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当政要员身边怎么都有地下党_百度知道我为什么要上访　　
一，我的地下工作经历　　
四七年旧历十月我初中毕业离开学校的前一天晚上，马一中（文革自杀前是成都体育学院教导处长）先生把我叫到他寝室问我道：“毕业以后做啥子？”我回答说：“升学。”他想了想动员我说：“天要亮了。天亮了读书，打倒蒋介石读书。”后由刘云柯（解放后不知道下落）先生指点我到郑多恒（病逝前在四川省科委工作）先生家，认识了后来的特支书记彭立人（解放前夕牺牲在重庆渣滓洞）。从此，我就在彭立人同志领导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了。　　
我没有辜负老师们的期望，在四八年川东龙潭暴动前夕，我领导的组织就发展到四十多人了（见***达县党史268页）。龙潭暴动中，我带上山参加暴动的有李春界、郭荣先、程代安、何华生和李胜极，加上我共六人。由李春界发展的李代荣，因家在木子乡，关系由特支委员郑多恒先生联系。九五年为彭立人烈士立传时、当时健在的唯一特支委员郑多炳（已逝世）说，李代荣也带人上山了，郑还说李代荣是党员。李代荣解放后参加渡市区工作，曾担任渡市区区长的刘德炳在会上也证实李代荣是党员。我于是气愤地质问郑多炳说：“李代荣是李春界发展的，李代荣是党员，李春界是不是党员？身为特支委员，八三年落实地下党政策你为什么不肯为李春界出证明？”在与会的众多目光注视下虽然把郑多炳的脸羞红了，我却没有问李代荣带了多少人上山（现在只有刘德炳健在了，听说刘在重庆一个中医研究所离休，可以为会上的情况作证明）。倘若李代荣也带了两个人上山参加暴动，我发展和领导的组织中至少有九个人上山参加龙潭暴动。　　
暴动失败我被捕了。　　
第一次审讯我的是伪县***局督察长龚渊如。尽管我被反剪双手，我还是在他的法庭上走去走来，没一句口供。他拍着桌子厉声喝道：“我是审问你的官哪！”并命令左右拿来绳子扛子。绳子扛子像死蛇一样摆在我面前，我还是没有口供。后来听说他向伪县兵役科科长说，他所以没有用刑，是因为受了我家款待，还承认接受我家贿赂，抹不下脸（健在的程代安可以为这事作证明，程代安现在都江堰干休二所）。　　
我在反动派的监狱里关了十五个月。　　
入狱不到一个月，我就打了看守。看守名刘有志，只感觉他对犯人太残暴，太凶恶，该打。没有想到打不打得，也没有想到我打不打得赢他。他至少二十岁，我十六岁，并且我脚上还戴着脚镣。我把他打懵了，他没有料到犯人敢打看守，当他意识到要还手时，放风前的犯人们喊叫起来了，后来只得由老犯出面给我戴上反手铐把我关进黑卡。在一些犯人的周旋中看守主任同意叫我写份悔过书，认个错算了。我拒不认错。看守们为了泄愤和报复，找了绳子竹块准备在晚上犯人收风后收拾我。一个同看守住一起有七年徒刑的肖姓伪军法官开导他们说：“算了算了，冤家亦解不亦结。***的脑壳上又没有刻字，那样小一个娃儿都敢打你，贷了他们的过城里尿巷子屎巷子多得很，如果哪里碰着哪里‘发财’，不是自讨苦吃吗？”看守们害怕了，停止行动，把我从黑卡放出来，第二天又由刘有志亲自下了我的反手铐。　　
监狱的不平事太多。犯人住的房间叫仓，睡的床叫“筏子”，由睡筏子下到睡筏子上，由大仓到小仓，都离不了钱，穷人哪来钱呢？并且睡筏子下以前还要先睡尿桶旁边，醒来一头一脸都是尿水。……我用这些材料写成散文或小说通过荣承烈（荣同情地下党，他弟弟荣世政当时就关在重庆渣滓洞），发表在《达县日报》上。不知哪一篇惊动了县参议会，专、县法院受到抨弹，监狱当局进行大搜查。几百犯人沿地不动，上自看守所长，下至全体看守，一个个全神贯注，如临大敌，以致遍地乱草，满仓狼藉。但我没有因此搁笔，一直写到我们被解到万县为止（未发表的文稿解万县时交荣承烈保管）。　　
