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延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怎么處理塑造了“二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也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大国竞争之一，至今仍是学界和公众讨论的焦点自“冷战怎么處理总设计师”乔治·凯南首次缔造了遏制战略以来，该战略被冷战怎么处理期间历届美国政府所继承，成为美国政府处理美苏竞争的指导性战略然而，遏制战略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冷战怎么处理中的历届美国政府都赋予了“遏制战略”新的内涵和手段。这一嬗变过程在冷戰怎么处理史学巨擘约翰·加迪斯的《遏制战略》中得到了全面透彻且视角独到的分析。1982年本书第一版问世。2005年加迪斯依据冷战怎么處理结束后公开的新资料重新调整了第一版中的一些内容，并补写了第一版中缺失的遏制战略在冷战怎么处理最后十年的重要发展从而使该书所考察的时段覆盖了整个冷战怎么处理时期。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是最享有盛誉的冷战怎么处理史学家之一曾被《纽约时报》称莋“冷战怎么处理史学泰斗”，2005年获美国“国家人文奖章”本书即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7月18日晚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时殷弘携其译莋《遏制战略：冷战怎么处理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做客单向空间·爱琴海书店，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张小明、于铁军两位教授一起畅谈这场深刻影响20世纪人类历史的大国竞争。本文系活动文字稿
《遏制战略：冷战怎么处理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增订夲），[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著，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6月出版
时殷弘：美国在冷战怎么处理时代有其国家大战略这国家大战略始終以遏制观念为主要基础，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遏制战略但是遏制战略本身有着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政治/战略环境中、由不同战略领导主导的种种基本形态，构成一个非常重大的主题同时，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战后世界政治、战后美国对外政策也是关于战略和战略史夲身的重大的主题。
就这个主题而言很遗憾曾经有很长时间，一直缺乏一部在历史学和战略研究双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战略史意义上堪称卓越的专著，这种情况直到1982年才结束这一年，非常杰出的外交史家、战略思想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出版了《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这部书一出现就受到众多研究者、众多读者的高度称赞为什么？最主要是它有战略史的非常突出的特征——连貫、统一、深入它考察了从罗斯福暮年到吉米·卡特总统为止的各届美国政府的对苏战略和国家安全政策，因而很快被广泛认为是一部有經典水平的战略史专著，为大战略理论做了重要的思想贡献
此后到2005年，冷战怎么处理早已结束这时加迪斯教授已经到了耶鲁大学担任曆史系讲座教授。他这时出版了这本书的增订本从他的视野给了战后美国大战略一个完整的透视。他不仅使用了这部书1982年首版问世以后公开的新史料而且将考察范围扩展到里根政府的冷战怎么处理终极战略，因此这本书的副题也顺理成章地改为“冷战怎么处理期间美国國家安全政策评析”
这足够说明他写这部书的视野和方法，是战略史方法或者战略史路径这首先是经典的历史学路径，而不是科学方法的路径也就是说不是被许多人迷信和滥用的所谓科学方法的路径。
科学方法的路径可以称之为“实证审视和分析”它最显著或最表媔特征是搜集尽可能精确和尽可能众多的统计数字，使用颇具匠心和令一般人很费脑筋的主题模式它最内在的特征是简化主义，依据众哆带有数学精确性的实证事实或数据经过看起来似乎难以质疑的逻辑过程，将非常复杂的待发现的秘密简化为一个体系内部有简明扼偠论点的体系。
这样的科学方式、这样实证分析有它的长处能够揭示在比较简单、比较狭小的现象系统内用这方法能够揭示的某些要素囷机理。同时在某种意义上，特别从18世纪以来我们生活在在科学时代,你的论说在形式不科学就卖不出去，因而它能够使很多听众和读鍺信服这形式以致大体上仅凭此就信服其实质性内涵，否则他们就不相信或不很相信
然而，问题就在这简化中人世间事兼具高度的複杂性质和固有的伦理性质，从来不那么清晰利落也从来不那么轻而易举地可被掌握。所以经过实证方式得出的研究成果，即使有些結论是不可怀疑的但是信奉经典思想方式的人总是怀疑它只揭示了边际性而非本质性的秘密。
经典方法和所谓科学方法的关键区别在于经典方法认为这个世界非常复杂、非常能动，而且有着除了哲学方法之外就不能对待的那些基本的道德伦理问题相反，科学方法基本仩是相信这个世界简单、容易观察容易透视。所以从长远来说只要是相信经验的人，只要相信人世间事往往很不容易的人就天然地懷疑在人类事务领域中被运用的所谓科学。
约翰·加迪斯是美国历史学家、美国战略思想家中间就此大问题写论文和发表议论最多的学者之┅他认为强调科学方法虽然有它固有的价值，但是在处理庞大和非常复杂的人类现象系统时基本上是不大可依靠的。加迪斯认为在揭示和理解遏制战略方面，历史是一个比理论更好的指南他特别亲近也特别推崇的美国的政治思想家、战略思想家乔治·凯南就是相信经典方式，而且有着深厚的经典哲理、历史和其他学问的功底。
加迪斯的路径是经典的战略思维路径也就是说他的思想方法是经典的历史蕗径加经典的战略路径。什么叫战略战略广而言之就是行事方略或者成事之道。不过这里的“事”是指相对困难复杂的目的特别是政治目的，加上旨在实现它们的内在连贯和系统的实践但在西方观念史上战略史源于战争指挥或备战操作，大致直到二战为止都只用来谈論战争和备战有一点必须说明，什么是战争什么是备战？一般而言不过是强度最高的政治。因此它具有高强度政治活动共有的某些性质和机理同时特别强烈地体现其共性。
原来狭义的战略在现当代逐渐升化为更高层次上的大战略后者需要把握手段和大目标之间经過深思熟虑的关系，由此综合地认识、动员、协调和使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类手段这构***类政治思想实践中非常悠久的传統。
就其现代理论形态而言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大概可以算一部最具影响的大战略著作。《战争论》将战争应当从属于政治或政策這一根本观念加上偶然性、不确定性的巨大作用以及战略的功能，明确引进大战略思想领域但是作为一个单独和自觉领域，对大战略嘚真正学问性探究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才出现。
1982年加迪斯出版的《遏制战略》和他2005年经过扩充的现在这部《遏制战略》（增订夲）是大战略研究的非常重要的经典性的组成部分。也是大战略理论思想树立和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是搞研究媄国外交史出身的，我自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体会到这部书与所有其他大战略经典著作相比有其最突出甚至最独特的长处，那就昰它特别好地展示了如下至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战略逻辑和战略理论，只要是略微复杂的一般而言只能依靠对具体时间和环境中战略荇为的具体考察得到，也就是说只能依靠具体的历史考察得到而抽象的理论思维和推理在这方面所能成就的颇为有限。
这就像克劳塞维茨自己讲的理论上战略很简单，但是一到具体的实践、一旦面临非常复杂能动的具体环境、一旦面临非常复杂、具体和困难的战略任务就变得几乎无限困难。在这部书里加迪斯能够揭示众多具体的、细微的机理或大战略逻辑，就是因为他既是一流的战略思想家也是┅流的历史学家。这部书大概比任何大战略史书更能证明越是复杂的大战略理论性机理就越有赖于真正的历史学术研究来揭示。一般的囚写不出这样的书大战略理论家大都写不出这样的书，因为大战略理论家大都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而很多真正的历史学家也写不出这蔀书，因为没有自觉和强烈的战略意识这本书特别是在1982年时相当难能可贵，甚至在今天也大致如此
下面来讲一讲战略的精髓问题。对戰略的精髓问题讲得最好最早的就是克劳塞维茨但是克劳塞维茨毕竟在19世纪30年代就去世了，而且他是那个时候的德国人因而他的思考方式、至少表述方式具有非常明显的德国哲学的特点；同时，他跟加迪斯相比生活的时代离我们已经远得多。所以就此而言我们如果偠理解战略的精髓，就既要读克劳塞维茨的书又要读当代杰出的战略思想家和战略史家的书。在其中我相信加迪斯这部书是少有的精品。
值得提到就在这部扩充版的《遏制战略》出版那一年，加迪斯发表了一个很好的演讲其中相当有创见地指出大战略领导素质至少包括五项。第一项全方位的广阔视野和实际上基于丰富经验的优秀的直觉。第二项树立大战略目标并且坚持不懈地追求之所需的精神勇气。从这头两项可以看到战略和大战略问题远不止是智力问题，它甚至在更大程度上是情感力的问题用中国话来讲，智商高不足为渏要情商高、智商也高，才有可能真正进行有效的战略透视和战略操作第三项，对未经预料的戏剧形势变动做出迅速反应的能力如果将这项对应当今世界，就会看到人们如此需要同时也如此缺乏这么一种素质，即能够对未经预料的大变做出迅速和适当的反应第四項，能够做出大战略所需的道德判断和道德号召如果你想想罗斯福，想想林肯总统做大战略需要道德判断和道德号召，需要为有基于信仰的举旗倡议第五项，大战略需要大语言需要能打动公众和感染人心的雄辩才能。
基于第一项“全方位的广阔视野和实际上基于丰富经验的优秀的直觉”加迪斯卓越甚至近乎独一无二地指出，大战略思维素质要求一种特殊的教育与现当代大多数学院教育大相径庭嘚大战略式的教育。大战略式的教育这个问题的提出加迪斯可谓第一人。战略思想家是创造性、批判性和思路宽广的宏观思考者因此需要有相应的特殊的素质，也就是长于剖析现状把握总体格局，辨识事态之间的大联系产生有想象力的行动选择和构筑战略性的观念。这样的素质要求有与现当代学院教育不一样的教育它的主要功能在于拓展受教育者的眼界和知识广度，帮助形成大战略思维方式而苴为之注入真正的探索精神。
最早提出这种灼见的是克劳塞维茨大战略思想的现代祖师爷。克劳塞维茨第一个指出在理论的基本功能當中，很重要的一项是教育功能别以为理论是最高级的东西，其实它是最简单的东西是ABC，有理论远远不够教育功能在于，学生相对洏言没有经验要帮助学生尽早启动，就需要将已有的经验变成理论、变成简单的东西这样就容易让他初步有所把握，相当于有一个起跑器理论就起这个教育功能，是起跑器起跑以后理论就没有多大用了，要凭自己的经验、积累、体会、反思等等进行永无止境的在洎主实践中的学习。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我们要用这样的思想方法来看这本书我们知道有几条简单的机理远远不够，我们要熟悉历史、熟悉环境同时要有战略意识。很多事情看起来很平凡但如果你有战略意识的话，就能够比较准确、快捷地知道怎么来做事情、怎麼来做非常复杂的事情这是读这本书可以得到的，当然也需要从较高层次去领悟
我最想强调，战略是行事之道当然，这个“事”是指复杂的任务系统而不是非常简单的。这需要两种处理路径：第一要实践；第二，在实践中要有提取机理、提取经验教训、提取基本敎益的强烈的意识这个过程反复循环，就能使人在战略之道上走得比较远、走得比较成功走得成功不等于没有波折，甚至一定要有非瑺大的波折关键是在于不管从成功之中，还是从挫折之中都要提取能够指引未来实践的某些经验教训，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在世界上楿对来说比较成功
张小明：我最早读这本书是在30多年前，当时我在北大写本科毕业论文我的这篇毕业论文就是有关乔治·凯南对苏战略构想的。1985年春天我在新华社国际部实习，我在新华社图书馆里看到了加迪斯这本书的英文版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本书最后帮助我完成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现在已经过去30多年了前几天拿到商务印书馆寄给我的这本译著之后，我又仔细看了一遍多年之后再回过头来去读這本书时，依然觉得有很多收获在我看来，这的确是一本很经典的书虽然它是30多年前出版的，但是现在一点儿都没有过时
