 开始。“轴心时代”是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949年提出的，他在他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里提出了自己对历史的一个概括，他说：人类走出“得乐园”进入“失乐园”的过程有一个共同的时间段，都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这个时候，古希腊、古埃及、中国先秦、古印度、两河文明、古美洲文明都开始进入了一个共同的发展道路，都开始了文化的觉醒。所以他就把它命名为人类社会的“轴心时代”。这个“轴心时代”实际上就是原始文明的崩溃和人类文明的确立。我们看一看西方偷吃 “智慧果”的故事，看一看中国“浑沌开窍”

的故事，就知道，实际上它们讲的都是自己民族走出蒙昧，进入文明时代的真实历史，而在这个真实历史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都面临着巨大的“智慧的痛苦”。就是说，在原始社会崩溃后，私有财产以及私有观念出现（恩格斯称之为“卑劣的贪欲”），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分裂，自我意识觉醒，人类进入文明社会，都要求着一个根本的问题的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智慧的痛苦”。那么如何面对这个“智慧的痛苦”呢？我们看到，全世界其他民族在面对 “智慧的痛苦”的过程当中，在进入文明时代时，步伐是非常一致的。这个“一致”包含了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有信仰的进入；第二个东西：断裂性的进入。总之，是有信仰地进入了文明世界，同时进入的也是一个和过去的原始文明彼此断裂的文明世界。而我们看一看中国，就会发现，我们中国在历史源头上早就出了问题。中国是无信仰地进入了文明世界，而且，它是和过去的原始文明彼此融洽的连续性的文明。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在人类社会的轴心时代所发生的非常引人注目的差异，就是这个差异，决定了我们中国和西方从古到今始终存在的巨大差距。

那么，为什么全世界其他民族进入文明世界的时候，都一定是断裂的和有信仰的呢？原因主要是在于：人与世界之间，可以建立一个三度的模式，就是三个进向的模式。首先是人与“自然”，其次是人与“社会”，最后是人与“意义”，人和世界就是在三个维度上发生关系的。首先，人和自然建立起来的维度，我们把它叫做第一进向，它所涉及的是“我—它”关系。 “我—它”关系如果真正地建立，必须完成两个方向的建设：第一个方向叫做同一关系，那也就是说，人和大自然建立起融洽无间的“天人合一”的关系，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它还要彻底打破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建立起对立关系。什么叫对立关系呢？那就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关系，在人与自然的维度通过对象化的方式斩断人与自然的精神统一，把主体与对象加以区别。所以，同一关系讲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依赖与被依赖的关系，对立关系讲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在第一进向，这两种关系是必须建立的。第二进向是人与“社会”的维度。人与社会所建立的是“我—他”关系。在“我—他”关系里，人类必须完成两个方向的建设：第一个方向是血缘关系，但是一个社会要成长、发展，就必须彻底打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从血缘关系进入到非血缘关系，从“熟” 人关系，进入到“生”人关系，在人与社会的维度通过主体化的方式挣脱原始社会的血缘关系，把个体与群体加以区别。这就产生了契约关系。一个社会越成熟，它的契约关系就越要成熟。我打一个比方大家就懂了：农村就主要是血缘关系，城市就主要是契约关系；传统社会主要是血缘关系，现代社会主要是契约关系。而且，人与自然的维度，第一进向；人与社会的维度，第二进向，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现实维度，共同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现实关怀。而在现实维度里，你仔细看一下人类社会的构成，就会发现，在现实维度里，它必然要产生一种文化的断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里，如果它只有同一关系，人与自然是互相依赖的，但是当它加上对立关系以后，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完全断裂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了“人类的孤独”，所以它产生了第一个文化的断裂。第二个，我们再看一下人与社会的维度，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如果是血缘关系，是一家人，那是很融洽的。但如果加上了契约关系，那么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是不可能的了。由此我们发现，屈原所体会到的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不可能。人与人之间的不可能会变成什么呢？就会变成“孤独的个人”，有了“孤独的人类”，又有了“孤独的个人”，原始文化的“天人合一”因此而断裂。所以全世界的文化都是和原始文明保持了明显的断裂关系以后设法建立的新文明。而人类的文化断裂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必然会相应地导致对于感应、交流和协调的内在需要。也就是说，人和自然没有办法沟通了，人和人没有办法沟通了，没有办法沟通怎么办呢？就逼出了上帝，逼出了信仰。我既然不能直接地和自然沟通，我既然不能直接地和他人沟通，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假道于上帝，我就假手于一种终极关怀。然后我通过上帝、终极关怀来实现人与自然的沟通，人与人的沟通。这样我们就看出：因为文化的断裂，就必然出现第三个维度，那就是人与意义的维度，就必然导致信仰的出现，终极关怀的出现和爱的出现。文化的断裂必然导致这三个东西。而通过这样最简单的论证，大家就应该能看出来，全世界其他民族走的都是人类发展的正常道路，它是有信仰的进入了文明世界，它所建立的是断裂性的文明。这是一个理解人类文化和美学的总的思路。我想了很多年，同时也参考了其他学者的研究，并与诸多师友共同讨论，最后我觉得，把西方文化讲清楚，上面几句话，无疑是一个最最基本的前提和最最必须的开始。

知道了全世界的发展道路，再回过头来看中国。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发展道路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它所建立的文明形态是连续性的，为什么是连续性的呢？在人与自然的维度里，中国人始终只建立了同一关系的维度，他从来就没有建立对立关系的维度，也就是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里，中国人全力看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永远强调的是依赖和被依赖的关系，他从来不强调征服和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而是在人与自然的维度通过非对象化的方式重建人与自然的精神统一，使得主体与对象混淆莫辩。中国人不是经常讲“天人合一”吗？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导致了，在中国没有出现“人类的孤独”。再看人与社会的维度，在人与社会的维度，中国只有血缘关系，没有契约关系。中国人在人与社会的维度通过非主体化的方式重建原始社会的血缘关系，使得主体与群体混淆莫辩，永远讲血缘关系，但永远不讲契约关系。每个人都是按血缘关系去发生关系，肯定就不会产生“孤独的个人”，对不对？那么，它自然就没有必要和原始文明断裂了，因为它完全可以把原始文明的那些成熟的东西直接地转化到文明社会。所以，中国的文明形态是连续性的。因为中国文明的形态是连续性的，结果就导致了一个很重要的差异，这就是：不需要信仰。西方为什么需要信仰呢？面对自然，没有办法沟通，他要借助上帝来帮忙；面对他人，没有办法沟通，他要借助上帝来帮忙。所以，他就等于被逼到死路上，逼出了一个“信仰”。因此，西方“信仰”的出现是远古的图腾崇拜的最终走向神化的必然结果。具体演进过程是：从图腾崇拜到强调自然背后的人格神，最终到神灵崇拜，外在的超验的彼岸世界得以出现。伯奈特在《早期希腊哲学》中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异乡人，身体就是灵魂的坟墓，然而我们决不可以自杀以求逃避；因为我们是上帝的所有物，上帝是我们的牧人”。总之，由于在西方进入文明社会之初，血缘关系就已经被彻底斩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根本无法在世俗社会实现，因此，西方人的自由无疑是以孤独为代价的，所以，“信仰”在西方的出现实在是必然的，它是对西方人的两大孤独的必要补偿。中国人呢？面对自然可以沟通， “天人合一”嘛；面对他人，也可以沟通，血缘关系嘛。所以，他就没有必要逼出一个信仰的世界来，所以中国文明是连续性的文明，也是没有信仰的文明。这就导致了中国文明的特殊形态。具体演进过程是：由于强调血缘情感，中国文化没有从图腾崇拜走向神化，而是走向了人化，也没有走向人格神，而是走向了神格人，最终出现的是祖宗崇拜（是代表血缘情感的父亲而不是代表非血缘情感的上帝），最终，内在的超越的此岸世界得以出现。而且，由于中国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初，血缘关系没被彻底斩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完全可以在世俗社会中进行，换言之，中国人不需要任何神祗就能够实现人生的超越，因此“信仰”的重要性在中国就根本不同于西方。甚至可以说，中国远远早于西方就实现了世俗化（但却不能导致资本主义）。因此，中国人的自由并不以孤独为代价，而身体也不是灵魂的坟墓，而正是灵魂的家园（其实就是有身体而没有灵魂）。

我们再想一想：刚才我说了，如果让你提一个问题，你会提什么问题。我们发现，西方人所提的所有的问题都是提给上帝的，都是因为他跟自然没有办法沟通，他跟他人没有办法沟通所提的问题。而中国呢，提不出这样根本的问题。我们所看到的最好的问题，还是提给他人的，而不是提给上帝的，例如屈原的问题。屈原毕竟还意识到，我跟他人怎么就没有办法沟通呢？因为没有办法沟通，我把我身上插上花儿，装饰上最美好的东西来强调我的灵魂是最美好的，可是你为什么还是不认可我呢？屈原提的问题是一个接近于西方的问题，但是还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因为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哲学问题。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中国和西方的巨大差异。也就是说，中国在现实关怀方面成就卓著，而西方在终极关怀方面体会颇深。

那么，我们怎么去解释这一差异呢？为什么中国文化会出现问题呢？我下面想做一个解释。

在这方面，我觉得恩格斯的一个发现是非常重要的，他说越是解释一个民族的原始时期，就越要看这个民族的自然环境。因为那个时候精神环境基本上没有，每个民族的生存方式主要取决于他所生存的自然环境。我们知道了自然环境是什么，我们就知道这个民族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道路。

由此来看一看中国。我觉得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自然环境是三个东西：第一个是水，第二个是农业，第三个是游牧民族的侵略。