我还两次组织劫狱，计划了出狱后的游击活动。　　
一次是由我家出钱，疏通法院，批准曾庆辉（开江普安场人）提前假释；一次由刘定国（也是开江普安场人）借外出挑水的机会逃跑。出狱后找来存放在外面的手***，里应外合。第一次我家在筹钱时我染春瘟、误了时日；第二次刚安排就绪，我们又突然被解往万县。　　
上面三项，除同时被关在监狱的离休干部周代盛（现住达县双庙乡）和程代安可以证明外，八三年县委在落实地下党政策时也查证属实作了肯定：在狱中打过看守，写过进步文章，组织过劫狱（实际情况岂一个“过”字了得！----查县委组织部档案）　　
后来发生的事使我在人间地狱生活大半辈子，揪心悲恸；检讨起来我错在哪里呢？　　
在龚渊如拒绝接受我家贿赂愤然离开后，我母亲痛哭流涕批评我把事情弄糟了，我骂走我母亲。我经过批准参加了亲帮，我亲帮师父龚君楷来看我，他向我说：“你这个娃儿英雄，龚渊如是啥子人，你都敢公然反抗，了不起。”当时在我幼稚的心灵中我确实认为我是英雄，听了他的话感觉乐滋滋的。他教导我说：“你现在被他们抓着了，光‘硬’有啥用？说几句‘粑’话，（释）放了你又来（干革命）嘛。”　　
老师们只教我读书，激发我对蒋介石政府的愤慨；特支书记彭立人只教我如何工作，被捕后如何对待敌人却很少提到。解放后郑多恒先生从云阳给我写信来说：听说你被捕了，我心中深感不安。你小小年纪，如何去适应那瞬息万变的环境？如何去面对那凶恶残暴的敌人？　　
正如郑先生所说，我十六岁，我竟认为龚君楷的意见是正确的。暴动已经失败了，人也都走了，关键是放了我又干革命。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半推半就地在父母托人写的“悔过书”上盖了指纹（悔过书内容：年幼无知，受奸人诱惑，误入歧途，……没涉及暴动一个字）。后来在敌人法庭上因我是暴动失败被捕的，向敌人供认了部分暴动情况。　　
在被关押在伪县***局的日子里，因夜晚无眠，我心中多次向幽冥中呼唤：彭立人同志到哪里去了？老师们又到哪里去了？我现在的态度“对头”吗？除传来小礼堂自鸣钟钟摆的嘀嗒声外，无任何回应。倘有人提醒我说现在的做法错了，从我在监狱的全部表现看我会立马“改变”过来的。----可是没有这样一个人啊！　　
尽管敌人不相信我的交待后来对我使用了电刑，我在敌人法庭上像死人一样没有出卖一个同志，也挽救不了我向敌人供认部分暴动情况的过失，铸就我一生悲惨的命运。　　
二，解放后的遭遇　　
我们的特支书记彭立人解放前夕在重庆渣滓洞牺牲了，达县地下党属川东，达县解放后的行政区划在川北，达县没有清党，除四个没有脱离组织关系的党员外，我们的情况无法向组织全面反映并得到信任，如同一群被遗弃的孤儿。　　
五六年审干，县委认为中央十人小组政策规定，凡是在敌人法庭上出卖了组织活动情况的都是叛徒。我被捕后向敌人供认的暴动情况也属于组织活动情况，我应该定为叛徒。　　
县委还认为向敌人供认暴动情况是贪生怕死。　　
我不同意县委的意见，因暴动失败暴动情况已经完全公开了，我不交待敌人也清楚；况且还应该全面地、历史地考虑我被捕后情况。……但不管我如何申辩，县委的意见始终没有改变。　　
我把我的全部情况（包括在悔过书上盖指纹）写成材料，附上县委的意见和我的意见，请县委审查后转呈省委认定，我听省委的。县委没有上报这个材料。　　
五七年整风，县委说县委是代表“党“的，我拒不承认县委历史结论就是反党，划我右派。划了右派我也不接受县委的历史结论，就开除我送劳动教养，还以反革命罪由法庭判了我三年管制。　　