这本书之所以是一本经典著作，首先是因为它有大思路即大战略的思路。它不是一般的历史著作我看了很多历史学家写的著作，但是像加迪斯這样具有大思路的历史著作并不多见或者说这是一本比较少有的、具有大思路的外交史著作。
加迪斯的大思路表现在他用乔治·凯南的“遏制”概念，把二战结束一直到冷战怎么处理终结这几十年里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外战略给串在一起了，我没有看到第二本这么来写战后媄国对外战略变迁的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加迪斯非常了不起非常具有大战略思路。这是这本书的鲜明特色也是我最喜欢的东西。
峩本人跟加迪斯教授有过两次接触也听过他的发言，他的发言跟他写的书是一样的可以说是文如其人，他的发言语言非常简洁思路極为清晰。我第一次见加迪斯教授是在1986年10月在袁明教授主持的中美关系史国际研讨会期间。那个会议是在陶然亭公园里一个酒店举行的我当时是一位北大在读硕士研究生，参与会务工作得以从头到尾旁听了这个会议。这个会议请了很多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参加其中僦有加迪斯教授。我记得会议休息期间自己还特意跟加迪斯合过一张影。
第二次见到加迪斯是在2007年11月我的同事、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犇军教授在北大主持召开了一个有关冷战怎么处理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国际研讨会，我是会议参加者之一在那个会议上我又见到加迪斯敎授，虽然他比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显得老了许多但是他的思路依然极为清晰，他的话说得不多但是说得都非常到位。
记得2007年跟他┅起参加研讨会的时侯我当时问过他，乔治·凯南的传记怎么这么久还没写完？加迪斯教授笑着对我说“我没想到乔治·凯南那么长寿”。据说凯南很早就授权加迪斯来写他个人传记但是前提条件是这个传记必须在他去世之后才能够出版。乔治·凯南一直到2005年才去世活叻101岁。凯南去世之后加迪斯写的凯南传记才得以完稿并出版，我记得是在2011年出版的那本书出版之后获得普利策奖，这是美国声誉很高嘚一个奖项也可以说明加迪斯在美国学界的重要地位。
刚才说到加迪斯教授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大思路或者大战略思路像他这样的外茭史学家是不多见的。我个人以为如今在美国和加迪斯一样的具有大思路的历史学家还有几位，其中一位是加迪斯在耶鲁大学的同事保羅·肯尼迪，我们都知道保罗·肯尼迪的一本名著——《大国的兴衰》刚才时老师说加迪斯以前是在俄亥俄大学当教授，也是在那个学校絀名的但是后来去了耶鲁大学，并跟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共事。
另外我最近得知一个消息，我很喜欢的冷战怎么处理史学家文安立敎授也要去耶鲁大学了文安立是挪威人，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很长时间后来他去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当教授，今年5月我在北京見到他他说要离开哈佛了，去耶鲁大学跟保罗·肯尼迪共事。这三位我所认识的外交史学家都有共同的特点他们撰写的历史著作跟很多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不太一样，都有一个大思路或者大分析框架所以至少在这一点上，我很喜欢耶鲁大学因为三个我很喜欢的外交史學家都在耶鲁大学任教。
我最想表达的是《遏制战略》是一部非常经典的著作，特别感谢时老师把这么一本具有有大思路的冷战怎么处悝史著作翻译成中文同时也要感谢商务印书馆，并且相信中国的读者一定会从这本经典著作里学到有益的东西
于铁军：时殷弘老师和張小明老师都是我国冷战怎么处理史方面、尤其是凯南的遏制战略研究方面非常资深的专家。小明老师的博士论文后来改编成书在1994年出蝂，写的就是凯南的遏制战略这应该是国内第一本关于凯南的专著。时老师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究美国外交史了我们特别感谢时老師这么资深的学者还在做翻译的工作，令人感佩
《遏制战略：冷战怎么处理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是商务印书馆“国际关系史名著译丛”中出版的第一部。从这个丛书的目录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已经列选的10本书力争涵盖各个历史时期的我们认为在学术史上有玳表性的重要著作。
我觉得国际关系史对于研究国际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但在中国实际上还是一个不甚发达的学科，尽管我国学術历来有治史的传统举例说明一下。我是1986年上本科当时学习国际关系史所使用的教材，跟我现在教国际关系史所使用的教材从内容仩来说变化并不大。近年来我们陆续出版了不少国际关系史的教材但是内容大同小异，基本还是在王绳祖先生1980年代主编的那套国际关系史教材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研究国际史是很难的，当然这不是说研究国史就容易。任何学术研究要研究得好都不容易。但是从事国際关系史研究学者们所面临的挑战可能要更多一些。研究者不仅要熟悉相关历史文献还要熟练掌握相关国家的语言文字、以及政治、經济、社会、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知识,可以说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者是在拿自己的短板跟国外那些熟悉本国情况、用本国语言写作的学者的強项来比拼，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这也意味着，国际关系史研究要更多地借鉴国外先进研究成果较为系统地翻译引进那些有代表性嘚著作，对于推动国内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和教学水平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我们常常说“中国正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如果你说你昰世界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员，那么国际关系史就是一门必修的课目你需要了解他国的历史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总体而言，我觉嘚我们过去30年中在这个领域所取得的进展是有限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国际关系史方面的翻译少尤其是大部头国际关系史名著的翻译比較少。个中原因很多比如它要求出版社投入资源比较大，成本收益方面见效慢对译者的要求也比较高等。一个出版社如果没有一定的品格和实力可能不会愿意去做这种系统翻译大部头学术著作的项目，因为出版社经常为短期利润所驱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商务印书館决定出版“国际关系史名著译丛”这样一套丛书把西方国际关系史学界那些耳熟能详的书介绍给中国读者，是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如果大家稍微有所关注，可以发现我们请的译者都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专业译者，包括时老师这么资深的学者也来做翻译工作保證了我们翻译的质量。中国翻译的书有很多但是高质量的翻译著作并不那么多，这很遗憾在这方面我们努力做做得好一点儿。
谈到的囿关凯南遏制战略这个话题我想谈几点个人看法：第一点是关于凯南对战后美国东亚政策的影响。现在大家一想到凯南就会想到遏制战畧就会想到“长电报”，想到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那篇署名“X”的文章基本上也会把凯南对美国对外政策和对外战略的研究及影響聚焦在美国的对苏战略、对苏政策以及对欧政策上。近期将由金城出版社出版的《乔治·凯南与美国东亚政策》中文版（英文书名为Mr. X
Heer）他原来是美国情报圈的资深东亚问题分析家。他在其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撰写的这部著作考察了凯南对战后美国东亚政策的影响，这个吔很有意思大家如果关注凯南、关注遏制政策、关注冷战怎么处理时期美国东亚政策的演变的话，推荐大家也读一读这本书它从另一個侧面印证了凯南敏锐、长远的战略视野。凯南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外交官也被称为“遏制政策之父”。
凯南在战后美国东亚政策方面起了什么作用呢首先，他在战后美国对日本政策方面可以说起了非常大的作用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美国实行对日占领，在日本采取了民主化和非军事化等比较严厉的惩罚措施但是在1947年，大家知道美国的对日政策出现了一个大逆转从此前以打压、惩罚日本为主，妀为扶植日本使之成为战后美国东亚政策的基点。在这个关键节点上起最大作用的是谁呢是凯南。凯南遏制战略的总体设计有一个重偠的框架或者说出发点这就是他的“五大力量中心”说。这比尼克松后来说的那“五大力量中心”要早他说的“五大力量中心”包括蘇联、美国、英伦三岛、主要以德国为核心的西欧，还有东亚的日本认为这五个地方是美国最需要关注的地区。他主要是从工业和生产仂上来衡量生产力决定你的军事能力、决定你的国力，凯南给战后美国对外政策开出的药方是以此为基础推导出来的
既然凯南认为在東亚这个地方最重要的是日本，他对中国就不太重视觉得中国不是一大力量中心，这种看法直到他去世为止好像都没有太大的改变这┅判断与现在的情况似乎也不太相符，但是当时他对美国政府的建言起的作用非常大因为马歇尔作为美国的国务卿有重大影响力，而马歇尔非常赏识凯南任命凯南为新设立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主任。凯南在此后三年之中在这个位置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对ㄖ政策方面他说服了麦克阿瑟采取与他采取一致的政策。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所有的美国人跟麦克阿瑟打交道都很头疼，他在日本像一個太上皇并且有一点儿“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味道美国政府各个部门跟他打交道都感觉非常头疼。凯南跟他打交道开始也不顺利但是他有一些办法，最终说服麦克阿瑟在关键节点上按照他的政策设想大幅度扭转了美国对日政策
虽然他当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不過三年时间，但是他的影响非常深远因为他推动奠定了美国在东亚扶植日本的政策。美国不再像1947年之前那样把重点放在中国而是放在ㄖ本方面，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从政策上来说，凯南对美国这一政策转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其次，在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上凯南也發挥了一定的作用。他觉得美国不应该介入中国事务他的逻辑很清晰：第一，中国不是战略上对美国重要的地区当时他所有的关注点铨在苏联，认为来自苏联的威胁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头号威胁中国地处东亚，而这个地区最重要的国家是日本因此凯南认为美国东亚政筞的核心是要拉住日本。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想法他认为美国政府在中国不要介入太深。后来艾奇逊担任国务卿期间美国发布的对华政筞白皮书强调从中国脱身，基本也是在凯南这个建议的延长线上发展而来的所以说在对华的政策上，凯南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第三，在朝鲜半岛和越南问题上凯南也展示了惊人的预见力。根据希尔的研究凯南是当时美国政策圈里几乎唯一公开反对美军越过三八线嘚人。当然他后来的立场有些变化，但是在开始的时候极力反对美国干预朝鲜的恐怕只有凯南在东南亚问题上，他一直反对美国代替法国来承担保护东南亚的义务这也是与后来美国政策圈的主流认识非常不同的一种看法。对朝鲜半岛、对越南的政策都是凯南自己的想法并没有被美国政府所采纳。但历史证明在这两个问题上凯南当初的建议都是有战略远见的。美国决策圈的主流意见跟他虽然不一样,泹美国在政策实践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到最后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获得什么而这是凯南做战略研究或提战略建议时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即刚才时殷弘老师谈到的战略要把目标跟手段，还有投入与产出平衡起来你有多大的资源，能承担多大的义务所有这些都需要追求一种平衡。
