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毛、周早已作古，离我们也已渐行渐远。但人们总还在问一个问题：面对毛的错误指责，周恩来为什么不翻脸？年轻人问得最多，而如季羡林先生这样阅世甚深的百岁老人，也爱问这个问题。可见，这是国人心中解不开的一个结。
本文引自：人民网河南频道，摘自：《梁衡红色经典散文选》，作者：梁衡，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和两个伟人，是一种很特殊的合作关系。两人才华出众又风格各异，长期合作，又和而不同。毛大气磅礴，开天辟地；周缜密严谨，滴水不漏。毛于党于国，功比天高，但难免霸气逼人，后又铸成大错；周为国为民，竭尽绵薄，总是隐忍负重。于是在长期的斗争与合作中，就有一种怪现象，党外朋友与毛拍案相争者有之，如马寅初、梁漱溟；党内高干与毛据理相抗者有之，如、张闻天。而自遵义会议之后，周作为毛长期的实际上的第一助手，无论毛如何行事，都唯命是从，逆来顺受。
毛、周早已作古，离我们也已渐行渐远。但人们总还在问一个问题：面对毛的错误指责，周恩来为什么不翻脸？年轻人问得最多，而如季羡林先生这样阅世甚深的百岁老人，也爱问这个问题。我们多次见面，总不离这个话题。可见，这是国人心中解不开的一个结。我自1998年总理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时发表《大无大有周恩来》以来，总有人在向我提这个问题。细想起来，这里有作风、性格、策略、政治智慧诸多因素，而且这也不只是毛周之间特有的现象，古今中外的政治史上大有其例，也都离不开这种组合。
一、翻脸要有条件和资格
一般老百姓所说的“翻脸”之事，大都是指新中国成立之后现已被历史证实了的毛错周对的事情，如经济方针之争，“文化大革命”之争。但其时，周虽手握真理却无实权，已失去与毛翻脸力争的条件和资格。
翻脸是什么？就是其一，痛感对方之错，决不苟同，毫不忍让；其二，如不能认同和解就一刀两断，分道扬镳，各奔东西。当两个人的力量、地位平等时，这好办，当断就断，再不见面，顶多只是感情损失；但是当两个人的力量悬殊很大时又另当别论。如一个小孩子对父亲，要翻脸就不大容易。虽事有所悖，理所不容，甚至到了恩断情绝的程度，但一个孩子既不能改变家长的错误，又不能离家独立生存，翻了以后又将如何？只有隐忍。
***是开国领袖，是共和国的国父。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全党全国的地位如一家之长。这个地位和势态是历史形成的。政治者，势也。如军事大势，经济大势，又如山洪、海潮等自然之势。事物凡一成势，任何个人之力都难挽回。而且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时很难看清、说清，更不用说坚持和反对了。我在《领袖如父》一文中曾谈到这种复杂的关系，兹录一段如下：
关于领袖、政党，列宁曾有一段著名论述：“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一个党、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领袖，领袖缔造、领导这个国家，就像父亲在家庭里的地位，父亲是因血缘而形成统领地位，领袖是因思想之缘而形成领导地位。在长期的斗争中，领袖总结人民和社会的思想成果，形成一种思想，又将这种思想再灌输到人民中和事业中，再总结，再灌输，上下循环，如河川经地，似血脉布身，就与人民、国家、民族建立起一种千丝万缕、血脉相连的关系。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必须统一在一种指导思想之下，这种思想常常就以领袖的名字来做标识。领袖属于这个群体，群体推举、选择和塑造一个领袖，然后再将群体在实践中所提炼出的思想交付给他，以之为灯塔、旗手，而旗手只能是一个。所以***说，***思想不是***同志个人的思想，是全党在斗争实践中的思想总结。也就是列宁说的，通常是由作为领袖的人来实现的。领袖与党、人民、国家、民族有了如此深的思想之缘，就如父亲与家庭的血缘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能一下子分清你我。
当新中国成立之时，走过万水千山，经历千难万险，已被全党接受为列宁据称的“领袖”。他所以能力排众雄，越过陈独秀、、王明、、张闻天，一路大踏步走来，独领风骚，只因一条：就是实践检验，在无数次的流血、失败中，只有他的意见屡屡正确，一试就灵。从具体的战斗、战役到与国民党斗法、与美国人斗法、与斯大林斗法，都无不铩其羽，而扬我威。我曾问过一位追随毛从延安到西柏坡又到北京的老人，我说：“周恩来不是长期专管军事吗？转战陕北彭德怀不是打了几个大胜仗吗？”他直摇头道：“他们和毛还是不能比，不能比，相差太远。关键胜局都是毛亲自下手指挥。”逢毛必胜，有毛就灵，毛已成神，这是从1921年到1949年28年间血火炼成的信条，已成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这一班副手们和全党全民的习惯思维。周从来没有想去挑战毛，历史上，周曾是毛的上级，在遵义会议前一直领导毛。而历史证明其时的中央，包括周都错了，而毛对了；遵义会议之后毛更是得心应手，战无不胜，直至最后摧枯拉朽，如风吹落叶般在中国大地上抹去蒋家王朝。这中间，虽还有一个张闻天是名义上的总负责人，但毛都是实际上的决策人。周作为副手，眼见毛指挥若定，出神入化，威信日增，山呼万岁，更是心服口服。
新中国成立之后，时势变化，毛不熟悉经济，出现了错误，却不能自省自察，仍在挟历史之威，大刀阔斧地蛮干。周分管经济工作，已见祸苗，心急如焚，虽屡提不同意见，但已无力回天。一是毛威望在身，大权在手，绝不会听他的。二是这时全党、全国上下已视毛为神，任何一种反对意见，不用毛亲自来说什么，舆论就可将其压灭。三是由于个人崇拜的推行，毛已开始喜听颂扬逢迎之词，于是我们最鄙视的、最不愿看到的历史上重复多次的“君侧不明”的现象出现了，康生、陈伯达、柯庆施，后来的林彪、江青集团，不断谗言蔽上，煽风点火。在毛周围已渐渐形成一个风气不正的小环境。这时，周就更没有去翻脸力争的外部条件和氛围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与毛和而不同，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主要有两次，结果，周只是尽职责之守小提建议，就惹来毛的大翻脸。
第一次是1956年鉴于经济发展过热，周提出“反冒进”。应该说，这时周还是据实论理，大胆工作，大概还没有过多考虑毛的情绪，就像魏征对唐太宗犯颜进谏那样。日周主持第24次国务会议时说：“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他说对群众不要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提出追加投资，周和大多数人都反对，会后又耐心劝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毛就大不悦，离开北京。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的发言是《做革命的促进派》，说党委应该是促进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组织促退委员会，我也没办法。将领导层分成“促退”、“促进”两派，这就有点以分裂相威胁的味道，毛要翻脸了。他毫不客气地对周说，你“反冒进”，我是反“反冒进”的。接着就是一连串的追击。周也万没有想到毛会这样固执，这样情绪化地处理问题。就像唐太宗终于忍不住魏征的一再进谏而大发脾气了。而在战争时期毛总是多听下级意见，比较各种方案，慎之又慎，现在却判若两人。其实这是一切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