我们首先来看水。中国是在黄土地上诞生的，它和西方一开始就不一样。西方总说它是大海里诞生的，我们中国人总强调黄土地，是吧？最典型的是南京人。南京人就靠着长江，但他从来不说他是长江儿女，他总说他是秦淮儿女，我觉得其实中国人不太喜欢讲他跟水的关系，而特别喜欢讲他跟土地的关系。就好象我们中国讲《山海经》，其实主要是讲和山的关系，而不是讲和海的关系，讲海也是讲自己对海的恐惧，对海的惧怕。所以，在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印度、巴比伦、中国里面，中国是最远离大海的，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种中华民族和水的关系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两重性，一重属性就是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一种比较方便的生存方式，依水而居对一个民族来说，确实很方便，所以首先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良好的生存环境。这是一定要强调的。但是还要强调，它又是一个非常恶劣的生存环境。因为中国的水实在是太暴虐了，太凶残了！它给中华民族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中国的地势是西高东低，那种极端的起伏，几条大河都是狂奔而下，大家知道我们江苏叫什么呢？叫“地不满东南”，什么叫“地不满东南”呢，就是我们这边儿低，所以所有的水都从我们这儿狂泻而下入海。中国的千溪万水都是这样狂泻而下，就造成了中国人和水之间关系的非常紧张。大家知道，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水患最严重的国家。李约瑟统计：2100年中多少年有大水灾呢？1600年；多少年有大旱灾呢？旱灾和水也有关系呀，水没有了，就旱嘛。1300年。陈达写了一本《人口问题》，他统计：从汉初到1936年的2142年中，水灾有1031年，旱灾有1060年，正好就把这个2142年基本上覆盖了。邓云乡写《中国救荒史》，他说：从汉初到1936年的2142年里，自然灾害是5150次，平均四个月一次。我们再看降水量，竺可桢统计说：欧洲的降水量的平均变动率是12.5%，其实这是不错的，西伯利亚，我们说它气候恶劣吧，统治者不是专门把十二月党人流放到西伯利亚吗？但是西伯利亚也只是25%，我们中国超过了西伯利亚的自然条件的恶劣，长江、黄河中下游降水平均变动率是35%，科学家告诉我们说25%的时候，农作物就基本上会受到影响了，40%就颗粒无收了。我们是35%，会是什么情况呢？所以中国人对水极度恐惧，你看大禹治水、精卫填海、女娲补天都反映了中国人对水的一种极度恐惧。这种极度恐惧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是致命的。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中华民族从黄河发源，我觉得真是让人一言难尽。不妨设想，如果中华民族从长江发源，或许很多事情就会不一样。就好象我们设想说，如果春秋战国的时候不是秦国夺了天下，而是齐国夺了天下，那可能由于齐国更靠近海边儿的缘故，也可能我们早就扬帆出海，走出封闭，进入世界了。秦国夺了天下，那肯定是封闭的，那么封闭的一个从西北杀过来的民族，它怎么可能去扬帆出海？黄河也如此，在历史上它的泛滥次数是太多太多了。你看看黄河光改道就有多少次？改道一次，等于就是这个民族重新“洗牌”一次。这个“洗牌”，就等于是一场大屠杀。它跟南京大屠杀，扬州大屠杀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民族还在没有完全产生文明社会的基础上，就不得不团结起来治理黄河。当然，有人说，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主要是因为治理黄河，所以提前进入了专制的阶级社会。其实这句话也不完全对。治理黄河，可以导致民主的形态，也可以导致专制的形态。但是很不幸，在中国所出现的阶级社会，导致的就是专制形态。

下面我们来看农业。农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中国讲“华夏”，“华”就是花，“夏”是农耕的第二季，其实都是和农业有关。中国和西方有个最大不同，中国是靠躬耕而占有天下，西方是靠征服而占有天下。不同社会的生存状态，会导致不同民族的精神蜕变。我们知道，农业文明是依赖于固定的土地，这样它就很容易形成一种固定不变的生活方式，就和游牧民族流动的生活方式不同。对于一个农耕民族来说，农耕虽然很辛苦，但生活相对来说有保障。它虽然吃不饱，但也饿不死。不像游牧民族那样抢不着就饿死，农业民族的生活还是有保障的。所以，中国很自然地选择了农耕方式。而如果选择了农耕的方式，就必须要遵循农耕的基本的操作方式，比如说二十四节气。你看全世界的节日，中国的节日是和自然最有关的。而西方的节日，有很多处理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嘛，二十四节气差一天就会影响农业耕作，所以你可以发现中国人对季节节奏的转换是非常敏感的，而且是高度紧张的。他是被束缚在大自然的节气、生命节奏的转换里了。这就使得这个民族不可能抬起头仰望苍天。第二个原因呢，我们要看到生产力的低下。我们经常讲中国地大物博，其实中国地也不大，物也不博。中国的土地是非常贫瘠的。大家知道，那种被黄河冲刷过的土地，它实际上是很难去生长茂密的庄稼的。所以，我们就形成了一种精耕细作的生活方式。对于中国来说，必须要在贫瘠的土地上下最大功夫，让它多打几斤粮食。这种精耕细作反过来就要求高密度地使用劳动力，对不对？中国人为什么要多子？为什么说多子才多福呢？其实中国人也知道，生孩子多了要吃，但是没办法，种庄稼一定要相对密度的人口。因为它要精加工嘛。在劳动力的投入上需要相当的数量。像《诗经》里写，几亩地里就经常是上万人在耕作。为什么呢？就是每个人分工不同，然后用精加工的方式完成土地的生产。这样就使中国的人口问题和土地形成了一种非常恶劣的关系。中国的所有的战乱和灾难都跟人口的过度繁衍有关，目的是通过战争消灭掉一点儿人口。为什么呢？在人口不够的时候，土地没有办法种，在人口过多的时候，土地承载不了。这是中国的一个循环的永恒矛盾。再加上土地的不断细分，“千年田换八百主”，也确实经不住天灾与人祸。我们看一看中国的畜牧业就很受启发，中国人最喜欢养的是猪和狗，中国人最喜欢吃的是猪肉，我们不到国外我们就会觉得吃猪肉不挺好嘛，其实因为猪不和人争食，猪是吃腐食的。他不跟人争食。所以中国人养猪是有它的特定的生活艰难的道理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经常说中国人勤劳，其实中国人的勤劳是因为他不得不勤劳。因为他没有饭吃，不勤劳怎么办呢？

上面的两个分析使我们注意到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靠天吃饭，所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同一关系就建立得非常好，就非常被关注。我们特别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同一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在这方面，中国文化的贡献也十分巨大，但是对立关系就没有出现。也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认识和被认识的关系，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没有出现。他哪儿顾得上去认识大自然？哪儿顾得上去征服大自然？就那么几亩地，把它好好种好就算了。但是我们看一看全世界就知道，人类的民族有六种形态，除了农耕民族以外，还有狩猎民族、游牧民族、经商民族、航海民族和工业民族。除了农耕民族以外，其他的五种民族都是竞争激烈，风险巨大。所以这些民族如果不通过征服自然的方法，不通过和自然搏斗的方法就不可能取胜。你比如说希腊民族，它是航海民族，它不和大海搏斗，它怎么能够取得胜利呢？所以像中国那种“小福即安”对于希腊民族来说是完全不适用的。所以西方人很快意识到了和大自然之间的那种孤独的关系。人和大自然那种莫名的悲剧的宿命，很快就被其他五大民族认识到了，而中国的农耕民族呢，它总是认识不到。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中国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再看一看人与人的关系。在中国，血缘关系总是被强化。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天下一家”、“家天下”、“江山”，为什么会有这些词呢？就是因为我们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血缘关系，比如说，我们说领导习惯说“父母官”，我们说自己习惯说“子民”，都是把契约关系转换成为血缘关系。这种血缘关系使得中国社会相对来说比较有温情，中国的社会形态之所以延续千年，其实也正是与此有关，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这种温情也是很有欺骗性的。比如西方如果征服了一个国家就会把所有的人都作为战俘，作为奴隶。中国征服一个国家却是从来不要战俘的，而是让他们纳税，这些人只要承认它的领导权，然后愿意交税，他就可以生活下去。这种情况就使得中国人不是很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孤独感。换一句话说，不管谁当皇帝，都不影响我种地；不管谁当皇帝，对于一个乡村来说，它都不会改变它的基本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中国的生存条件太恶劣，土地里其实生产不出什么，产品的剩余基本没有，而且，“氏族制度同货币经济绝对不能相容”

，因此中国的人与人之间的商品交换的关系也就不可能产生。既然这种商品交换关系不产生，契约关系也就不可能产生。所以，在中国契约关系根本就没有建立起来。它维护的就是血缘关系。根本就没有建立起契约关系。而这种契约关系在西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西方很早的时候就有《罗马法》。它是通过契约把不同的自由人结合在一起。俄瑞斯忒斯杀母被雅典娜判无罪，恩格斯就说，这是氏族审判权被国家审判权取代的最好例证

。而且，契约关系是个人对个人的，它“第一次不依亲属集团而依共同居住地区为了公共目的来划分人民”

