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找到页面 | 笑味集独家调查：双面华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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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唐逸如被质疑的华西村吴仁宝去世还未过“五七”，一则华西村标志性建筑龙希大酒店亏损的消息，就传遍了网络。在质疑声中，3月16日，《社会观察》记者来到了一直处于风口浪尖的华西村。华西金塔宾馆的大喇叭在播放着“社会主义能够富农村”、“一个***员就是为民谋利的一面旗帜”等吴氏经典语录，一批批游客鱼贯而入，宾馆的三部电梯都拥挤不堪，需要保安来维持秩序。高度名列全球第十五，中国第八的龙希国际大酒店，就在不远处骄傲地俯瞰着这个风云际会的村落。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在华西村见到了中心村新老村民，大华西周边村村民以及外来人员十数位，以游客、学校研究人员等身份与他们深入交谈。神秘的天下第一村终于在我们的心中变得立体、复杂了起来。这里有资产数千万物质富有的中心村民，也有月收入1700元的外来打工者；有堪比北上广魅力四射的华西村夜景，也有烟囱林立的工业区；有龙希大酒店里高级豪华的总统套房，也有破旧低矮的周边村村民房。有红歌谣，也有夜晚龙凤广场上热闹的露天舞会；有让人高山仰止的楷模老书记吴仁宝（尽管他已经去世），也有只想过好自己小日子的小老百姓……村民们来去自由，没有谁能够左右谁、控制谁。其实，这里不是一些人眼里所谓的小朝鲜，而是跟你我生存的环境一样的中国；也不是一些人笔下过于溢美的天堂，华西不完美，这些不完美无需遮掩，不用放大镜就能发现。刚刚去世的老书记吴仁宝应该不会介意我们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告诉读者我们眼里的华西村。这个52年历经大风大浪仍风光无限的小村子，以及这里的人们，是见过大世面的。多少国家领导人，以及国际国内媒体到访，对他们的成绩给予肯定，他们早已习惯对各种质疑一笑置之。“老书记教导我们，做人要大气，不要因为别人的批评影响你的工作，别人批评是因为大家在关注你，这对华西是好事。”华西村旅游服务总公司副总经理何苇对记者说。这位2000年因到华西参加培训而最终留在华西的贵州籍女士，早些年面对网上的质疑，还经常跟别人打口水仗，后来听了吴仁宝的劝导，也不再去理会网上的各种批评。“华西人幸不幸福，华西人最有发言权；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从1961年华西村（华西大队）正式建村时，穷得叮当响，外面的姑娘没人愿意嫁到华西，到如今村集体企业年产值超过500亿元，成为首屈一指的天下第一富村，周边村民以及外来打工人员蜂拥而至，为获得华西中心村待遇费尽心机。华西村人，特别是华西中心村的老百姓们是明白这变化背后的个中滋味的。《社会观察》独家采访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华西村人的自由朱民新是华西村第三代了。当新书记吴协恩当兵回来在华西的铝制品厂做供销员时，她才出生，那一年是1986年。小时候，朱民新就知道自己的家乡不一般，家里经常会来一些国际客人，日本的、德国的，“华西村一直是比较外向的地方”。从苏州大学毕业后，学习大众传播的她，有多个机会可以选择。综合比较，还是回村从事村委的青年团工作，现在是华西村团委副书记。后来她结婚嫁到了江阴市，算不上是华西人了，可是因为在华西集团上班，她仍然可以享受华西村中心村村民待遇。但他的先生即使跟她回华西村上班，仍然算外来人口，不能享受中心村村民待遇。被周边村村民及外来打工人员羡煞的华西村中心村村民待遇，是指凡在华西集团工作的员工，薪水包括了工资+奖金+福利，工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奖金才是大头。奖金二八开，20%发给现金，80%提留为华西村集体股份，每年从股份中领取10%的股息。这与很多企业对原始股东所采取的股权激励一样。吴仁宝在华西村创立的一套利益分配模式，牢牢地吸引村民，也给周边村、外来打工人员一个奋斗目标，使其愿意长期留在华西工作。朱民新告诉记者，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毕业生初到华西工作，一般月工资在元之间，奖金一开始每年10万。如果是工资每月2500元，年底可以拿到2万元的奖金，此外，8万成为股金，年底可以领到这部分股金的10%分红。第二年再领的是累积股金的分红。这就意味着在华西工作越久，收入越高。除此之外，华西村所有村民,包括大华西周边村民都有粮油款、单位报销和旅游等福利。如果朱民新想离开华西，去其他城市工作，她存在集团的股金就会被收回。在以前，以股金抵扣购买的房子、车子等资产也会被收回。在一些人看来，这正是华西村人不自由的地方。因为村民被牢牢“禁锢”在了这里，无法离开华西村。但权利和义务从来如影随形。为了应对外界的质疑，华西村政策这些年有所改变。据孙海燕介绍，现在华西村村民买房子、车子不完全用股金，也可以用现金，凡是现金购买的，如果离开华西，就可以归自己，之前发到手上的利息工资仍归自己，但留在村集体的股金还是要收回。这与企业的股权激励也没有差别。而且，村里还规定，凡是在华西集团上班的干部，其家人不得在外面做私人生意。用吴仁宝的话就是干部不得搞“一家两制”，更不允许搞“一人两制”。否则，就会造成集体资产流失，结果是“富了和尚穷了庙”。2000年，时任***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参观华西村时，曾称赞其正确解决了“权钱关系”。但事实上，这些年来，享受华西村村民待遇的人，离开的只是极少数。跟随吴仁宝创业的华西村中心村村民赵永良，曾经是华西村最早的两位技术员之一。他告诉记者，华西从无到有，高速发展这么多年，绝大多数人跟着吴仁宝走到现在，也有个别在企业里做得不顺利，即使要放弃村民待遇，还是毅然决然离开了。“有一个村民在厂里跟领导不和，脾气很大，后来走了。他干供销的，后来去江阴、华士镇办企业，也做得很大。老书记去世的时候，还回来送他一程。毕竟刚出去的时候，华西的牌子对他有好处。”赵永良说。还有的人出去，混得不好，又回来，出去村民待遇停掉，回来再给。“华西村三进三出的都有。”孙海燕说。像赵永良这样的老村民，从1980年代村里搞股份制，入股3000元，到如今资产已经翻了上万倍。他家现在有两套三四百平方的独栋别墅，四辆轿车。两辆富康和赛欧是村里发的（也要抵扣股金），自己还买了两辆奥迪。2009年，龙希大酒店开工，赵家入股2000万。即便龙希大酒店被指亏损，华西村村民却很淡定，“我们也不指望它赚钱，家里也不缺钱。”赵永良说。这样物质丰富的生活，怎能让天下人不羡慕？外人想获得中心村村民待遇最便捷的途径就是跟当地人结婚，曾经就有为了获得村民待遇，假结婚，等拿到华西中心村村民待遇之后，又离婚，离婚之后，再找一位非中心村村民结婚，这样两次结婚，两个外村人，就可以拿到华西村村民待遇。这种小动作被发现之后，华西村就开始对离婚的人区别对待。如果过错在新进的村民，离婚后，他的村民待遇就会被取消；如果不在新村民，在老村民，那么新进村民待遇仍然会保留。但如果这个新村民要与外村人再婚，必须有三年的考验期，是真感情才给另外一方中心村村民待遇。2001年至2006年，华西村与周边13个村合并，建立大华西，大华西实行一分五统。一分是指村企分开，五统是指经济统一管理、干部统一使用，劳动力在同等条件下统一安排，福利统一发放，村界统一规划。“五统也是自由灵活的，你可以统也可以不统，但有两个是必须统的，一个是村界统一规划，第二个是必须要在党的领导下。”华西村党委副书记、一村党委书记朱蕴海对记者说。