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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苑琼葩》(千家赋选)
中国新赋运动第一发起人
中赋主席·赋坛领袖·赋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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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邑赋的历史贡献与生命力 / 余恕诚
发表日期：日&&出处：卡卡 编辑&&作者：余恕诚&&本页面已被访问 1090 次
&&& 赋在中国文学史上曾经是与诗文并列的主要文体之一，在历史上曾有过辉煌的成就。但自上世纪初，它不仅在创作上受到冷落，极少有人从事，而且在研究上也被忽视。然而自《光明日报》连续刊载“百城赋”、「中华辞赋网」与《中华辞赋报》推出“千城赋”以来，美文联翩而出，世人称赏，可见赋体经历一段伏流以后，又在华夏大地喷涌而出了。因而赋体，即使是曾与封建政治有密切关系的都邑赋，它在历史上的是非，以及它的生命力，还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京都大赋起于汉代。先有扬雄的《蜀都赋》，夸赞其乡土，继有班固的《两都赋》为此一文类树立了典范。嗣后，张衡模拟班固写了《二京赋》。到晋代左思历时三十余年，写成万言以上的《三都赋》，成为赋中巨制。《三都赋》虽然是京都大赋带殿后性的辉煌，但其后都邑赋仍然以较短的篇幅，相对省净的形式，绵延不绝（明代大赋仍多）。直到清末，还有程先甲以《金陵赋》著名。　　京邑赋，尤其是历代京都大赋，有很强的政治性，它一般都在国家统一稳定时出现。“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文心雕龙·诠赋》），藉对宫殿壮丽、财阜民康、仪礼完备的描写，宣扬朝廷的功业与威德，起到使四方向慕，人心归顺，加强国家统一安定的作用。班固写《两都赋》，背景是东汉王朝建立后，“京师（东都洛阳）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西都长安）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睠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阳之议”（《两京赋序》），于是班固乃作赋，批评西都的奢侈，赞扬东都的法度，为东都作为稳定的政治中心，制造了强有力的舆论。左思的《三都赋》作于晋统一之后，这时需要有大著作来宣扬作为国家安定统一象征的京都，以京都位居中心，覆盖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稳定和鼓舞人心。左思在赋中，代表方隅的西蜀公子、东吴王孙夸赞蜀吴两地，而代表统一的魏国先生发表宏论，陈述魏都优越，指出：“正位居体者，以中夏为喉，不以边垂为襟也。长世字甿者，以道德为藩，不以袭险为屏也。”于是吴、蜀二家为之折服。从而表现了人们对于三国归一的认同，这正适合西晋初年的政治需要。《三都赋》之引起轰动效应，其主要原因，亦即在此。京邑赋对于京都的盛夸，使京都优出于其他城市之上，而手法是以宾衬主，即使对处于宾位的城市，也是以侈丽宏衍之笔，展现其繁盛阔大，因而总体来讲，仍然是“极众人之所眩曜”，显示出国家之广大，包含之无所不有。京邑赋除写帝京、陪都外，历代还有许多写地方州郡城市乃至边疆城邑的。如汉代扬雄的《蜀都赋》、曹魏时刘劭的《赵都赋》、唐代张嵩的《云中古城赋》、明代黄佐的《粤会赋》、丘浚的《南溟奇甸赋》、徐杜的《郑州揽胜赋》、清末程先甲的《金陵赋》。这些，或出于对家乡风土的热爱，或出于对异地风光的惊异，也是以生花妙笔，写京都以外州邑胜概。如扬雄《蜀都赋》不仅写山川的险峻，矿物的丰富，动植的繁多，灌溉的发达，闾阎的密集、纺织的精致，等等，甚至还写到了川菜的香美，读之对蜀中的环境和生活，无限向往。丘浚的《南溟奇甸赋》则写了海南岛风物的奇特。　　京邑赋围绕京都和地方名城重镇，从历史到现实，展开多方面铺写，内容往往包括历史沿革、地理形胜、郊甸环境、都市规模、楼台建筑、动植物产、工商贸易、闾阎风情、宗教礼仪，等等，实为一城一市的综合介绍与礼赞。这在古代，大大增长了人们的知识，扩展了人们的眼界，具有很大的认识作用。