而基督教为什么会产生呢，就是所有的人都被孤立为个人了，谁跟谁都没有办法沟通，怎么办呢？那就所有的人都跟上帝沟通。所有的人都有一个父亲，就是天父，这就是西方的上帝产生的原因。这样，我们就看到西方是通过人与物的关系来实现人与人的关系，中国是通过人与人的关系来实现人与物的关系。这样不同的发展道路就导致了中国的契约关系实际上没有产生。而这种社会发展道路，我个人认为就导致了中国的最大现实：从来不关注“终极”的目标，他只关注现实的目标。比如说中国人特别喜欢讲“稳定”，特别喜欢讲“天下一统”，特别喜欢讲“统一”，特别喜欢讲“吃得饱、穿得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国实在是从来就“吃不饱、穿不暖”，从来就不“统一”，从来就不“稳定”。在西方这些目标都不是终极目标。但是在中国呢，它会把这些次终极的目标上升成为终极目标。因为中国的生存环境太恶劣了，它不可能提出一个比这个生存环境更高的目标，它只能去围绕着这个生存环境提出自己的民族理想。

下面我们再简单地看一下第三个因素：游牧民族的侵略。我过去讲过，中华民族其实在近代史以前没有跟西方打过仗，它跟谁打仗呢？它都是跟来主要自西北方向的少数民族打仗。我们看一下中国的长城就可以发现，为什么要修长城呢，就是要抵挡来自西北方向的少数民族。西北方向的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和我们不一样。它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最大的特点就是下手特别凶残。因为它就靠抢，你一年四季种庄稼，种了一年才有收获，他一天就把庄稼抢走了。这样一种掠夺方式对于农耕民族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农业民族是种地的，离了这块地你就不能生存，而马背上的民族他呼啸而过一夜之间冲过来，抢了就走，抢不着他也走，你能走吗？你不能走。你跟他打都不行。你跟他打，把男人都杀光了，地就没有办法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游牧民族对于中华民族的进攻是非常大的一个威胁。看一看美国我们就会知道，美国的生存环境跟我们不一样，美国的生存环境非常好，所以几百年内它就崛起了，而中国的生存环境是全世界最恶劣的。打个比方，我们是羊生活在狼群里，周边都是游牧民族。大家都知道汉武帝，都说他重振大汉雄风，说他敢跟匈奴打，可是那场战争打了291年啊，一个抗战打八年就把中国的经济打垮掉了，它打了两百多年，老百姓只要有富余的一粒粮食就要交给军队，291年，中国的老百姓就是块钢也早就蜕化成破铜烂铁了。他已经被那种沉重的生活负担完全地压垮了。在此以后，情况也丝毫没有好转，所以，看一看中华民族的首都你就会发现，它从西北向东南退，长安—洛阳—开封—南京，一直退到杭州。原因就与游牧民族的步步紧逼密切相关。

这样我们看到，全世界四大古文明，有三大古文明都不行了。只有中国仅存，为此我们很自豪，我们说中华民族不得了，我们的文明硕果仅存。确实如此啊！但是你一定要辨证地看，古文明幸存是我们的大幸，但是也是我们的大不幸，中华古文明硕果仅存，这确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但是这个骄傲不是我们给我们自己的，而是游牧民族留给我们的。什么意思呢？无非是因为我们旁边的狼都是没有文化的，它每一次把我们战胜以后，都战不胜我们的文化，因为它太落后了，他除了会骑马、杀人，什么都不懂。所以它可以把汉民族一天之内就打败（像努尔哈赤，他只有十八万人，我们当时有将近一亿人口，但就是打不过他），但是文化却毕竟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建立的，他从马上一下来，就被这个民族同化了。所以，汉民族之所以幸存，是因为我们附近没有一个文化强大的民族。而且，我希望大家知道，我们虽然幸存，但是我们在不断被野蛮民族征服和同化的过程当中，积累的却是文化的愚昧，而不是文化的进步。我们积累的是文化当中那些最差的东西、最动物化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都被我们当作宝贝积累下来了。因此，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就更变得越来得越颓废、越来越颓败。

这样，如果让我总的说几句话，我想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这个民族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两个：一个是生存恐惧，一个是强度过分的挑战。其他民族也面临生存困难，但是他不会因此而恐惧，不会每天都生存在恐惧当中；其他民族也会面临挑战，但是他所面临的挑战是他所能面对的强度适宜的挑战，所以他面临的是苦难而不是灾难。我们面临的却是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的挑战，按照汤因比的说法，这导致的不是应战成功的增加而是应战成功的减少，这就不是苦难而是灾难了。确实，如果挑战不足，人会懒惰，像伊拉克就是挑战不足，它的石油自己就往外冒，所以伊拉克人就不想多干什么活。伊拉克战争的时候，伊拉克人跟美国人打仗，连埋地雷他都懒得挖个坑，就把地雷就扔在马路中间，就完了。而“过分挑战”呢？我们经常说，挑战是逆境，有了逆境就能变顺境，有压力是好事，其实这都是不一定的事情。就好象我们经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可是我跟大学生纠正了无数次，我说成功更是成功之母，失败倒很可能不是成功之母，我们很多人也说，哦，能吃点儿苦好，吃苦吃多了，这个人有出息，不对，除非这个人有吃苦的意识，否则这个吃苦对他来说就是灾难。还有，这个苦难如果过分强大，如果你根本没有办法战胜它，那它就会把你压倒，而不是你把它压倒。我不得不说，我们中国人所碰到的就是这种过分强大的苦难。今天我在来的路上看了一本闲书，里面讲到一个概念很好玩儿，叫“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E.P. Seligman）说的，就是经过学习逐渐知道了，自己怎么都不可能得救，这叫习得性无助。比如说跳蚤，跳蚤是世界冠军，它能够跳多高呢？能跳它身体高度的400倍，但是科学家把它放在一个玻璃瓶里，上面盖上盖子，然后跳蚤就拼命撞，撞这个瓶子，撞到最后它总跳不出去，他就认为自己是无助的，自己是不行的。它慢慢就降低高度，最后它还是总在瓶子里面跳，因为“跳”就是跳蚤的生存方式嘛，它总要跳，但是他跳得不会超过瓶子盖的高度，总在瓶子盖下面跳，总是这么高，然后实验人员把盖子拿走，它仍旧永远跳不出来。我们这个民族很多的问题都可以从这儿得到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那么懦弱？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的英雄气质会丧失？就是因为每一次都是失败，最后你就不要去试验了，你以为肯定是失败。所以明明是你要去反抗就能成功，你也不反抗。这就是习得性无助。因为我们面临的是绝对的灾难，这种绝对灾难很多人都试过了，不可能战胜它，结果我们就习惯了逆来顺受。一个民族遇到的如果是绝对挑战，它就会把它身上的所有的 “钢”、所有的“钙”都一卷而空，它就会认为再反抗也没用，它就不反抗了。一个民族的勇敢就是这样丧失的。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是狼，为什么变成羊？就是因为它的环境太恶劣了，它变成了习得性无助。

举一个连马克思都为之感叹的例子吧：在近代史上，英国舰队攻下虎门并沿江北上广州时，两岸的国人竟然都像看演戏一样的在围观双方的激战，此情此景，令魏源羞愧难当，他说：“粤民久不平，而英人初不杀粤民，所获乡勇皆释还，或间攻土匪，禁劫掠，以要结民心。故虽有擒斩敌人之赏格，无一应命。当洋兵攻城，居民多作壁上观。”而马克思在面对中国的“当洋兵攻城，居民多作壁上观”时，也颇有不平：“我们不应该忘记那种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的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象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某个侵略者肯来照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俘虏。”“只要某个侵略者肯来照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俘虏。”