1958年1月杭州会议、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毛对周逢会必批。这期间给毛煽风点火的主要有柯庆施等人。其时全国上下都在狂热兴奋之中，连一些严肃的科学家也在为毛的“跃进”奇迹找科学依据。毛正在兴头上，党的领导集团，甚至全国人民都在兴头上。只有周恩来、陈云等少数领导人清醒，他们能与毛翻脸而力挽狂澜吗？当然不能。周这时连话语权也没有了。在1月南宁会议上，毛说周是“促退派”，影响了各部委、省委的情绪，并举着柯庆施的一篇鼓吹“跃进”的文章质问周：“恩来，你是总理，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这已不只是翻脸，是很不给面子，甚至有点逼宫之态了。但是周忍了，回京之后就主动提出辞职，毛又不许。他只好再忍。结果是1958年的全国胡来（时隔半个世纪，2008年***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对党史上的这种头脑发热、自乱其政的现象用了一个新词：“折腾”）。
经过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最后那场“大跃进”的闹剧以毛错、周对收场；但并未见到毛有什么正式的自我批评，或对周的褒奖。经过这次较量，周已完全明白用翻脸的办法解决问题是根本不可取的。
周恩来与毛的第二次大分歧是关于“文化大革命”。这是政治路线之争。
自1956年毛与周恩来、陈云在经济思想上发生分歧后，渐渐又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在政治路线上发生分歧，主要是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和形势的估计。先是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有分歧，直发展到对“文化大革命”意见相左。在“四清”运动之初，毛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不理解，他说有个别人要走资本主义的路还可以，怎么会有一个“派”呢？他万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事起，已不只是一个“派”的问题，而是全部打倒，连他这个主席也不能自保（叶剑英曾有一词咏“文革”：“串连炮打何时了，罢官知多少？”）。最高层唯一保留下来还在工作的旧人就只有周一人了
和1956年处理经济问题不一样，这次毛批准成立了一个“文革小组”，凌驾于党中央、国务院之上。周这个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对已不能再有任何正面表达。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借有限的权力办两件事，一是尽量保护老干部。红卫兵要纠斗，周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声色俱厉地说：“不行，除非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国务院各部长已被冲击得连生命都无保障，周就把他们分批迁到中南海里住，半是保护，半是办公。二是抓生产。周带着这支奇怪的“黑帮”部长队伍，艰难地维持着最低的生产秩序，以求不要弄到全国人无饭吃。但是对政治方针、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全国疯狂的个人崇拜、极左的政策，周不用说翻脸，他甚至不能有一点明显的反对。因为，这时更不利的是已形成了两个反革命集团：集团和集团。周的地位已排到林彪之后，而江青又因其特殊的身份常在毛面前拨弄是非，陷害、刁难周，甚至设计摧残他的身体。毛既离不开周，但又对周不放心，一度还曾掀起一个“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小高潮。周对此心知肚明，但他更是连一点点翻脸的资格和条件也没有了。
二、翻脸要计算成本和效果
现在回头看，周的经济思想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都是对的。也许我们会说，梁漱溟不是在国务会议上因农村政策和毛拍桌子翻脸了吗？马寅初不是因人口政策与毛公开翻脸了吗？彭德怀不是因“大跃进”问题和毛在庐山吵架公开翻脸了吗？他们都落得一个铮铮铁骨的好名声。周当时为什么就不能也来个拍案而起、分道扬镳呢？省得后人一再议论，背一个逆来顺受或更有不理解者曰之为“虚伪”的骂名。周不是一个普通人，是一国总理，背负着一个国家，八亿人口。他要考虑后果。如果硬来也行，但那将是两种可以预见的结果。
第一，毛以绝对权威，像对刘少奇那样将周当即彻底打倒，甚至进行人身迫害。这样周那一点点仅有的合法身份和权力将被剥夺干净。人民、国家将会受到更大的痛苦和灾难。而且事实证明，前面所举梁、马、彭等人的翻脸，除留下人格的光环和对后人的启发之外，当时于事并无大补。他们个人的牺牲是起到了揭露错误，倡导民主，改进党风，启迪历史的作用，殊可尊敬。但周恩来不行，他是一国总理，他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利益，是当时翻脸之后这个摊子怎么收场。政治需要妥协。
第二，周可以将自己的不同政见公布于社会，并说服一部分高级干部和群众追随自己，用票决的办法逼毛表态。以周的威信和能力也是能拉起一股力量，形成一派甚至一党的。但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分裂，接着是国家政权的分裂。两派、两党甚至是两个政权长期的对峙斗争。因为，全国全民要从乱而后再治，重新统一到一种思想、一个方针，产生一个领袖，以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没有半个世纪到一百年的争斗，甚至流血是不可能的。中国历史上多次大的分裂就是明证。汉之后经三国两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的分裂到隋的重新统一经过了361年，唐之后经五代十国之乱到宋的统一，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年。元明清是基本上做到了大一统的。进入民国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用了近40年。历史的教训，每一次大分裂都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整合周期，才能出现新的平衡统一，这中间人民将遭受无穷的灾难。生命的摧残，经济的倒退，生产力的破坏，山河的破碎，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果再有外敌乘机入侵，插手内斗，寻找代理人，就更加复杂。所以，我们可以设想，当时周如果真的大翻脸，一个刚建国十年左右的共和国又将蹈入四分五裂，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不只是一种设想，事实上，有人曾问过总理，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公开反对？周说那将会使党分裂，后果更坏。据说刘少奇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在那种情况下只有积极建议，争取把错误降到最小，如果意见不能被采纳，就只能跟着走，一起犯错误，将来再一起改正。这比分裂的损失要小得多。
