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和速度很难平衡 速生的东西必然速死|深度报道|刘万永|调查记者_新浪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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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和速度很难平衡 速生的东西必然速死
‘无法解决问题的批评只会增加社会的“戾气”’
张志安：过去一周，特别报道部做了哪些选题？
刘万永：最近一周，我们做了一个湖北首富有两张***的选题，一个重庆工商大学教师绩效考核方案风波的选题，一个河南南阳在押的犯人因为监狱医生的治疗去世的选题，还有在被羁押6年后、原《中国电子报》副总编常林锋被判无罪的选题。因为我们一个整版大概是有一篇或两篇稿子，我刚刚说的是我们最近主要发的一些稿。
张志安：副总编羁押六年无罪释放的稿子是你做的。判断这个选题，主要出于什么考虑呢？
刘万永：这个选题的时效性比较强，当天宣判，第二天就见报了。我是在事发当天的中午，看了我一个师弟发的一条微博，说案子在中午十二点宣判的，当时有很多记者采访那个副主编，他举着他的双手——那是一双已经严重扭曲变形的手，看上去特别恐怖，说是遭到了刑讯逼供。我觉得这个当中必有值得挖掘的东西，就跟我的师弟联系了一下，他说同城媒体做这个选题都被***毙了，我就更觉得《中国青年报》应该做这个选题。
张志安：你们判断选题的时候，最看重什么标准？
刘万永：我们这个特别报道版的设置是要做一些重大的、突发的新闻，选题首先应该要符合中青报的定位——多数来讲是青年问题，或者是青年比较关心的问题。
张志安：你们“今日出击”的栏目的介绍说明中说：“选题侧重于政府部门正在解决或有能力解决的问题，能起到促进问题解决、增强社会信心的作用。而对个案、伪问题则不关注。”这里的“个案、伪问题”具体指？
刘万永：我们做新闻一直强调要有普遍性，也就是强调这个报道出来后会不会有普遍意义。如果是非常个案的一些东西，从受众角度来说，大家可能不会太关心。
我们现在的报道经常被批为个案。比如我刚刚讲的那个湖北首富有两张***这个选题，当时爆料人告诉我们，这个首富除了有两张***之外，还有一个澳门的外籍身份，但是在他的上市公司的年报里面，说这个首富只有大陆身份。他有两张大陆的***，而且还有外籍居民身份，我们做这个选题的原因主要是看中如果他真有外籍身份，那么就相当于他在年报里向公众公然说谎，欺骗股民。但是操作这个选题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他的外籍身份无法核实。后来，我们的记者在前方采访时发现，原来爆料人和这个首富之间有矛盾，就做了一个关于股权暗战的报道。这受到了我们部门领导的批评，认为这纯粹是两个公司之间的纠纷，不具备普遍性，仅仅是个案。
至于伪问题，我们总编一直说“蚁族”、北漂这些人群的生存状况是一个伪问题。因为我们都会经历这个阶段，不是说仅仅这一代人有，好几代以前就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之所以强调选题应该侧重于政府部门正在解决或有能力解决的问题，其实是个策略。如果要去批评无法解决的问题，那批评的意义是什么呢？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这样的批评只是增加了这个社会的“戾气”，让大家发泄情绪，狠狠地骂一顿，但是实际的问题解决不了，对这个社会没有什么促进作用。如果是这样，那我们不如找一些其它的问题来做吧。
张志安：你们做的特别报道，有没有长期跟踪的题材？
刘万永：很少长期跟踪。前段时间我们部门开业务研讨会，很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学习《南都周刊》的《起底王立军》和《财新新世纪》周刊的一些报道。我们特别报道部的领导和我们的编辑都意识到了，我们不仅要做一些短平快的东西，还要做一些长线的东西。过去，有跟踪的题材也主要是在教育领域比较多。
张志安：你们为什么会在教育题材尤其高考加分这个题材上做持续性的报道？
刘万永：很重要的一点是它符合整个《中国青年报》的定位。中青报的读者以学生为主，从高中到大学这个年龄段的读者比较多。高考加分涉及很多学生的切身利益，而且存在的问题确实很多。所以，高考加分这个题材我们做了好几年，印象最深的是湖南娄底的高考加分事件，那里的高考状元都是“武林高手”，获得的加分都是武术比赛的加分。