在今天，仍然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与资料作用。如张衡《二京赋》除以上提到的一些方面外，还写到西京平乐馆中的杂技魔术表演有举重、爬竿、钻刀圈、翻筋斗、走绳、幻术、驯兽、马戏，等等，成为中国杂技史的珍贵资料。《二京赋》还写到国际交往，成为外交史上的重要记录。　　都邑赋作为文学艺术中的一枝奇葩，可算出现最早的具有代表性的都市文学，它固然以其自身特有的艺术美，获得广大读者，同时还以其芳泽沾溉其他文学艺术品种。它对都市的描写，从谋篇布局、到内容材料、音韵词藻，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为诗词文等文体的都市题材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中国文学通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至唐朝时诗取代赋居于中心地位。唐代前期，国势强盛，未能产生如汉代的京都大赋，但诗为了表现盛唐气象，却从汉赋所体现的炎汉气象中受到启发。唐代写京都的长篇歌行，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对汉赋的继承与移植，因而有“赋体歌行”之称。骆宾王的《帝京篇》、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便是其中代表。《帝京篇》开头：“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旨意与班固等人的京都大赋完全一致。真是“读宾王长篇，如入王都之市，璀灿夺目”。清徐增《而庵说唐诗》云：“宾王此篇，最有体裁，节节相生，又井然不乱。首望出帝居得局，次及星躔山川，城阙离宫，次及诸侯王贵人之邸第，衣冠文物之盛，车马饮馔之乐，乃至游侠倡妇，描写殆尽；后半言祸福倚伏，交情变迁，总见帝京之大，无所不有”。所列举的用铺叙串合方式展开种种繁华景物，正是京都大赋的写法。闻一多说：“卢骆的歌行，是用铺张扬厉的赋法膨胀过了的乐府新曲”。“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所以他们的歌声，需要大开大合的节奏，他们必需以赋为诗。”（《四杰》）指明了卢骆的长歌对赋体的吸收。唐诗如此，而到了宋代，写都市的词，如柳永《望海潮》咏杭州，王安石《桂枝香》咏金陵，也同样吸收都邑赋的营养，借鉴都邑赋的写法。　　在各种文体中，赋以描写见长。并且往往不是一般的三言两语，而是“铺陈描写”。面对纷繁复杂的事物，让诗去描写，不免显得呆板笨拙，缺少诗意诗韵的婉转流动，而赋之“控引天地，错综古今”，“一经一纬，一宫一商”（《西京杂记》卷二）的布局和写法，正是适合于对付“纷纭挥霍，情难为状”（陆机《文赋》）的局面。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刘熙载《赋概》说：“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叠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非常精要地讲出了赋体的长处所在。传统的五七言诗侧重于表达社会生活在人情感上的反映，它基本上是线性的推进，面对“情事杂沓”，“千态万状，层见叠出”的情事或对象，诗难以发挥所长，长于铺叙的赋，却能“吐无不畅，畅无或竭”，毫无滞碍，酣畅淋漓地全部见于笔端。京都巨邑“千态万状”，以之作题材，也就只有赋这一体裁最为相宜了。都邑赋作为与都市最为契合的文学样式，跟单纯朴实的农村之宜于诗歌正好对应。　　朱光潜曾指出：“一般抒情诗较近于音乐，赋则较近于画，用在时间上绵延的语言表现在空间上并存的物态。诗本是‘时间艺术’，赋则有几分是‘空间艺术’。”（《诗论》第十一章）也是强调赋的铺陈描写特征。今天，读周邦彦的《汴都赋》，或许可以让我们联想起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而古代则有据赋进行绘画的，《世说新语·巧艺》篇载戴安道有《南都赋图》；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载史文敬有《张平子西京赋图》。