相信，当时的周、刘等一批革命家是认真考虑过翻脸的成本的。不翻脸，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不得已而为之。
三、隐忍克己，为国为民
有话不能说，或说出来无人听，只能忍，忍在肚子里。这在普通人已是一种煎熬，而一国总理，大任在肩，大责在心，忍则牺牲民利，眼看国事受损；争则得罪领袖，造成党的分裂。这种煎熬就比下油锅还难了。于是只有争中有忍、忍中有争；言语谦恭、行事务实。我们这一代人还清楚地记得“文化大革命”中周的形象，一身藏青色朴素庄重的中山服，胸前总是别着一枚***手迹“为人民服务”纪念章。他四处灭火，大讲要听***的话，抓革命，促生产。这种复杂两难的心理可想而知。他只掌握一个原则：牺牲自己，保全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有一句发自肺腑的名言最能体现他当时的心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于是我们看到两种情景。
一方面，周在毛的权威面前，俯首贴耳，不置一辞，为毛留足面子；另一方面，又留得青山在，好为国为民多燃点光和热。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周利用总理身份尽量求实。连毛在1960年也不得不承认：“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文革深入”，毛要打倒刘少奇和一批老干部的想法已很明显。“四人帮”就又拿出当年刘少奇为保护党的高级干部，批准薄一波等61人公开登报后出狱一事来大做文章。周立即给毛写信说，表示反对，说这在当时是党的高层通过的。毛不理，并随之将刘也打成叛徒。后来又重翻“伍豪”旧案，借国民党报纸的谣言影射周当年在白区也曾自首。这两件事都是历史上早已搞清、定案的事。周极愤怒，但他还是忍了。
的资历远在周之下，周深知他在历史上的表现并不堪任党的第一领袖，但毛把他选为接班人，把周排在林后，为林服务，这个周也忍了。
在高层中，刘、邓是“文化大革命”的阻碍，已陆续被清除，下一个目标已是周，于是毛借“批林批孔”又加上一个“批周公”，其意直指总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甚至说，不行他就重拉队伍再上井冈山，这与上次说“促进、促退委员会”一样，还是以分裂相威胁。这，周也忍了。更是亲自出马或发动亲信攻击和刁难总理，甚至要总理给她改诗，专趁总理输液时要去谈工作，想尽办法折磨总理的身体。这些周都忍了。
在一般人，绝对受不得这种夹板气，早就甩手而去。但总理不能，他强忍恶气，强撑病体，另有大谋。只要不翻脸，不撕破面子，他这个总理就有合法的地位和权力，就能为国办一点事，就能挽狂澜、扶危局。正是：
且忍一腔无名火，咽下一口宰相气。
留得青山传薪火，强支病体撑危局。
能不能“忍”，是对政治家素质的更高一级要求。同时在人格上也是对为公为私，大度小量，远志近利的一种考验。
中国历史上为国隐忍的著名的例子是蔺相如与廉颇的故事。廉是功勋卓著的老将，蔺是因才能而擢升为相的新秀。廉不服，常有意辱之，蔺每每相让。二人同住一巷。每天要上朝时，蔺就先让仆人打看廉是否出门，让其先行，如相遇于巷，蔺必自动回车让路。现邯郸还留有此地，就名“回车巷”。下人常为蔺相如羞愧，蔺说，我这样是为国家，只要我与廉团结，不闹分裂，国家强盛，秦就不敢小看赵，廉闻后大愧，遂有负荆请罪的故事。记录这个故事的是司马迁。他不但记其事，自己也遇上了一件麻烦事。他因言得罪，受了宫刑，遭奇耻大辱。他痛苦地思考着，到底是死还是活。他在那篇著名的《报任安书》里讲道：“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要看你为什么（所趋）而死。他为了完成《史记》，选择了“忍”，忍辱生存，忍辱负重。他列举了历史上许多王侯将相级的大人物强忍受辱的例子，还有孔子、屈原那样的学者忍辱著书。他说：“勇怯，势也；强弱，形也。”你的强弱、勇怯是客观形势所定，你不能为一时义愤或为一己之名而轻举妄动，而要想到身上的责任。周恩来的名位不知超过这些将相王侯几多倍，其所负之责更是重于泰山。所以他就更得“忍”。忍看朋辈半凋零，城头变幻造反旗。他勇敢坚韧地在夹缝中工作，在重负下前行。
现在回头看，在总理忍气吞声、克己为国的心态下确实为党为民族干了许多大事。举其要者，1958年“大跃进”后，他主持三年调整，医治狂热后遗症，拯救了国民经济。“文化大革命”中，他亲自指挥，处理林彪叛逃事件；他抓革命促生产，维持了国民经济最起码的运转，并且还有一些较大突破，如大庆油田的开发等；他抓科技的进步，原子弹、氢弹、卫星实验成功；他抓外交的突破，“文化大革命”中中日、中美建交；等等。还有一项更大的成功是在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时，他促成了***的复出和一大批老干部的重新起用，为以后打倒“四人帮”，实行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这些都是总理在忍着一口气，没有闹翻脸的情况下，一点一点艰难地争取来的。
我们设想，如果1958年总理翻脸，甩手而去，也许三年困难时期那一道坎国家就迈不过去。而在“文化大革命”之乱中，如果总理翻脸而去，就正合林彪、江青之意，他们会更加大行其乱。等到人民已经觉悟，再重新组织力量，产生领袖，扭转乾坤，大约又要经过民国那样的大乱，没有三五十年，不会重归太平。那时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早不知又落下多远了。
***点评周恩来：政治上有弱点 但是个好人
日 11:21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权延赤
核心提示：***继续搬下第三根指头：“第三个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但是周恩来政治上弱点……但他是个好人。”
赫鲁晓夫点点头，说：“咱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里将由柯西金接替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米高扬也是政治上原则性不够强，拿掉谁他都难过……但他是个好人。”赫鲁晓夫舔一下嘴唇，又情不自禁地补充说：“不过大家还是希望由我来管全局。”
周恩来 资料图
本文摘自《走近》&&作者：权延赤&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一位日本人看过我的《走下神坛的》，对我说：中国在半个多世纪里是属于“神圣”的，这个神是***，这个圣是周恩来。
他的目光分明是问：你把***请下了神坛，是否打算把周恩来请下圣坛？
所谓请下“坛”，其实就是他们回到人间，回到尘世；不但可敬，而且可亲。他们的伟大、高尚、英明，绝非可望而不可即。他们生前不曾须臾离开人民，他们死后，精神融于民众，决不该成为人民顶礼膜拜的偶像。
比如，在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禅让”是受到最高赞誉的大公无私的圣人之举；没有几个人能做到，所以也没有几个敢称圣人。
于是，便有许多人联想到周恩来，或明确或含蓄地讲：周恩来不当一把手(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甘当三把手，这是伟大的谦虚。