六一年底解除劳教支遣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一个有地主叛徒右派身分的人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活下来有多么困难。幸好我在贯彻阶级路线前结了婚，否则，断子绝孙了。　　
七九年安置右派分子，我作了名普通公社干部（解放后成立县法院前县政府设司法科，我是司法科负责人；五二年怀疑我有叛变行为了，我也是麻柳区公所秘书，副区级，驻檀木三社五四年农副业增产百分之七十三，数全县第一；三社的会计陈显福还住在达州新世纪学校，可以证明）。　　
八三年负责落实我地下党政策的是县委组织部李经荣（退休时已是县政协副主席了），在同我见面的三个月后在渡市区委书记办公室里，有正副区委书记在场向我宣布了三条：一，我在历史上还是有叛变行为；二，没有人证明我是党员；三，有党龄才有工龄。　　
四八年正月我和特支书记彭立人第一次在申家乡见面，他向我说你入党已经批了，五六年审干我向县委交待了我和彭立人同志谈话的全过程；八二年唯一健在的特支委员郑多炳向地、市、县委交的党员名单中有我，怎么就没有人证明我是党员呢？不是党员就没有工龄，我在解放前遭受的苦难一风吹了。并且，我在历史上还有叛变行为，我解放后的划右、劳教以及将近二十年的农村灾难也因此罪在不赦，罪有应得了。一个落实政策的干部竟如此无知、如此浅薄，我愤慨地向李经荣说：“你还是应该读点书，把政策弄懂，你晓得啥子叫叛变行为吗？我被捕后没有出卖同志也没有背叛组织、我哪来的叛变行为？”有区委书记在场，伤了李经荣的脸。　　
我请假到县委找主管落实地下党政策的副书记苗俊生，请求落实党藉。一个普通乡干部找县委书记说多难有多难；白天找他，他开会去了，晚上到他家里找他，因家里人不认识你，谎称不在家。我在打早饭的路上找到他，边走边谈，不到两分钟，他就厉声向我吼道：“北京成都随你去！”难道北京成都我就去不得？二十多年的积怨如火焰般喷薄而出，我在饭堂同他吵了一架，把苗俊生也得罪了。　　
于是，他们不承认我党藉，也不承认我工龄，还在我的复查结论上加上我被捕后向敌人写了自白书。一个副区级干部落实地下党政策作了乡干部，工龄党藉不承认，我被敌人逮捕后没有问题也被别人怀疑有问题了。我当乡干部十三年，除去两头当了十一年县的先进工作者。后来调任十一年乡财粮，除去两头我也年年是县财政系统的先进工作者，所在财政所也年年是县的先进财政所（县委办公室和县财政局有档案可查）。尽管如此，到离休（由于我申诉，八四年底省委组织部批准了我工龄）我还是个普通乡干部。　　
----伪专员李放六在五三年关于“龙潭暴动”有个交待：奉重庆绥署令：将王体仁、周代盛、冉崇增、雷润泽等四人执行***决，省保安处令将此四人交到军事法庭再讯办，故未执行（录自***达县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华蓥东北的武装斗争》。　　
----七0年正月，省革筹调查组的向我说：“我们在向你了解情况前、了解你的情况都花了半个月时间，你知道反动派为什么没有杀你吗？因为你家里包袱塞得凶，给一个特务头子买件皮袍就用了一百五十块银元。”（除有档案可以查对外，当时的公社社长庞佑贤健在，能证明调查组到来的事）　　
----伪县***局督察长龚渊如也想打死我。　　