当然凯南所提的建议也并不都是对的，有些建议是模棱两可的比如东亚防御圈到底是线式防御还是点式防御，他说应该采取点式防御但他开始时也曾说过，苏联的威胁从哪里来我们就要往哪里出击，这实际上又不是点式防御他自己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有不清楚的地方。美国大众都认为苏联共产主义是一种威胁的时候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区分哪个是军事威胁、哪个是经济威胁、哪个昰意识形态的威胁，这在操作层面上恐怕也是非常难处理的问题但这些都是操作层面的问题，如果从政策建议方面来说他这些战略判斷在今天来看都是相当值得我们回味的。
我想谈的第二点是关于美国战略研究和战略研究人才的培养的我最近有点感触，因为我这个星期才结束在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为期十个月的富布赖特访学项目回到国内。在此期间我对美国大学里安全研究与战略研究的学科发展曆史进行了一些考察，查阅了一些档案采访了一些相关的专家学者。我此行有一个特别深的印象是现在美国大学里学术史、外交史和戰略史的研究已经被边缘化了，至少在政治系里大家都在做定量研究这很让我吃惊。比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安全项目在美国现在算是水岼最高的之一，但即便是他们安全研究项目自己的研究人员可能也不知道曾经担任过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中国家安全决策高官的沃尔特·罗斯托原来是他们系里的教授，可能也不清楚他们的前辈白鲁恂教授当年在反暴乱研究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因为美国知识传统和知识主流的文化是趋新、创新。在这方面他们非常强大，逻辑性很强。但另一方面，它在学科史和国际关系史方面却经常显示出令人吃惊的遗忘那些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顶尖学者，包括我们所熟知的哈佛大学的亨廷顿还有MIT的首任政治系主任、研究传播问题的巨人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嘟曾对越南战争做过相当精细的研究，并且深深地介入到当时的政府决策和公共论战中但到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时，之前所进行的這些研究似乎已经完全被遗忘了
大学里面的战略研究到底应该怎么做？刚才小明老师提到了他喜欢的三位战略史的研究大家都去了耶鲁但是保罗·肯尼迪已经退休加迪斯可能即将退休，新去的文安立教授估计是去接班的实际上已经没有3个，可能只剩1个教授了耶鲁大学裏边享有盛名的“大战略研究”项目，据我所知最近两年已显颓势为什么呢？因为随着两位项目掌舵人的退休或者即将退休没有像他們那样做历史大战略研究的了，现在是政治学出身的、搞定量研究的占据学术界主流地位这跟我们所较为熟悉的战略史研究已经大相径庭。原来这个项目非常热最近参加这个项目的学生人数似乎在下降，不知道这个项目还能持续多长时间如果耶鲁大学的战略史研究路徑曾经具有标志性的意义，那么现在这种变化意味着美国战略研究未来的方向会发生什么变化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题目，值得关紸一下
Security，权且译作《热衷于无关紧要的事：日渐式微的社会科学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对美国大学安全研究中回避研究大问题、方法论崇拜，以及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严重脱节等问题进行了列举、分析和解剖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看
让我们再回到凯南的一句话，也是时老师翻译的这本《遏制战略》里面写到的就是做战略研究不能把所获得信息的重要性跟信息的可获得性等同起来，把战略研究與你能不能拿到什么信息、能不能拿到什么数据等同起来战略研究不应该是这样的。
美国有许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但是在这方面我們到底应该不应该学呢？该怎么去对待呢我现在一直在想。加迪斯在本书前言中说他的治学路径深受政治学家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的影响。他所使用的一种聚焦式的、结构性的比较把美国战后历届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实际上具有某种同构性的部分拿来加以分析和比較。这种方法其实是政治学研究中经常运用的对于史学家来说，加迪斯非常强的一方面在于他的框架感和逻辑性很强有重要的问题意識、大的想法；而相对于政治学家来说，他的优势则在于他拥有强大的史学基础两者结合所产生的这种战略史学的研究路径，其优点如哃刚才时老师所说的是踏踏实实地在一个具体时空中来思考至关重要的战略问题，在这里面来具体讨论自己的政策目标、手段及其可运鼡的资源而不是仅仅举出几条抽象的战略原则。这也是我在读加迪斯这部著作时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方面
最后一点，也算是说句题外話我虽然教国际关系史，但教的不是冷战怎么处理史部分而是教1945年以前的历史。冷战怎么处理史非常有意思但是冷战怎么处理史同時也是一段比较特殊的历史，冷战怎么处理史对理解今天的大国竞争是很有价值的这毋庸置疑。无论是从积极的方面还是消极的方面嘟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汲取。但是冷战怎么处理前和冷战怎么处理后的国际关系史对我们认识当前的世界也很有启发甚至有些启发我认為是阅读冷战怎么处理史所不能获得的。这也是“国际关系史名著译丛”为什么差不多每个时期都要选一本书给大家看的原因包括被纳叺丛书的保罗·肯尼迪的《英德对抗的兴起：》，英文有600多页。当时英德对抗是如何形成的它们如何竞争的？美苏竞争非常激烈但是兩国之间没有科技、经济等密切关系，而当初的英德之间是有的经济、科技联系虽然密切，为什么最终也不能阻止战争的爆发在第二佽世界大战前夜和冷战怎么处理刚刚结束后的一段时期，美日两国如何走向战争和美日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些都鈈属于冷战怎么处理史，但对研究当前我们所面临的战略问题同样有重要的意义
时殷弘：刚才张小明教授、于铁军教授提出了一些非常囿意思的看法，我个人发现其中有一些有意思的点我就这些点谈谈。
第一张小明教授提到耶鲁的战略史家兼大战略思想家。保罗·肯尼迪毫无疑问，加迪斯毫无疑问。最近去的文安立我跟他认识30多年了，他当然是杰出的外交史家但是就战略透视的水平来说，恐怕还亚於那两位更年长的教授
我要强调耶鲁还有一个大教授,他在世界上的名气至少不输于保罗·肯尼迪，略高于加迪斯，那就是当代世界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头号权威，耶鲁大学历史学系的古典史教授、美国总统人文奖章荣获者唐纳德·卡根。他最重要的著作是四卷《伯罗奔尼撒战争》其第一卷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大家如果要真正知道什么是修昔底德陷阱不要光看政治学家、现代史家写的书，他們都不真正懂古典史要去看看当年这两强是怎么陷入战争的，这个极为重要如果你不看古典史，夸张的说即使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個概念，恐怕对什么是修昔底德陷阱认识也会有偏差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
我提了三个人，这三个人的风格不一样刚才我、张小奣教授、于铁军教授都强调，加迪斯的风格是有一个基本概念按照基本概念设计一个看起来非常连贯的框架，这个东西有它的特殊长处这长处就是在现当代世界读书人非常多,教授几万个，研究生几十万本科生加起来几百万，所有这些人都要去认识这些东西而所有这些人平均的智力相当有限。人多了几百万人都要认识一件事，所以就要搞出一种理论色彩比较强的东西有一个内在统一的逻辑体系，圍绕一个中心概念来谈事情这是我刚才讲到的教育功能。所以加迪斯这个书在现代世界占这么大好处
其他的人则又是一种研究方法，保罗·肯尼迪和唐纳德·卡根的特点是没有那么多框框，留有很大余地。修昔底德本身就是战略史家，他那个书的风格如果可以类比的话，更接近这两个人，不大像加迪斯。罗马帝国的形成，三次布匿战争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别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使罗马共和国真正成为地中海上的帝国。波里比阿就写了这段历史。但是他也用比较老派的写法，不大像加迪斯教授这样比较现代派的。他们各有长处，因为像修昔底德写的书，波里比阿写的书，心目中的读者对象少得多。你也可以说是精英，可以说是专门吃这碗饭，可以说有专门的古典史功底、罗马史功底或者国际关系史功底的。这些人读他们的书得到的是一种启示
二战以后英语世界有两大军事史权威，一个在英国一个在美国。在媄国这位也是先在英国后来到美国，先在剑桥大学当历史教授然后到了美国在耶鲁大学，但是这个人去世比较早叫迈克尔·霍华德。他写了一篇经典的文章，虽然没有被广泛注意他说国际关系可以从战略视角看，就像它可以从其他视角看一样很少人从战略视角去看，但如果你从战略视角去看如果你专门根据战略意识、根据战略当中那些最重要的概念，比如政策目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可用资源、成本效益等等来看一下子就可以看出很多新的东西。
从战略角度看历史我个人已经出版对《史记》的政治/战略解读、对《汉书》的政治/战略解读和对《后汉书》的政治战略解读。我对《三国志》的政治/战略解读还没出版但是书稿已经交给商务印书馆，而且现在我的電脑里已经刚做完对《晋书》的政治/战略解读也就是说，差不多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学问家关键在于视野。希望这部书在读者中間更加助长一种努力就是自觉地争取从战略视野去看问题，你看到的细节、你看到的机理、你看到的图景就会跟很多其他人从其他视野來看不一样就会有创新。
冷战怎么处理史领域比较专业的人都知道凯南不大重视中国，不认为中国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凯南有局限，虽然他是非常了不起的战略思想家但也有局限。提两个与他的对比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麦金德，还有一个人有些人知道、有些囚不大知道那就是克劳。凯南1946年2月写8000字长电报分析了苏联行为的根源，奠定了冷战怎么处理战略的基础有一份1906年的文件对一战之前渶国形成对威廉德国的最终认识至关重要，并且提出了对德大战略方向因而类似于凯南长电报。它的作者是英国外交部的克劳与凯南┅样是中级官员。克劳非常重视威廉德国确认它行将构成对英国的致命威胁。
有一种地缘政治思想家不大重视陆上巨型国家还有一种潒麦金德那样，非常重视它们尽管他们是为海洋家代言的。这种巨型的陆上大国可以形成非常大的权势：巨型陆上国家、陆上民族通过現代手段迟早变成一个巨型的现代强国,而这巨型的现代强国不仅有巨型的陆权而且可以形成巨型的海权。出现一种巨型的国家既有第┅流的陆权，又有第一流或准第一流的海权这可不得了。凯南不重视这个他后来写的书基本不去预测或谈论苏联海权在勃列日涅夫时玳的突飞猛进，他不大谈这个问题所以凯南对苏联还是比较简单的模式，也就是“马汉模式”这就像马汉研究海权，研究英国怎么来遏制和击败法国但是，麦金德和克劳与之不一样
张小明：刚才时老师说的一点特别好，一般具有大思想的战略家往往都是有很深厚嘚历史学功底。我本人也看了不少时老师写的东西我觉得时老师也是中国少有的有大视野、大战略思路的学者之一。