确实深刻，这就是中国最为真实的一幕啊！

我们这个民族生存环境的险恶，第二个典型的体现就是食物焦虑，就是“吃不饱、穿不暖”。人类有两大焦虑，我在1989年的时候出过一本书叫《众妙之门》，讲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奥秘的。在里面我专门讲到：西方的文明起源于性焦虑，性焦虑是自我成熟以后的一种焦虑，这种焦虑逼迫西方人一定要找到自己生命的另一半，在找到生命另一半儿的路上，最终必然会走向上帝。而中国的饮食焦虑则不是。中国的饮食焦虑是要满足自己的现实需要，它不是去寻找另外一半，而是想办法满足自己的现实需要，这种对于自己现实需要满足的生存方式，使得中国只关心蝇头小利，只关心现实的功利性的东西，而不会关心更远大的东西。吃都吃不饱，他还能关心什么呢？所以这种食物焦虑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像中国人直到改革开放以前见面还要问：“吃了没有？”对吧？在生活中遇到困难，中国会说“吃亏”、“吃苦”，是吧？很多东西他都会用“吃”来总结，***也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为什么用“吃”来总结呢？因为他下意识里觉得：吃的问题最大。还有，我们祭祀祖先的方式也是给他吃东西，给他点儿食品，给他纸钱，叫他买点儿好吃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担心他在天堂也还是没吃饱啊。我们中国过年也很典型，例如，过年为什么要放鞭炮，其实也是食物焦虑。因为我们的“年”是一种令人恐惧的野兽，如果不把它赶走，一年就不吉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希望明年能吃得饱、穿得暖。而对吃的这样一种追求就使得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民族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永远是低层次的重复。永远是低层次的重复。这种生存紧张支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结果我们就只能保持一种低成本的生存。在低成本的生存里是培养不出高贵的人的，蚂蚁而已，狮子、老虎之类，根本不可能出现。因为没有那么长的食物链，狮子老虎都在食物链的最后呢，而蚂蚁却在食物链的最前面。所以，我们只能够去满足低成本的生存，我们不可能去满足高成本的生存。这就使得我们中国人生存的精神境界不够高深与远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生存的两大特征“与天斗”、“与人斗”就可以理解了。“与天斗”是什么呢？不是真正去斗，而是想尽办法去讨好它、去适应它，而“与天斗”的那种心理焦虑很快就会转化为“与人斗”的残酷竞争。所谓残酷竞争就是：因为生存资源太有限了，我们只有先下手为强，去抢，去夺，而且最好是“巧取”，如果不能“巧取”，那就“豪夺”。到了“月黑”的时候，想的就是“杀人夜”；到了“风高”的时候，想的就是“放火天”。只有用这种骨肉相残的办法，我们才能把有限的资源抢到手，这样，不难想象，中国用于衣食方面的投资，几乎占了全部投资的百分之百。我们经常说：“自给自足”，但是这实际上并不是一句好听的话，什么叫“自给自足”啊？就是每年365天都要为365天的吃饭去忙活，其实这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它造成了两个最不好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弊端：第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普遍敌意”，人与人之间普遍彼此为敌。第二是造成了人与自我之间的“对自我的普遍敌意”。有人打了一个很好的比方，中国人是斜坡上的居民，一辈子在上坡，怎么上也上不去，他就拼命在斜坡上拉车。结果他就被迫匍匐于斜坡的斜面上，因此就失去了直立的尊严和从事精神生活的闲暇。不像西方，西方有直立的尊严，他会“抬望眼，仰天而问”，而我们，也就是“抬望眼，仰天长啸”，抱怨老天给他的东西少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中华文明的主题从来就是生存而不是发展，更不是和平。我们从来就没有和平过。我们这个民族有三十年不打仗就谢天谢地了。我们所面临的是一种绝对的战乱。二十四史实际上就是二十四姓的战乱，二十四史实际就是二十四次民族的巨大社会动乱和社会倒退。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人与意义的关系被中国巧妙地转移为人与人的关系，而且转移为人与人之间争夺有限资源的关系，这种对于有限资源的争夺，就使得中国人从来没有意识到：无缘无故的苦难和无缘无故的爱。我在第一讲讲过：无缘无故的苦难和无缘无故的爱是美学和文化的终极关怀的两大核心。只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个民族的文化才有希望。而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恐惧太强烈了，遇到的挑战太绝对了，这使得它不可能意识到无缘无故的生命焦虑，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去爱别人。它只能解决眼前的有缘有故的苦难，只能用有缘有故的爱来面对有缘有故的苦难。梁漱溟举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他说：递给猴子一个装有花生米的瓶子，猴子就总是乱摇一气，费尽力气才把花生米摇出来吃掉，可是无论工作人员如何示范把花生米从瓶子里倒出来，它也学不会。原因在于什么呢？就在于它太急噪了，它只盯着花生米。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总是没有精神高度呢？为什么不能像西方那样提出问题呢？原因就在于我们都是那只猴子，我们只盯着花生米。当然，也实在不可能有别的选择，你想想，不盯花生米怎么办？不盯花生米，下一秒钟我们就饿死了，所以这又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这毕竟是一个非常惨痛的结论。这种急躁就是中国动乱的总根源。所有的人都特别急躁，所有的人为得到这个花生米采取的都是最粗暴的办法，那就是：把别人杀掉。我先把你除掉，然后我好得到这个花生米。我们看到，西方的战争竟然可以是由于争夺金苹果，这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作为终极关怀的对象的私欲的存在，而中国的战争却永远是由于政治、权力、土地等现实关怀的对象的存在。我们永远不相信远水可以解近渴。所以，对于爱的推崇、对于美的推崇、对于终极关怀的推崇，在中国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所玩儿的无非就是一场“零和游戏”，我消灭你，你消灭我，最后是“零和”。

而且，假如说在西方自由是多少的问题，那么在中国自由就是有无的问题。中国因为是一个没有自由的民族，所有的人都要被动地张开嘴等着别人喂他吃饭。所以，中国人对食物的理解，永远是儿童的，而不是成年人的。他永远认为可食的东西是有限的，他永远不会认为“爱”是可食的，“美”是可食的，“信仰”是可食的，他永远不会认为这些东西是有价值的。他认为能够用嘴吃到的东西，才是食物。“有用还是没用”，就成为评价“美”、评价“爱”、评价“终极关怀”的一个不成文的标准。“美能当饭吃吗？”之类的话，也就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我们发现，这样的一种怪圈已经把中国人完全束缚起来了。他的资源是有限的，他只面对有限的资源，而这个有限资源又是不可再生的，而且也是不可以创造的。那么，为这个资源，他就必须整天去竞争，整天去嫉妒，别人多吃一口，我就少吃一口，因此一定要争到最后一口气。可是，为什么西方就能走出这个怪圈呢？因为他们不但追求有限的食物资源，还追求爱、追求美、追求信仰，结果在后面的三个追求里实现了他人生的价值。而我们中国就不是这样，我们中国就非要在有限的食物里面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对西方来说，这个资源根本无所谓，我能够和上帝在一起，能够奉献爱，能够发现美，那才是真正的人生创造。

这样来看，从心理前提来看，我们与西方的差异就十分明显。我们知道，人的心理成熟包含了两个阶段。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说，第一个阶段叫做口唇期，在这个阶段是用嘴来了解世界的，凡是能吃的，吃到的，就是好东西，凡是不能吃的，就不是好东西。凡是能满足他的就是好的。凡是满足不了他的，就是不好的。这是最早的满足，也是对于物质欲望的满足。在此基础上，如果再进一步成熟，就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弗洛伊德把它叫做肛门期。在此阶段，小孩儿开始明白一件事，这个世界不是永远无条件地去满足他的。小孩儿在用口唇期面对世界的时候，他觉得，只要我一张嘴，这个世界就是我的，我想吃什么，这个世界马上就会给我什么，你想想，所有的小孩儿都是只要一哭，马上大人就给他东西吃，但小孩儿长大以后就开始发现，这个世界不是他的，那就是当大人对他的大小便加以约束的时候，他就发现：哦，原来这个世界是有规矩的，这个世界并不是我的世界，是所有的人的世界。例如，母亲不光是我的母亲，她还是她自己。到了这个时候呢，小孩儿就开始有了一种正常的看法，那也就是说，他知道，这个世界不再是一个永远可以无条件地去满足他的世界。他还要去风险，还要去付出，简单地说，中国人和西方人因此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心理需要。中国人的心理需要是有限的。而西方人的心理需要是无限的。中国人的心理需要，是用可见可触可感觉的物质需要去构成的。比如说，功名利禄、金银财宝、骏马美女。只有得到了这些东西，才是得到，如果没得到这些东西，人生就没有办法去衡量。所以，中国人经常讲，要“不朽”，要“留取丹心照汗青”。而西方的心理需要就不一样了，因为他是一个成熟的儿童。所以他意识到，我不光可以用有限的物质的标准来衡量我的一生，而且我还可以用无限的精神的满足来拓展我的一生。结果就有了很大区别。中国人的心理需要造成了什么样的现状？中国人特别喜欢“窝里斗”，中国人特别容易嫉妒别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国的资源是有限的，中国的心理需要的资源也是有限的。你有了，别人就没有。因为物质的东西不可能是无限的。所以，在心理上他就要把别人消灭掉。然后他去获得这个资源。而西方人他为什么一般没有这样一种嫉妒的心态、这样一种红眼病呢？因为西方人把有限的物质需要看得不是很重，他把无限的信仰的需要、爱的需要、美的需要看得很重。所以对他来说，他可以用创造世界的方法来创造自己，而中国人只能用掠夺世界的方法来满足自己。也因此，在中国的现实生活里，我们看到的都是仇恨。这个仇恨就表现为什么啊，有你没我，就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因为是有限资源，他吃了你就没有，而不是无限资源，比如爱这个东西，越吃越多，美这个东西，越欣赏越多。馒头这个东西，那可是你吃了我就没有的东西。所以，在这个领域，中国人是永远有我没他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在中国文化里只有心路历程，没有灵魂旅程。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总的教训。西方人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全世界有两大民族过得最为惨痛，一个是犹太民族，一个是中华民族，但是最后结论竟然不同。犹太民族有灵魂但是没有家园；中华民族有家园但是没有灵魂。确实，尽管中国文化以突出的成就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但是在终极关怀方面，却令人遗憾地存在着极大的不足。

大家还记得，我在前面讲过堂吉诃德的故事，堂吉诃德是一个对于理想的绝对追求者。堂吉诃德的形象在该书出版后短短四年间就几乎传遍了全世界。据说中国明朝的皇帝曾经托传教士给西班牙国王带去过一封信。所以，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第二部的《献辞——敬上雷莫斯伯爵》中幽默地写道：“四方各地都催着我把堂吉诃德送去，不过，最急着等堂吉诃德去的是中国的大皇帝。他一月前特派专人送来一封中文信，要求我——或者竟可说是恳求我把堂吉诃德送到中国去，他要建立一所西班牙语文学院，打算用堂吉诃德的故事做课本；还说要请我去做院长。”其实，这是西方人的美好想象，中国并不需要堂吉诃德。中国社会怎么可能需要这种为理想追求而当局者迷的傻瓜呢？中国的 “杞人”早就被笑死了。其实堂吉诃德就是中国的“杞人忧天”中的那个“杞人”。所以，中国根本不需要堂吉诃德啊。

这样的一种生存环境，必然要产生一个与之完全匹配的文化，这个文化，简单地说，就是屈原的“天问”和前《红楼梦》时代的“天对”。也就是说，从历史上看，尽管屈原的《天问》只是到了唐朝，柳宗元才写过一篇《天对》回答他，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借用这个回答，把中国文化在前《红楼梦》时代的回答看做“天对”。