由伪赵家区署解县，在走出赵家不远的一个幺店子门前，随行的亲帮师父龚君楷向押送的区警队班长手里塞笔钱后请求说：“长官，休息。”班长命令大家休息。我们刚在板凳上坐下龚君楷用手把四面一指，说道：“这地方多好，四通八达。”地方确实不错，阡陌纵横，一马平川。龚君楷随即小声向班长说：“我是来收尸的，这里抬回家方便。”班长却朗声回答说：“不得打（死）了，不得打（死）了，要打（死）昨天晚上就打（死）了。督察长（指龚渊如）再三要求区长把他（指我）拉出去打（死）了，手续由他到县政府去了结。区长犹豫着没开口，区长太太猛地向督察长跪下了。太太说：‘督察长打（死）不得呀，打（死）不得呀，那样细一个娃儿嫩条条的，贷不得他的命债呀，贷不得他的命债呀。’区长不表态，督察长只有无可奈何地走了。区长太太没有生育，担心贷了命债更不会生育。”班长的话所有人都听见的，现在只有程代安健在了，程代安可以证明。我当时不光年纪小，人不高，身体还单薄。我们被解到伪赵家区署时区长身边一个女人嘴里不断说可怜可怜的，大概就是区长太太了。　　
一个为***打天下侥幸活下来的人，在***获得天下后不断地受到打击和压制，能不申诉吗？　　
我不息诉有啥法？敢搬了石头打天？　　
二十七年来，我向各级党委的申诉信至少写了五百封；我十次上访省委组织部，一次上访北京中央组织部；我向省委组织部、向江总书记，和向***中央组织部都寄过钱，请求用我的钱来落实我的问题，倘我无中生有，无理取闹，我自甘受法纪制裁，都没有结果。　　
二00八年三月我开始把申诉交这一届县委组织部，交了多少次我记不得了，听说每次申诉县委组织部长郭莲都有批示，责成县老干部局处理。县老干部局局长谢习相也曾经把原来经办这事的魏开阔（后来是县教育局副局长）找来，有组织部的副部长柏战海在场，听了我的申诉，也听了魏开阔的介绍，像要解决问题的模样，后来不声不响，不了了之。　　
有一次郭莲向老干部作形势报告，散会后我问郭莲，我说：“郭部长！我的申诉啥时候能解决呢？”郭莲回答说：“还要调查。”我反问道：“二十多年了你们还没有调查清楚？是不是你们也不敢惹苗俊生？”郭莲的脸一红，我当即说：“事情虽过去了二十多年，但经办人苗俊生和李经荣都活着，召拢来对质就把问题弄清楚了。”　　
我向谢习相问李经荣的下落，谢习相东支西吾。一说李经荣在青岛，一说李经荣在成都，一说李经荣在住院。总之，李经荣始终不露面。　　
怎么办？***总书记不是说我们“依法治国”吗？我去寻求法律帮助。苗俊生李经荣固然可恶，县委组织部和县老干部局也不叫话，我打算以苗俊生和李经荣为第一被告，县委组织部和县老干部局为第二被告。我找市中级法院退休干部组织的律师事务所，他们听了我的申诉后建议我向组织部门申请，我想说就是组织部门不解决问题我才求法律帮助的。我找老专署那个律师事务所和法之缘律师事务所，他们要我先交钱后听申诉，我不愿意先交钱。我后来找了达渝律师事物所，律师姓陈，达县渡市乡人，我曾经在渡市当过乡干部，他不收我的钱就听我的申诉了。听完我的申诉当我提出把县委组织部和县老干部局列为第二被告时，他笑着问我道：“你‘告’***吗？”　　
***又不能‘告’！我没办法了。　　
后来峰回路转，有了希望。　　
二00九年五、六月份某天上午，县老干部局忽然有两个干部到我家里来，不说什么事，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坐半天，走了。第二天上午又来两个干部，一个干部问我要怎样才不上访？哦！我明白了，是县老干部局害怕我上访。我回答说，“解决了问题我就不上访了”。接着，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柏战海、县老干部局长谢习相，和组织部两个青年人，连续到我家里来了四次。第一次来我不在家，第二次来谢习相向我说：“党藉不说了。”意思是查明我是党员了。第三次来还是谢习相说：“政历也不说了，已经‘改’过来了。”查实了我在被敌人逮捕后没有向敌人写过“自白书”。谢习相还说：“郭部长（指郭莲）不空，郭部长有空她还要来看你。”第四次来，还是柏战海、谢习相和组织部的两个青年，谢习相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回答说：“开除苗俊生党藉。”　　