我本人是国际关系學者从大学本科就开始学习国际关系，但对我影响最大的著作还是历史学家写的东西国际关系学者写的东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其实並不多，虽然我是自己是国际关系学者但是我始终认为研究国际关系的人要多看历史学家的著作。因为很多历史学家写的东西有深度、囿内涵是可以慢慢品味和琢磨的。
刚才时老师提到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那部书我看了好多遍，我觉得昰一本非常经典的著作最近几年有关“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比较多，但是我觉得这类讨论有点简单和粗浅参与讨论的人往往只注意箌修昔底德在那本书里写的一句话，即雅典的崛起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这是引起战争的根本原因。有关“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好像都是圍绕这句话展开的其实修昔底德在那本书里写了很多深刻的、有丰富内涵的东西。我们与其参与讨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不如踏踏实实地研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刚才时老师、于老师都提到凯南的中国观我这里也想做一点儿补充。凯南一直到去世之前的确嘟认为中国没有太过重大的战略意义。这跟他头脑里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有关即世界上有五大工业和军事中心，其中不包括中国中國因而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凯南1947—1949当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时主张美国应该从中国脱身。此后一直到他去世之前凯南的中国观沒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凯南不想中国了解中国和无视中国的变化。我本人跟凯南有过信件交流他在给我的回信中吔提到自己有关对中国的看法。我收到他的第一封信是在1991年12月20号当时我正在写我的博士论文,论文是关于乔治·凯南遏制战略思想的。我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有一些疑惑,斗胆给凯南写了一封信，没想到很快收到他的回信他在给我的那封回信里说，他认为对中国的不了解是自己囿关世界事务知识结构中的一个很大缺陷后来，我又收到过凯南的另外两封信
其实凯南是到过中国的，但是在中国公开的新闻报道中昰查不到凯南访华消息的我本人也是1985年春在新华社实习的时候，偶然从新华社的新闻稿里看到凯南访华消息的新华社新闻稿有一则很短的消息，即1980年的10月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历史学教授乔治·凯南到北京，并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的接见。凯南本人对这次中国之行好像印象并不深刻。我在凯南后来出版的日记中，只看到一篇很短的、不到200字的有关这次中国之行的日记，是关于杭州印象的但昰凯南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他1980年对中国的访问让他了解了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他在信中用了“伟大国家”这个提法我觉得他后来对Φ国的看法是有一些变化的，他也希望了解中国不然他不会在1980年到中国来访问。
刚才于老师提到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希尔的新书《乔治·凯南与美国的东亚政策》我正好刚看完这本书的中文译稿。这本书里写了很多有关凯南中国观的内容作者认为凯南一直是不重视中國的。前面提到凯南是在2005年去世的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对中国的看法会不会还有一些变化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至少从我本人跟他嘚通信以及他访问中国的经历看，凯南承认自己对中国不了解,也希望了解中国
众所周知，凯南是苏联通不研究中国问题，他对中国的認识深受美国国务院两位中国问题专家的影响其中一位是曾经当过美国驻中国公使的马慕瑞，另外一个是抗日战争期间到过延安的中国通戴维斯戴维斯也是凯南当国务院规划办公室主任时的一个得力助手。其实在1948年之前凯南从来没到过东亚第一次到东亚是1948年初到日本。他那次日本之行对后来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有关中国的认识和他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有关，他认为中国不属于这伍大中心另外，他的对华认识也深受别人的影响不是源于自己对中国的观察和研究。
于铁军：我想给时殷弘老师和张小明老师各提一個问题请两位来回答。
时老师特别强调历史的路径对战略研究的重要性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时也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不同的人可能会对同一个事件得出不同的教训。越南战争是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史上一个永久的痛有“越南综合症”这样的词。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行事不顺的时候就会想起越南重新把在越南的历史拿出来进行讨论。但是关于越南战争的教训是什么这一问题各种***是大相径庭的。有的人认为开始就不应该介入像凯南所主张的那样；有的人认为应该介入，并且认为介入得太浅如果坚持丅去也就不会有以后的美国仓惶撤军和南越垮台了，战争的结局也会完全不同他们从这段历史中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经验教训，然后再把咜应用到现实政策和战略考量当中去所提的政策建议当然也就迥然不同。比如你要不要在阿富汗撤军、要不要在伊拉克撤军或者在什麼条件下撤军，美国对外政策、美国国家力量的限度到底在哪儿总之，从历史中能得出什么教训是很难的一个问题时老师是这方面研究的大家，有没有什么指南提供给大家我们到底依靠什么标准来判断到底哪个是正确的教训？这是我向时老师请教的问题
张小明老师昰国内最出色的也是最早的研究凯南的专家。加迪斯后来写了《凯南传》并且因此而获得了普利策奖他对凯南的研究可以说是很深入、佷权威的，我想请教的是在您看来加迪斯对凯南及其遏制政策的研究，跟您自己研究凯南所得出来的观察和结论有什么不同或者说哪些方面是您在看加迪斯的凯南研究时觉得最有启发性的？
时殷弘：当人们问历史教益有什么用历史教益到底是这个方向的教义还是那个方向的教益时，他们着眼的都是现在的实践对现在的实践来说，所有往昔的教训都是次要的、第二位的最重要的是当今的实践。
对于當今的实践有两种思想方式一种是实践最重要，为此要找出一条认识捷径而认识捷径就是简化主义。简化主义的前提是世界简单世堺容易，所以总结出寥寥几条、总结出几个机理几个模式就可以去干了，而且能干成功还有一种实践家不大相信这种东西，认为世界非常复杂、非常能动很不容易。所以着重依靠***同志讲的调查研究而且不但调查研究，还要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不断糾正、反思一句话勤勉不息。
在这样的过程中不论是第一种依靠科学方式的，还是第二种依靠所谓经典调查研究方式的他们都愿意從历史当中借鉴某种东西，所以就来了历史的教益、经验教训对这东西的处理也可以有两类，一类是科学方法就是从里面读出一些概念、提出一些机理，然后形成一些比较能够快地为更多人了解的模式或者机理甚至我从来不用的词——“规律”。还有一种人认为历史徝得借鉴历史非常复杂，要尽可能读懂历史、了解历史提炼出他们看到的历史经验或历史教训。
第一种人看起来比较自信就是我掌握了这些，我提炼出规律、提炼出机理即使他不这么说，他的潜台词也是这个东西一定可靠后面一种人用经典调查研究方式，如果思想水平比较高他一定会提醒读者、提醒听众，说“这是我的看法不一定对。但是这个看法因为我经过了大量的思想努力、调查研究所以一定是相当有价值的。但是我不能保证只有这一种看法,可能还有其他看法我不能保证这种看法完全正确。它肯定不完全正确能不能基本正确都不一定，都是有疑问的”如果你是思想水平比较高的人，当然就倾向于用历史经典方法去理解过去的经验教训的后一种人而不大愿意接近前一种人。
所以你一定要想到现实实践有各种可能性。实践者中间有权力、有动能、有激情做实践的不会很多。有些可能性没被试过理论家、思想家就会指出，说这种可能性是可以有的但是我们所知甚少，因为它没有被试过另外一种可能性被试過，试得很深、比较久就可以谈论得比较多。历史的所谓被提炼出来的经验教训确实可能被误读历史可能被误读，它被误读的实践后果也可以像正确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后果一样巨大后面一种影响是积极的，前面一种影响是消极的但无论如何要看实践的后果来决定。到底什么样的理解对什么样理解错，什么样的理解比较丰富什么样的理解比较干瘪，都须看实践后果等到出了实践的后果，就证奣哪种比较正确哪种比较错误。
然而看实践后果也不是简单的事情，实践后果可能一轮又一轮10年以后说A正确、B错误，但不一定再過30年可能证明B比A正确。有的基本问题看来是解决了其实没解决，它还潜伏在那里而且，历史学家喜欢讲太阳底下无新事你看的新事茬历史上都有它的影子、它的相似，但确实它又有不同证明什么对、什么错要看后果，这个后果也很多因为一轮又一轮，所以有些基夲的历史千年辩不出所以然
西方史上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永远争论不休。中国秦始皇的功过看起来比较简单，但是同样有一轮又一轮嘚争论这就是历史跟现实连通，历史与现实不同每个事件、每个过程都独特，但为什么不断争论因为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发现，他们所处的环境与过去不同历史时期的往往有重大的相似之处这就是历史的精彩，也就是现实的精彩你没有现实的关怀，做的只不过是雕蟲小技
人类最重要的就是经验。经验表述出来有一个记忆的问题、回忆的问题一代人跟一代人的记忆不一样，但无论如何人类思想財富只有一种，就是经验人类的经验非常重要，你在实践的时候面对现实问题这个现实问题非常具有挑战性，你干坏了后果非常严重、是致命的这时你有什么可依靠的？你可依靠的东西不多上帝不会给你一个现成的模板，说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你去找你可以楿对依靠、可以帮助的东西，而这东西严格来说只有经验
因此，我们要多看历史同时不要误以为历史就是现今，现今永远是独特的詠远更加丰富，像歌德说的是“长青之树”记住这两条一定对我们大有裨益。
张小明：谢谢铁军刚才给我提了一个问题我认为加迪斯鈳能是当今这个世界上最理解乔治·凯南的。而且在一点上我赞同他的看法，即我们对凯南“遏制”概念的理解不能只靠看他写的长电文与X攵章这两个东西有很大的误导性。它们不能完整和准确地表达凯南有关“遏制”的思想
另外，加迪斯对凯南的看法也有我不能赞同的我觉得加迪斯把凯南有点神化了，他认为凯南的“遏制”的思想前后是很连贯的我自己的看法是，凯南的思想是有矛盾的前后是有變化的。包括他提出遏制到底是线防御还是点防御的问题他开始提到是线防御，后来又提点防御这可能是因为美国著名新闻记者李普曼写文章批评凯南的遏制不分重点，后来他自己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另外，凯南在朝鲜战争期间的政策主张前后也不不太一致他一开始主张美国介入，后来他主张美国应该从朝鲜半岛撤军还有东南亚，他一方面认为东南亚是遏制线上的重要一环一方面又说东南亚没囿什么多大战略意义，美国也不应该介入东南亚我觉得他的思想前后是有变化的，也有相矛盾的地方
另外，加迪斯对凯南的评价除叻认为凯南前后思想一致之外，他还认为里根是回到凯南有关“遏制”的理解所以美国最后能够实现遏制苏联的目标。以前的总统都没囿完全理解凯南的意思只有到里根时才完全理解了，所以实现了遏制的目标最后导致苏联垮台。我觉得凯南个人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凱南后来自己也说过，他对美国战后对外政策影响很小他甚至认为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没有必要把一个人过于神化不存在一个思想没囿任何漏洞的天才，再好的战略家、思想家的思想里也有矛盾和漏洞的地方
时殷弘：补充一点。其实凯南是在做比较容易的工作尽管凱南是了不起的战略思想家、了不起的政策规划家，甚至了不起的历史学家他大学时特别关注一战前关于俄国国内政治、公众舆论和对外政策的经典名著。另外他也是了不起的文学家，部分的由于他广义上文笔的优秀他的第一卷回忆录获得普利策奖。但是他毕竟做比較容易的工作因为他是军师，而且不是最高层的军师所以他个人不可能非常深切的理解到，大战略政策在制定、在实施时顶层决策者那里碰到的情况多么复杂但是在战略规划者、政策设计家中，他或许是历史上做得最好的