可见，赋在展现空间景物上，颇具直观性铺陈性的特点，其“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文心雕龙·诠赋》）之长，有诗歌等文体所不及。　　文学史上众多文体历来是互补共生的。某些方面近似于自然界诸物种的并存。一种文体有它独特的长处，就没有理由默默消亡。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众多文体，今天仍有其值得借鉴之处。其中有些文体，虽已一度沉寂，但不排斥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还会出现复苏的可能。　　&&&&&&&&&&&&&&&&&&&&&&&&&&&&&&&&&&&&&&&&&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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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为夫人太爷（爸爸的爷爷）诗文一篇。文章以极度华丽的词藻歌颂文明。
　　钟阜，踞虎。
　　南摄吴越，北控。
　　东南，不愧六朝帝府；雄视，耻为十代故都。
　　埋金，始号金陵；秦腾紫气，乃掘龙浦。
　　，王马难共天下；兵发夷州，孙权堪称英主。
　　，终生意图恢复；梁帝舍身，半世痴迷。
　　两朝后主，；一代词帝，醉心歌赋。
　　及至太祖，朱明初立，乃能，遂成。
　　天王定都，民国首倡。
　　待得雄鸡一唱，古城地覆天翻。
　　而或，视通万里。
　　推源六千三百载，越人已然；上溯二十八万年，于此筑垒营巢。
　　志在吞吴，屯兵；，霸王亡命。
　　匡扶晋室，力主南迁；谈笑东山，决胜。
　　，；睹木思人，长安。
　　文帝北伐，草草致之败；南征，汹汹遗焚掠之名。
　　乱梁，；伐陈，。
　　，北上弘法；千帆入海，南下耀威。
　　香君血溅，如是。
　　洪王贪图逸乐，百年；孙文，光耀千秋！
　　叹曰：滚滚长江东去，滔滔烈士摩肩，千古英雄淘尽，人间.
　　或云江南佳地，帝王之州，，。
　　烟雨，千载犹有余恨；燕矶夕照，依旧流光。
　　霁雪，更添清凉；钟阜晴云，益显。
　　五洲浮翠，一湖古称玄武；，二水中分。
　　边，难觅遗韵；口，不复。
　　十里，流淌；百尺高楼，阅尽人间春色。
　　至于牛首烟岚，，灵谷深松，红叶，金陵胜迹，何庸？
　　久闻金陵词赋，超绝方外；文采风流，。
　　夫子垂宪，遗泽万世千秋；取士，文光直射斗牛。
　　，遂编《文选》；托身，乃成《雕龙》。
　　，发愤著书；妙笔点睛，顾氏世传《女图》。
　　太白，长驻；荆公，文名不下。
　　短衣去国，扫叶；，笠翁造园娄湖。
　　，婉而多讽；，独抒。
　　披阅八载，增删五次，，字字辛酸之泪；
　　沥血十年，成书百卷，，。
　　金陵四老，飞扬；悲鸿抱石，挥洒。
　　更有晋帖，，金陵，百世流誉。
　　而今六朝故地，更胜往昔；风物，。
　　说法，花降如雨，天赐，今更绮丽。
　　，寸锦，昔时，今世奇珍。
　　，融通南北；，誉满中华。
　　承天地万物之垂幸，集之大成，
　　穷极工巧，；，！
　　百里天街，万盏；银河泻地，。
　　，遂为；入地，湖山任我驰驱。
　　极目天远，迢递三千里路；登高遐瞩，参差百万人家。
　　店铺林立，街市繁华竞逐；楼房高耸，人民。
　　赞曰：山画，；
　　盛世自多奇景，金陵气象万千！
　　时维十月，序属三冬。无知小子，为赋。
　　虽不长于四六，学识不足以名文，然有感于怀，遂以成篇。
　　（1871----1932），是清末运动的积极推行者，他擅长诗词，为地方教育，学术研究，文艺创作，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他中，二十一岁创作鸿篇巨作《金陵赋》此赋至今仍是研究南京民俗的重要文献资料。任教授，废除，兴起，他被选为总会评。江宁学会副会长，学务处义绅。因病去世。他自命为千一斋他所著《选雅》“千虑之失，未为一生之累”所著各书合称《千一斋全书》共有四十余种，可谓“书于身等”。惜然《赋话》《词话》《》两卷，《千一斋胜景录》十四卷，《唐人类编》四卷，《国学丛刊》等卷未能刻印刊出。