这些人可以列举许多实例，比如遵义会议。说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周恩来在党内的名望和职务都高于***，他用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威望支持***，确立了***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自己甘愿做他的助手，这种谦让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我的观点不同。周恩来无疑是谦虚的，这表现在他的不耻下问，善于向别人学习；表现在他的民主作风，勤于听取群众意见；表现在他总是乐于自我批评，等等，而不是表现在不当一把手，也不当二把手。
有人说伟大的谦让，就不可避免被另一些人说成是“明哲保身，勇气不足”。甚至归结于“绍兴文化”的影响。说绍兴的文化人不应科举，不做县令，只做师爷，以致中国“无绍不成衙”；人们说师爷往往不说师爷，而说“绍兴师爷”。周恩来的祖父、外祖父都是当师爷出身，说他们的处世哲学不可避免地对周恩来有影响。
我的观点是：周恩来不当一把手(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在“宰相”位置上鞠躬尽瘁27年，并可由此上溯至红军战争时期，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是处于主要的辅佐位置，被许多老人比喻为“军师”，事实上的“总参谋长”，这一切都不能叫做伟大的谦让，而是伟大的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
周恩来明智地说：“我不是帅才。”
明智决非明哲保身，不明智只是匹夫之勇。
匹夫之勇不是勇，是鲁、是莽、是愚。
最大的勇敢莫过于看清事实而敢于实事求是。
王明、不是帅才而强要作帅，结果一个跑去苏联，寄人篱下；一个投降国民党，仰人鼻息。又何以论勇气，逞英雄？
周恩来不是帅才。
我曾经难以容忍这个观点或这句话，以为这是对我心目中至圣至伟的周恩来的莫大侮辱。现在，我首先公开说出这个观点这句话，可能要遭到指责、批判，但我坚持说：这是事实。我劝那些容不得我这个观点这句话的好心的同志想想我曾想过的问题：
如果我说雷锋活着也不适合当军长、师长，你怎么想？
让科学家去种地，去打扫卫生是错误的，那么某省一度让农业劳动模范去当公安局副局长能是正确的吗？能是真正爱护这位劳动模范的明智之举吗？
班长这个位置并不影响雷锋的光辉。
我们难以改变的一些旧观念才往往好心帮倒忙，爱得深却不会爱，反而损害了心中深爱的人。
***能够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成就开天辟地之大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处于新中国权力顶层的领袖人物，曾被老百姓简化成：毛刘周朱陈林邓。***对他的这些战友、同事是怎样的看法和评价？
国家经历三年困难时期，***想陈云，讲了“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又讲了曹操败于赤壁，思念郭嘉的故事。
***让林彪当接班人时，讲了“为要打鬼，借助钟馗”。
对另外四名战友，***在莫斯科有个谈话，分别作了评价。
那是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参加世界***代表大会，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两个会议，主要的活动是会前的双边、多边接触，主要是***与苏共的谈判，有了协议才好开大会。
那是赫鲁晓夫第四次来陪***用餐，餐桌上谈得仍然不愉快。离开餐厅，来到会客室，***转了话题，撇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报中国党的情况。
“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望着赫鲁晓夫，语气庄重。
赫鲁晓夫并不感觉意外，因为1954年***就讲了不想当国家主席的话，他讨厌诸如迎送国家元首，接受各国大使递交国书一类国事活动。半年前，伏罗希洛夫访华，***再次表明不当国家主席的决心，伏罗希洛夫带回了这个信息。
“有人接替吗？”赫鲁晓夫眨着眼问。
“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综合评论后，便搬动手指，如数家珍：“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l921年转入***，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政治上坚定，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听到过这段评价的中国同志都想不通。外国的***人也明白，评价上的前后矛盾显然出于政治原因，而非实事求是。
“第二个是。”***搬下第二个指头。在场的同志都印象很深，因为按声望和职务，大家都以为该说了，但***先说了***。“这个人政治性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
赫鲁晓夫忽然苦笑：“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不好打交道。他观察问题很敏锐……”赫鲁晓夫收住嘴，做个手势，表示办事坚定果断的意思。
***也笑了，他知道***在两党谈判中使苏联人日子不好过。他在面前竖起一根手指表示强调：“今后他到这里来，同我到这里来一个样；你们怎么对待我，就怎么对待他。”
当时在场同志对这段话记忆深，是因为***对***评价高又唯一没讲缺点。
***继续搬下第三根指头：“第三个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但是周恩来政治上弱点……但他是个好人。”
赫鲁晓夫点点头，说：“咱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里将由柯西金接替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米高扬也是政治上原则性不够强，拿掉谁他都难过……但他是个好人。”赫鲁晓夫舔一下嘴唇，又情不自禁地补充说：“不过大家还是希望由我来管全局。”
***已经搬下第四个指头：“朱德同志年龄大了。他德高望重，”***略一停顿，加重语气，“威望很高。但你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办大事了，年龄不饶人。总之，这些人不管谁到这里来，希望你们都把他们像我一样来对待，都看做是你们的朋友。”
“那好，我们一定会这样做。”赫鲁晓夫晃动一下右手食指：“实际上他们也是我们的朋友。”
***这些评论语言，言简意赅应该说是深刻而又实事求是的。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多次坦率地讲：“我不是帅才。”
在一次涉及人事分工的会议上，***望着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来怎么样？”
周恩来摆手：“不行不行，主席，你是了解我的，我不是帅才。我理理家可以，做不了帅……”
董必武点头，慢条斯理地说：“总理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很好的大管家。”