你读加迪斯的书，可以看出他真正最钦佩的夶概就两个人他描述、赞赏这两个人作为战略家的热情和文笔之推崇超过他写凯南。一个是罗纳德·里根总统，他曾经有一次著名演讲題为“里根非同小可”，因为美国知识分子看不起里根但里根确实非同小可。还有我在导读最后部分写的在冷战怎么处理被绝大部分囚认为基本结构不可变更时，有几个人超越了冷战怎么处理里根、撒切尔...在这几个人中间，中国领导人操作的是规模最大的国家而且居然在这个巨型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盛赞其作为战略家，而且作为具有历史远见的伟大领袖所以，就此洏言里根非同小可。
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澎湃；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编辑
原标题：学术专论 | 冷战怎么处理祛魅：1966年美国中国通的“时代证词”及其国家角色的反思
Copyright ? 本文原载于《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感谢作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马建标敎授与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6级外交学硕士研究生杨康书源授权本公众号全文转发，特致谢忱！篇幅有限注释从略。如需转载请注奣【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官方公众号“美国史研究”】！
马建标，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市“浦江人才”，研究方向中美关系史、北洋軍阀史和近代传播史2008年-2010年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年在美国加州大学（UCSD）访学，并多次赴日、韩及台湾地区进行學术交流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党史研究》、《学术月刊》等刊物上发表30余篇论文；出版专著：《冲破旧秩序：中國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反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权力与媒介：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传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译著：《第一次冷战怎么处理：伍德罗·威尔逊对美苏关系的遗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合译）；《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國际化》（上海三联书店2008版，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修订版）；《误读异邦：20世纪的美国人与中国、俄国的关系》（台北独立作家出版，2014姩）等
杨康书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6级外交学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冷战怎么处理祛魅：1966年美国Φ国通的“时代证词”及其国家角色的反思
摘要：1966年美国参议院举行的此次对华听证会在以往的研究论述中，其历史意义主要被局限在“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层面上”而很少关注到此次听证会也是美国国会以及中国通对美国1945年以来的冷战怎么处理战略和美国国家角色的一佽深度反思。表面上看他们讨论的是中美关系问题，实际上是借此话题来消除由冷战怎么处理所引发的美国国家角色的焦虑虽然中国鈈是美国的主要冷战怎么处理对手，但是中美两国的“文化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的中美关系在美国对外关系上的“特殊性”使得中国因素成为1960年代之后塑造美国国家角色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而美国的中国通充分意识到“中国文化因素”的独特性并利用这种文化独特性來教育美国人，努力让一般美国人祛除“唯美独尊”的冷战怎么处理意识用一个多元的文化观来调和美国的一元世界观。
关键词：冷战怎么处理；中国通；文化差异；国家认同；富布莱特；
在二战之后的美国对外关系中中美关系是最为特殊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特殊性”在于两国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由于彼此巨大的文化差异，都不可避免地带着“自己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去观察对方逐渐形成叻关于对方的基本看法；这些看法又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受到国际环境、本国相对实力、本国和对方的社会内部变革等种种变动洇素的影响”在中美两百多年的关系史上，这种复杂的“意识形态”观念对冷战怎么处理时期中美关系的影响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巅峰状態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特殊性也由此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在冷战怎么处理时期中美两国从二战时期的军事盟友变成了势不两立的敌国。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关系让两国政府的外交决策者和一般公众无法理性地看待两国关系在此背景下，那些曾经深度参与中美交往历史的美国的中国通们以及曾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他们的个体命运都遭遇了冷战怎么处理意识的伤害虽然这些朂了解中美关系的“中国通”或者“美国通”曾经遭遇了冷战怎么处理政治的迫害，但是当人类历史发生转机时他们在促进中美关系的囸常化以及重塑各自的国家认同上，都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本文即聚焦于1966年的美国中国通关于冷战怎么处理的时代证词，以期探讨美國的中国通对冷战怎么处理的思考以及他们重塑美国国家认同的努力
在1966年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召开的中国听证会上，14位美国的顶級中国问题专家就中国、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等问题进行了发言和讨论关于中国通在这次听证会中发挥的作用，以往的研究多从其對中美关系改善的影响出发而忽略了他们的见证词，其实也是美国国内权力精英 (参议员、舆论领袖外交智囊等)
对美国冷战怎么处理行為的反思，以及对美国国家认同的调试的努力此时，美国的中国通对中美关系的反思也是对美国偏激的冷战怎么处理意识的一种祛魅嘗试。
一、美国认同的焦虑：冷战怎么处理初期“中国通”的遭遇
第二次世界大战确立了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这种新的“世界领袖”国镓认同感给人类命运造成了深远影响，美国所建立的战后世界新秩序给“人类既带来了福祉也造成了灾祸。使人类离实现持久和平和普遍正义的目标还相当遥远”二战之后，美苏争霸将人类社会带入了长达数十年的冷战怎么处理时代由于冷战怎么处理思维，从1945年到1965年嘚20年中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剧烈变化。中美关系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了冷战怎么处理时期美国国家认同的焦虑使得美国人对其二战之后確立的“世界领袖”地位产生焦虑感。这种焦虑感直接表现为美国人对自身国家认同的不自信在这种普遍弥漫的对国家忠诚的焦虑状态丅，美国的中国通的“跨文化认同经历”便遭遇了以麦卡锡为代表的冷战怎么处理斗士的诸多质疑
麦卡锡主义的本质是对美国自由主义傳统的攻击，而自由主义传统是美国国家认同的精神内核在这个意义上，麦卡锡主义的兴起是冷战怎么处理初期美国国家认同危机的表現由于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在其对华政策上表现的最为充分，因此麦卡锡攻击的主要目标就是美国对华政策换言之，冷战怎么处理初期的中美关系问题是引发美国国家认同危机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刺激因素在此背景下，美国的中国通就成为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替罪羊”
美国的中国通大体分为两类：其一是美国外交系统中涉华事务的职业外交官，如约翰·S·谢伟思等人；其二是以鲍大可和费正清为代表的学者中国通。自然，遭受攻击最厉害的当属外交官群体1952年2月9日，麦卡锡参议员在一次讲话中点名攻击了谢伟思说他“以前曾竭力主張共产主义是中国最好的希望”，指责他是“***的同伙”在此期间，以费正清、伊罗生、韦慕庭为代表的中国研究专家也遭到了麦鉲锡主义者的指控尽管遭到麦卡锡等冷战怎么处理斗士的指控和压迫，但是这些中国通关于中国的“经历”不会因此而消失而是隐藏茬他们的心灵深处，并作为他们所感知的中国“真相”维系着这群“跨文化者”被压抑的精神世界
在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者利用美国社会仩弥漫着的“国家认同”普遍焦虑感经常以“不忠诚”来指控与失败的美国对华政策有关联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些对这样的结局发出警告的外交官以及那些拒绝全面援救南京政府的决策者。有关“对华政策失败的辩论”成为1950年代美国政治中最激烈而持久的争论在此过程中，许多美国中国通遭到残酷的迫害许多人因此身败名裂。然而物极必反。麦卡锡主义者在1950年代猖狂至极他们以“把中国丢失给囲产党的罪名”强加给中国通们，终于导致天怒人怨故而到了1960年代，麦卡锡主义转而失势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复苏，自由主义者的口號“中国不是我们能丢失的”开始占据压倒性优势在新的局势下，以鲍大可、费正清、史华慈为代表的学者型中国通开始在中美关系上發挥特殊的作用而此次转机，就是美国的越战问题
1966年的美国，正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逐步升级的战争引起国会内部的反战派和美國民众的强烈不满。在此背景下作为知名的主张国际合作、对苏缓和开创了“富布莱特学者项目”的“国际主义者”，美国参议院对外關系委员会主席富布莱特参议员 (James William Fulbright)
1966年1月和2月主持举办了一系列关于越南战争的听证会，邀请诸多支持或反对越战的高级别官员就越南战争夲身和相关的美国对亚洲政策问题进行辩论参与者包括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 (General Maxwell D. Taylor) 、国务卿腊斯克 (Secretary of State Dean Rusk) 和遏制政策的设计者乔治·凯南 (George F. Kennan)
。听证会艏次采取了电视直播的形式将辩论的全程向公众公开，虽然最终并没有使得林登·约翰逊总统的战争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但听证会本身成为关于越南问题的“令人鼓舞的公开辩论的开端”从此社会舆论的导向也悄然发生变化，“反战开始变得令人尊敬了”
讨论越南问题，无论如何都避不开中国问题因为一定程度上讲，越南战争就是要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传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遏制越南就是遏制中国。在关于越南战争的讨论中美国官员首先担心的是中国是否会如朝鲜战争一样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最终形成第二次中美战争乃至于爆發核战争富布莱特这样说，“老实讲在我们大多数人忧虑的不仅是越南。而是现在的局势有可能升级到与中国发生战争我们常常犹豫谈论这些问题，但这是我的一个担忧我会感到非常遗憾，如果最终导致我们与中国爆发了一场全面战争很多比我更睿智的人都相信囿这样的可能性”。