（）：江苏江宁人，字鼎臣，又字一夔，“”。光绪二十九年，清末任南京教习，又任简字学堂总理（校长），精、之学，投身运动，成为早期的先驱。民国时组织“霞社”，被推为，每月聚会，诗词。一生著作有40余种、100余卷，合为《千一斋全书》，有《金陵赋》等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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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邑赋的历史贡献与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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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都大赋起于汉代。先有扬雄的《蜀都赋》，夸赞其乡土，继有班固的《两都赋》为此一文类树立了典范。嗣后，张衡模拟班固写了《二京赋》。到晋代左思历时三十余年，写成万言以上的《三都赋》，成为赋中巨制。《三都赋》虽然是京都大赋带殿后性的辉煌，但其后都邑赋仍然以较短的篇幅，相对省净的形式，绵延不绝（明代大赋仍多）。直到清末，还有程先甲以《金陵赋》著名。
　　京邑赋，尤其是历代京都大赋，有很强的政治性，它一般都在国家统一稳定时出现。“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文心雕龙?诠赋》），藉对宫殿壮丽、财阜民康、仪礼完备的描写，宣扬朝廷的功业与威德，起到使四方向慕，人心归顺，加强国家统一安定的作用。班固写《两都赋》，背景是东汉王朝建立后，“京师（东都洛阳）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西都长安）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阳之议”（《两京赋序》），于是班固乃作赋，批评西都的奢侈，赞扬东都的法度，为东都作为稳定的政治中心，制造了强有力的舆论。左思的《三都赋》作于晋统一之后，这时需要有大著作来宣扬作为国家安定统一象征的京都，以京都位居中心，覆盖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稳定和鼓舞人心。左思在赋中，代表方隅的西蜀公子、东吴王孙夸赞蜀吴两地，而代表统一的魏国先生发表宏论，陈述魏都优越，指出：“正位居体者，以中夏为喉，不以边垂为襟也。长世字?者，以道德为藩，不以袭险为屏也。”于是吴、蜀二家为之折服。从而表现了人们对于三国归一的认同，这正适合西晋初年的政治需要。《三都赋》之引起轰动效应，其主要原因，亦即在此。京邑赋对于京都的盛夸，使京都优出于其他城市之上，而手法是以宾衬主，即使对处于宾位的城市，也是以侈丽宏衍之笔，展现其繁盛阔大，因而总体来讲，仍然是“极众人之所眩曜”，显示出国家之广大，包含之无所不有。京邑赋除写帝京、陪都外，历代还有许多写地方州郡城市乃至边疆城邑的。如汉代扬雄的《蜀都赋》、曹魏时刘劭的《赵都赋》、唐代张嵩的《云中古城赋》、明代黄佐的《粤会赋》、丘浚的《南溟奇甸赋》、徐杜的《郑州揽胜赋》、清末程先甲的《金陵赋》。这些，或出于对家乡风土的热爱，或出于对异地风光的惊异，也是以生花妙笔，写京都以外州邑胜概。如扬雄《蜀都赋》不仅写山川的险峻，矿物的丰富，动植的繁多，灌溉的发达，闾阎的密集、纺织的精致，等等，甚至还写到了川菜的香美，读之对蜀中的环境和生活，无限向往。丘浚的《南溟奇甸赋》则写了海南岛风物的奇特。
　　京邑赋围绕京都和地方名城重镇，从历史到现实，展开多方面铺写，内容往往包括历史沿革、地理形胜、郊甸环境、都市规模、楼台建筑、动植物产、工商贸易、闾阎风情、宗教礼仪，等等，实为一城一市的综合介绍与礼赞。这在古代，大大增长了人们的知识，扩展了人们的眼界，具有很大的认识作用。在今天，仍然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与资料作用。如张衡《二京赋》除以上提到的一些方面外，还写到西京平乐馆中的杂技魔术表演有举重、爬竿、钻刀圈、翻筋斗、走绳、幻术、驯兽、马戏，等等，成为中国杂技史的珍贵资料。《二京赋》还写到国际交往，成为外交史上的重要记录。