我们如何理解领袖群中这样一致的看法？或许薄一波的回忆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
日，***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因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作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所以全会期间，曾与中财委的薄一波聊天，谈论稳定物价等问题。
话一聊开，内容渐渐广泛。周恩来想到什么事，带着思考的神情问：“一波同志，你在晋冀鲁豫同伯承、小平共事多年，你对他们二位的工作怎么看？”
薄一波说：“他们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确实是同心同德，和谐有致。”
周恩来笑着摇头：“我不是讲他们的配合，而是问你对他们的工作方法怎么看？”
薄一波恢谐、幽默，聪明地反问道：“总理，您是老领导了，又跟他们相识甚早，您看呢？”
“好啊，”周恩来爽朗笑道：“你又把问题原样奉还了。”
薄一波也笑：“不是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吗？我这叫解问题还需提问人嘛。”
周恩来敛去笑容，思考着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你看是不是这样？”
薄一波连连点头：“完全同意总理的评价，这八个字概括得很准确。他们在工作上所以配合得那样得心应手，恐怕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周恩来仍然是一副凝重的思考神色：“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你比较喜欢哪一种？”不待薄一波回答出他的所选，周恩来已经沉思着继续讲下去：“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但说实在话，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这也许是同我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吧……”
无疑，总理对自己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且乐于承认。他确实做不到举重若轻。他的外事秘书陈浩，见他三更未眠，五更又起，日理万机，辛劳过度，曾忍不住劝说：“总理，有些事你不要管得太细；又管这又管那的，一个人的精力哪顾得上那么多呀？”
周恩来忽地从办公桌后立起身，真生气了。他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扇动着大声问：“你看看，这事我不管行吗？”
总理扔下这份文件，又抓起另一叠文件：“你说，这些事我不管行吗？”
接着，他又拍拍第三叠文件：“这几件不管也不行！”
他疲惫而又委屈地叹口气：“别人不知道，你们还不知道吗？总是这样来说我！”
事无巨细，总理拿起就不肯放，放不下。
有些人喜欢用“日理万机”搞歌颂，见了领袖人物就说“百忙”，就说“日理万机”。
用滥了，根本不准确。
日理万机只能是“宰相”。为“帅”者只能举重若轻，以这种气势胆魄去作战略决策和决断重大事件；只有举轻若重才会出现日理万机。这不是基本常识吗？
总理对各省市各部委领导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直接给我办公室打***。”
总理对他的秘书们也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事一定要报告，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忙，我能忙过来。”
一位秘书对我讲，他见周恩来忙得两天没合眼，忍不住说：“总理，首长里面就数你忙了，这些材料可以送给小平同志去看么……”
周恩来往太阳穴上抹抹清凉油，继续批阅，一边轻声说：“我是总理。这些具体事我多干一些，他可以去管点更大的事，多想想决策上的事。”
总理讲这个话的时间是国家进入困难时期那一年，说明他那时就肯定了小平同志举重若轻的帅才。
有些事是那些部长、司局长都不屑一顾的琐事、小事，周恩来不但乐于管，而且管得仔细认真。***在听到几件这类事后，曾对许多人感慨：“还是我们的总理啊，上至国家大事，下到服务员的工作都关心到了！”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曾对***说：“我真羡慕你有个周总理，我们就缺一个周总理。”
尼克松与周恩来接触算不上多，却在一面之后即对周恩来的“举轻若重”大发感慨：
周恩来也具有另一种罕见的本事：他对琐事非常关注，但没有沉湎于其中而不能自拔。我们在北京的第三天晚上，应邀去观看体育和乒乓球表演。当时天已经下雪，而我们预定第二天要去参观长城。周恩来离开了一会儿，我以为他是去休息室。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亲自去关照人们清扫通往长城路上的积雪。第二天，路上洁净得如同不曾下过雪似的。这个例子是很典型的。
我还发现，在机场欢迎我们的仪仗队是周恩来亲自挑选的。这些士兵身体健康、魁梧，穿着整洁。周本人还亲自为乐队挑选了在晚宴上为我们演奏的乐曲。我相信他一定事先研究过我的背景情况(事实上正是如此)，因为他选择的许多曲子都是我所喜欢的，包括在我的就职仪式上演奏过的《美丽的阿美利加》。在结束这次旅行后，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告诉我：有一次，在他与周恩来会谈之前，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妇女，递给周恩来一份报纸清样请他过目。这是周为第二天报纸编排的头版。
对于周恩来来说，任何大事都是从注意小事入手这一格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虽然亲自照料每一棵树，但也能够看到森林。
毫无疑问，当我们赞颂周恩来“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周密细致，扎实稳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时，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联想到诸葛亮，但我相信不会有人想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对于一个人来说，不可能兼具“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的两种优秀品格。但对于一个事业来说，必须兼有这两种优秀人才。
曾有一位老干部不解地对我说：“哎呀，有些事小平同志就真能放得下手，就真敢放手不管交别人管。”曾有更多的老干部跟我谈起他们接触所目睹他“举重若轻”，“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故事。
其实，这正是帅才所必备的优秀品格。若无这种大气势，他怎么可能成为继***之后，又一个改变中国历史，改变中国命运的伟人巨人？
我还要说的一点是：周恩来的伟大高尚决不在于他是否是帅才，而在于他在自己的位置上怎样做的？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和业绩？