而要看屈原的“天问”与中国文化在前《红楼梦》时代的回答，我们一定会想起一个人，他就是西方《圣经·旧约》《约伯记》里的著名人物约伯。大家知道，西方也有一个屈原式的故事，约伯和屈原碰到了同一个经历，这就是报应法则的无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突然无效了。约伯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他觉得很奇怪，恶人为什么长寿多福呢？善人为什么屡遭磨难呢？谁来做这些是是非非的裁判呢？约伯最后赌了一把，他赌上帝存在。就是说，我就赌正义存在，我就按正义的原则做，上帝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是一个故事，实际上它说的是西方人的赌爱存在，哪怕再失败，我也要以爱的规则去做。这就是约伯的赌。而上帝在旋风中回答了他的问题，也正说明其中存在着两个在中国所不存在的前提：约伯是无知的，上帝是全知的。因此，人不必去寻求解答，一切决定于上帝。

而中国的屈原是不赌的。屈原也发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根本不灵，谁来裁决呢？没有人裁决，但屈原是中华民族最老实的人。其他人一看没有人裁决，那我顺便就裁决了算了，我一刀就把你砍了不就完了吗？只有屈原是最老实的，他去跳河自杀。而且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约伯遇到问题以后，直接去问上帝，直接去跟上帝对话。那其实就意味着西方的基督教是针对个人的，它是针对个人的宗教，而约伯正代表着自我的觉醒。而中国的屈原就不知道去问上帝，不但不知道去问，他还要借助于人的力量，还要拼命跟周边的人去沟通，他不相信他和上帝之间存在着直接沟通的可能，而一定要借助于一个群体来认可他。就好象中国的人品的“品”是怎么说的呢？三个“口”是吧？这正意味着一定要社会来认可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看到，西方是直接走向个体和上帝的对话，而在中国不是，中国还是人和群体的对话。上帝创造世界是在世界之外，是一个绝对的力量。而中国的开天地的盘古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一个力大无穷者。他还是人群自己的力量，还是社会的力量。所以，在西方是“事在神为”，在中国是“事在人为”。屈原全知全能，“神”却一无所知。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只能走向现实的功利关怀，个体信仰在中国就是不可能存在的，终极关怀在中国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这方面，中国从商代到周朝的转换很值得注意。在商代，中国的宗教色彩还是很浓郁的，也还是有可能走向信仰维度的。但是从周***始，中国人却突然转向了对人的推崇，在商代的时候，中国人还很强调人是无能的，人是不可能胜天的。但是到周代的时候，中国人突然完成了由人格神向非人格神的“天”的转换。开始从对神不信任转向了公然地抗争。所以我们经常很自豪地说，中国人的“人定胜天”如何如何，其实这恰恰说明，中国人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走上了一条错误的文明发展道路。就是由极端地缺乏自信，走向了极端的自高自大。极端的不自信的膨胀，就变得极端自信，变得自吹自擂。由被神抛弃走向了主动抛弃神的路途。结果，这就使得中国文化走上了与西方文化完全不同的道路。

我们看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细节。

在《庄子》里，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细节。他说中国人特别怕阴影，就是影子。他说“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

， “疾走不休，绝力而死”。什么叫阴影呢？就是人类的孤独和个体的孤独。就是信仰世界。实际上你意识到了人类的孤独，意识到了个体的孤独，意识到了信仰世界的存在，它给你带来一种巨大的生命挑战。它相当于那种令你恐怖的力量。你会觉得你的一生非常恐怖。怎么办呢？中国人的办法和西方人的办法不一样。西方人是跟阴影搏斗，而中国人的办法是你不要去跟阴影搏斗，而是躲，那怎么躲呢？“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意思是说，我干脆就一动不动。显然，中国人从来没有幻想过去建立信仰世界。而是就停留在自己的功利世界里。所以，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传统。在中国，只有宗教，但是没有宗教精神；只有神，但是没有神性；只有信教，但是没有信仰。宗教精神、神性、信仰，这是我在第一章讲的三个东西，中国恰恰都没有。在中国没有神，只有鬼，中国人往往把“信仰”和“信仰什么”混同起来，把“相信”和“信仰”混同起来，这种做法就使得中国只有一种现实关怀，而没有一种终极关怀。因此，中国的信仰就是“活命”，他的上帝就是“吃”和 “穿”。

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印度佛教的四大菩萨之首的文殊菩萨，他是四大菩萨之首，但是他在中国的影响就不如观音菩萨，为什么呢？因为观音菩萨是给大家送东西的，中国人最喜欢的就是能给他带来好处的观音。你看孙悟空骂遍了天上的神仙，包括如来佛他都敢骂，观音他却不骂，为什么呢？骂了观音，他上哪儿去捞好处呢？发奖金还得靠观音菩萨发嘛。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欧洲的不幸，一切的不幸，无一例外地都起源于与罗马教会同流合污而丧失了基督，而且后来还以为没有基督也可以生活。”

实际上，丧失了信仰，而且后来还以为没有信仰也可以生活。这更是中国的“不幸，一切的不幸”！

而我们如果具体看一看中国文化的“天对”，就不难发现，它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理论系统的“天对”，这可以从 “儒”“释”“道”的回答看到。相对于屈原的《天问》，中国的儒释道的思考则类似于三张答卷，也就是三篇“天对”。我们知道，儒释道在文化发展上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令世界瞩目，但是在回答终极关怀的问题时，却显现出了先天的不足。具体来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的全力看护纯属一厢情愿，因此如果一意孤行，就势必导致某种内在的巨大紧张。那么，如何消解这一内在的巨大紧张呢？这是千百年来国人所必须完成的“天对”。

而不是“原罪”的角度来思考，是中国的儒释道的三篇“天对”的共同之处。本来，“原罪”是形而上的良知，“原善”却只是日常经验的良知，因此作为认识人性的资源，“原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在中国看来，与生俱来的人性却是完全可靠的。人可以由善而接近神、成为神，可以“满街都是圣人”。至于自身自然本性中的饮食男女之类的感性存在，则统统视之为“恶”，一概加以清除。其结果，就是对于善恶一体的现实人格毫不留情地给以否定，转而去追求一种理想人格，并且以这种理想人格作为衡量人与非人、人与动物之间区别的标准。这样，就从拒不接受恶转换到直接把善肯定为人的自然本性，作为现实关怀的“德”也就顺理成章地取代了作为终极关怀的爱。我们知道，人与意义的维度只是一种可能，是否出现与如何出现，却要以不同的条件为转移。在中国，由于作为现实关怀的“德”对于作为终极关怀的爱的取代，人与意义的维度的出现，事实上就只是以“出现”来扼杀它的“出现”，只是一种逃避、遮蔽、遗忘、假冒、僭代。所以鲁迅说：中国有迷信、狂信，但是没有坚信。很少“信而从”，而是“怕而利用”。鲁迅还说：中国只有“官魂”与“匪魂”，但是没有灵魂。这正是对中国人与意义的维度的“逃避、遮蔽、遗忘、假冒、僭代”的洞察。

具体来看，儒家以扼杀自我为代价，片面强调生命的义务，强调的只是伦理人格，是为取消向生命索取意义而做的正面功夫，所谓“德性”，这就是鲁迅所谓的“骗”。道家以扼杀自我为代价，片面强调生命的规律，强调的只是自然人格，是为取消向生命索取意义而做的负面功夫，所谓“天性”，这就是鲁迅所谓的“瞒”。禅宗以扼杀自我为代价，片面强调生命的皈依，强调的只是宗教人格，是为取消向生命索取意义而做的无谓功夫，简单说，所谓“佛性”，就是“躲”。显然，从信仰维度看，这是三张非常糟糕的答卷。屈原问了一个不太糟糕的问题，但是儒释道却回答得很糟糕。

当然，按照一般的说法，屈原生于公元前 340年，而儒家创始人孔子生于前552年，应在屈原之前，似乎不可能去做屈原的考卷。因此必须强调，我在这里只是把中国人所面对的终极关怀方面的问题与回答借助屈原的《天问》与儒释道的“天对”作为一个文化与美学的象征，是为了便于问题的剖析与考察。请大家不要误会。

首先是儒，我刚才说了，儒家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呢？“骗”。什么是“骗”呢？屈原不是开始意识到了无缘无故的苦难吗？正常的做法是，既然发现了人性的荒原，那就只有以无缘无故的爱去面对，但是儒家却用根本就不能解决问题的道德修炼来解决。在他们看来，所谓“生之忧患”只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

，既没有灵魂需要拯救，又没有彼岸世界需要引渡，更不存在对苦难的悲悯与关怀。而人生的悲剧无非是外在因素造成的，因此只需借助外在力量去消解这外在因素。这个“外在力量”，就是道德的修炼。然而，这只能叫貌似解决。什么叫“貌似解决”呢？从表面上，儒家比谁都忙，天天忙于道德修炼。他们以为，只要道德修炼好了，社会矛盾就解决了。你也提高道德水平，我也提高道德水平，你也是圣人，我也是圣人，我不可能诬陷你，你也不可能被诬陷，那不就没有是非了吗？不就没有苦难了吗？那这个社会不就好了吗？但是问题在于，谁都不可能成为圣人。因为你是人，你的下半截还是动物呢，对不对？你怎么可能一下子变成圣人呢？所以，儒家是用一个根本不可能解决的方法来解决。也就是说，它把“无缘无故”变成了“有缘有故”。这其实也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缺憾，它把“无缘无故”这样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哲学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形而下学的“有缘有故”的问题、道德的问题。谁说好人跟好人之间就没有矛盾呢？“是”跟“是”之间就没有矛盾吗？因此，儒家的办法是“骗”大家绕过矛盾。它错在什么地方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些女同学情绪不好，失恋了，或者是哪次没考好，或者是跟同宿舍的同学吵架了，怎么办啊？她跑到商店里去购物，疯狂购物，拼命买东西，有些女生说，我要是情绪不好，我就不能带钱包儿，我要是带钱包儿的话我就会在商店拼命买东西。其实，那个拼命买东西的人，就是儒家，儒家的道德修炼教你的就是这样一种心理技术。你不是无缘无故的困惑解决不了吗？那你就别解决，“未知生，焉知死？”那些东西你先别想，咱们先把“有缘有故”的事想想清楚再说，“有缘有故”的事是什么呢？因为你的道德没修炼好，我的道德也没修炼好，咱们俩一起进行道德竞赛。道德都修炼好了，“有缘有故”的困惑不都没有了吗？“有缘有故”的困惑没有了，那“无缘无故”的困惑也就没有了啊。但是他忽略了，人生的根本内涵，其实在屈原时候就发现了，就是“无缘无故”，就是没有理由。如果非要给它一个理由，而且让你为了这个莫须有的理由而努力一辈子，这实在是最大最大的失误。我觉得，中国人为什么总觉得自己活得很累呢？就是因为中国人在道德上所承载的东西太多，这个东西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重负。我们完全可以生活得轻松一点儿，我们没有必要去要求自己那么道德。