除了土地之外，愿意合并的村办企业也跟华西集团合并，但一些发展得很不错的周边村企业，就不愿意与华西村合并，它们后来成了大华西的私营企业。吴仁宝专门在大华西建立了一个私营企业园，以优惠的价格（元/亩）出租给这些私营企业。其中就包括了五村有名的查永恩、查解恩兄弟所办的企业。2006年并村完成之后，三村、四村、五村进行拆迁，土地用来建华西工业园，有些人不愿意拆，旧屋仍然保留。记者在工业园附近就看到一些又矮又旧的房子。周边村的村民，愿意去华西村上班的，可以安排工作。此外，按照每年每亩地1800元的土地流转费标准，每年领取大华西的福利，包括口粮款和退休金等。土地虽然收归集体所有，在一些尚未规划利用的地方，或者种植林木的地方，村民不用申请，仍然可以套种粮食或者蔬菜。 家族制传说吴仁宝能把华西村建成如今这样的规模，他所建立的一套鼓励村民致富、训导村民遵守传统道德的价值观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如今在金塔宾馆，每天早上都能听到广播里播放《村歌》、吴仁宝报告以及中央文件等。其内容是教导村民努力工作、热爱华西、热爱党、孝敬父母、邻里和睦这些正能量的宣导。事实上这些内容，并不比一个人从小到大从政治教科书里读到的更多。一些人就此认为吴仁宝是在给村民洗脑，搞精神控制。“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华西村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你怎么洗脑？完全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家庭和村庄对个人的影响，让大家看看我们村庄是怎么发展的，我们华西处在什么位置上，我们要不要珍惜。我们父母要给孩子树立什么样的榜样。”孙海燕说。在很多人大力批判中国道德败坏、官员腐败、官民矛盾加深、贫富差距拉大的当下，来看看华西村中心村民令人羡慕的富足生活，新“三无”——无赌博、无封建迷信活动、无重大刑事犯罪，以及老“三无”——无上访、无告状、无暗斗。是不是觉得批判华西村不自由有点矫情？另外一项流传甚广的质疑是，吴仁宝一家控制着华西90%的资产。吴仁宝有4个儿子， 吴协东、吴协德、吴协平、吴协恩。老四吴协恩是现任村委书记，老大吴协东是副书记，老二吴协德是副书记，19个书记中，有３个是吴仁宝的儿子。吴仁宝的女婿缪洪达，女儿吴凤英，以及吴仁宝的三儿子吴协平，都是村党委常委。老大吴协东的大女儿是华西村分管教育的副书记。老二吴协德的儿媳妇周丽，原来一直给老书记做翻译，是华西村委会常务主任，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吴协德的二儿子吴浩，是华西村党委常委。老四吴协恩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党委委员，吴仁宝有一女叫吴凤英，吴凤英的女儿缪华是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分管华西党务和博物馆；女婿叫吕苏君，是党委副书记，负责海洋工程部分；儿子缪令华是党委委员。整个党委班子一共120人，按照孙海燕的说法，他家的比例事实上并不高。同时，在华西集团，新书记吴协恩任华西集团公司董事长，吴协东是华西建筑装潢房产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吴协德是华西钢铁建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也是华西博丰公司总经理、旅游总公司总经理，吴协平管理华西旅游服务总公司，包括华西旅行社、华西六大景观（华西金塔、华西农民公园民族宫、华西龙希大酒店、世界公园）等资产，吴凤英是华西物流公司总经理。如果以调配能力来算，吴家很多人均为华西集团公司管理层，可能能够调配全村90%以上的资产。但华西集团总公司作为华西村村民集资的股份制企业，目前，集体控股70%，村民参股30%，吴家十数人并不是华西集团公司的大股东。华西实行的是“二八开”、“一三三三”的分配原则。所谓“二八开”，是指企业超额盈利的部分，完成集团公司年初制定的目标，比如说目标是1个亿，完成1.1亿，多出的1000万就二八开，即20％留在企业投入再生产，80％用作奖金分配。奖金分配的原则是：10％奖给厂长，30％奖给厂经营班子，30％奖给职工，结余的30％留在企业作为公共积累。据孙海燕介绍，老书记全家，按照每年完成的经济效益和承包经营合同，他们有的可以拿几千万，甚至上亿，但是事实上他们都只拿了零头还不到。吴仁宝去世之后，吴协恩就对外宣布，此后他不拿奖金，只拿工资和原有奖金的分红。他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明确表示，“他不是大股东，他是为华西集团打工的。”华西中心村村民的想法却格外单纯。我们以游客和社会考察者的身份找到了两位华西村村民，他们退休在家。（村里每年指定三户人家来接待游客和访客，但必须由华西旅行社的导游陪同，我们随机找到了两位非指定的华西村村民。）交谈中他们时时流露出对老书记的崇敬。赵永良告诉记者，外界关于吴家控制华西村90%财产的说法，“都是瞎说，华西的集体企业都是村民集资办起来的，你几千万，他几百万，吴家人只是来管理，带领大家致富。外面的干部，当着当着，公家的钱都揣到自己腰包去了，我们这里没有。老书记去世之后，新书记就说他以后不拿奖金了，他是老书记的小儿子，外面当兵回来的，人很老实”。赵永良还特别举了当年吴仁宝任江阴县委书记时落选的事。“他心里装着我们老百姓的。”另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华西村中心村老妈妈，离赵永***不远，我们见到她时，她正在房子周围清理花园。她70多岁，右眼患有眼疾。回忆起老书记，她说，“在我们村民心里，他好像还活着一样。吴仁宝带领我们村民致富，就像***、习***领导国家一样，国家那么大、那么多财产，能说都是他们家的吗？”华西中心村村民别墅（左图）与周边村村民尚未拆迁的旧房子（右图） 摄影/唐逸如新书记的考验在华西中心村村民眼里，外界对于华西村的担忧似乎是多余的。事实上，舆论对华西村民的不自由，被洗脑，抑或对吴仁宝的家族制，个人崇拜的批评，跟华西村人的生活毫无关系，也并不影响他们对老书记的爱戴。华西的现在以及未来，真正值得关注的，其实在于大华西3.5万村民的共富之路何时能够实现，以及老书记走后，未来十年是否可以顺利实现转型，再上台阶。从小华西到大华西年，华西村与周围13个村合并形成大华西期间，曾经为在华西集团工作的周边村村民，以及外来打工人员，赠送过3万-6万不等的股份。这些股份每年可以拿到6%的股息。2004年刚进华西热带厂工作的华西一村村民夏石源也拿到了赠股，因为他是高中文化，拿到了6万，他的父亲虽在华西扁钢厂工作时间更长，但因为***低，拿到3万。外来人员也有拿到赠股的，但一般都必须是优秀员工或者管理人员。此外，还分两次吸收了一些新村民。第一次是一家三口交10万元就可以成为华西新村民，共吸收了88户；第二次是以学历以及在华西集团的工作表现综合评估吸收了一批新村民，以华西旅游服务公司副总经理何苇为例，她和先生为大学学历，每人花了1万元，都成了华西村新村民。此后，再没有推出过吸收新村民的举措。截至目前，华西中心村约3000来人。但大华西总共有3.5万人，加上外来人口整个大华西有5万人左右。吴仁宝毕其一生让小华西人过上了人人羡慕的富裕生活，我们怎么赞誉他都不为过，而大华西周边村村民，虽然在并村之后，绝大多数村民的生活都得到了明显改善，但与华西中心村村民相比，收入差距还是比较大的。2004年，夏石源进华西热带厂时工资2000多元，干了7年，他就离开了，离开时工资是3000多元。利用这些年自己攒的钱，小夏开了一家汽车美容店。每个月刨去租金人工等费用，可以有5000元左右的收入，他很满足。但与一些华西中心村的同龄人还是没法比。“一些在中心村的同学，一起参加工作的，最好的做到组长级别，一年现金能有十来万，事实上加上股金将近100万了。”三村的刘先生，在华西法兰管件厂上班，是带十几个员工的小组长。