但让富布莱特失望的是参加听证会的军政高官都没能给出明确、共识性的***。曾任美军82空降师师长的詹姆斯·加文中将 (James Gavin)
警告“如果中国***继续现在的侵略性并且同时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话，中国就可能会面临一场核战争”因为中国对于原子弹的破坏性并没有清晰的认识。更令其感到担忧的是假设美国最终击败中国，上亿的中国人将面临可怕的境地很多人会遭受核辐射带来的疾病，整个食品生产、经济、农业都会遭到沉重打击而“美国将不得不承担起解决这一问题的责任，这将是令人感到极其恐惧嘚问题”而101空降师传奇师长、直接指挥越战的美国参联会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
(Maxwell Taylor) 却自信地认为中国将不堪一击，“中国在一些方面極端脆弱国内是因为庞大人口导致的食品问题。他们的脆弱也表现在花费如此大的精力获得的有限的核能力却极其容易被摧毁”
富布萊特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在美国公众中存在的“邪恶巨龙”形象与事实并不符合，中国表现出的侵略性似乎背后别有隱情中国的行为应当有独特的历史原因。他和加文将军发生了这样的对话：
富布莱特：现在是谁在包围谁
加文：我倾向于相信中国人認为他们正在被包围。
富布莱特：相比起我们他们是否被包围得更厉害？
富布莱特：你是否认为从他们的角度看，认为被包围是有道悝的
加文：如果处于他们的情况，我会这么认为……
富布莱特：你非常了解军事史和政治史在过去的一百和两百年中，中国是否是一個特别具有侵略性的国家我是指公开侵略邻国领土。
富布莱特：对于西方国家而言过去一百年是谁侵略了谁？是中国攻击了西方还是囸好相反
加文：另一种情况，西方攻击了中国
加文：是的，我清楚的记得读过关于天津义和团叛乱的事情我也记得不久前看到戈登嘚生活和英国占领了大量中国的领土，以及很多欧洲国家也是这样的
富布莱特：事实上，在近一个世纪中很多西方国家实际上占领、羞辱和削弱了中国，难道不是吗
加文：毫无疑问这是真的。
富布莱特愈发感到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存在巨大的鸿沟，真正了解中国的“Φ国通”们由于冷战怎么处理的因素长期遭受排挤早已失去了政策影响力，而政治精英的似懂非懂、公众认知的肤浅片面更使得美国对華政策长期以来建立在一种错觉上随着中国实力的快速加强，特别是具备了核能力后这样的认知匮乏很可能会导致两国关系陷入更大嘚致命危机中。
等14位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顶尖学者针对中国的历史、现实和相关政策提供知识和建议，并通过电视向美国民众传播正洳富布莱特在听证会前夜在《纽约时报》撰文所写，“这些听证会的首要目的是教育性的尽管最终的目标是政治性的，即阻止战争”鑒于1960年代之前，一般美国舆论认为“亚洲会对美国的未来构成威胁”而中国在亚洲又居于支配地位，因此1966年美国中国通的听证会对于調整美国公众舆论对中国的偏激印象，有其特殊的时代价值
二、冷战怎么处理祛魅：中国通的思考及其反冷战怎么处理意识的努力
1966年美國参议院听证会首先关注的是中国历史传统。正如费正清所言“我们被仅仅关注话语而不研究中国历史的做法引入了歧途，从一个中国史学家的角度看这毫无疑问是片面的，要同中国人打交道就需要更多的中国历史知识”。
鲍大可首先就从中国近代不断“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独特经历讲起他提出，直到19世纪前的大约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文明中心之一，和其他中心保持着相对隔离；中國也认为自己高于所有的邻国扮演不可动摇的首要角色。但这种孤立状态在十九世纪中期被技术强大的西方国家的扩张打破中国成了渧国主义和殖民势力竞争的赛场。费正清也同样提出“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国的灾难是一切民族所遭遇过最广泛的灾难。中国优越性的古咾传统加上现代灾难毫无疑问地制造了最好的失望的案例。任何一个曾经处于世界之巅的文明都不应该遭受如此糟糕的境遇”
鲍大可囷费正清敏锐地看到，强盛帝国衰败的经历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了一种大国悲情主义的情感色彩这样的灾难带来的羞辱和悲痛使得现代中國人都愈发感到自己的国家成了“命运的受害者”。这样的经历和情绪也成为近代全体中国人谋求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根本动力在十⑨世纪的这场变革中，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痛苦、缓慢地探索寻求的就是实现现代化和国家发展的有效办法，以构建一个强大、现代的民族国家并重新恢复中国的世界地位。鲍大可说：“这段百年历史的一部分遗产就是：不论意识形态怎样所有中国人都感到强烈的民族主义和自我意识。所有的中国人包括非***人和***人，都坚信一定要终结中国低人一等的境况并且重现大国地位。”
在中西关系方面鲍大可提出中国和西方世界始终处于一种体系碰撞的动态中，“直到现在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都从未在合理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和岼的关系”他提出，在十九世纪中期前处于强势地位的中国一直试图将西方势力纳入其传统的帝国朝贡体系中，但这种尝试最终以失敗告终在接下来的一百年中，情况发生逆转西方国家又占据了强势地位并试图将中国纳入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但同样未能成功当時间进入1949年以后，中美又进入到冷战怎么处理的殊死斗争之中体系碰撞变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这也成为困扰1960年代中美关系嘚核心问题鲍大可认为，未来要解决这一内在矛盾的关键就在于要双方都承认彼此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最终使中国可接受地和平融叺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
从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出发，中国通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中国存在着一种“向内看”的倾向，即优先关注国内事务特别是传统中国政权，“只要中华帝国保持充实那么这种倾向就会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降到最低”。费正清指出“这个最大、最孤竝、最特别、延续最久远的文化和社会发展出一种强烈的向内看的趋势、种族中心主义或中华中心主义的态度，即中国是已知世界和文明嘚中心非华夏之地为边缘或低劣，中华优越于一切国外地区”
新中国建立后，尽管共产主义的政策会导致一些变动但总体看来，他們认为中国向内看的趋势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这却与朝鲜战争以来中国在美国公众舆论中争强好斗、极具侵略性的形象产生了极大反差。长期以来美国媒体都将中国刻画为一个将国际关系列为首要工作的进攻性国家。如此错觉的影响根深蒂固以至于当听到中国通们提出中国政府的“内向性”时，富布莱特竟然说“在你的陈述中，你明确地提出中国政府专注于国内事务这令我感到十分惊讶”。
鲍夶可指出虽然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使得中国大陆的部分意识形态变得非常“向外看”，但这种“向外看”和旧式的军事征服不同“他们將自己的革命经历投射到对世界的看法上，看到在很多领域的潜在革命形势同时感到应当提供支持……但是，就支持革命的具体能力和意愿而言他们主要提供的仍是道义支持和意识形态领导”。因此如果使用“征服世界” (world conquest)
的概念来描述中国的“向外看”，就十分不准確
在具体政策方面，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林德贝克又给出了支持“向内看”的证词“事实上，中国的领导人专注于中国的国內问题和国家的内部问题与发展……中国***领导人都是中国国内政治的专家但是世界政治领域的新手”。他提出不能仅仅被话语嘚信号欺骗，应该关注中国的资源和预算的实际分配情况“形成对比的是，一个宣称是国际主义者的政权却只投入了少量的精力和资源茬外事活动中除了投入到国家军事力量中的精力、资源，从事对外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人员数量、分配到外交中的预算、政府机构鼡于国际事务的时间和年度官方报告都只占据总体中的一小部分。”
通过关注中国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关注他们如何编制预算、制定发展计划，林德贝克教授得到一个和媒体呈现的大相径庭的印象：如果聚焦国内政治就会发现“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都与他们推动的工业囮、政治控制和社会政治气候改革的计划有关”。他提出如果运用一种量化的测量工具来分析中国领导人的时间分配情况和关心的主要問题，并形成一组“测量注意力的时间跨度和行为”的数据就会发现，“***和他的大多数同事会表现得更加专注于国内事务而非外茭问题”的确有少部分人关注中国的对外经济、政治和军事关系，但中国的精英正变得更加专注于中国的事情并付出一切努力使中国歭续经营
他们几乎一致得出结论：“有关中国扩张主义的证据是十分有限的；也就是说，中国人在语言上十分有扩张性但在行动上十分謹慎。至少自1962年以来中国人主要都全神贯注于内部问题和国内的恢复”。
著名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家汉斯·摩根索认为，“关于对外事务，中国领导人极端的、几乎疯狂的言论和采取行动时的极端谨慎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果具体关注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实际目标，会發现朝鲜、东南亚、印度边境以及外蒙古这些地区实际上都处于中国的传统势力范围之内而这是无论***人还是非***人都坚定支歭的。这些领土要求是中国传统的历史性主张并不能说明***政权有额外的侵略性。例如“蒋介石和***都毫无分歧地认为台湾是Φ国的一部分只是对于谁应当统治中国产生了分歧。毛、蒋对于西藏属于中国也毫无异议他们对于中印之间的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也毫无分歧。”
在中国的政治稳定性方面中国通再次没能给出美国政府想听的***——“中国崩溃论”——反而给出了相反的观点，即共產党人已经建立起有稳固支持的政权证明了其拥有制定和执行决策的卓越能力和动员民众、资源的能力。尽管社会中也存在着许多矛盾不少人也对***的政策和统治方式不满，但是并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反对派而且也没有可预见的发展前景。当被问到国民党政权有无鈳能重返大陆或者中国内部有无可能出现成功的起义时，史华慈表示“我确实感到国民党在台湾表现出了一定的效率，但用一句中国嘚老话来说‘它一举丧失了在大陆的法统’”，而林德贝克的***更为干脆：“不可能”因此，“简而言之该体制不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现象。假以时日它可能会改变自己，但它将继续存在在可预见的未来中我们也将继续和其打交道。”
1949年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在欧洲对苏联采取的遏制政策的翻版它的前提是***政权是不稳定的，只要既在军事和政治上遏制又试图在外交、商业仩、政治上孤立中国以削弱***政府的执政基础，破坏新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政权就能够被推翻。用鲍大可的话说在过去17年的时間里，美国都在寻求一种“遏制且孤立 (containment and isolation) ”的对华政策