因此，要否定一种东西，却偏偏通过肯定与之相对的另外一面来进行，这，就是儒家。通过“立德、立功、立言”的操心来凸显伦理向度，所达到的正是对于人与意义维度的遮蔽（当然不是没有痛苦，但却都是道德痛苦，而不是生命痛苦）。因此，尽管儒家以“德”性预设了价值高度、人格世界、精神空间，但是由于它只是为取消向生命索取意义而做的正面功夫，因此也就缺乏真正的人性深度与人性厚度。正如康德所说，道德一旦异化为社会的维护者，就会转而成为非道德力量，转而成为自由的扼杀者。不难看出，儒家的“德性”也正是这样的自由的扼杀者。那么，道家怎么办呢？道家是“瞒”。什么叫“瞒”呢？屈原发现人类有无缘无故的苦难，就是面对没有办法解决的矛盾、没有办法解决的困惑，儒家说，这有什么难办的，找不到原因的咱们先别解决，先解决找得到原因的嘛。这无疑不对。那么道家怎么解决呢？他说，这个矛盾相当于灰尘，我离它远点就可以了。不是有三十六计走为上吗？那就是道家的金点子。灰尘在这儿，我站在那儿，灰尘再到那儿呢？那我再站到这儿。其实，庄子所教我们的就是 “瞒”的哲学。这叫视而不见，对不对？儒家是以解决为不解决，道家是以不解决为解决，这就是道家。你仔细去研究道家的所有哲学，我们说，像儒家一样，它有很多进步的东西，但是也确实有很多荒诞的东西，这个荒诞的东西，从它的根本的角度来说，就是它没有面对所有哲学所要回答的最关键的问题；无缘无故。大家知道，西方有个大哲学家加缪，他的《西西弗斯的神话》一开始就写，哲学只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死。可是我们中国人就往往看不懂，什么叫只回答一个问题？而且就是死？其实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你根本就回答不了，它是无缘无故的啊，因此它才是哲学问题，而且是唯一的哲学问题。你出生或许还能找到原因，你的死能找到原因吗？你能够预知你的死亡吗？不可能啊，对不对？谁能预知呢？所以，你能够去解释无缘无故的悲剧，那你就能解释人生，这就是哲学，而我们的道家说，解释什么啊？我闭眼不看不就完了吗？这就是道家。它放弃了儒家的对于伦理道德这一所指的追求，极度的紧张也得以缓解。但是，它所获得的却只是生存本身这一能指的自然宣泄，是从儒家的“假”到自身的“无”。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就在于：道家的自由等于自在。它确实没有再像儒家那样以道德去超越欲望，没有舍本逐末，没有再去奢谈道德、忧患、使命、成功等等，但是却仍旧没有能够促成问题的解决。它以不追问为追问，或者说，它进行的是消极性的否定性的追问。然而，取消了追问实际上也就取消了问题本身。因为，要否定一种东西，也完全可以通过否定与之相对的另外一面来进行。而这，正是道家。

禅宗严格来说不能算宗教，从终极关怀的角度看，它只能算做一种心理调节技术，因为它只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东西，就是它让中国人躲过“无缘无故”这四个字。中国人最怕“无缘无故“。儒家是用以解决为不解决的“骗”的办法，道家是用不解决为解决的“躲”的办法，禅宗说，你们都不高明。我的办法更高明。它的办法怎么更高明呢？假如道家是从儒家的“假” 到“无”，禅宗则是再从“无”到“空”。把一切现象都归纳为精神现象，认为痛苦的真正原因在于精神本身，这是禅宗的独到之处。区别于儒家的从生命的困惑退回伦理道德，道家的从伦理道德退回天地自然。禅宗强调连天地自然都是束缚，必须把它“空”掉。而相对于道家的取消“德性”这一所指，禅宗则是干脆连生存本身这一能指也一并取消。在它看来，把作为本源的生存本身（禅宗所谓“系驴桩”）都取消，不但取消社会的合理化，而且取消自然的合理化，不但看破“红尘”，而且连“看破”红尘也看破，既无世可出，也无世可入，痛苦自然也就没有了。然而，这样一来，终极关怀自然也就毫无必要。因此恰如中国的文明是没有精神的文明，中国的禅宗也是没有信仰的宗教。

禅宗的诞生跟一个广东人有关，那就是慧能。慧能是广东人，他五、六岁的时候，人家念《金刚经》，念到有一句话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突然觉得，这本书好，我长大了要学佛。他长大以后就从广东不远万里到中原去学佛，去了以后，师傅跟他要先谈谈话，于是，师傅就跟他开玩笑说：“哎，你个南蛮子还来学什么佛？”因为那个时候的广东还是个蛮潦之地，而且操着“鸟语”，中原人认为当时自己说的是普通话，广东人说的鸟语，根本听不懂。慧确实能很厉害，慧能就说了一句话：“师傅，人确实分南北，但是佛也分南北吗？”师傅一听，说这个人很有慧根，就把他弄到食堂去做饭，一干就是是好多年。他师傅要退休之前，需要选个接班人，怎么选呢？他要每个人都教一个作业，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谁对他的思想理解得最深，谁就接班。于是，庙里的和尚都交了作业。只有两个人不交。一个是大徒弟，大徒弟为什么不交呢？因为大徒弟当时已经五十多岁了，他说这个事儿难办了，我要交作业吧，如果写得好还好，应该的，如果写的不好，这人就丢大了，已经50多岁了，多没脸。于是，他想了一个点子，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写成一首诗，半夜偷偷贴在了外面，早上师傅一看，说：登堂了但没入室。什么意思啊？写得不错，就是还有有一点儿没想通。大徒弟怎么写的呢？

儒家跟道家的奥妙其实都在这里。比如说灰尘拼命往下落，也就是无缘无故的苦难拼命涌来，怎么办呢？儒家的办法是，我就拿一块抹布拼命擦，这就叫做，“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道家的办法是说，你无缘无故的苦难不是拼命落吗？我擦都不擦，我拼命躲闪。他落不到我身上不就行了？这就是道家。这个时候，慧能出场了。慧能不识字，因此本来并没有交作业。但是一听大师兄的诗，他马上说：这诗写得“美则美矣，了则未了”，确实不好。然后，口占一首：

他说，如果根本就没有“身”和“心”，那到哪儿去“惹尘埃”啊？随便落吧，落哪儿都没有“身”和“心”啊，对不对？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高明的心理欺骗术。不是无缘无故的苦难吗？我“看”而不 “见”，我苦中做乐，我黄连里面吃蜜糖。这就是中国人解决的办法。这个解决办法，其实是代表了中国前《红楼梦》时期的最深刻的文化心态。大家还记得他十八年以后出来游说天下时候的“精彩”表演吗？他到一个庙里去住，看到有两个小和尚在门口讨论问题，说，你看那个门口旗杆上的旗子来回飘舞，可是，到底是旗动，还是风动呢？慧能一听，暗想：机会来啦。于是慧能说，你们两个说得都不对，其实，不是“旗动”，也不是“风动”，那两个和尚都听呆了，那是什么地方动啊？***是：“心动”。他说你的心如果不动，那么旗能动吗？确实，如果根本就没有“身”和“心”，那还会有什么无缘无故的苦难呢？于是，中国人就这样用消灭自己的方法最终消解了无缘无故的苦难。

不过，这个方面的问题比较复杂深奥，我只能这样通俗地讲讲，更多的内容我就不去多讲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我的《众妙之门》、《中国美学精神》、《中西比较美学论稿》、《王国维：独上高楼》等专著。

第二个是中国文化的《天对》。

在这个方面，中国文化的回答也不成功。中国文化确实璀璨无比，但是也确实存在根本缺憾。因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没有充分展开，对立关系没有成熟，契约关系没有成熟，当然就意识不到无缘无故的痛苦，既然意识不到无缘无故的痛苦，无缘无故的爱就没有用处。因为世界不能得救，爱才必然出现。因为世界永远是苦难，爱才永恒存在。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世界不能得救，你总觉得世界可以得救，你就没有意识到苦难是永恒的，中国人不是经常说嘛：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那你还要那种无缘无故的爱干什么呢？你就不需要去赌“爱”存在，赌“信仰”存在，赌“终极关怀”存在了。所以，如果要剖析中国文化的不足，我认为真问题只有一个，就是中国文化始终没有意识到无缘无故的苦难、无缘无故的爱的重要性。我觉得这就是剖析中国文化的不足时的唯一的真问题。其他的所有问题都是次要的，或者只是假问题。