他老婆在染整厂上班，两人当年都拿到了3万元的股金。农田被征为大华西集体土地之后，每人每年发300斤价值600元钱的口粮，今年没有发口粮，每人发了900元口粮款。刘先生其实在并村之前，就已经在华西的法兰管件厂上班了，至今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25年，他感觉并村之后，“生活没有多大变化”。华西三村、四村、五村的土地在并村后被规划为工业园，也就是华西村的“钱仓”，但因为这些钢铁、化纤、纺织等传统工业污染比较严重，周边当初没有搬迁的村民出现怨愤情绪。2011年，在华西村举办村庆50周年的时候，“戴进兴事件”一度成为华西村有史以来比较大的公共危机。背后的主谋被认为是华西五村大名鼎鼎的私营企业家查永恩，外号“查三毛”。在五村村民口里，“查三毛很厉害，办了很多企业”。因为查氏企业效益好，当年并村的时候，他未签字，最后租借大华西私营工业园土地办了工厂。查永恩还成立了帮扶基金，为五村村民做了不少善事。“我爷爷奶奶去世前几年每年能领到1000元的红包，过年还免费请我们吃饭，吃好，还要每人发100元走。”一位华西五村村民对记者说。在他们眼里，查永恩的名望要胜过吴仁宝。4月17日下午，记者到私营企业园查永恩的企业鹏威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和宇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登门拜访，不巧其秘书告知查永恩出差去了，未能见到这位厉害人物。据媒体报道，查永恩本人曾在公开场合承认：“老书记当年借给我1000万元资金，才有了今天的宇洁公司，老书记不但邀请了上级领导为我公司开业剪彩，还为我争取到环保局200万元的拨款。”矛盾最终被平息，但华西工业园与“天堂”华西中心村近在咫尺；尽管，正如吴仁宝所说的，共富不等于平均主义，华西中心村村民的财富是他们几十年艰苦奋斗得来的。但能够理解的是，并入大华西之后，周边村村民渴望与华西村村民共富。吴仁宝去世之后，大华西人如何实现共富，这是新书记面临的核心问题。华西村产业如何转型华西村位于龙希国际大酒店中重达一吨的金牛 摄影/唐逸如华西村靠发展工业，集体资产从小五金厂赚到第一桶金30多万，发展到如今500亿。后吴仁宝时代，从500亿到600亿，到1000亿，华西如何再上新的台阶？在华西村村民的走访中，华西企业亏损、效益不行的说法不时入耳。4月18日晚，记者在龙凤广场与一位前来学跳舞的卖摩托车的女士攀谈，谈及她的生意情况，她说，“生意还可以，现在人没有以前多了，这些年很多打工的人都走了，去张家港、江阴等其他城市去了。”2008年之后，中国实体企业，尤其传统工业盈利能力下降，产能过剩的局面日趋暴露，华西村的企业也未能幸免。华西集团有四大支柱产业，钢铁冶金、建筑装潢、纺织、旅游业，其中前三大产业都遭遇挑战。钢铁冶金行业，放眼全国全行业大面积亏损早已上演，华西村也不容乐观。以华西三村刘先生所在的法兰管件厂为例，金融危机之前，企业效益很好。“最好的时候，每年上缴给村的利润达到1.2亿，现在只有2000万了”，刘先生说。员工流动也很明显，“原来一个职位十几个人竞争，现在效益不好，来一批走了，来一批走了”。建筑行业也遇到瓶颈。受国家保护耕地政策的影响，听多位村民说，华西村的住宅建设用地指标已经用完，再批新的地很难。为了保护周边村和外来打工者的利益，华西村也实施限购，中心村村民居住条件都很好，所以华西村新建的别墅项目，只能给华西工作的周边村和外来员工购买。华西建筑房产公司也在外地进行房地产开发，但在国家实施房地产调控的当下，建筑领域也较难有大的盈利前景。纺织行业污染大利润低，在整个长三角地区都已经属于向内地甚至东南亚转移的行业，未来发展前景也很暗淡。唯华西村的旅游行业方兴未艾。记者在华西村采访的五天时间里，旅游大巴络绎不绝。据华西村旅游服务总公司副总经理何苇介绍，华西村每年接待游客250万人次，未来旅游服务业将是华西村着重发展的一个领域。仅华西旅行社这家公司，未来要加大出团游的份额，即带领华西以及周边的客户向外发团，出省出境游。截至目前华西村仅有一家归属集体的华西旅行社，有员工167人。据何苇介绍，以现有的人手和规模，只能接待团体旅游，散客上门都接待不过来。可见未来还有发展空间。日开业的超五星级龙希国际大酒店，成为华西旅游服务业的新热点。60楼价值2.6亿的金牛，由重达1吨的纯金打造，即使单张观光票价达到260元，每天都能吸引大量的游客参观。此外还开辟了直升机观光项目，一次1000元，吸引一些高端游客。吴协恩在去年***期间谈及未来的规划，提到未来5年将新建15个机场，每年3个；新增10架飞机（8架直升机、2架商务机），每年2架。此外还要从中心村到山上，建立交桥，建设地下隧道。这些都是与旅游服务业配套的基础设施项目。此外，新书记吴协恩2002年上任后，就着手实施产业转型。主要选择了现代服务业和金融领域作为突破口。以金融产业为例， 2005年起，华西村先后成立了2家投资担保公司和1家典当公司。2009年10月，又成立了集团财务公司，先后投资参股5家银行、2家证券公司，并参股了多家拟上市公司的股权，开展了PE和VC的项目投资。据吴协恩在去年***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2011年，70多人的金融人才团队，就创造了超过5个亿的净利润。这两项突破都是在新书记吴协恩上任后实施的，但那时还有吴仁宝。吴仁宝不随大流，不分田，不改制，坚持发展集体经济，能50年屹立不倒，其奥秘在于他始终能够把握中央政治经济的前进脉搏，吃透中央精神，发展经济又有敏锐的战略眼光，还能够利用个人魅力凝聚人才，并处处为村里百姓着想。没有吴仁宝的日子，全国由上到下关心或关注华西村的人们，此刻都盯着这位“老实的”、“能干的”新书记吴协恩，他能把“天下第一村”的衣钵稳定地继承下去，并且更上一个台阶么？一切都留给时间去检验。华西村究竟如何？只有生活在此的五万人才有真正的发言权。华西村龙凤广场上的露天舞会热闹非凡 摄影/唐逸如华西村内随处可见吴仁宝箴言 摄影/唐逸如舆论之外的华西村人惊蛰刚过，华西村再次吸引了媒体的目光。这一次，华西村的缔造者吴仁宝去世了，一个时代也结束了。但关于华西村的争议并没有停止。在50多年的争议声中，吴仁宝带领着村民将华西村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天下第一村”。如今，围绕着这一个村庄，有接近5万人在此生活。外界一般将他们分为三类人：中心村村民、周边村村民以及外来打工者，对应着不同的待遇。但在吴仁宝葬礼当天，他们都自发地戴上黑纱，站在道路的两边送别老书记，黑压压的人群从华西村内绵延至殡仪馆。在沸腾的舆论之外，华西村究竟如何？只有生活在此的5万人才有真正的发言权。三个年轻人张雷已经在华西村生活了10年。平时，他在华西扁钢厂上班，过着“三班倒”的生活，工作12个小时，休息24个小时。空闲的时候，他会骑着自己的小摩托车，在华西村村口招呼游客，当导游补贴家用。2003年，张雷经亲戚介绍，来到华西村工作。因为拥有国家焊工中级职称，他很快在华西村找到了立足之地。如今，张雷在华西扁钢厂管理着近20人的团队，他和妻子住在华西村为外来职工建造的员工宿舍里，孩子也已经上小学。无论是外表还是言谈举止，张雷和华西村村民看起来并无差异。他向记者细数华西村几大旅游景点，也谈到华西村未来的转型发展，更是像大多数华西村村民一样，对老书记吴仁宝的事迹和语录了如指掌。“一样穷就是一样富”；“老书记说了，在华西要砍一棵树，都要经过我吴仁宝的同意”；“老书记教导我们要孝顺”……吴仁宝葬礼的当天，张雷和许多同事一起自发地站在路边送别老书记，“内心里还是很感动的”，张雷回忆。在华西村，有1.5万像张雷这样的外来打工者。他们在华西集团下属的70多个企业工作。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无论在生活上还是思想上，这群人都已经融入了华西村这个大集体，也在一定程度上享受了华西村发展带来的繁荣。