当***从延安飞重庆，以大手笔感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那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俱往矣”时，周恩来却在这条路上丢开秦皇汉武不看，只看了张良庙和武侯祠。
当***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津津有味地读着彼得大帝和拿破仑时，斯大林着急地说：“你不行，这些具体事你谈不清，你叫周恩来来谈”……
我创作中的书，正是要由此谈起。不过，谈话者将不再是我，而是跟随总理几十年的何树英同志。
新中国初期的***和周恩来：合作大于分歧
日 16:35来源：
【编者按】纪念同志诞辰118周年，中国***新闻网近日将陆续选登一系列曾经发表过的，有影响、有分量的研究、回忆文章，与网友共同缅怀***。今天推出第五篇《金冲及：新中国初期的***和》。
***和周恩来，这两个人是不可分离的。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常常有两人并称的例子。比如太平天国的洪杨（洪秀全、杨秀清），戊戌维新运动的康梁（、梁启超），辛亥革命时期的孙黄（孙中山、黄兴），中国***建党前后的“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等。两个人中总有一个是主要的，另一个也起着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他们往往相互依存和相互补充，共同把事业推向前进。
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中，虽然没有“毛周”这样的提法，但两人的密切关系是有目共睹的。两人中，***当然起着主导的作用。***说，没有***，也许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同样，如果没有***，周恩来也不能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周恩来。而对***来说，他最离不开的人是周恩来，这也是事实。
尼克松曾说：***是拿主意决定大事的人，周恩来是负责执行的。一般地讲，这话不无道理。***确实是更多地在统筹全局，把握大的方向，拿大主意。周恩来更多地是周密细致地负责执行和落实。但这只是相对地说的。***并不是只拿大主意而对具体工作不过问。相反，对他认为在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性环节，他总是抓得很紧很细，一直抓到底，抓出结果来。而周恩来也决不是一个只能起执行作用的人。他同样是一个战略家，有着重大决策的能力。***的重大决策，很多是周恩来共同参与商议的，而且在执行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许多新的或原来没有料想到的问题，需要果断地作出决策。没有这种能力，也谈不上成为一个好的执行者。
***和周恩来1924年在广州相识并共事，到1976年相继逝世，前后超过半个世纪，跨度很长，中间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又太多。研讨会组织者要求我把讨论的范围放在20世纪50年代，我想也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一般的政权更替，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大变革。怎样建立一个新国家和新社会，没有任何书本理论或现成经验可以照搬。中国有句老话：“万事开头难。”如果开局时有什么偏差，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以后要纠正起来很困难。
***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他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一系列论著以及1948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指导原则都作了系统的阐述。新中国成立前夜，对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又明确提出应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不是建立联邦国家。
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担负起主持起草《共同纲领》这一历史重任。为了起草《共同纲领》，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关”了一个星期左右，亲自执笔，写出全文，以后经过多次反复讨论和修改，广泛吸收各方面的意见，最后经政协全体会议通过。这个《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国家性质、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都以明确而概括的语言规定下来，并经过充分协商成为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民的共识，使新中国的起步在各方面都有章可循，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新中国一成立，在国家政权中，***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是政务院总理；在***内，***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是五个书记之一，以后是副主席；在军队内，***是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是副主席。从各方面来说，***当然是拿大主意的人。他统筹全局，并且集中主要力量来抓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周恩来是日理万机的当家人，国家哪一方面的重要事情都要管。用薄一波的一句话来说：总理嘛，就是要总理一切。
周恩来有几个别人难以相比的优点。第一，在长达几十年的异常丰富的复杂经历中，他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工作都熟悉，都拿得起来。这样的人才是很少有的。1949年初，苏联的米高扬到***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谈到新中国政府时说：你们不是有个现成的总理在那里吗？
第二，周恩来的工作作风历来细致周到，办事入情入理，稳妥可靠，并且始终全身心地投入。郭沫若曾这样赞叹他：“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身心便和上了发条的一样，有条有理地又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而有力的律吕。”他短时间内所做的工作，别人往往要花很长时间也做不完。他工作时间之长，他精力充沛地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很少有人能同他比拟。