张志安：除了教育题材，其它领域呢？
刘万永：除了教育也没有其它的了。经常有人说，我们特别报道版做得就像教育版。除了高考加分，我们基本上每年都会做高考舞弊的题材。
我们希望增加一些经济或法制方面的长线报道，比如关于劳教问题。但这些长线题材需要记者有相应的、长期的知识储备，比如劳教制度的历史脉络是怎样的、现状是怎样的、有哪些具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劳教制度的专家观点是什么等等。假如今天宣布劳教制度废除了，我们明天就要出一个整版来回顾劳教制度，这些知识储备就能派上用场。
其实，这还不是能用长线的报道来概括的，这需要记者用一定的时间，长期关注某一领域的问题。以后，如果我们的记者人数有所增加，每一个记者不用说为了赶明天的稿子而焦头烂额的时候，就会有相对比较充裕的时间去研究这样一些长线的问题，也就可以弥补领域单一的缺陷吧。
‘速生的东西，必然速死’
张志安：做热点事件的报道，你们特别报道部是如何整合各方资源进行快速调查的？
刘万永：我们部门的人比较少，一共7个人，其中3个人是记者，而且两个记者是去年刚来的，剩下那一个比较成熟的记者很快就要离开特别报道部。其他的记者就依靠地方记者站，但一个记者站也就一个记者。
我们的报道多数是由一个记者单独完成，但也有一些报道是几个人合作的。比如前年我们做的一个兰州大学的学生举报他的同学***考试***的题目，就是好几个记者合作的。因为这个稿子涉及几个不同的地域：举报的学生是兰州大学的，我们需要去兰州采访；被举报的小伙子是被宁夏警方抓的，还涉及宁夏的采访；被举报的孩子的爸爸去了北京，说是要去清华大学找法律专家，我们还需要在北京采访。涉及跨地域的报道的稿子，为了在时间上更紧凑，我们会同时派几个地方的记者。
我经常会给记者强调的一点是：记者要有编辑的意识。我们一个整版大概是8600字到9000字的篇幅，还需要一到两张照片。记者写稿的时候就需要自己对稿子进行拆分，拆分到三篇到四篇的样子，其中有一篇3500字到4000字的主打的稿子，两到三篇的配稿。写稿的时候，记者要注意具体的素材如何应用，详略如何侧重，照片如何选择……这样的话，后期编辑的时候就能省很多的力。
张志安：你们的深度报道比较注重时效性，能举例说明，速度对深度报道的重要性么？
刘万永：对事件的挖掘，既有广度，又有深度，这相当于两个维度。这些东西不是一个人、一天甚至说一个媒体能够挖完的。我做罗彩霞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报道，之所以能够成功，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下手快，出稿速度快。
当时我去天津的那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不但已经完成了天津的采访，而且正要坐飞机去湖南，但是第二天我的稿子都发出来了，她还在湖南采访。如果是过去，互联网还没那么发达时，我作为一个记者去调查一个事件，第一层是确认罗彩霞是否被冒名顶替了，第二层是谁顶替的，第三层是她怎么被顶替的，最后才是冒名顶替的人和相关负责人应该受到怎样的惩罚。但现在的报道，我们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一层一层地都挖干净。因为还没等你挖的时候，别人都已经挖了，很快就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点挖同样的东西。
因此，罗彩霞被冒名顶替上大学这个事件，我知道第一层就可以发稿了。具体冒名顶替是怎样被操作的，是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如果我试图一次性跑完所有的地点，那时间肯定不够及时。所以，这个事件我之所以能够第一个爆出来的就是因为我在了解了第一个层次之后就把它爆出来了。所以想要把一个事件吃干榨尽，在报道的时效性上就不够强。
张志安：以“天”为周期操作深度报道，相对来说速度较快、但可能缺乏足够的深度。你们会怎么平衡深度和速度的关系？
刘万永：深度和速度很难平衡。我过去经常跟我同事说的一句话是：“速生的东西，必然速死。”
我当记者的时候，通常是上午开选题会，中午吃过饭，领导就会告诉我今天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稿子，当天晚上就要交稿。但找人也需要时间，而且并不是所有的领域我都了解，要写好一个报道还需要相应的知识储备，这些东西经常很难做到，也就是说我经常要写一些我完全不懂的东西。因此，我经常跟我同事说：“速生的东西，必然速死。”