张雷告诉记者，去年工厂为了犒劳员工，请所有人到“大楼”里住了两天，玩遍所有娱乐设施。张雷口中的“大楼”即是华西村的地标性建筑——龙希国际大酒店。造价30亿的龙希国际大酒店高达328米，2011年10月正式投入使用，为华西村50周年献礼。除此之外，张雷与其他地方的打工者没有区别。每月拿固定的工资，年终会发几千元的奖金。至于外界传说的上万奖金，以及独特的分配方式——将其中的80%作为股金，待来年拿10%的分红——这些待遇只属于华西中心村村民。外界曾经质疑华西村区别对待不同的人群，有失公平。张雷却并没有觉得不满，“我们就是打工的，怎么能和老板比？”他反问记者。面对外界的质疑，张雷也会自觉地为华西村辩护。2011年，曾有周边村村民不满并村之后的待遇，自发印刷小册子在村民之中传播，一时造成不小影响。对此，张雷掷地有声地解释，“老书记说并村必须村民100%签名同意，才能并入大华西。”而对于外界担忧“后吴仁宝时代”华西村能否持续发展，张雷显得很轻松，“我一点不担心，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相比张雷的坦然，离开华西体制的夏石源则有些担忧。“吴仁宝去世的时候，我去参加了追悼会，当时心里就想，华西缺了他，不一定能有这么好。身边的朋友都觉得他的后代没有他那么有魄力，有能力。”夏石源告诉记者。夏石源原来是西巷村村民，2001年，华西村实行“一分五统”的并村计划，西巷村成为最早一批并入华西的周边村。夏石源因此成为了华西一村的村民。2003年，夏石源刚刚高中毕业，自言“比较叛逆”的他没有参加高考，而是到华西热带厂当了汽修工人。据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介绍，自2001年华西村并村伊始，周边村的村民只要愿意都可以安排到华西集团的企业工作，这一规定延续至今。夏石源回忆，2004年他刚进厂的时候工资是2000多元。同年，华西集团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股金分配。资料显示，当时只要在华西集团工作的周边村村民都可以分到股金，根据学历高低有所不同，普通的职工能拿到3万，高中文化的职工则有6万。至于外来打工者，则需要综合学历、工作表现评判是否有资格获得股金。据统计，当年分配的股金超过1亿。“当时我的待遇还是很不错的。”夏石源说，“但最近几年工资涨得比较慢，厂里效益也不好，看不到未来的发展。”去年，夏石源从华西热带厂辞职，依靠这几年积攒的10万本金，开了一家一百多平方米的汽修店，自己当老板。踏入这家不大的汽修店，随处可见散落着的扳手、千斤顶等工具，几张塑料凳子已经被机油染黑。由于刚刚开业，夏石源只雇佣了两个员工。有时候生意忙起来，他也得自己上阵。坐在记者对面，他点起烟，手指甲缝里都是黑色的油迹。夏石源告诉记者，修车店现在每个月的净利润有5000元，自己并不着急，“有多少干多少”。而最近几天，夏石源的希望是下一场大雨，因为雨后来修车的人特别多。夏石源也在考虑出去闯闯，因为“华西村就这么大，能有多少车？”他告诉记者，自己的第一站可能是苏州，和朋友合伙开一家汽修店。在夏石源的同龄人中，像他一样脱离华西体制的人不少，但大多是周边村的村民。他们或是自己创业，或是在周边的无锡、苏州等大城市工作，因为当地的薪水比华西村更有吸引力。张雷也告诉记者，华西村的工资并不算高，但比较安逸。“安逸”同样是夏石源对中心村年轻人生活的描述。“他们一回来就有股金，每年都在增加，还有分红，光靠这个都能生活得很好了。”正因如此，夏石源也对华西未来领导集体抱有担忧，“大家普遍担心华西会不会一代不如一代，他们从小就生活很富裕的环境里，没有过过苦日子，没有闯劲。”谈到这个问题时，27岁的朱民新显得有些忿忿，“外面说我们是富二代，其实华西一直有艰苦奋斗的传统，年轻人学了技术回来，都是到一线，包括企业车间去工作。”朱民新是土生土长的“华西村孩子”，大学毕业之后，她选择回到华西村参加工作。如今，她是华西村团委副书记，为华西集团内七八千青年人服务。朱民新告诉记者，她作为大学生回到华西村，除去每个月3000多元的工资，第一年的奖金就有10万。“生活确实比较安逸，但是我们年轻人更看重的还是未来的发展和平台。”朱民新坦言，自己前几年实际到手的收入还没有外面高，但是随着股金的累积，工作时间越久，分红越多。“这样的机制，让我们年轻人有一个长远的考虑，认认真真地发展。”大多数“华西村孩子”都和朱民新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尽管有些人的专业并不对口，但是在华西村，回村的青年人都要服从村里的统一安排。如果工作岗位不合适，可以在集团内部调动。“身边回来创业的同学确实不多。”朱民新解释，“创业一方面需要个人的热情，另一方面需要有团队和资金等条件。我们大学生能依靠的条件不多。如果有创业的想法，你在华西集团内你可以去营销的行业，也可以去金融领域，多做一些准备，不一定要盲目地去创业。”可是，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股金分红也越来越多，在做好了准备之后，年轻一代是否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再离开华西村创业？吴仁宝和他的村民们68岁的赵永良自称是华西村的“同龄人”。1961年，华西村从华西大队独立，正式建村，赵永良也正是那一年参加工作。从平整土地运动，到“偷偷摸摸”建立小五金厂，再到不分田选择集体经济道路，赵永良跟着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干了一辈子。回忆起华西村的发展历程时，赵永良连续说了两个“太苦了”，“平整土地的时候，夜里用柴油机发电，一直在干，不让你休息。”如今，赵永良退休在家，闲时去华西村的老年人活动中心当管理员，顺便帮儿子家里打理家务。华西村集体企业也已经成为年入500亿的上市企业。并村后，华西村的面积从原来的0.92平方公里，扩张到3.5平方公里，人口也从近2000人增加到了3.5万人。赵永良将这一切成就都归结于吴仁宝的领导。“为什么我们发展得好？这个和干部有很大的关系。有的干部挣了点钱放进自己腰包里，老百姓怎么会听你的？”赵永良回忆，平整土地的时候，吴仁宝跟村民一起没日没夜地干活，然而事实上，吴仁宝得到乡里的照顾，并不缺粮食。“他这样做，我们老百姓都很敬佩他。”在华西村，吴仁宝是这个家庭的大家长。村民们敬重他、信任他，“甚至在某些方面依赖他”，孙海燕如此分析华西村民对吴仁宝的情感。3月18日，吴仁宝离世。距今已经一个多月，但言语间谈及“老书记”，不少村民的情绪依然激动。“我觉得老书记没有离开，他一直在我们心里”，一位78岁的中心村村民叹道。在吴仁宝去世后的第一次村民大会上，村党委播放了吴仁宝生前最后几天的视频资料。在偌大的民族宫内，整个会场一片寂静，只有村民们此起彼伏的抽泣声。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何苇依然难掩神伤，“我当时眼泪根本停不下来。”何苇是贵州开阳县人，1999年大学毕业后，她参加当地的一个挂职锻炼项目，被派往华西村学习。两年后，项目结束，何苇却为了“爱情”和“事业”留在了华西村。十三年间，何苇一直在华西旅行社从事导游工作，接待过不少国内外的重要领导，也因此成为整个华西集团和吴仁宝接触最多的员工。因为工作突出，2010年，何苇被吴仁宝提拔为华西旅游公司的副总经理，同时担任华西集团总办的副主任。何苇还记得3月4日最后一次和吴仁宝工作的场景。“那天，老书记给我们集团总办的9个人开会，讨论《华西月刊》的修改内容，我当时就觉得他的精神状态很不好，一直在喘气，他平时不这样的。”吴仁宝去世之后，何苇负责接待全国各地前来采访的媒体，每次把记者带到老书记家门前，她都远远地站着，不敢靠近。“我不能过去，一过去就会哭。”同样受吴仁宝的“知遇之恩”，孙海燕对此感受更加强烈。1992年，“落榜青年”孙海燕来到华西毛纺厂工作，最开始只是一个清洁工，后来成为厂办主任。1996年，孙海燕被吴仁宝调到总公司工作，一直在吴仁宝身边工作。