第三，他连续近50年在中国***的最高领导机构担任负责工作，对党的干部十分熟悉。他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对党外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相知很深。他待人诚恳、谦虚、宽厚，处处替别人着想，因此能得人心，能够团结方方面面的人为共同事业而奋斗。
这几点只是举例。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为什么最离不开的人是。
新中国成立后一年，抗美援朝战争发生了。人们讲到抗美援朝，在领导人中，首先会想到***，其次是；但很少人知道周恩来在这方面的贡献和作用。
抗美援朝的大主意，当然是***作出决断的。战争初期的几次战役，他也指导得十分具体。在前方直接指挥作战的，是彭德怀。人们首先想到他们是很自然的。
周恩来呢？
拿指挥作战来说，周恩来当时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朱德年纪大了，彭德怀在前方，刘少奇主要不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是***在军事方面的主要助手。这场战争，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往经历的任何一次战争不同。这种仗应该怎么打？周恩来每天晚上到总参谋部作战室听取汇报。他对战场上的双方情况，特别是志愿军方面包括团一级单位的状况，了如指掌。对哪个部队正在哪个村庄、哪个山头，都很清楚。志愿军司令部每天的报告要中央指示，在第一线处理的就是周恩来，大事小事都问他。重大的问题，他准备意见后再向***报告请示。直到1952年7月彭德怀从朝鲜回国，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才改由彭德怀主持。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后勤保障是一个极其突出的问题。和国内战争不同，几十万军队在朝鲜前线，从兵员补给到所需的武器、弹药、粮食、被服、药品、医疗器材、生活用品等等，主要都得靠中国后方供应，而且不能有任何间断。新中国建立伊始，许多不可缺少的条件却没有完全具备。这是多么艰巨而繁重的任务！有了东西，又有个如何运送到前方去的问题。这在美军控制制空权，不断密集轰炸、扫射、投掷大量定时炸弹和三角钉等来阻断交通线的情况下，更是何等困难！聂荣臻说：“整个后勤工作，当时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这方面的事情，我几乎每件事都向他请示。他抓得很细。”
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谈判进行了两年。中方前去参加谈判的是李克农和乔冠华。随着边打边谈局面的出现，周恩来就担负起这双重任务。他总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常常前半夜处理战场上的问题，后半夜处理谈判中的问题。谈判代表团每天都要发来电报，报告当天的谈判情况、美方动向、外国记者反映、代表团的意见。***只在谈判的开头、谈判过程中的一些重大关节上，亲自起草电报，进行具体指导。而大量问题都是由周恩来直接处理，特别重要的问题，由他提出意见，请***决定。当谈判进入紧张阶段时，代表团除书面报告外，每天都要在周恩来清晨临睡前用***向他报告一次。现在保存下来的周恩来起草的电报手稿有一百多件。这些电报，都是以***的名义发给金日成和彭德怀、李克农的。谈判桌上，斗争十分复杂，情况千变万化。事情紧急，前方来电必须及时回复。周恩来能以惊人的速度，一气呵成地写出上千字、几千字的回电，***看过，几乎一字不改就发出去了。两人之间何等默契。周恩来工作勤奋、思想敏捷、办事周详的作风和卓越的谈判艺术，跃然纸上。
在整个抗美援朝过程中，周恩来担负的工作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何况他是政务院总理，国内的大量政务同样需要他来处理。1951年夏天，他病倒了，遵照***的建议和政治局的决定，到大连休养了一个多月，这在他一生中是极少有的。
再如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
这是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过去对编制长期经济发展计划几乎没有经验可言，所需的资料也不齐全。困难可想而知。
当时，先在陈云主持下，由各财经部门分别搞出五年期间工作的初步设想材料。这是计划编制工作的重要基础，但还缺少一个整体性的考虑。
1952年7月初，周恩来写信给***并刘少奇等，提出：“在七月份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和外交工作方面。”“对五年计划，当着重于综合工作，俾能向中央提出全盘意见，并准备交涉材料。”这里讲的“交涉材料”，是指同苏联谈判的材料。经过一个月左右的紧张工作，周恩来执笔写成《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的报告》，并提出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在此基础上，由他主持在8月中旬写成《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对五年建设的方针和各项主要指标作了详细的阐述。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有陈云、李富春等）访问苏联，同斯大林和苏共中央交换意见，并商谈要求苏联给予援助的有关问题。
当五年建设的大政方针确定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具体编制工作在陈云、李富春主持下进行。计划草案初稿，又经***、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等于1954年11月在广州用20来天时间仔细地审核修改。第二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
至于在有些领域内，特别是外交工作方面，周恩来不仅是执行者，而且是许多重大决策的提出者，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以及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的临机决断等。这些事情，大家都很熟悉，就不多说了。
二当然，和之间，不可能对任何问题的想法都一模一样。特别是，当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两人在有些问题上表现出有差异，甚至有分歧，那是很正常的。这种状况，在20世纪50年代表现得也比较明显。
总体来说，***无论在政治视野和战略眼光上，还是驾驭全局的能力上，要高于周恩来。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周恩来所以衷心钦佩并服从***的原因所在。但周恩来的周密和稳健，有时对***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他们两人由于所处地位和工作岗位不同，看问题的角度、注意力的侧重点，有时也会有所不同。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周恩来青年时代曾长时间地生活在日本、法国、德国等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他出国访问和参加会议的时间也比较多；而***除两次去苏联外，没有离开过中国。人的认识，总是多少会受到他的经验的影响，这也是构成他们认识上有时产生某些差异以至分歧的一个因素。