我们现在的状态也有跟过去有类似的地方。特别报道部一周要出三个整版的稿子，经常面临的情况就是稿子来得很晚，实在没有稿子的时候就只好把版面让出去。就像是出租车司机每天早晨一睁眼就想着要为出租车公司挣那几十块钱一样，我们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想到明天有一个整版要等着填，但现在还不知道稿子在哪儿呢。这样就必然会对版面的质量产生影响。
张志安：一睁眼就等着填版面，这种状态会不会让你的工作比较焦虑？
刘万永：哎呀，我太焦虑了，我天天都在焦虑当中！如果我们部门的记者数量要是能到7个，或者5个也好，就能从容多了。我希望我们的队伍能够形成一个梯度，能够“以老带新”，既能保证稿子数量，又能确保稿子的质量。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部门人员不稳定，青黄不接。好在，我们部门的记者还算比较勤奋，很愿意去采访、写稿。我们主任吴湘韩每天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给驻站记者打一圈***，看看谁手里有线索，谁在写合适我们特别报道版的东西，尽可能地挖掘一些资源吧。
张志安：你们整版的报道要有所“拆分”，这种组合报道如何突破“现场+背景+专家观点”的模式和窠臼？
刘万永：我们过去一直在用这样的模式，现在基本也没怎么变。我觉得更主要是出于版面语言上的考虑。比如，专家观点不会太长，大概1200字到1500字，正好是右边的竖一栏，剩下五栏，我的稿子比较好摆。
其实，我最反感的就是专家观点这样的稿子。第一，我们可采访的专家库资源太少，采来采去就是那几个人，读者都看烦了。我们应该采访的是不同的人，甚至是观点相左的人。第二，更多时候，所谓的专家观点，不是谁都能说出新东西。我就经常跟我们同事说：“你还不如采访我呢，这些东西我都能说！”如果我们没有找到合适的专家，如果专家没有独到的观点，不如不找专家谈。当然有时候也与事件本身有关系，有些专家觉得我们问的问题没有什么意义。
我希望专家观点能够越短越好，越独到越好。如果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不如不要，把更多的篇幅留给前线采访时得到的一手资料。
关于事件背景，原来有一个小栏目叫“链接”。这样做，比较省事，也能够在信息上更加丰富、多元，但最后被有关部门明令禁止了，就是不能就这个事件联想太多。比如说假如劳教制度今天废除了，我把任建宇案做成一个“链接”，这样的稿子也许就会被毙掉。
最关键的就是前方记者能不能把该拿的东西都拿到，写出来的稿子逻辑严密，证据切实充分。如果能做到这些，这个版就能够立得住。具体怎么组合，其实有很多方法，比如可以用相关的图表或漫画来丰富版面语言。实际上，稿子的信息量丰富了，读者喜欢读了，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张志安：关于组合式深度报道的操作，还有什么可分享的经验么？
刘万永：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时间发现线索，第一时间做出判断，第一时间派出记者，同时还要考虑事件走向，是否需要后续报道或者是调动周边地方记者增援。类似打一个战役，既要根据以往的经验，又要根据具体的事件来决定要调动哪些资源。
作为特别报道部的编辑，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合适的工作交给合适的人去做。我对记者都有一定的了解，知道他熟悉什么报道资源、有哪些采访经历，发挥他的特长就好了。从具体操作来讲，应该要“新老搭配”，如果做一个比较大的稿子，既需要成熟的记者，也需要有年轻记者、实习生参与其中。成熟的记者，在前期采访和最后成稿的写作过程中起到主心骨的作用；年轻记者多跑跑腿，多付出一些辛苦，相互配合。
我认为，组合报道的意义在于能够给读者提供一个全景式的报道，尽可能地把所有的点都覆盖到。这往往是由一个记者难以完成的，需要前后方相互配合，一步步地把事件真相呈现出来。
（编辑：SN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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