孙海燕说起自己最近曾梦到老书记，“梦中他还在给我们开会，我问身边的同事，老书记不是去世了吗？然后就醒了。”说到这里，孙海燕的眼中泛起了泪光。在华西村和华西集团之外，也有不少人对吴仁宝怀有敬意。宝晟五金的老板娘是华西三村的村民，并村之后她向村里租了地，盖起了自己的厂房，当起了私企小老板，如今年收入上百万。尽管并不依靠华西村的集体经济而活，但老板娘依然非常感激吴仁宝。“我还记得2006年的时候，吴仁宝带着我们一批有意办厂的村民来这里参观。当时这一片都是荒地，吴仁宝说将来这里要发展成一个工业园。”老板娘向记者回忆，“2009年，我们正式搬进来。当时每亩地是8000元的租金，这几年也一直都没有涨过。”“我还是很感激吴仁宝的，要是没有老书记，也不会有我们这个厂。”老板娘说，吴仁宝去世的第二天，她在吴家门口排了两个小时的队伍才得以进屋吊唁，“那天我穿得又少，在寒风中真是冻死我了，但我想还是给老书记鞠个躬吧。”华西人的精神世界吴仁宝离开之后，华西村进入了“后吴仁宝时代”。后吴仁宝时代，华西村是否还会和之前一样？孙海燕对这个外界关心的问题已经回答了很多遍，“新书记和老书记肯定有区别，本来就是两个人嘛。老书记这样的人，以后很难出现。吴仁宝的经历不可复制，他所处的政治时代也不可能再出现。”事实上，即使在吴仁宝时代，面对外来的“取经者”，吴仁宝自己也不喜欢谈论“华西模式”，他常说，“最好不要讲模式，我最怕模式”。记者在华西村走访期间，上至华西党委负责人，下至普通的华西村民，皆对华西模式的复制避而不谈。华西村党委副书记朱蕴海说，“华西村不是想复制就能复制的。但是华西的精神是值得大家借鉴的，尤其是实事求是、艰苦奋斗、与时俱进、解放思想的这种精神。”对普通的村民而言，华西村无法复制的原因很简单：没有吴仁宝这样的干部，也没有这一群接受了吴仁宝教育几十年的村民。“全国组织了那么多次基层干部、村官来华西学习，我认为那些钱都打了水漂了。老书记心里想着老百姓的，外面的基层干部几个能做到？”赵永良说。除此之外，赵永良还为华西村村民自豪，“老书记在世的时候，他希望华西之外的村子也富起来。他的想法是好的，但这是不可能的，周边的老百姓怎么可能像华西的老百姓一样听话？”他回忆起前几年村里组织的一次活动，共有290名周边村党员和10名中心村普通村民到华西集团的海运公司参观。中午吃饭的时候，还有几名江阴市的领导没有来，组织活动的负责人让大家先吃饭，周边村的人都拿起了碗筷，而中心村的村民一直等到领导入座才吃饭。赵永良因此感叹，“周边村的党员还没有中心村普通农民的觉悟高”。在华西村，村民们经常接受吴仁宝的教育。赵永良回忆，老书记在世的时候，平均每周都要召开一次村民大会，有时甚至要开两三次，白天上班，晚上开会。对于朱民新这样的年轻人，小时候也经常被吴仁宝喊来开座谈会，教育他们要“爱党爱国爱华西，爱亲爱友爱自己”。另一方面，吴仁宝严于律己的作风和独特的人格魅力也在无形中感染着他的村民和继任者。记者采访过程中，不少华西村党委委员都讲述了自己被老书记感动，从而信仰发生了变化，最终入党的转变过程。朱蕴海就是其中之一。她告诉记者，“我以前在思想上很前卫，觉得入党是一件很土的事情，但老一代的党员在工作中的点点滴滴真的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人，自己也变成了真正有信仰的***员。”吴仁宝离世之后，这样的精神遗产是否还能一代代地传承下去？外界已经对此提出了质疑。新一任领导吴协恩及吴家第三代成员，只能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顶着压力低调地前行。朱民新用“谨慎”这个词向记者描述了她所认识的吴家第三代青年。“在工作上，我们可能没有特别大的压力，但他们身上有担子，不能让事情出一点差错。如果你做得不好，就会有舆论的压力。”而在办完父亲吴仁宝的后事之后，低调的吴协恩也拒绝了全国各路媒体的采访。“新书记的压力很大，他是想干出一点事情，再和大家讲。”孙海燕如此解释。气派的华西村正门 摄影/唐逸如以吴仁宝为代表的干部群体主动认同于自己的社区，而不是借助上级政府的权威强硬地实现改制，把绝大多数利益归于自己，这无疑极大地增强了社区成员对于他们的认同，从而减少了管理的阻力和援引强硬手段的必要。对华西村的学术表述与村民感受之间的巨大差异，不能说不是对主流学界的一个挑战。经验材料的极端丰富与学术表达的极端贫乏共存，使得一点很清楚：教条化的思维无助于认识和表达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图为上世纪90年代华西村最高建筑华西金塔，如今，游客可乘直升机一览华西全貌（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张雷、夏石源均为化名）（高艳萍、唐逸如 报道；本文刊载于《社会观察》杂志2013年第5期）华西村——现代企业制度还是社会主义传统？华西村一角中国不缺少富豪，也不缺少气派的建筑，但是华西村的财富有着不同的涵义。好像华西村越富，一些媒体就是越是看不过眼，吴仁宝去世再次引发争议。对热衷于批判华西村的媒体而言，华西村的现实与它们信奉的理念有差异，所以华西村的成功好像是损害了它们信奉的普世价值。华西村今天已经是一个市场化的企业，这个企业与其他种类的企业有共性。企业就像是一台计算机，设备厂房相当于硬件，市场网络则类似于输出输入设备，管理结构则是驱动这两者的软件。华西村另类的地方在于：其管理结构明显不同于主流经济学推崇的“现代企业制度”。华西村内部的权力和利益分配结构及其管理传统，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治理结构判然有别，倒是与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些传统有着亲缘关系。华西村的管理结构从1994年开始，原本华西村0.96平方公里的地域之内，已经没有一分耕地，也已经没有一个农民，完全实现了工业化。但是，华西村的管理结构依然非常简约，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是低成本：只耗费很少的人力物力资源就维持了良好运转。这个低成本管理的特点很受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的推崇，他说华西村“拥有一个地级市的产值，一个县级市的人口，一个乡镇的面积；但却继续维持着一个行政村级的低成本管理班子（20多名党委委员和一个物业公司就管理了域内的综合事务）”。华西村的成功始自集体农业时代。1964年政府号召“农业学大寨”，老书记吴仁宝等制定了一个十五年计划，要把华西村的土地改造成高产稳产农田，结果这个计划到1972年就提前完成了。据《江阴市志》资料：华西村在不到十年时间内，“花人工29万个，挑土137万方，将1300多块高低不平的地块，改造成400多方稳产高产的良田。粮食亩产公斤，公斤。1972年起推行‘双三制’，亩产连续8年超吨粮，每年提供商品粮12.5万公斤。同时发展多种经营，走农副工综合发展的道路。”“大队按照统一规划、私造公助的原则，于1972年建成670间瓦房的华西新村。”由于在短时间内付出高水平的努力，结果是彻底改变了华西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7日，江阴县委召开三级干部学华西现场会议，深入开展学大寨、赶华西的群众运动。1970年起，《人民日报》几乎每年都对华西村进行一次正面报道。华西村的农业条件不如周边村庄，人均耕地也非常少，但通过高水平的努力提高了土地产出。当时华西村的农业生产与全中国绝大多数地区一样，主要依靠人力畜力的投入，华西村也与大寨一样，正是依靠这些有限的人力畜力的密集投入，在很短时间内打破了自然条件的局限。据《人民日报》报道，“到过华西的人，都说这里的群众觉悟高，干劲大，尤其称赞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得好。”