我为什么提出开除苗俊生党藉呢？因为这家伙太可恶了。在我向省委组织部和江总书记寄钱那个阶段，特支委员郑多炳把我叫了去，郑向我说：“苗俊生到我家来几趟了，他叫你莫申诉了，问题他帮你解决就是了。”我不申诉了，解决没有问题。九一年白兰芳书记（白解放后任达县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当时是重庆市委副书记）回达县，约一些老同志见面。在会上看了我的信后当即问与会的同志道：“雷润泽究竟是不是党员？”地下党员陈耀碧（市电大校长，已逝世）回答说：“是党员。”地下党员吴万才（健在，市水利局离休干部、当时和苗俊生挨身坐在白书记对面）向苗俊生说：“雷润泽的党藉你不承认不行，他又不是年青想当官，他是想不通。”苗俊生当着白书记的面回答说：“我们马上研究，马上研究。”苗俊生没有研究。整了别人应该受到良心谴责，他二十多年来居然没有半点歉疚表示。这种人不要说没有党性，连人性都没有，开除他党藉还是轻微的。　　
一次我到县老干部局去，谢习相向我说：“老革命！开除苗俊生党藉的事恐怕办不到。我们请示县委李书记（李春，县委书记），李书记说：‘人家退都退休了，给个啥处分？”我说：“假如他杀了人，或者大肆受了贿，也因为退休就算了吗？”　　
我看《半月谈》才知道，县委组织部和县老干部局所以这样着急解决我的问题，是因为中央有个“一票否决”，他们害怕一票否决。　　
后来风向变了，大约又不一票否决了。有谢习相，组织部的两个青年人参加（听说柏战海另调工作了，不在场），由谢习相主持，组织部的两个青年人分别发言。一个说，有七条理由证明我在解放前没有入党，另一个说我虽没有向敌人写过自白书，但在悔过书上盖了指纹，两者性质一样。　　
听了这些话我仿佛觉得我不是在***的县委组织部，是在黑社会。怎么说呢？谢习相向我说党藉不说了，政历也改过来了，两个青年人在场，没提出任何意见，曾几何时，既没有省、市组织部门的代表参加，也没有地下党人或其他退休老干部在场，翻云覆雨，出尔反尔，竟出自***的县委组织部，不是咄咄怪事吗？　　
我一怒到成都去，准备向四川省委组织部申诉，当晚住在我老师胡晓风（离休前是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先生家里。胡先生奇怪地向我说：“达县县委组织部的人向我说你是党员，他们要为你落实党藉，怎么你又没有入党了呢？”我问道：“你叫他们来的？”胡先生回答说：“我认都不认识他们，怎么叫他们来呢？他们是通过我们宣传部的老干处带来的。”停了停胡先生问我说：“你还是离休干部吗？”我点头。胡先生说：“是离休干部就算了，你在写书，回家去写书。”　　
回家后胡先生打***问我道：“你想通没有？”我回答说：“想通了。”我想不通有啥办法，敢搬了石头打天？　　
我解放前因革命险兮赔上性命，解放后也因“革命”在劳动教养修铁路的隧道里（塌方）差点命丧黄泉，苟活下来当了名普通乡干部，因没条件参加“房改”，至今除享受离休干部最低待遇外，一无所有；耿耿于怀的是在历史上还负有被捕后向敌人写了自白书的罪名。　　
难道中国共主产党只有四川达县县委才像这个模样吗？　　
四川达州达县雷润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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