先说差异。
195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一年。这一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胜利完成，而苏联模式在发展中已暴露出不少问题，中国领导人正在考虑如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走一条自己的路。这一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这篇重要著作，并成为同年召开的***八大的基调；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的着重点在调整各种关系，把一切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强调：“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完善。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他在这个报告中又说：“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规程，正在日新月异地变革”；“我想在这里稍微多说一点科学方面的事情，这不但因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因为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
以后，他在1963年的一次讲话中又说：“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比较一下，不难看出两人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上，在大的方面一致的同时，着重关注和强调的地方又有着微妙的差异。
但这里说的还只是差异，而没有说分歧。周恩来也强调要处理好各种关系，要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样，***也重视发展科学技术，提出技术革命的问题，而实现工业化是他终生追求的目标。但他认为，只有解决好生产关系问题，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因而他的侧重点往往放在这一方面。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两人在侧重点上有微妙的差异，但并没有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
明显的分歧表现在1956年至1958年的反冒进问题上。
1956年初，***提出在经济发展中“反对右倾保守主义”。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一次全体会议上说：“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当然反对右倾保守是主要的，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一洗，可能会清醒些。”
在这年11月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在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说：“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因为我们缺乏经验和知识，是在不断发现错误、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前进的。一九五三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显然不高兴了。五天后，他在同一个会上说：“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我们曾经泼过冷水，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不也是促退吗？那个时候我们有个促退委员会。后头我们说不应该泼冷水，就来一个促进会。本来安排的是十八年，一个促进就很快。”但他还比较克制，没有对谁提出批评。
1957年10月，***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更尖锐地提出：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多快好省扫掉了，不要多了，也不要快了，“有些同志叫冒了”；另外两个东西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促进委员会。但他还没有点名。
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一开始就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他当众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检讨。3月的成都会议上，***再次批评说：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好做工作。周恩来再次作了检讨，主动承担了反冒进的责任。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和又就反冒进问题在大会上作了检讨。
为什么和会作检讨？这不能简单地用政治压力等因素来解释。周恩来和陈云主管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确实看到存在着冒进的事实。但那时中国领导人对大规模经济建设还缺少经验，又想走出一条和苏联不同的自己的路来。这条路该怎么走？正在摸索中。那时，人们还没有经历“大跃进”带来的种种后果，许多问题还看不太清楚。周恩来在自己写的检讨稿中，作为第一条的是：主席总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考虑问题。这话应该是出自他内心的，他在努力去想通问题。在他看来，高瞻远瞩，以往多次历史事实证明总是比他看得深，看得远，那么这次也许是自己错了，也许群众的积极性一旦充分调动起来后，真会创造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来，而他所看到的赤字等问题不过是一时性的战术问题。他当时的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
这次分歧过去后，毛周两人仍保持着很好的合作关系。但“大跃进”的狂潮是难以避免了。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复杂的现象，用简单的方法去分析是不能把事情说清楚的。即使只是谈新中国初期，***和周恩来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太大的题目。这里所说的，只是一个粗线条式的描述。
发表评论：
TA的最新馆藏[转]&