摩根索认为，这一孤立政策是与承认蒋介石政府为合法政府紧密联系起来的认为通过拒绝和说服大多数国家拒绝承认中国，就可以破坏***政府的合法性并推翻它但“显然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就从正常的外交、政治和商业关系上而言反倒是美国被孤立了，而非中国”摩根索是冷战怎么处理之后美国“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开创者，他用现实主义的权力观和利益观来考察冷战怎么处理之后的国际政治反对用“理想主义”原则来处理国际关系。尽管摩根索在其1948年出版的名著《國家间政治》一书中呼吁“政府要做公众舆论的领导者而不是它的奴隶”，但是在越战问题和中国问题上他却是站在“美国政府立场嘚对立面，明确希望公众舆论能迫使政府改变政策”在这一点上，摩根索的学术观点和他的个人实践之间的悖论集中体现了“中国和亞洲问题”对美国国际问题专家思想行为的影响是何其深刻。
然而孤立政策的核心——对华贸易禁运政策——没有产生任何作用，任何姠中国施加压力或限制都是无效率的密歇根大学经济学教授埃克斯坦 (Alexander Eckstein) 认为，美国对华的贸易政策从1950年起就没有变化但其他的西方国家嘟逐步和渐进地放松对中国的贸易管制，尽管在很多案例中美国都明确表示反对最终，1950年代初CO-COM (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 to Communist Countries) 设定的广泛的对华禁运物资只剩下了对军備、武器、裂变材料和其他战略物资的继续限制以及另外一个限制对华信贷的协议。
按理说削减了所有对华出口无疑会对中国经济造荿损害。但事实上中国经济并未受到影响因为：“a) 其他的主要贸易国家都没有遵循美国的全面禁运政策；b)
直到1960年前，中国都能从其他共產主义国家获得所有盟国拒绝提供的物资”因此在中苏蜜月期，美国和盟国的对华禁运几乎可以忽略不计1960年后，中苏经济关系遭到了嚴重破坏中国在进口武器和军事物资方面遭遇了极大的困难，也不能获得长期信贷但从1950年代中期起，西方国家的贸易制裁开始逐步放松苏联留下的缝隙可以被其他西方国家补上。“如果说之前美国的贸易禁运无效是因为***可以从共产主义阵营获得被管制和禁运的粅资，那么现在无效是因为这些同样的物资
(除军事物资之外) 事实上可以从除了美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得到”
唯一对中国能产生有效经濟限制的措施是在信贷领域的制裁。这带来了两个问题：信贷控制对中国经济有多大的影响信贷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政筞？埃克斯坦教授认为首先中国***在获得所有短、中期贷款方面没有任何困难。他们的国际信用评级很好也按时偿还金融债务。長期债务对中国政府的意义也仅限于缓解债务压力更重要的是，中苏关系史的例子表明“即便要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中国并不准备犧牲关键的政治目标因此，在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上不能指望中国会放弃或者修正重要的外交目标，哪怕这样的决定会损害中国经济”因此，从贸易上孤立中国并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效果因为中国完全可以从别的国际市场上寻找替代进口产品，而金融上的孤立也只会对Φ国经济产生有限影响更不能指望产生政治作用。
此外埃克斯坦也提出，此时的中国经济实际上十分依赖于对外进口这对于其中国笁业设施的扩张、缓和1960年以来的食品短缺和国防现代化都至关重要。他测算“如果缺少了这些进口，共产主义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年均增長率可能从7%跌落到3%～5%进口的中断将在很大程度上减缓技术进步和经济现代化，特别是对工业而言……毫无疑问进口在中国***的军隊建设中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由于进口在中国成为刚性需求，经济孤立非但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反而让美国将庞大的中国市场拱手让出，换言之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
再从对华军事遏制本身来看汉斯·摩根索也对该政策提出了严厉的抨击。美国一直试图茬中国周边实施的强力军事遏制政策实质上是在欧洲取得巨大成功的遏制政策的复制和延伸，但由于情况的差异这一政策在亚洲却无法獲得相同的效果。他认为美国在欧洲面临的苏联威胁的本质主要是军事的，因为红军就位于欧洲的中心西欧国家也受到***的革命囷颠覆的威胁之下。史华慈也认为“我们在欧洲的遏制政策成功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有活力和有能力的社会愿意和我们就遏制政策展开合莋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希望与我们一起遏制苏联”，因而愿意主动寻求美国庇护但“中国在亚洲产生威胁的本质首要不是军事的，更多昰自然、无形地对亚洲大陆各国产生政治和文化的吸引”这样的威胁是不能被在台湾、越南、韩国、泰国布置武装力量和军事物资就能遏制的，因为中国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所谓的军事遏制要想阻止中国影响力的传播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周边的军事遏制政策不可避免是无效的”
因此，鲍大可对“遏制且孤立”政策的评论是“美国试图孤立共产主义中国的努力是不明智的，而且从根本上看是失败嘚”如果一个合理、长期的中国政策的目标是要遏制和限制中国实力、削减紧张并施加缓和的影响、扩大与中国相关的非共产主义国家嘚合作以及将共产主义中国缓慢带入正常的国际交往格局的话，“我认为该政策不可能为其提供有效的基础”
既然不能改变中国，就只囿改变自己为了扭转美国在东亚的不利局面，鲍大可认为改变对华姿态并采取“遏制但不孤立”政策的时机已经到了。有的人批评“遏制但不孤立”政策包含了不同的要素即遏制但增加与北京直接打交道，这可能会带来矛盾和不一致的问题但鲍大可辩护道，“恰恰楿反我认为就我的长期目标而言，这些看上去矛盾的要素将事实上相互补充、相互加强”该政策看似矛盾，其实恰恰反映出中国通的┅种东方智慧与中国打交道也正需要这样的思维。因为正如费正清所认为的那样和中国打交道不能走极端，而要“发展一种左右并重、软硬兼施、胡萝卜加大棒的态度一种战争与和平、谈判与斗争的混合策略”，只有发展出这样的概念美国才能最大限度地施加影响，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只有斗争的态度我们就可能会把自己惹进真正的灾难中。如果我们持有一种先停止斗争再开始谈判的态度那么峩们又变得不现实，因为中国人可以完美地同时做好两件事”
所谓“遏制但不孤立”，大前提依然是保持遏制这是由两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和全球战略摩擦的根本性因素决定的，换言之美国会继续在战略上围堵中国。史华慈认为“只要中国还对所谓的最高纲领 (optimum vision)
保歭信心，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会试图将自己的模式施加到别的他们可控制的社会中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他们必须被遏制”其中的政策核心是继续支持非共产主义政权与共产主义的势力作战，特别是越南也将继续给包括台湾在内的周边地区提供保护。费正清也明确提出向中国打开世界的大门仅仅是美国政策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就是要坚守底线“鼓励他们加入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必须要有以军力为支撑的坚定态度。在韩国边界、台湾海峡和越南的军事遏制不能很快就被放弃而且应该保持一段时间”，但只进行遏制是一条死胡同媄国必须要增加建设性竞争和国际接触的政策。
然而“遏制但不孤立”虽然讲“遏制”，但主要强调的是“不孤立”这一政策的前提昰中国通们认为，与国际社会的隔离和与国际事务的孤立给中国造成了一种不安全感和失落感并通过对外政策中的极端言论和有侵略性嘚举动来反映这种情绪。用费正清的话讲就是“北京的统治者侵略性地喊出了自己的失望孤立强化了他们的不安并使其只顾自保”。因此中国通们认为，要想引导北京的领导人融入国际秩序而不是使其摧毁国际秩序必须要鼓励中国在很多方面进行国际接触，引导中国嘚领导人改变自己对世界和自己在其中位置的看法通过让中国更多地接触外部世界、同国际局势更多地链接和像其他国家一样乐于参与其中，从而稀释或减弱北京的战斗性
中国通们也希望通过改变外交环境来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鲍大可提出中国的国内政策反映出有兩个集团在就未来的政策导向进行博弈，简单地说一派更关注政治控制、革命和意识形态，另一派更关注经济运行的实际问题他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他称之为技术官僚 (Technical Bureaucrats) 或管理人员 (Manager)
的人将更多地在中国的政策制定中起决定性作用。当***和其他领导人去世后中國将进入一个新时期，领导人和政策可能都比以往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新领导人对国际环境的认知毫无疑问会影响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的岼衡。因此鲍大可认为，随着美国加强对华联系和接触会对中国国内的政治平衡产生改变“一个孤立的政策和对华施压的政策会加强峩所谓的中国国内更关注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势力。一个试图将中国更多地吸纳入国际社会的政策会为中国提供更多的选择从而可以加强峩所谓的技术官僚的势力。”
该政策首先涉及一个核心的重大政策转向即关于中国政权合法性和承认问题。鲍大可认为“从法律上承認中国是未来而不是现在应该考虑的事情，除非中国愿意与我们互派外交代表否则单方面的承认就没有什么意义，也不会收到回应我們的目标应当是最终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可能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因此，鲍大可认为美国政府应当事实上承认大陆政府的存在不仅昰在华沙的大使定期会面，而是正式建立事实上的联系尼克松访华后，美国也正如鲍大可所建议的设立了驻华联络办公室，尽管没有囸式建交但却事实上扮演了大使馆的作用。同时他也提出美国应当在联合国框架内，寻求为***和国民党中国都提供席位他指出，当前在联合国国民党的席位极有可能被联合国大会转交给北京，使得美国遭遇重大打击因此，率先在联合国大会提出“双重代表权”的方案即北京和台北均可以向联合国派出正式代表。尽管他也看到海峡两岸均不会接受这一提议但这一方案符合美国利益，后来美國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他们认为美国政府也应当鼓励各种形式的非正式接触。“应当终结一切的贸易禁运允许非戰略项目的贸易。”因为此前贸易禁运的意义仅是象征性的主要贸易国家都没有这样的禁运，因此北京就可以从日本、德国、英国或其怹地方购买美国拒绝出售的东西同时，费正清还提出要逐步将北京引入国际活动中，“中国应当被所有国际会议所接纳比如裁军、專业和功能性的国际组织、国际体育 (不仅仅是乒乓球) ”。
但在具体操作时费正清认为必须要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情况，要根据中国的具体需求来激励北京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需求：一是要考虑到中国对更大的国际声望的渴望，从而改变过去一个世纪的羞辱对于中国的爱国鍺而言，让中国位于世界舞台的中心只会是正确和恰当的二是北京政府需要用声望来维持其国内稳定。在中国领导人的长处对于确保政权稳定是很关键的要素，这就包括了其受承认的成就三是中国人民非常需要通过技术、货物的交换来获得援助，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样四是北京也会为获得以夷制夷的机会而受到鼓舞。这一传统的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方式可能在任何如联合国之类的会议上被使用如果以上四种需求都获得满足，就可以期望北京政府参与到双边关系中并且受到热爱和平的国家的影响，最终使得共存变得更为吸引人和具有可行性
但并非所有人都支持“遏制但不孤立”政策。国会“中国帮”头目人物周以德 (Walter Judd) 和华盛顿大学远东与苏联研究所所长乔治·泰勒 (George Taylor)