　　都邑赋作为文学艺术中的一枝奇葩，可算出现最早的具有代表性的都市文学，它固然以其自身特有的艺术美，获得广大读者，同时还以其芳泽沾溉其他文学艺术品种。它对都市的描写，从谋篇布局、到内容材料、音韵词藻，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为诗词文等文体的都市题材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中国文学通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至唐朝时诗取代赋居于中心地位。唐代前期，国势强盛，未能产生如汉代的京都大赋，但诗为了表现盛唐气象，却从汉赋所体现的炎汉气象中受到启发。唐代写京都的长篇歌行，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对汉赋的继承与移植，因而有“赋体歌行”之称。骆宾王的《帝京篇》、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便是其中代表。《帝京篇》开头：“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旨意与班固等人的京都大赋完全一致。真是“读宾王长篇，如入王都之市，璀灿夺目”。清徐增《而庵说唐诗》云：“宾王此篇，最有体裁，节节相生，又井然不乱。首望出帝居得局，次及星躔山川，城阙离宫，次及诸侯王贵人之邸第，衣冠文物之盛，车马饮馔之乐，乃至游侠倡妇，描写殆尽；后半言祸福倚伏，交情变迁，总见帝京之大，无所不有。”所列举的用铺叙串合方式展开种种繁华景物，正是京都大赋的写法。闻一多说：“卢骆的歌行，是用铺张扬厉的赋法膨胀过了的乐府新曲。”“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所以他们的歌声，需要大开大合的节奏，他们必需以赋为诗。”（《四杰》）指明了卢骆的长歌对赋体的吸收。唐诗如此，而到了宋代，写都市的词，如柳永《望海潮》咏杭州，王安石《桂枝香》咏金陵，也同样吸收都邑赋的营养，借鉴都邑赋的写法。
　　在各种文体中，赋以描写见长。并且往往不是一般的三言两语，而是“铺陈描写”。面对纷繁复杂的事物，让诗去描写，不免显得呆板笨拙，缺少诗意诗韵的婉转流动，而赋之“控引天地，错综古今”，“一经一纬，一宫一商”（《西京杂记》卷二）的布局和写法，正是适合于对付“纷纭挥霍，情难为状”（陆机《文赋》）的局面。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说：“赋者铺也，铺采?文，体物写志也。”刘熙载《赋概》说：“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叠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非常精要地讲出了赋体的长处所在。传统的五七言诗侧重于表达社会生活在人情感上的反映，它基本上是线性的推进，面对“情事杂沓”，“千态万状，层见叠出”的情事或对象，诗难以发挥所长，长于铺叙的赋，却能“吐无不畅，畅无或竭”，毫无滞碍，酣畅淋漓地全部见于笔端。京都巨邑“千态万状”，以之作题材，也就只有赋这一体裁最为相宜了。都邑赋作为与都市最为契合的文学样式，跟单纯朴实的农村之宜于诗歌正好对应。
　　朱光潜曾指出：“一般抒情诗较近于音乐，赋则较近于画，用在时间上绵延的语言表现在空间上并存的物态。诗本是‘时间艺术’，赋则有几分是‘空间艺术’。”（《诗论》第十一章）也是强调赋的铺陈描写特征。今天，读周邦彦的《汴都赋》，或许可以让我们联想起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而古代则有据赋进行绘画的，《世说新语?巧艺》篇载戴安道有《南都赋图》；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载史文敬有《张平子西京赋图》。可见，赋在展现空间景物上，颇具直观性铺陈性的特点，其“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文心雕龙?诠赋》）之长，有诗歌等文体所不及。
　　文学史上众多文体历来是互补共生的。某些方面近似于自然界诸物种的并存。一种文体有它独特的长处，就没有理由默默消亡。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众多文体，今天仍有其值得借鉴之处。其中有些文体，虽已一度沉寂，但不排斥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还会出现复苏的可能。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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