换句话说，华西村当时在几乎没有采用强制性的管理手段（包括物质刺激和政治强制）的条件下，劳动者自愿地付出了高水平努力；当时华西村的社员付出的体力劳动强度和时间，超过了一般人的忍耐力。在最近数百年的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与土地不足之间的矛盾，导致了费孝通所说的 “中国农民的问题就是饥饿问题”。这不是华西村的局部问题，而是一个全局性问题，由于问题特别严重，其不利后果还向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系统扩散，因此，粮食不足不仅仅是一个农业问题，还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但是，数百年来中国人多地少的全局性困境，在人口基数巨大且还在继续增加的条件下，只能通过快速地提高土地产出量来加以解决，而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完成之前，华西村只能通过以密集投入劳动的方式去应对。而华西村在短时间内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无疑具有全局性的示范意义。因此，华西村之所以成为典型，内含着三个要素：一个全局性的人多地少困境、在中国工业化未完成时期只能以选择活劳动密集投入的方案。也就是说，华西村没有硬件投入的选择，也没有从市场网络优势中间寻求资源流入的可能，只能通过改善“管理结构”而在本地有限的人力资源条件下寻找解决方案。社队企业与华西村工业化1969年，华西村创办了小五金厂，开始在农业之外寻找出路。也是这一年，华西村取消了小队核算，率先实现大队核算，全大队的日工分值完全一致。到1972年，华西村完成了自然村的搬迁，全大队住房统一规划，集中居住。华西村所在的江阴市，是全国社队企业（乡镇企业）最为发达的县份，1978年有社队企业2054个，产值3.83亿元，超过县属工业产值。1980年，社队企业固定资产原值13785万元，1982年社队企业产值8.28亿元，排全国第二位。乡镇企业的兴旺，极大地增加了社队对农业的投入能力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在江阴县，“年，上交公社、大队资金共22708万元，平均每年上交3784.7万元。其中：用于支持农副业生产2960万元；扶持贫困大队和补贴行政费用1946万元；参与社员分配8619.4万元，约占同期社员集体分配总额的61%，公共福利事业费用4505万元，返还企业用于发展生产5277.6万元。”乡镇企业的繁荣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这激发了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想象力，他看到了超越西方工业化道路的新途径，从而有可能避免西方的工业化引发的工农矛盾和城乡对立。他说，“乡镇工业始终是以繁荣农村经济为目标，充分利用最基层的集体经济力量和丰富的劳力资源，从农村的‘草根’上兴办起来的。这种‘草根工业’，不仅没有损害农业和剥夺农民，相反地促成了工农相辅和城乡协作。”结合温铁军教授的看法：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下，人财物的一般流向是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商业。要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就必须逆转比较利益所决定的资金流向，乡镇企业的利润能“逆流”回到农村和农民手里，是需要一定的制度条件的。从江阴的实践看，乡镇企业利润上缴公社和大队之后，然后再由这两级政权安排其流向农业，这本质上是一种基层政权执行的“财政转移”职能，而乡村政权拥有企业利润分配权则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费孝通在苏南看到的草根工业反哺农业要以所有权公有为前提条件，当时恰好具备这个条件：直到1996年，“整个苏南的乡镇企业……个体私营10%都不到”，而张家港市在1997年4月完成小批量改制之后，公有股权比重仍然高于93%。一位亲历者指出了利润“逆比较利益而流动”的内在机制：“有了乡镇企业以后，城乡、工农业之间剪刀差的微观调节，都是靠乡镇企业的利润来解决。小城镇的建设，自来水，供电，造桥修路，办学校，敬老院，计划生育，优抚军属，干部补贴，所有这些都是乡镇企业解决的。苏南为啥农民的负担轻，干群关系好？都是由乡镇企业包下来了。干部要群众的很少，给农民的很多，干群关系当然就好，至少不紧张。”正是明确地认识到利润逆流的所有制条件，所以他态度明确地反对私有化。随着乡镇企业的私有化过程，费孝通原来指望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烟消云散了。而华西村恰好又一次抵制了这个改制过程，因而依然能够为本村村民提供就业、福利和可观的收入。在华西村之外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去外地打工成为社会底层，土地被大量抛荒，城乡对立和工农对立还有必不可少的阶级对立，就这样更大规模地回来了。乡镇企业的私有化不是一步完成的，而是先有一个公有制条件下的“部分质变”，在农村分田到户之后，官学两界携手鼓吹“一包就灵”。在这种舆论环境之下，乡镇企业内部的改革很容易锁定强化管理层权力的承包制。承包制培植了管理层的特殊利益，而特殊利益的固定化和扩张欲望，在学术界哺育了一种“把企业经营与特殊利益一致起来”的主张：管理层买断（MBO）。相比较而言，华西村不仅坚持了“成员共有制经济”结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保留了原有的管理结构：没有向干部赋予操控劳动者命运的权力，村民也没有丧失就业保障（所谓“能进能出”），也就是说，没有实现劳动力彻底雇佣化；在外部私人企业愿意给高层管理人员支付高薪的环境压力下，从1994年开始给予管理层较多的分红，同时却以《村规民约》加以限制：企业高管获得分红成为记账股份，在离开华西村时失效。看起来，华西村在原有管理结构受到外部压力挑战时，与其他地区相比，没有以劳动力彻底雇佣化为条件去强化干部的管理权力，同时，给予干部多平均水平的分红数量但施加流出限制。今天华西村的现实，已经部分放弃了原有的管理结构，但在部分程度上还有费孝通期望的“新工业化道路”的曙光。遗憾的是，华西村成了特立独行的另类。华西村对学术界的挑战迄今为止，唯一对华西村进行过深度调查的研究报告是周怡教授的博士论文《中国第一村：华西村转型经济中的后集体主义》。虽然她发现村民对华西村现状高度认同，但周怡教授对华西村高度不认同，所以，周怡教授抓住一切机会“说点华西村的坏话”。根据周怡教授提供的材料，在村民收入中，奖金和分红平均是工资和福利的5倍，而“村民的收入差距最主要体现在奖金和分红收入上，而村民从企业获得的奖金取决于村庄规定的‘一三三三’分配制度（华西村1994年开始事实给企业留利20%，2003年改为留利50%；在企业留利中间，厂长得10%，副厂级干部平分30%，职工得30%，其余30%用于企业发展）和企业效益，村民的股份多半来自奖金的记账收入。”从这些材料看，华西村的分化是标准的“职业分化”，且职业分化被企业间的盈利水平差距放大，但周怡教授却笃定地断言：“权力在其中既是主导分化的操纵因素，又是分化的客体。即现行华西社区分化应当被看作仅仅是权力的显示，干部身份（政治差别）决定着社区分化的特征。”周怡教授还断言：“不论从收入还是从财富的家庭户分来看，其差异系数远远大于0.40的国际基尼系数标准。……而且高于市场型的发展中国家（0.54）。”而一位华西村的管理人员告诉周怡教授，“我们的最富者与外面的私营老板比不算富，我们的普通村民与周围的甚至全国的农民比却是富农。”华西村的公有制构成了对上层的限制：无论是政治权力分配还是经济利益分配，华西村村民的成员资格是政治平等的基础，而政治平等是经济平等的基础。