因此，中国文化如果尚存在不足，那么，这个不足就在于终极关怀的阙如。没有“人类的孤独”与“个人的孤独”，就不可能有断裂的文明，没有断裂的文明，就没有对爱的追求。信仰、终极关怀和爱本来相当于空气，你看不见它，但是又一秒钟都离不开它。那大家就会问，中国人是怎么做的呢？办法很简单，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终极关怀，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他是用现实关怀来取代终极关怀。他让你关怀的东西实际上都不是终极的东西，都不是人类的根本追求，但是他让你以为是。我后来就造了一个词，我说：信仰维度它被现实维度所冒充，现实关怀冒充了终极关怀。终极维度的被逃避、被遮蔽、被遗忘、被假冒、被僭代，就成为了中国文化研究里最值得注意的问题。我记得王朔说过一句话：“中国何来灵魂？一切痛苦、焦虑皆源自肉体。”确实精辟！而且，一个令人观止的奇迹是：中国人没有空气也能活上几千年。它是靠什么来活下去的呢？就靠把所有的人都弄成木乃伊的状态来完成，所以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都是木乃伊，因此根本就不需要空气，不但不需要，而且恰恰就因为把空气赶走它才能成为木乃伊，所以，他要什么信仰呢，要什么爱呢，他根本就不需要信仰，也不需要爱。所以在中国就只有衣食住行，没有信仰，更没有爱。

比如说，中国人经常说：“天下”、“立德立功立言”、“吃得饱，穿得暖”、“稳定”，这都是拿现实关怀来冒充终极关怀。而实际上终极关怀是什么呢？终极关怀是对人的精神的关怀、爱的关怀、信仰的关怀。古希腊的时候西方也没有终极关怀，经过罗马时代以后才建立了基督教，才确立了终极关怀。所以古希腊的时候，古希腊人也以为终极关怀就是和社会目标保持一致的那些东西。比如柏拉图就说：仅仅实现物质需要满足的是“猪的城邦”。他说你一定要满足社会目标的实现，才是人的城邦，否则就是猪的城邦。显然，他推崇的还是现实关怀。亚里士多德说：不参与城邦生活的人不是人，而是兽。那参与城邦生活的人就是人不是兽了吗？基督教的出现使得西方人意识到了：只有和上帝对话，就是和终极关怀对话，和爱对话，和美对话，才是人而不是兽。但是西方也是经过了基督教的转换才意识到的。而在中国呢，实在是离“上帝”最远。我们这个民族是离宗教精神最远的民族，离信仰最远的民族，离神性最远的民族。我们为了最低级的生活，不得不放弃根本目标。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说，牛比人大，但牛却怕人，为什么呢？因为据说在牛眼睛里人比它要大。牛本来比你大，但是它眼睛里的你却比它大，所以它怕你。我们这个民族也是如此啊。什么叫做现实关怀被放大为终极关怀呢？就是要吃饱饭，要有衣服穿，要有安全感，这些最低级的需要、动物的需要，都被放大为最高的需要，在中国人眼睛里，看见这个需要就觉得是最大的，它被放大为最大。于是他就看不见真正的最大的需要了。结果，这种不是需要的需要，或者叫做低级需要的需要就被放大为高级需要，而真正的高级需要反而被压抑了。显然，在这样一个完全被扭曲和变形的心灵里，爱和阳光、爱和美、爱和信仰是很难存身的。一切就是为了生存。所以，中国人普遍的最高理想就是当地主，就是当财主，就是赚钱、发家、致富。到了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他们喊的也不是民主、自由，更不是人权，而是“均田地”，而是“你有我有全都有”，实在不行就“该出手时就出手”，去抢去夺。所以我们中国从来都没有把民主、把人权、把平等作为口号提出来，我们提出的从来都是“平均”。这样一来，在中国文化里，“彼岸”就成了“此岸”，“超验”就成了“经验”，“宗教”就成了“迷信”。

终极关怀的阙如使得因此而形成的中国文化在价值评价方面出现了根本的缺憾，这个根本缺憾，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到：

第一个方面：使人不成其为人。

终极关怀的阙如使得中国文化更多地去关注人的身体，但是却不去关注人的灵魂。这样一来，如果从关注身体的角度去看，中国文化实在令人羡慕，但是从关注灵魂的角度，中国文化又实在令人遗憾。它可以使人成其为“仁”，但是却不可以使人成其为“人”。“仁”无处不在，但是“人”却处处不在。假如以“人”为标准，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文化竟然会呈现出令人吃惊的一幕：越是有文化就越丧失了人的尊严；越是有文化，就离信仰越远；越是有文化，就离神性越远；越是有文化，就离宗教精神越远。表面看起来，这个文化很好，但是它的结果是让你没文化，是让你成其为“仁”，但是却不让你成其为“人”。我们知道，一种文化的成功应该是使人成其为人，但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什么呢？使人不成其为人。它是越有文化就越把人的精神阉割掉了，越有文化就越造成了人的异化。马克思说过一句话：有一种文化“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

，我觉得这种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在其中，人被异化为文化的一种功能。它把人变成它所“不是”，而不是变成它所“是”；它什么都满足，但是就不满足人作为人所最最需要的东西；它保护的是一个“仁”的文化所应该保护的，但是却不是一个“人”的文化所应该保护的，它鼓励的是一个“仁”的文化所应该鼓励的，但是却不是一个“人”的文化应该鼓励的，它打击的是一个“仁”的文化所应该打击的，但是却不是一个“人”的文化应该打击的。

说得苛刻一点，一个文明史，本来应该是把人从各种桎梏当中解脱出来的历史，因此应该是越来越成为人的历史，而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是越来越把人控制起来的历史，古代官员被称为“牧”，使得这个历史昭然若揭，大家还记得《淮南子·精神训》怎么说吗？“夫牧民者，犹畜禽兽也。”因此，它不是把人培养***，而是把人培养成废品。两千多年的人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废品史。中国历史的官场，大家公认是“淘汰清官”的官场，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客气了，实际中国文化就是一个淘汰“人”的大舞台，是一个劣性竞争的大舞台。经济学里有劣币驱逐良币的定律，因为所有人都以为用劣币反而可以买到幸福，中国文化培养的也是劣币，良币反而被驱逐走了，结果造成的是一场灾难。我看到有人举过一个例子，他说：一对双胞胎，一个养在美国，一个养在中国，二十年以后，一个是公民，一个是臣民。一个是男性，一个是雄性。一个是成品，一个是废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国文化从根本上是不尊重人的。因此，它也不可能真正地使人成其为人。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法国有个著名假设：人人生而平等；英国也有个著名假设：人人生而自由。那么，我们中国有没有著名假设呢？也是有的，就是人人生而为奴。而且不是奴隶，而是奴才，因为奴隶失去的只是自由，而奴才失去的却是人格。更引人瞩目的是，我们的骨头越来越软，举个例子，面对皇帝，唐朝时我们是坐着的，到了宋朝时候是站着的，到了清朝时候却是跪着的。所以在中国的文化里，无耻不是无耻，狡猾成为智慧。凡是黑暗的东西它就认为是光明的东西，凡是光明的东西它都认为是黑暗的东西。不以罪恶为罪恶，不以耻辱为耻辱。举一个《红楼梦》中的例子，焦大曾经有过著名的一次借酒骂人：“哪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

这里的“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实在令人费解。“爬灰”十分清楚，就是指的贾珍和秦可卿之间，一个公公一个媳妇，却彼此通奸的***行为。但是 “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的是指的谁呢？是王熙凤吗？可是在书中并找不到证据。其实，我们回想一下唐明皇霸占了自己的儿媳妇杨玉环（回想一下秦可卿卧室摆放的那个“伤了太真乳的木瓜”），就会清楚，原来是贾珍让秦可卿做自己的儿子的名义上的妻子，但是实际却是为了让她做自己的事实上的妻子。这样一来，对于贾珍与秦可卿来说，是“爬灰”，对于秦可卿与贾蓉来说，因为秦可卿同时面对两代人，因此这两代人就被扭曲成为“平辈”了。那贾珍与贾蓉不就成为“兄弟”了吗？这样，按照实际关系，秦可卿与贾珍是夫妻（而尤氏则成为贾珍名义上的妻子，实际的小妾！加上没有生育，因此没有人看得起她），而贾珍与贾蓉是“平辈”，那么秦可卿再与贾蓉发生关系，不就成为“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了吗？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在贾府实际是公开的秘密，如此丑陋的行为，却根本无人以之为丑。你看，在贾母心中，秦可卿偏偏正是一个“极妥当的人——因她生得袅娜纤巧，行事又温柔和平，乃重孙媳妇儿中第一个得意之人”

，秦可卿自己也不以之为耻，她对王熙凤说，“就是一家子的长辈同辈之中，除了婶子不用说了，别人也从无不疼我的，也从无不和我好的……”

无耻不是无耻，不以耻辱为耻辱，这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证。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篇文章只有320个字，但是却流行了上千年，很有意思。一个人写了320个字，所有中国人都说：这是不朽名篇为，可是为什么我们写了多少多少字也不行？其实，就是因为陶渊明一眼就看穿了中国文化的奥秘。什么奥秘呢？就是我们只有从人退行为动物，只有从进取的路退行回什么也不做的路，只有从成年人的道路退回儿童的道路，我们才有生存的机会。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人性的迷失。陶渊明第一个大彻大悟：只有不成其为人，我们才能活，只有回到不成其为人的状态，我们才能活得好，你要想成其为人，你会反而活得不好。