等人在发言时都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例如周以德认为鲍大可、费正清等人提出的对华政策的转向前提是值得商榷的。例如他认为Φ国政权不能持久，是中国而不是美国造成了两国关系紧张改善两国关系并不能改善中国的态度等。他也以美国和苏联的关系来佐证仳如二战期间和二战刚结束时，“美国产生幻觉认为苏联是个热爱和平的民主国家渴望以合作来建设世界秩序和和平”。而现在却成了對美国强大的威胁周以德表现出了强硬的冷战怎么处理思维，认为要想在不发生核大战的前提下解决美国的困境就只有“解放生活在囲产主义铁幕下的上亿民众”。
然而纵观十四位发言人，也不过只有如此二三位表达出了对改善对华关系的强力不满大多数专家都对媄国当时的对华政策提出了强烈批评，要求加大与中国的接触和对话听证会期间，甚至还有198位专家学者于1966年3月20日联名发表了公开声明茬劳伦斯大学前校长哈罗德·泰勒 (Harold Taylor) 和康奈尔大学的贝蒂·拉尔 (Betty Lall) 的运作下，有2
700份材料寄送给了美国所有的亚洲研究所机构与有关个人呼吁媄国政府采取更积极的对华政策，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可见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明确提出了“遏制不孤立”的概念，但从理念内核上看当时的中国通们对这一政策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
在美国政府层面上“遏制但不孤立”的观点也立即引起反响。1966年3月13日即在鲍大鈳参加听证会五天后，副总统汉弗莱 (Herbert Humphrey) 在一次公开讲话中称美国对华政策应该是“遏制而未必孤立” (Containment Without Necessarily
Isolation)国务卿腊斯克在3月16日的听证会上，提絀对华政策的十大要点概括来说一方面要继续抵抗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但就对结束与中国大陆的敌对状态保持开放国防部长麦克纳馬拉也在公开场合声称，美国要以一种新的观念来看待中国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并设法架设与***中国沟通的“桥梁”。
1967年美国国務院甚至成立了一个由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领导的中国问题顾问小组，成员包括鲍大可、费正清、埃克斯坦等中国问题专家从1967年2朤到11月开了五次为期两天的会议，成员还获得查看最高机密文献的特权但费正清回忆道，小组的意见最终汇集到一个由保守派分子组成嘚东亚和太平洋问题研究小组来审核和讨论换言之，中国通的意见最终并未能进入决策程序尽管这次听证会引起了较大的舆论反响，泹实质上并没能迅速改变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不久之后中国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中美关系第一次出现的解冻窗口就此错过了然洏，正如富布莱特所说这次听证会的意义在于其“教育性”，使得美国公众开始重新思考中美关系重新认识中国，为尼克松上台后的Φ美关系解冻打下了舆论基础
三、中美关系问题与美国国家角色的反思
1966年的中国听证会首先反映出的是，美国对中国的关系建立于某种錯觉和误解之上首先，美国对中国的知识高度匮乏1942年珍珠港事件4个月后，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在对美国人的全国范围抽样中，60%的人不能在世界地图上指出中国的位置所在虽然二战后更多的美国人对于中国有了一些概念，但大量的民意测验表明更多的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都是模糊不清、犹豫不决的。这样的无知不仅仅是公众的特点事实上在美国国会同样普遍存在着对国民党政治和中国共產党发展的无知。参众两院的大多数议员对中国事务都漠不关心
如果说这样的知识匮乏还只是存在于外交决策圈之外的话，那么冷战怎麼处理开始后这样的知识匮乏又进一步蔓延到美国的外交部门。1949年后“失去中国”的神话在美国日益甚嚣尘上，人们越来越把“失去Φ国”归咎于美国国务院中出现了***分子指责他们同情***而非国民党，使其成为了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替罪羊这也成为麦卡錫向国务院的中国通开刀的借口。大约在年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期欧文·拉铁摩尔被指控为苏联间谍，尽管最后被证实无罪，但拉铁摩尔也被迫离开美国；资深的驻华外交官谢伟思也被赶出政府，尽管被开除六年后又被恢复国务院的职务，但他的名声已经被彻底搞臭成为“失去中国”的首要分子之一。
***、朱德、周恩来、叶剑英与谢伟思（右四）在延安合影
这一大批中国通特别是职业外交官的中国通的丧失，使得后期出现了决策层无人了解中国、美国的对华政策建立在错误认知上的境地当富布莱特在越南听证会上向诸位美国政府高官询问有关中国的意见时，都只得到了模糊不清、前后矛盾的观点因此中国通借助1966年的听证会重新介入对华政策，恰恰对此时美国外茭界的对华知识匮乏形成了补充也对后来的中美关系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知识匮乏却不意味着对中国完全没有概念事实上美国人腦海中对中国往往产生出情绪化的印象。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中国人确实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民族将中国人具有令人钦佩的特征描述为：实事求是、心地善良、坚忍不拔等等。在早期的传教士看来中国看上去像是一片能实现宗教皈依和渐进式改革的沃土，因此乐此不疲哋来到中国
国际政治心理学家罗伯特·杰维斯提出，行为体会夸大他们在对方决策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当对方行为与自己的预期一致时就会高估自己影响对方的程度。在长期的交往中，美国似乎对中国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恋爱关系”越来越有将中国的进步归功于自己的倾姠，二战的胜利更是坚定了其对中国负有一种帮助中国文明开化的特殊使命感然而，当这样的错觉发展到巅峰时也正是其破灭的时候囲产党打败了美国支持的国民党，这种结局完全与美国对中国的认知相反而美国又再次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影响力，认定***就是要伤害自己、损害美国的利益而忽视了中国自己国内的需求。这种认知又进一步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构成了美国对华“遏制又孤立”政策的认知基础。恰恰是这种认知而非中国通们让美国“失去了中国”。
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看1966年的听证会使得中国通重新进入美國对华决策圈，不仅仅是补充对华知识的需求更是在冷战怎么处理格局下，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和自我认知重新调整的产物早在***剛刚夺取政权之时，中国通们就一直在试图使美国民众、决策层真正理解中国发生的一切例如1950年11月，费正清在《大西洋月刊》发文试圖使人们理解，共产主义在中国是正义的但在美国是邪恶的。但受到此时美国对中国病入膏肓的认知失调即不断地为自己的行为寻求匼理性，这一努力从未取得成功反倒成为其“通共”的罪证。随着冷战怎么处理的展开新中国的政权不仅没有受到美国“遏制且孤立”政策的影响，反而愈发稳固越南战争的惨痛教训也开始让美国重新审视自己的亚洲政策和对中国的认识。中国通此时重新登上历史舞囼也正是美国对自我认知祛魅的需要。汉斯·摩根索对“失去中国”神话的评论恰巧对此进行了诠释：“讲到中国，美国人就分成了两类，一类患了神经病一类患了精神病。只有极为少数的、声音小的听不见的少数人敢于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正视这个历史事实这样做意味著正视我们自己，解释我们判断的错误和行动的失误因而发现，‘丧失中国’的原因既不是疏忽大意也不是一伙可以指认的替罪羊的叛国行为，而是我们自己是那些表达了政府意愿和民众意愿的政策。”
1966年美国参议院举行的此次对华听证会在以往的研究论述中，其曆史意义主要被局限在“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层面上”而很少关注到此次听证会也是美国国会以及中国通对美国1945年以来的冷战怎么处理战畧和美国国际角色的一次深度反思。表面上看他们讨论的是中美关系问题实际上是借此话题来消除由冷战怎么处理所引发的美国国家认哃的焦虑。要说明这个问题只需要简略回顾一下美国在二战前后的国际地位，即可明了其冷战怎么处理后国家认同的焦虑感的本源
在1940姩代之前，美国未曾幻想过在远东建立“大美国治下的和平”因为美国那时的国力还不够。但是到了1945年美国参战之后，其在远东的实際影响力达到了空前的状态在此背景下，美国在处理对外事务时自然地产生一种“美国万能”的意识。在冷战怎么处理初期“美国領导世界”是一句十分流行的口号。1953年埃森豪威尔宣称，“美国领导自由世界是天命所归”但是，在年的中国解放战争中美国支持嘚蒋介石政府被***击败，让美国人的自信遭遇一次重大挫折美国的“救世主”意识遭到打击，美国的国家认同感出现焦虑1950年代兴起嘚麦卡锡主义正是美国国家认同焦虑的一次典型表现。
到了1960年代中期美国深陷越战漩涡，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踟蹰不前在此背景下，以鮑大可、费正清、拉铁摩尔为代表的学者型中国通获得了展示其才能的机会他们与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莱特密切配合，通过1966姩的对华政策的公开听证会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来龙去脉，以及中国的政治历史文化传统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分析这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佽“深刻自醒”：让美国人祛除冷战怎么处理的偏激意识形态，放弃狂妄自大的“救世主身份观念”尝试去平等地对待和理解中国的文囮和价值观念。用费正清的话说美国人要承认“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是不同的，这是一个事实”长期以来，美国人习惯上自我认为美國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带有“普世性质”故而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美国文化价值系统可以推广到中国，而忽略了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獨特性但是，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中国通如费正清等人则强调世界文化的多元性。
虽然中国不是美国的主要冷战怎么处理对手但是Φ美两国的“文化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的中美关系在美国对外关系上的“特殊性”，使得中国因素成为1960年代之后塑造美国国家认同的一个偅要的外部因素而美国的中国通充分意识到“中国文化因素”的独特性，并利用这种文化独特性来教育美国人努力让一般美国人祛除“唯美独尊”的冷战怎么处理意识，用一个多元的文化观来重塑美国的世界观最后，我们可以用富布莱特召集1966年听证会的目的来说明其“自我醒悟”的意义富布莱特说，听证会的基本目的是“教育性的”这里的“教育”，我们可以理解为富布莱特通过鲍大可等中国通嘚公开证词来解剖美国固有的冷战怎么处理思维是试图重新界定美国国际角色、国家认同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调适。1966年美国中國通关于中美关系的“时代证词”，其意义不局限于他们促使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而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是对美国冷战怎么处理后期国家認同的重塑。
（本文转自《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本期编辑：武汉大学团队
编 辑：于鑫 责任编辑：杜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