华西村是政企合一的社区，个人之于村干部不仅仅是一个雇员的身份，还有完整的成员资格和相对平等的政治地位，管理层不能拿村民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收益作为管理手段使用，这对干部权力扩张是一个极大的限制。不仅干部操控村民命运的能力要远远小于私营企业，村民受到经济剥削的程度也远远小于其他企业，干部或者管理层占有利润的份额也大大小于其他类型的企业。在这种相对平等的管理结构里面，用什么样的学术工具或者概念框架去树立华西村的实践，并不是一个易于解决的问题。周怡教授毫不犹豫地把华西村的现状描述为“经济公有制”和“政治专制”的组合，这显然是由贫乏的概念框架造成的解释扭曲。有些人认为，公有制是政治专制是互为因果关系的，所以持有一种盲目地认为私有化就是好的观念。以华西村的事实来看，吴仁宝把华西企业集团的资产买断“持大股”、村民成为纯粹的雇员之后，固然会更符合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但村民的政治经济状况会上升还是下降？这不仅在事实上无法验证，与村民的感受截然相反，而且在逻辑上也不可能让人信服：在稀缺资源垄断于少数人之手之后，政治上就肯定丧失了宽松和民主的基础。在改革早期，农村的土地大体上是平均分配的，但是城市里国企资产多是被低估之后由管理层买断，这个巨大区别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社会网络的作用。但是，这个网络的作用不是无限的，1990年代末期乡镇企业改制中间私有化过程也同样向管理层倾斜，一个著名的官员胡福明还特意向吴仁宝打招呼说，压力很大，“坚持不住了”，官场压力的作用要足以帮助管理层顶住村民通过社会网络施加的压力才使得私有化顺利起航，就这样，绝大多数企业通过管理层买断而私有化了，吴仁宝再一次顶住压力没有照办，因此，才留下了华西村的另类实践。在熟人社会的网络中汲取力量去应付官场压力，反而成为吴仁宝的一个力量来源，他敢于抵制分田、敢于抵制私有化，乃至于只是有限度地接受对原有管理结构的改造，都源自群众力量。在华西村，这个熟人社会的人际网络的实际存在，至少对政治和经济的分化构成一个有力的限制，以吴仁宝为代表的干部群体主动认同于自己的社区，而不是借助上级政府的权威强硬地实现改制把绝大多数利益归于自己，这无疑极大地增加了社区成员对于他们的认同，从而减少了管理的阻力和援引强硬手段的必要，社区认同的上升和对抗的最小化，才真正地最小化了运用强制性权力的需要。而每一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都最终要在管理环节加以调节和解决，华西村冲突和矛盾的最小化，可以部分地解释温铁军教授所推崇的低成本制度。不仅在管理链条内部是如此，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间，干部与群众的社会距离也是非常小的，周怡教授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问卷调查数字：村民有重要事情需要帮忙或者找人商量时，村民首先找直系亲属（占样本总数的67.9%），第二是找村领导（59.2%），其次是找父母（54.6%），而找单位领导的则很少（7.2%）。对华西村的学术表述与村民感受之间的巨大差异，不能说不是对主流学界的一个挑战。过去60年中国历史有两次转折，华西村的实践也回应了一些问题，经验材料的极端丰富与学术表达的极端贫乏共存，只有一点很清楚的：教条化的思维无助于认识和表达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吴仁宝报告：做梦也要有方向我们同甘共苦的好书记、华西村吴仁宝老书记于日18时58分，因病不幸逝世，永远地离开了他深深眷恋的土地，永远地离开了他深深牵挂的人民！但是，美丽的华西村似乎还处处是他的身影，在幸福的华西人心中，他永远都活着！老书记的一生，真心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哪怕是病重弥留期间，念叨的始终是工作，牵挂的始终是村民，直至生命最后一刻，没有为自己、为小家留下片言只语。多次昏迷后醒来，他都说要来民族宫作报告。现在，我们一如既往欢迎各界人士、各方来宾常来华西走一走，多来华西看一看。老书记常说，你们到华西来要多看，因为我们这里有一句老话叫“眼见为实”，你看到的，说明华西做到了，如果说是听到的，那不等于做到了，甚至有些听到的，是我们华西完全没有的，所以你们要多看。现在大家看得到的是老书记留下的物质精神双富有，看不到的是老书记坚定信仰、奋斗不息的人生历程。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老书记在60岁时候讲的，要争取干到80岁，为什么要干到80岁？主要他认为年轻的时候有效工作做得太少，等到年纪大了，改革开放的政策非常好，所以要利用这个好政策把年轻时候耽误的补一点回来。那他到底耽误的什么？他认为主要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解放到十六届五中全会之前，上面一直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什么叫社会主义新农村？没有具体的标准。下面怎么办？我们就自己立了一个土标准，到底什么叫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到底什么叫社会主义？老书记说，一句话，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幸福有三条标准，生活富裕，精神愉快，身体健康。什么叫新农村，我们叫三化三园，美化绿化净化，远看像林园，近看像公园，细看农民生活在乐园。我们是这样的土标准，我们也是按照这个土标准去建设。到十六届五中全会，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国家标准出台了，有五条标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对照这五条标准，领导讲、专家讲，说华西已经实现了，说明我们的土标准达到了国家标准了。老书记认为他以前耽误的工作也补一点回来了。那他后来又想干到85岁了。为什么又要干到85岁？主要是各级领导对他的鼓励很大。2006年的“七一”，老书记到北京参加会议，***总书记说：“你好，你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贡献，谢谢你，谢谢你！”对这两个谢谢，老书记是这样理解的：如果是一个“谢谢”，这是礼节性的谢谢，不是真正谢他，那两个谢谢，他觉得是真正谢他了！所以，老书记要干到85岁。干到85岁干什么？他刚巧80岁，又一次当选了党的十七大代表。根据十七大的要求，要加强“四大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当然，党的***提出了五大建设、五位一体。把生态文明建设单独列了出来。而且最近有位领导这样讲：要学习贯彻***精神要到华西。老书记说不管是四大建设、五个建设，关键要加强党的建设，华西党的建设还是可以的。我们华西的党员，一个党员，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一面旗帜，我们的党员干部，做到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上。我们认为，这样才是真正代表了党的先进性。从经济来说，华西也是可以的。前年人均纳税额超过56万元。发了工资交完税，村里留下来可以用的钱，超过30亿元。有了这些钱，就可以办大事。比如我们现在建了一幢大楼，高度是328米高。为什么要建328米这个高度呢？