中国文化的使人不成其为人，最为典型的表现是中国男性的颓败。在中国文化里，我们看到的是从男性蜕化为雄性。这个文化，你只要进去，男性就会变成雄性。只有知道这一点，将来再看《红楼梦》时你才会看得懂，你才知道，为什么贾宝玉无论如何都不肯进这个文化？因为他想当男人，但不想当西门庆。因为西门庆已经不是人，而是雄性，所谓采花大盗。奇怪的是，这个文化它只能够去维护作为雄性而存在的那些人，却不去维护作为男性而存在的那些人，所以，它是人之为非人的证明。为什么曹雪芹喜欢女性呢？就因为中国的男性太不值得喜欢了。中国文化作为主流文化主要是影响了中国的男人。而中国的男人在进入这个文化以后也就被改造为雄性。他丧失了人身上最可宝贵的 “钢”和“钙”。那种勇敢的气质在男性身上首先丧失了。所以我们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上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到了危急关头，往往是女性挺身而出，而男性往往是望风而逃。这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屡见不鲜。白娘子的例子就很值得回味，你想想中国文化为什么一直退到了杭州？为什么在杭州反而会出现一个女性强大而男性懦弱的故事？它是有道理的。中国民间早就猜到了这个文化的根本的病根。所以冯梦龙在《警世通言》里就收了一个这样的故事：白娘子被李员外欺负了，可是许宣怎么说呢？“出于无奈，只得忍了”。结果白娘子就骂他说：“你不与我做主，还要做人？”其实，也不要骂他了，他已经根本就不是人了，他根本就是个雄性动物了。

与男性的颓败密切相关的是，使女性不成其为女性。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很主要的特点。中国文化使人不成其为人的一个直接表现，就是使女性不成其为女性。恩格斯说，女性是衡量文明的尺度。在西方，法国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引导人民》中的引导者就是女子，美国的自由女神也是如此。而且你看一看古希腊的十年大战，就会发现很有意思。中国的杨贵妃也惹起了一场历时八年的大战，它的惨烈程度和特洛伊的十年大战其实是完全相当的，甚至可能比它还厉害。但是我们看一看人类的“归罪”，就会发现其中的不同：我们中国人是归罪于杨贵妃，认为如果没有她，就没有这场战争；但是西方人没有把这场战争的罪恶归罪于海伦。全世界都津津乐道的最著名的例子是：特洛伊大战打了十年后，两个老兵在广场上休息，正好看到海伦出来在阳台上张望，两个老兵感叹说：为她打十年大战，值得！我们中国肯定是说不出这种话的。而且，我们在西方文学中看不到以女性是“白骨精”作为借口向女性出手的情况。但是我们在《西游记》里看到了，我们那个大孩子孙悟空，他就往往以女性是白骨精为借口向女性大打出手。

那么，我们民族的文化使女性成其为什么呢？雌性。所以，我有时候这样说：中国文化是使男性蜕化为雄性，而使女性只能作为雌性而存在。因为女性在人类进化史上还不如男性。大家知道，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重大标志是：男性和女性共同创造了文明社会，但是男性单独进入了文明社会，女性进入文明社会的却只有她的身体。作为一个社会角色，其实女性从来就没有进入文明社会。这一点在中国社会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身处社会舞台中心的男性自身就没有成其为人。他自身也是社会的工具。所以他就不可能真正地去尊重女性。他自身都没有成其为人，怎么可能让女性成其为人呢？所以中国文化里的女性基本上是两种角色：第一种角色是被作为实用的对象。在这个方面，她被突出的是女性的工具性，她和男性之间建立的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这意味着，男性关注的只是“生育”而不是“女性”，“女性”只是因为能够“生育”才被关注。不能生育，就不会有任何的价值。《红楼梦》中贾珍的妻子尤氏，本来是宁府的第一夫人，贾赦的妻子邢氏，本来是荣国府的第一夫人，但是不难发现，她们其实却毫无地位，不但凤姐就可以随便训斥她们，而且连丫鬟给她们端水都爱理不理的，为什么呢？第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避嫌隙杜绝宁国府》中剖析过：“尤氏内心原有病。”什么病呢？就是不会生孩子。因此，就在人前抬不起头了。进而言之，在这种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女性从来没有社会权利。她的全部生活舞台、她的竞争舞台、她的斗争舞台和她的权力舞台都是家庭。如果你知道了这一点，你就知道了，中国女性从来没有走出过“家”门，这样我们就理解了中国女性的两大永恒战争：一是婆媳之战。你看看中国的小说、电影，经常有婆媳之战，为什么有婆媳之战呢？在家庭儿媳妇想获取家族的管理权，而婆婆不愿意失去这个权力，所以两人都以一个男人作为砝码来互相要挟。这是一种大战。第二种大战是妯娌之战。几个兄弟媳妇之间的大战。应该说“婆媳之战”和“妯娌之战”是中国文化非常鲜明的特色之一。至于大小老婆之争，那就更典型了，在《大红灯笼高高挂》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因为女性的舞台就是这么大，她没有别的舞台。中国女性的第二重身份（角色），我称之为广义的欣赏对象。第一种角色是实用对象，第二种角色是广义的欣赏对象。所谓“广义的欣赏对象”是指什么呢？它突出的是女性的欣赏性。女性和男性之间建立起来的是欣赏和被欣赏的关系。看一看中国的女性，我们就知道，中国文化从来没有尊重过她的社会角色，它所尊重的或是她作为工具相夫教子的工具涵义；或是她被欣赏的性含义。这就可以看出，女性进入男权社会，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女性进入男权社会主要的内涵是身体。她的社会角色从来没有进入。“女性”这个词在中国文化里是不存在的，严格来说，她只是作为雌性而存在。她是作为工具而存在的，人的尊严并没有建立起来。例如潘金莲，连名字都是以性感的某一身体部位——小脚来指代的。她等于身体，而身体等于性感的小脚。再如，西门庆喜欢孟玉楼的，是她那两条“白生生的小腿儿”；喜欢李瓶儿的，是“好个白屁股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会发现，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女性背后的男性不存在。在女性背后的男性就是雄性，在雄性的眼睛里，她即使是女性，他也会把她看成雌性。何况，中国的男性连承认性欲的勇气都没有。你看一看阿Q，阿Q想谈恋爱的时候，他跟别人怎么说呢？说我要跟你生孩子，我要跟你困觉。他从来就没有比这个品位更高一点儿的品位了。中国的性欲是被隐含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德目的背后的。也就是说，在西方性欲被作为很正当的追求，它是人的生命内容中非常重要、非常美丽的一部分，在中国则是永远不能提的。它被隐含在生孩子的背后。隐含在传宗接代的背后。所以性爱本身的人文价值早就荡然无存了。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对两性关系的理解完全就是“生孩子”，它把两性关系曲解为生孩子，那也就是说把两性之间形而上的生命追求变成了一种现实追求（生孩子）。这就符合我前面说的，所有的终极关怀都被变成了现实关怀。这就使得它必须要采取禁欲的方式。也就是说，他必须要克制自己的性欲望和生命欲望，因为他只是为了生孩子嘛。他不能在这个方面去想象更多、追求更多。他只能把它作为生孩子的一种方式。这样对于中国男性来说，就普遍都存在一种要压抑而又压抑不住的性焦虑，对于中国男性来说，它普遍存在。这种拼命压抑但实际上又压抑不住的结果就被压抑成了性焦虑。你看贾府的焦大骂人都是“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说明他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东西，沉重的性压抑一旦迸发，就表现为口唇的快感。而男性有这种性焦虑，又要表现出来，最后就以“性倒错”的方式来归罪于女性。他自己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压抑，压抑不住，就说是女性勾引男性。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在中国文化里，为什么女性不能够奇装异服，不能够招摇过市，不能够追求美的东西，就是因为她如果这样做，就会被男性归罪。这种性倒错的文化，在中国其实是很典型的。比如说，在西方，美女永远是被给予最高贵的比喻，而在中国，却会有“美女蛇”这样的说法。把女性比喻成蛇。为什么呢？其实这就隐含了男性对女性的渴望，同时还隐含了对女性的惧怕。比如说《白蛇传》就很典型。中国文化一步步退下去，退到杭州，男性就不成其为男性了。那个时候，男性对女性的惧怕，包括女性的诱惑，就用“蛇”表现出来了。所以《白蛇传》在杭州出现一点儿都不奇怪，但是《白蛇传》不可能在王朝南退的第二站——南京出现（从西北向东南退的倒数第二站是南京，倒数第一站是杭州），因为在南京还不是纯粹女性化的中国文化。大家看看南京的女性，我们说六朝“金粉”，从来没人说六朝“脂粉”，为什么呢？退到南京时，中国的文化还稍微有一点儿阳刚之气，到了杭州就是纯粹女性化的文化了，所以到了杭州，男性会表现成《白蛇传》里许宣那个样子，那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看看《扬州十日记》，感受就会更加深刻。明末清初的时候，满族人打进来了。为了让汉族人屈服，他用的办法是屠城。其中，仅仅在扬州就杀了十天，我看到一个材料上说，杀得比南京大屠杀还要多，60 万，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不是确实。后来扬州有个小地主就写了一篇《扬州十日记》，记下了他的所见所闻。结果我们意外地有了一个衡量我们这个民族的人性素质高还是低的最好教材。我经常跟学生说，你们都去看一看，你们就可以看到让我们很脸红的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满族人在扬州杀了十天，杀汉族人，有没有一个汉族的男性反抗呢？没有。第二个，有没有中国女性反抗？有。那就奇怪了，一个民族国难当头的时候，家破人亡的时候，为什么男性他不起来保护作为弱者的女性，而要作为弱者的女性自己来保护自己？我记得有一处是怎么写呢？说满族人去追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