因为我们首都北京最高的楼也是328米，所以老书记说，寓意是我们华西人民要同党中央高度保持一致。我们为了建这幢大楼，到全世界都去考察了，考察下来我们的大楼高度排名世界第15位，有209国家都还没有，迪拜的大楼比较美，我们参考迪拜大楼的美，结合我们的国情、村情建的，也是比较美的。这个大楼是74层，20多万平方米，全部成本统统包括在内，投资只要30多亿元。当然，华西投资30多个亿算不了什么，不用去借钱。如果借了钱来搞这个大楼，老书记说那是有风险的。那人家不怕风险，我们要尽量避开风险。老书记说，一句话，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听中央的不走样当然，有了钱才能办大事，那钱哪里来呢？我们听中央的，***同志讲，发展是硬道理，我们就发展。我们根据硬道理这个理论，结合华西的实际，我们是“两句话”：有条件不发展是没道理，要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发展才是真道理。我们华西就是创造条件发展的。从解放到现在，哪怕在上世纪60年代前困难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伸手向国家要过一分钱，我们都是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节约发展来钱的。后来，以***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要科学发展，什么叫科学发展？我们的理解，发展最科学，不发展最不科学，要有经济效益的发展最科学，如果你看看是发展的，实际没有什么效益，甚至亏本，造成资不抵债，这就不叫科学发展，那么要经济的科学发展，关键我们的生产关系要科学，只有生产关系科学了，才能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那我们华西的生产关系还是可以的。有些同志不理解，说华西为什么不分田到户？不是我们不分田到户，我们是听中央的。中央讲，“宜统则统，宜分则分”，那如果你宜统的不统了，这就不科学了，如果宜分的不分，这也不科学。所以我们华西当时是两句话，叫“集体重工抓粮，个体修补种养经商”。这样三十多年实践下来，还是可以的。还有的同志不理解，说华西为什么不转制，不是我们不转制，我们还是听中央的。因为中央讲的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一是坚持巩固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一是坚持支持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毫不动摇。那我们两个都没有动摇。所以，我们创建了公有、私有，公私双富有。为什么会有的？因为我们不怕公有，公就有了；我们不怕私有，私也有了。要说怕，华西也怕，华西就怕公私都没有。没有要怕，有了不要怕。怎么才能有？特别是公（公有制成分）的怎么会有，老书记认为，办一切事情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我们叫解放思想要有思想，改革开放要有方向。我们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最好的思想、最好的方向。要说我们华西有所进步，关键是做到了三句话，听中央的不走样，听国外的不走神，听老百姓的不走偏。从听国外的不走神来说，我们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不怕资本主义，要利用好资本主义来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说怕，就怕把社会主义误认为是平均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是共同富，但共同富不是一样富，如果要求一样富，那就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要导致一样穷；我们华西就是共同富，我们既没有亿万富翁，也没有两手空空，我们最多的人家资产数千万，最少的也有数百万，而且做到了集体固定资产不借贷款，老百姓家庭也不借贷款。华西之路也充分实践和证明了社会主义能够富华西！吴仁宝生前在作报告。做梦也要有方向也正是因为华西在老书记的引领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进步，我们也是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从国内到国外各类主流媒体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评价。像习***总书记和刘云山同志、刘奇葆同志、赵乐际同志，最近都作出重要批示，要在全国集中宣传老书记的先进事迹。***以后，习***总书记提出了中国梦。关于中国梦，我们老书记说，做梦也要有方向，我们13亿中国人只有团结一心，才能更快、更好地实现中国梦。4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刘云山同志第三次视察华西时就说，华西提供了实现“中国梦”的办法，中央要向你们学习！期间，他也再一次高度评价了新老书记和华西村。他说，“华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者、实践者和受益者。老书记是真正的***员，老书记的精神财富，不仅是华西的宝贵遗产，也是全党的宝贵遗产！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希望！”刘云山常委临走时深情寄语说：“希望你们在如今的基础上一步一个台阶，不仅大楼要高，而且发展境界要高，事业要高，远大目标要高！”3个多月前，12月27日，我们国家主席***同志和夫人刘永清专程到华西视察。本来中办最初的安排并没有到华西的行程，是胡主席自己提出一定要到华西来，而且到江苏的第一站就到了华西。主席一到华西，就握着老书记的手十分亲切地说：“吴老，您好啊！今天我是来兑现承诺的！我两年前就准备来了！”考察期间，主席不仅和我们在场的班子成员一一握手，还给予华西村和老书记高度评价。他握着老书记的手说：“今天我来到华西啊，心里特别高兴！华西村在您的带领下，解放思想，埋头苦干，走出了一条共同致富的道路，你们用你们自己的实践，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强国富民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你们不愧是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面旗帜！”不仅如此，在2011年10月，也就是华西五十周年村庆以后，***总书记，在新华社撰写的《吴仁宝30余年宣讲社会主义富华西深受欢迎》的内参上，作出了三点重要批示：一、中央电视台将吴仁宝同志的宣讲内容，录制成电视专题片，首先在中央台播出。二、要将电视专题片，下发到全国各个村。三、要把电视专题片，作为外宣资料之一。现在，经刘云山常委亲自审定的电视专题片已向全国发放。从这些专题片中，我们依然能从中看到老书记的音容笑貌，老书记用他的一生践行了“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的诺言。（本文为吴仁宝去世后，华西村党委副书记朱蕴海代替吴仁宝在民族宫所做的报告，发表时有删节）请注意，本站信息均收集自互联网，相关信息仅供参考，医疗等重要信息请以正规途径为最终意见，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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